本文由圖文不符贊助，泛科學規劃執行
一年前，一場狂歡塵爆，讓「八仙」這兩個字成為許多人心裡面的恐懼點。當時網路上的討論中有一部分是責難傷者，像是「如果是我，才不會去參加這種活動，根本玩命！」、「主辦單位沒腦、參加的人更沒腦！」等等，另一部分則是家屬質疑醫療、責怪救人不力。
只是，為什麼這些塵爆酸民要責難傷者？真的只是他們沒有同理心嗎？還是他們可以從責難中獲得什麼？
從內外團體（in-group / out-group）的角度來看，我們經常會覺得自己的團體（學校、朋友群、性別、年齡群）比較好，而產生「外團體貶損效應」（Outgroup derogation）[1]。例如覺得「怎麼會去參加這種活動！」、「還好我不是 Party 咖」「像我就一定不會去……」，是因為這樣想能感覺到自己是安全的。
這就是典型的「責怪受害者」（victim blaming）心態[2]。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根據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3] 我們會傾向將事情發生的原因歸因於受害者本身，認為那是他們自己的特質（沒有科學常識、不愛惜生命等等）造成。只要這樣想，你就可以成功地把可能的傷害跟自己區隔開來了，獲得控制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只是，在做這樣區隔的同時，你也一併區隔了人們最珍貴的兩種情感，同理和愛。
今年三月，小燈泡事件中母親的超級理性，也引來了大家不同的聲音。五月初，鄭捷的槍決重新點燃了死刑存廢的議題。接著是謝金燕與豬哥亮、動保園長簡稚澄吞藥自殺，甚至到近日華航空服員的罷工、企業工會疑自導自演等等的新聞佔據了版面，不論事實如何，我們了解的多或少*，這些不同的新聞事件當中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我們習慣性的評論或責怪當事人，然後在臉書上的討論串，各據一方筆戰起來──儘管我們從未跟當事人說過一句話。
我們哪來的信心？
基模：看到黑影就開槍的那隻手
為什麼我們在網路上總是可以不知道別人的背景就謾罵？搞的好像已經認識這個人很久一樣？根據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與社會知覺（Social Perception）的理論 [4, 5]，我們對於三姊弟布丁、「美女」獸醫、前總統馬英九，都會有一組相關的印象（impression）──不論我們是否真的「認識」他們。
這就是傳說中的基模（Schema），也就是什麼人該長什麼樣子、做什麼（颱風天就是要泛舟阿）、到那裡會發生哪些事情。
舉凡進入加油站要加好加滿（事件）、 去當檳榔西施的人通常也很隨便（人物）、遊樂區的公共廁所一定很髒（地點），儘管這些不一定是正確的，我們還是選擇如此相信，因為我們都是「日常生活當中的理論家」[6]。
有些鄉民會看到黑影就開槍，看到一個人隨機殺人，就說他有反社會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7, 8]，到監獄當志工一兩次就覺得受刑人「眼神冷血」，看到有高中生買手機送給小模，就忠告「投資基金有賺有賠，投資婊子有去無回」，當然，我能夠理解其中有些人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情，問題是他們根本都不認識這些當事人，究竟是倚靠著「什麼」能夠做出這樣的評價與標籤？更何況，很多人是在討論串的後半才加入戰局，他們如何很快的就可以對這個人形成一種假設？
半個世紀前社會心理學家 Kelly 進行了一項著名的實驗 [9]，他請一個嘉賓來兩個班上做 20 分鐘演講，內容完全相同，但──
- 其中一個班級，事先被告知講者是冷漠、批判、實際與果斷的人
- 另外一個班級，事先被告知講者是有熱忱、認真、批判、實際、與果斷的人
結果發現第二個班級的學生，明顯比第一個班級更認為那演講者幽默風趣、而且評價也比較好──儘管他們才認識講者二十分鐘。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可以當鍵盤法官，透過幾秒鐘的新聞或是網路評論，就快速對某一個人進行網路霸凌 [10, 11]。
鬼島失憶症：在一個獸醫死了之後
那麼，為什麼只要有隨機割喉殺人，大家搭捷運就會很小心研讀圖文不符的防身術，幾個月之後還是照常搭捷運滑手機？為什麼有些人要等到一個獸醫服藥自殺以後，才開始重新關心和討論安樂死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總是活在一個失憶的島上？
其實，基模很容易受最近發生的事情影響，因為它在記憶中比較「容易被讀取到」（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A heuristic），如果你正在滑手機看到鄭捷被槍決的新聞，此時公車上看到一個人哇哇瓜啦大叫，你就比較有可能認為他也是精神有問題；但倘若你剛剛看到路邊有幾個喝醉的人倒在紙箱上面睡覺，你就比較可能會推斷這個哇哇叫的男人只是喝醉了 [12]。
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網路上面的留言。
例如前幾天總統馬英九卸任的時候拍了一則短片，影片中他自我解嘲了一下之後（寶寶不是鹿茸，但寶寶不說），回顧了這幾年網友說他做得不錯的政績，引發了下面許多「人將卸任，不忍苛責」的留言：「哎呀，他這幾年也算做得不錯啦，至少改善了兩岸關係」、「最後一刻總算知道要如何跟網友溝通」、「八年以來辛苦了⋯⋯」，這裡面甚至可能有些人，過去半年內罵過馬英九。
發現了嗎？我們的島民不是擅長失憶，只是容易受到最近的事情促發（Priming），影片的內容、前人的留言、最近發生的事件，都可能影響我們對一個人的觀點。
自我驗證預言：反正這些人就是這樣，嗎？
等等，你說他下台了，我們對他的評價會變得稍微好一點，但我是覺得他根本就是卸任之前才在裝萌嘛！他說的那些政績也只是選擇一些好的留言貼上來而已，根本就沒有代表性啊！
的確，態度要改變並不容易，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對馬英九產生一個「水母腦、耳朵長毛」的印象，覺得他事情都處理不好又沒 guts，那麼以後的每一件他所做的事情，你都覺得他只是在秀下限（你可以想像蔡正元最近結婚的例子）。
這就是江湖上人人稱畏的自我驗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當一個老師被告知他們班的學生是「有潛力的學生」的時候，他們對學生也比較耐心，而這些學生因年後的智力測驗進步程度也比別班多——儘管事實上，每班的學生一開始的程度並沒有差別 [13]。
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要中了這招，就再也沒有翻身的餘地，相信有些一開始嗆參去年八仙樂園 party「活該死好」的人，在看了結痂週記以後有一些不同的感覺。自我驗證語言有一個限制是：當我們願意投入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力去認識這個人，那麼我們對他的想法也會有一些改變。
我記得剛到彰師大唸書的時候，有一個學姊長得很像我過去的一個仇人，光是看到她我就覺得不舒服，也覺得她很沒禮貌，在系上遇到都不會打招呼。如果根據自我驗證語言，因為我也不跟她打招呼，她也會覺得我沒禮貌，然後我們會這樣越來越討厭彼此，最後我就會證實：這個學姐果然就是討人厭的人。
但劇情並沒有這樣發展。有一天我去學校參加工作坊，學姐親切的過來跟我打招呼（那時我心裡還OS：不要再假肖了）；後來好多次討論或者是報告，她都蠻有耐心的解釋，也說了一些她自己的個人經歷（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14]，我突然發現，眼前這個我很討厭的學姐的形象，其實只是我過往經驗的投射（Projection），並不是她真正的樣子。
透過更多時間的相處，進入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仔細的閱讀這些八仙塵爆的傷者如何含著眼淚走過這一年，又是多辛苦、多後悔的復健，許多人可以漸漸改變當初「應該死好」、「都是夜店咖吧？」的觀點，走出自我驗證的預言及刻板印象的基模。
有時候討論議題，只是為了逃離自己
當網路文化帶給我們某些痛苦的時候，也可以想一下，我們是否在這些痛苦裡面享受了某些「好處」？其實，大多數網路上面的討論和鄉民湊熱鬧 [15]，目的只是為了下面三個 [16]：
1.尋求刺激：看一些車禍、吵架、獵奇的影片，一邊罵台灣記者平均智商只有 30，把麥克風塞到地震災民的嘴巴前面，一邊卻看得津津有味。
2.扮演英雄：發現自己的留言獲得很多的按讚支持，或是發現有人和自己對戰起來，就立刻正襟危坐打起鍵盤副本，覺得自己的發言攸關國家存亡（或是自己的名譽存亡），忽略了在網路上的討論，大部分幾個月之後就會被忘光光。
3.調節情緒：很多的時候我們藉由關注和討論社會議題，終於可以逃避對自己來說真正重要的議題（你也有「逃離」症候群嗎？）。透過指責安樂死的規定（然後什麼具體的行為也沒做）、在鍵盤上面大聲說要抵制黑心食品、在鄭捷槍決之後大聲地喊「法務部長、中華民國萬歲！」、在地震的時候跑到炎亞綸的臉書上面留言，我們終於可以忘記，那些沒交的報告、拖延的工作、分手的女友、以及好久沒有關心過的家人。
相反的聲音：換個角度想，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不過，近年來的網路討論已經形成了另一外種趨勢，當一個聲音被過度強調的時候，另外一個不同角度的聲音也會冒出來（死刑存廢、核四議題、輔導受刑人的倫理等等）。鬼島湊熱鬧的文化，同時也有一個解藥是，我們亞洲人相較於西方人，更容易注意到背景和脈絡的影響，運用整體的思考（holistic-thinking）[17-19]。
雖然，根據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FAE）[20]，當一個人做出某些行為的時候（參加八仙樂園的 party、說下雨導致地震、說一句「然後他就死掉了」），我們很容易覺得那是他這個人「本來就是這樣」（他們大概都是玩咖吧、腦袋有洞吧、部長是沒有同理心的人吧？），而忽略了情境的因素。
不過，當事件發酵一陣子之後，我們也會開始注意到「這個人」以外的問題：
八仙塵爆：如果去年這個時候正妹約我去八仙 party ，我會去嗎？
「然後他就死掉了」：就算前部長說話欠周詳，那我們可以用「拉肩帶」來調侃她嗎？
Selina離婚：雖然大家都很錯愕，但是什麼是一個「好的妻子」的角色？豬哥亮和謝金燕的劇碼我們都很清楚，可是在那背後，是不也隱含了我們對於一個家、一個父親的職責、有一種特定的期待 [21, 22]？而在我們談論這些的時候，我們真正了解這裡面所有的當事人嗎？
網路討論的「心」可能
當一個社會事件發生，我們很容易只根據片面的訊息，就用基模腦補所有可能的情景，然後隨著後續的事件爆發，逐步的驗證自己的預言。我們在社會事件裡面湊熱鬧、當英雄、找樂趣，藉由遙遠的祈福、鍵盤的伸張正義，來忘記自己切身的議題。為了保護自己脆弱的自尊、僵化的思考，我們選擇相信「壞事只會發生在壞人身上」、「殺人本來就該償命」，任「責怪受害者效應」（victim blaming）[23] 與「行為者-觀察者偏誤」（Actor-Observer Bias）[24] 發酵，覺得他們都是罪有應得，惡人惡報。因為在我們的心裡面，有一個公平世界假設（belief in a just world）[25, 26]：如果有一個人發生了不好的事，那麼這個人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就這樣，我們終於可以安心的覺得：「沒關係我是好人，所以壞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但網路從來就不會只有一種聲音，當潮水退了，很多沒有穿褲子的人也會慢慢跑出來，於是我們開始選邊站、往支持論點靠攏極化（group polarization effect）[27]、區分內外團體（in / out group bias）等等 [28]。當我們開始發現在這些責怪當中的性別議題、開始看見文化和價值觀對我們的影響、開始注意到一件事情的發生並不是只有那個「當事人」，還有很多的情景脈絡需要被考慮。這樣的一種開始，就可能讓我們對被害者與加害者有更多的同理，也讓網路有一種「心」的可能性。
有一天你可能會發現，那些你在網路上被激發的情緒，往往都不是源自於事件本身，而是因為它勾起了許多過往你不公平的回憶。當你終於能夠從社會事件裡退出來，回頭看看自己，或許會看到，那些你一直都不願面對的恐懼。
註解
*當然有些人是比較了解才評論的，只是這些更為複雜的模式，需要投入更多的認知思考、努力的去理解和分辨問題（中央途徑，central route)，但往往，情緒會跑在理性的前面（邊緣途徑，peripheral route ），尤其是你還有很多貼文要看的時候。
延伸閱讀與參考文獻
- [1] Brewer, M.B.,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Ingroup Love and Outgroup H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9. 55(3): p. 429-444.
- [2] Janoff-Bulman, R., C. Timko, and L.L. Carli, Cognitive biases in blaming the victi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5. 21(2): p. 161-177.
- [3] Jones, E.E. and V.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7. 3(1): p. 1-24.
- [4] Eiser, J. R.（1986）。Social Psychology: Attitudes, Cognition and Social Behaviou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 T., G.、D., K.、E., N. R.（2005）。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Norton & Company。
- [6] Aronson, E.、Wilson, T. D.、Akert, R. M.（2015）。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余伯泉、陳舜文、危芷芬與李茂興譯）（第8版）。台灣：揚智。
- [7] 陈利 （2007）。 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犯罪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crime]。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 01），頁 88-89。
- [8] 赵桂芬 （2005）。 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变态人格之关系探析[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Psychopath]。犯罪研究（2005年 06），頁 36-41。
- [9] Kelley, H. H. （1950）。 The warm‐cold variable in first impressions of pers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4），頁 431-439。
- [10] 廖國良、黃正魁、張仁俊、劉籹君 （2012）。 臺灣網路霸凌之實證研究[The Empirical Study of Cyberbully in Taiwan]。資訊與管理科學， 5（1），頁 31-55。
- [11] 劉念肯 （2013）。 網路霸凌的特徵與課題。諮商與輔導（336），頁 2-3。
- [12] Tversky, A.、Kahneman, D. （1973）。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Cognitive psychology， 5（2），頁 207-232。
- [13] Rosenthal, R.、Jacobson, L. F. （1968）。 Teacher expectations for the disadvantaged。Scientific American， 218（4），頁 19-23。
- [14] Tolstedt, B. E.、Stokes, J. P. （1984）。 Self-disclosure, intimacy, and the depenetration proces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1），頁 84。
- [15] 朱美瑰 （2008）。 網路犯罪新型態～看不見的拳頭：青少年網路霸凌現象初探。諮商與輔導（268），頁 6-10。
- [16] 陆时莉 （2006）。 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社会控制的心理分析[Impact of Media violence on Juvenile Crime & Delinquency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social Control]。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 04），頁 20-22+28。
- [17] Masuda, T.、Nisbett, R. E. （2001）。 Attending holistically versus analytically: comparing the context sensitivity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5），頁 922。
- [18] Miyamoto, Y.、Nisbett, R. E.、Masuda, T. （2006）。 Cultur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perceptual affordances。Psychological Science， 17（2），頁 113-119。
- [19] Nisbett, R. E.、Peng, K.、Choi, I.、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108（2），頁 291。
- [20] Tetlock, P. E. （1985）。 Accountability: A social check on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頁 227-236。
- [21] 王行 （2013）。 失業單親爸爸生命敘事中的男性社會處境探究與再認識[A Narrative Inquiry for Unemployed Single Fathers: Life Stories that Represent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Masculinity]。輔仁社會研究（3），頁 111-150。
- [22] 董秀珠、楊連謙、林萬億 （2004）。 當丈夫不再為經濟的靠山時：夫妻間的權力與運作過程[The Marital Power Processes of Couples Which Husbands are Economically Dependent]。應用心理研究（24），頁 147-182。
- [23] Janoff-Bulman, R.、Timko, C.、Carli, L. L. （1985）。 Cognitive biases in blaming the victim。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2），頁 161-177。
- [24] Park, J.、Choi, I.、Cho, G. （2006）。 The actor-observer bias in beliefs of interpersonal insights。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7（6），頁 630-642。 doi: 10.1177/0022022106290482
- [25]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頁 795-817。
- [26] Lerner, M. J.（1980）。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Springer。
- [27] Myers, D. G.、Lamm, H. （1975）。 The polarizing effect of group discussion。Am Sci， 63（3），頁 297-303。
- [28] Sunstein, C.、Hastie, R.（2015）。破解團體迷思：如何把團隊變得更聰明，讓集體決策更有智慧？(Wiser: Getting Beyond Groupthink to Make Groups Smarter)（黃庭敏譯）。台灣：三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