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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禹再世(四):滯洪空間 都市防洪萬靈丹?

李柏昱
・2014/12/20 ・3429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43 ・八年級

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要在高密度的臺灣都市中興建滯洪池,土地取得費用驚人且不見得具有效益,如何經濟有效地創造大量滯洪空間,是臺灣都市面臨的問題。圖為臺中秋紅谷滯洪池。(圖片來源:WikimediaCommons作者:*嘟嘟嘟*)
要在高密度的臺灣都市中興建滯洪池,土地取得費用驚人且不見得具有效益,如何經濟有效地創造大量滯洪空間,是臺灣都市面臨的問題。圖為臺中秋紅谷滯洪池。(圖片來源:WikimediaCommons作者:*嘟嘟嘟*)

李柏昱 |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為解決都市的淹水問題,興建滯洪池成為臺灣各地新一波治水的新潮流,日前聯合報即報導台北市政府計畫在全市廣設 281 個滯洪池,高雄市本和里與寶業里滯洪池近年也陸續啟用,台中秋紅谷更成為都市觀光新景點。本次專題請到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的李天浩教授,他長年關注臺灣都市淹水問題,邀請他分享台灣如何在高度集中、寸土寸金的都市水泥森林中,創造滯洪空間,迎戰氣候變遷?

滯洪池:儲蓄暴雨、緩解洪峰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定義,滯洪池為「在河床或基地水路構築橫向構造物,或以挖填土方產生窪地,藉由所製造之空間暫時儲蓄暴雨逕流以調整洪水流量之池堰構造物。」

定義文謅謅的講了一堆,簡單來說,滯洪池就如一座大型的蓄水池,可以位於河川沿線,或者是在平原當中挖一個大坑洞,大雨來襲時可提供儲水空間暫時儲存來不及宣洩的水量,避免下游的排水系統超出設計容量而淹水。滯洪池能起到演調節洪水、延緩洪峰來臨時間、增加入滲、減少水患發生等等功用。

與蓄水池不同的是,滯洪池並非為完全封閉的儲水空間,而設有讓水自然流出的出口,能利用重力排水的方式,使滯洪池裡的水能逐漸從開口處適當排出。滯洪池在規劃興建時就必須考量周遭排水系統能處理付的流量,避免大量流出釀成災禍,由於水能持續不斷自滯洪池流出,因此池內可留較多空間容納洪峰流量。另外有一種貯留池,型態上就與蓄水池相當類似,水只進不出,並未設置讓水自然流出的出口,必須仰賴抽水機等方式將水汲出排放,故一旦裝滿就不再具有調洪功能。台北市政府預計興建的第一個蓄洪設施,便是位於文山區捷運辛亥站的萬隆10號貯留池。

台灣都市高密度發展,滯洪池成效不彰

不過李教授指出,台灣高密度發展的都市特性,導致滯洪池的土地取得成本相當高昂,而且地點選擇受限。折衷之道是使用公家機關土地或禁限建的公共設施預定地,但這些地點通常不是設置滯洪池最理想的位置,加上因為規模不大,面對極端降雨只是聊備一格,成效不彰。

李教授舉萬隆10號貯留池為例,萬隆10號貯留池位於捷運辛亥站斜對面的辛亥路與萬美街口,原是辛亥國高中預定地,設計容量13,500立方公尺,預定民國107年完工,希望疏解興隆路淹水問題。這個地區因為位於谷地,北邊為福州山,南邊為景美山,大雨來襲時兩座山的雨水匯流至興隆路,一旦降雨量超出當初興隆路排水系統設計標準,就會出現淹水情形。

然而,李教授表示,萬隆10號貯留池並不是整個集水區的最低點,離地勢最低的興隆路還有約700公尺,比最低點高上3.5公尺,且位於福州山一側,只能處理整個集水區21%左右的雨水。政府試圖解決水患的立意良好,但因受限於都市發展現況的限制,超高額的成本使興建滯洪池效益偏低,如何利用其他更具成本效益方式解決都市水患值得深思。

海綿都市真能解決台灣都市淹水問題?

萬隆10號貯留池的問題,彰顯台灣都市淹水問題無法單靠政府興建滯洪池就能解決。李教授認為必須謹慎思考貯留、滯洪、透水設施是否適合高密度的台北盆地與臺灣的都市?這些源自中緯度溫帶國家的治水策略,如增加入滲、滯留設施等,適合低密度都會和非持續性、中低強度的降雨事件,但面對台灣又快又急又多的降雨,這套方式是否可行?

海綿都市強調藉由提升都市綠覆蓋率、透水鋪面,減少大雨過後的逕流量。然而,李教授說,即使綠覆蓋率相對台灣高出甚多的美國城鎮,例如阿肯色州的特魯曼市(Trumann),在連續數日降下約178公厘的降雨後,地表土壤也已飽和,當地媒體發布警告若降雨持續極可能發生淹水。反觀台灣的氣候條件,颱風、梅雨等事件降雨總量與強度極大,數小時內就可能降下200公厘以上的降雨,地表入滲所能處理的水量只能舒緩淹水災情,完全無法避免淹水。

美國阿肯色州Trumann,從圖中可見即便該城綠覆率相當高,也只能應付連日200公厘的降雨,達到土壤入滲量的極限。(圖片來源:Google Earth截圖)
美國阿肯色州Trumann,從圖中可見即便該城綠覆率相當高,也只能應付連日200公厘的降雨,達到土壤入滲量的極限。(圖片來源:Google Earth截圖)

因此,面對台灣的降雨環境,李教授認為貯留、滯洪、透水鋪面的效果有限,如果想藉由興建滯洪池徹底解決都市內水問題,滯洪池體積勢必相當龐大,對土地昂貴的台灣都市來說幾乎不可能!海綿都市只能適度減緩都市的淹水嚴重程度,無法徹底根治。

鼓勵民間興建滯洪空間,提高防淹與衝擊減輕能力

因應氣候變遷,李教授認為台灣都市必須採用多管齊下、財務上可行以及民眾可接受的洪患調適策略,針對台灣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與降雨條件對症下藥。李教授認為,由於氣候變遷的時間尺度長達數十年,正好與都市更新所需的時間尺度一致,透過都市更新逐步提高都市的防洪能力、增加滯洪空間,是長期財務上可行且有效的調適策略之ㄧ。

李教授提出,可透過容積獎勵的方式,鼓勵道路兩側民間建築物興建地下滯洪設施,誘使建商在興建建案或進行都市更新時,於地下預留滯洪空間,創造政府節省經費、建商獲得容積、民眾不會淹水的三贏局面,透過整合民間力量,在人口與建築稠密的台灣都會區,以預算可行的方式逐步創造出大量的滯洪空間。

此外,都市中的校園、公園綠地、運動場、停車場,都可藉由工程設計而具備滯洪功能,並由政府進行通盤規劃,利用排水與道路系統將水導引至上述空間,增加滯洪設施的空間配置彈性。

李教授指出,面對氣候變遷,都市淹水威脅與日俱增,追求讓淹水衝擊減至最低的調適策略需要政府與社會共同努力。具體可行的方式包含:強化現有建築物的防淹能力,例如一樓和地下空間入口加裝擋水閘板、在閘板內側的攔截水溝、蓄水池和抽排水機;強化排水系統;避免將機電、網路、通訊設備設於地下室,並將上述這些調適作法納入新的建築法規當中。

要在高密度的台灣都市創造大量滯洪空間,可以透過容積獎勵的方式,讓建築興建時就能預留防淹與滯洪空間。(圖片來源:李天浩)
要在高密度的台灣都市創造大量滯洪空間,可以透過容積獎勵的方式,讓建築興建時就能預留防淹與滯洪空間。(圖片來源:李天浩)

李天浩教授強調,近十年許多治水觀念與做法都還在改善調整,他所提出的方法並不代表全部的解決方法。21世紀都市將面臨氣候變遷與降雨極端化等新挑戰,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降雨會不斷超出過去水利工程設計的防洪標準,必須政府結合民間力量,逐步增加都市的滯洪空間與調適能力,才能讓不確定的未來洪患損失減至最低。(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科技部-科技大觀園「專題報導」。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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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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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都市計劃所研究生,現為防災科普小組編輯。喜歡的領域為地球科學、交通運輸與都市規劃,對於都市面臨的災害以及如何進行防災十分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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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魚半身酥脆、半身活著,你吃不吃?」──吳介民的中國田野札記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0/25 ・5188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投入中國研究超過 25 年,走訪各地,訪談數百位人士,累積無數田野間的省察。有難熬的飲食挑戰、敏感紅線的應對,更有訪調記錄的獨門技巧。「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研究員,探看社會學家如何以深厚學養為基底,犀利洞察為工法,從各種田野情境提煉出獨特體悟。

二十五年磨一劍

1992-93 年,吳介民和幾個朋友懷抱雄心壯志,拍攝紀錄片《台胞》,影片中記錄了第一代台商、台幹到中國發展的歷程。但首映會上,「證據不足」、「觀察片面」……來自各方的尖銳提問炮火隆隆。

當時,吳介民發下豪語回應:「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但他足足花了 25 年,直到 2019 年,才終於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而這期間,吳介民踏遍中國各地,田野現場的體悟、震撼與衝擊,成為建構理論框架之餘,另一種深刻的剖析透視。對他來說,拋開條條框框的縝密學術思辨,田野總有說不完的糗事趣談,和許多放不進嚴肅政治經濟分析裡的人情世故。

吳介民走訪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他想著或許哪一天,能以更具文學性與後設反思的筆觸,寫下那些照片裡外的省察與體悟,那是一個年少時歷經鞋廠童工、自助餐幫廚與水餃師傅,而後才成為一位政治社會學者,所親身經歷過的中國。圖為吳介民(右)到河南遂平田調,包了一台改裝三輪車,當時遂平縣城只有這條大街。圖/吳介民

社會學田野的飲食日常

首先是吃。

飲食,是田野中滿載意趣,也最接近庶民生活之處。年少時,曾歷經賣麵、幫廚、包餃子的吳介民,終日與鍋碗瓢盆為伍,對中國各地飲食文化頗有一番觀察。好比四川菜,餐餐又麻又辣,吃來爽快。但他也曾經在路邊大排檔(路邊攤),大啖一鍋鍋鐵桶涮的麻辣燙後,整整三天腹瀉不止,連喝一口水都忍不住欲嘔。

這些經驗只稱得上「家常」。在田野現場,常得透過在地嚮導與朋友的引薦,打入當地人際網絡,「入境隨俗」是研究者必得錘鍊的本事。

1994 年,吳介民跟著一對中國民工情侶小董與小琴返鄉。火車抵達河南駐馬店市,只見月台上不斷湧現穿著藍色衣服的農民人海,十幾分鐘都未間斷。他回憶起那一幕,彷彿就是發展經濟學家路易士(William Arthur Lewis)「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的真實呈現。

當他們終於去到小琴家中,甫才坐定,小琴的母親便端來一大碗盛滿了五顆雞蛋的甜湯。吳介民不做他想,幾分鐘內立刻大口喝下,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他如是說:

幾乎是以狼吞虎嚥的吃相,來回報主人們的熱情,這是我進入田野的儀式。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依靠大量來自鄉村的農民工,民工的工資、福利與一般勞工區隔,長期遭受體制剝削。吳介民隨同一對民工情侶返鄉,中堂貼著兩幅春聯,隱含了政治標語,「四化」即意指四個現代化,對聯中間則有毛澤東等人的圖像。 圖/吳介民

田野中的「政治」:蛇肉沙西米、活魚生吃

吳介民在《尋租中國》以「廣東模式」為代表,分析中國如何在政府與資本共謀合作下,順著全球產業鏈打造出世界工廠。其中,台商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推手。

吳介民在廣東訪談大量台商,受訪者熱情款待下,經常得出入野味食肆。餐廳門口如同當年華西街,吊掛了玲瑯滿目的大蛇小蛇,現點現殺。一入座,眼前是一盤盤現宰帶皮蛇肉、薄切沙西米,豐盛鋪滿整桌。眾人殷切招呼,吳介民就算內心發麻,也只能硬著頭皮吃下特別留給他的「珍饈部位」,面不改色挾起薄切蛇片涮來吃。

不過,最衝擊的一次田野食記,還得說起河南的「吃魚記」。

那時,吳介民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陪同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前往河南西部的工廠考察。當地難得有知名西方學者來訪,一行人被視為重量級上賓,縣委書記、市長皆現身陪同,還特別準備「上賓等級的河鮮」款待。

誰知,上桌的是讓吳介民畢生難忘的一幕──眼前,一條半生半熟的大魚,魚的下半身已炸得酥脆,上半身卻還睜著眼、鼓著嘴!

吳介民心裡震撼萬分,感官全被猛烈衝擊。此時,席上的幹部則開始熱情邀請貴賓享用。「如果在現場,你吃不吃?」

黎安友二話不說、筷子挾起就吃下第一口。身為學生的吳介民,便拿起筷子跟著吃了第二口。眾人一口又一口,多年後他仍記憶猶新,直至吃到幾剩魚骨,那條魚才差不多斷氣。

「這就是『玩政治』。一方面突顯他們的熱情待客,端出最頂級的烹飪技巧款待;另一方面也是試膽、示威,你怕了,他的氣勢就贏你一截。」

1995 年,吳介民(右一)跟黎安友(右四)訪問四川巴中深山村落,與村民合照。吳介民回憶,前往村落的途中,車子一路盤旋山路,一邊是山壁、一邊是山崖,一行人歷經夜半迷路、拋錨,驚險萬分。圖/吳介民

活魚生吃是田野第一堂震撼教育,但更令吳介民驚詫的是田野後的提煉。

返國後,黎安友在美國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一篇長文,討論中國改革開放,文章劈頭就提起這個吃魚的故事。不過,長期關注人權的黎安友,並未教條式批評中國人殘忍、缺乏動物權,反而巧妙作了比擬轉化。

他把那條半生半熟的魚,比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當上層、國家還整天談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面早已是完全熟透的資本主義!

「我太佩服我的老師,這對我的田野經驗是一次雙重教育。」

「你們臺灣人搞臺獨!」急智化解敏感時刻

社會學家的田野歷練,有衝擊、有反芻,偶爾也有驚險。除了另類食物的考驗,杯觥交錯之際,往往可能閃現敏感話題。

1994 年 8 月,吳介民人在溫州訪調,同年 3 月底,杭州發生千島湖事件,24 名臺灣觀光客遇劫遭害,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強烈抨擊中共政權「像土匪一樣害死我們那麼多同胞」,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那天,吳介民早上和幹部訪談完,午膳對方作東。幾杯黃湯下肚,突然有人衝著他發難:「你們臺灣人搞臺獨!」大聲嚷嚷之際,還要他給個交代。現場一陣尷尬緊繃,全等著吳介民反應。

「大家稍安勿躁,我現在還沒有要宣佈臺灣獨立。」這一番妙語瞬間讓整桌人笑了出來,化解原本僵滯的氣氛。

「不能太正經,不能像韋伯,不然會死得很慘。」吳介民笑得開懷。

中國鄉村牆上經常可見大幅標語,吳介民笑稱:「你得反著看。」「存款光榮」意指要求「強迫儲蓄」,圖中為典型的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大量農村青壯人口到沿海工廠打工,村裡就剩下老人、幼兒。圖/吳介民
每日一班的長途客運,固定從村子來回四川的縣城。社會學田野如何以此為觀察線索?吳介民解析,招牌背後便可能看出「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的跡象,意即村內有固定人口往返縣城打工,足以每日派送一班客運。他們通常是相互介紹,長途移動到城內當民工。圖/吳介民

田野調查準則:跟牢你的領路人

吃喝之外,吳介民當然也結交了不少友人,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報導人「柯老師」(化名),是他在中國的良師益友。

「他帶我到處訪談,跟著他,我也學很多,學到中國人經過文革的痛苦跟刻苦耐勞。他以前是瘦子,可是現在不管吃什麼,湯湯水水一滴不剩,最後剩炒菜的油水,他也會用白饃(饅頭)涮到完全乾淨,所以後來變得很胖。」

柯老師能省則省的個性,也體現在交通上:若能夠坐最便宜的一毛錢大巴,他絕不坐一塊錢的中巴。「人類學調查的第一準則,你要跟著嚮導做同樣的事情。」吳介民當然也亦步亦趨地學做當地人。

有次,他們要去附近村子訪查,柯老師索性連巴士都不願搭,準備兩台腳踏車騎過去。到了才知道,地圈了,整個村子幾乎毫無產業,完全仰仗借貸過日。但最荒謬的是,接待的村書記竟然開著一台賓士,「所以柯老師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在騙,全都是假大空。」

吳介民拍下的路邊菸攤,琳瑯滿目的當地香菸品牌,但從包裝設計上可看出不少皆仿自世界知名廠牌。圖/吳介民

簡碼速記,帶走關鍵數據

走訪天南地北的田野路上,雖然沒有真的碰上大麻煩,但還是有觸碰政治紅線的緊張時刻。

因為擔心臺灣身份敏感,對方不願意透露太多,柯老師多半介紹吳介民是歸國華僑。還在讀博士階段,有一回他們訪問地方幹部,聊天興頭正扯開,吳介民脫口而出「黨部」二字,沒幾分鐘後,柯老師就急忙拉著他走了。

後來柯老師解釋,原來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才有黨部,中國只有黨委、黨組,而這一字之差可能就會露底,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研究中國政經體制與社會變遷,確實具有敏感性,即使經過多年,許多中國人聽到中研院直屬總統府,往往會從他們的既定經驗出發,認定吳介民一定是搞情報!不相信他是單純、獨立做學術研究。小小誤解無傷大雅,拿不到關鍵資料才令人頭大。

為此,吳介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田野技巧。比如,他發展出一套簡碼系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記下大量資料,一記下後立刻銷毀原件,避免帶來危險。另外,他也隨身帶著一本迷你小本子,與受訪者談到一個階段,便趁著上廁所,火速記下難背的數據,晚上再還原。

「所以我在中國做田野,盡量晚上都不約訪談,因為晚上一定要消化白天的資料。」

吳介民長期田調的一個東莞村落,周遭是高檔商業區,包圍著原本的老舊村區。村裡可見中國現代化付出的各式成本,廢水排放、土地汙染、廢棄垃圾。在當地田調,他被禁止拍照。圖/吳介民

中國崛起的背後點滴

從 1990 年代投入田野,二十多年過去,吳介民可謂見證了中國快速現代化的巨變,也從各種跡象洞察其中各式影響。

1994 年,他在河南西部縣城街上逛商場,順手拍下一間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店主卻特別在牌子上標示摩托車是「臺灣機」。更令人咋舌的是,一台摩托車要價人民幣 12,500 元!這在 1994 年的中國,有誰買得起?

吳介民分析,那必定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當時,那些負責接待的地方幹部,手上常常拿著小小一台手機,而不是笨重的「黑金剛」,相當程度反映了幹部階級的經濟能力。這也反映出他在《尋租中國》一書談及的「官僚尋租模式」,手握貿易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可以透過政策法規合法地獲取經濟利益,既為地方招商,也為自己賺得高額利益。

當時中國流行的都還是港台明星,電視上播的是包青天,在在顯見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臺灣因素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到河南濟源市參訪時,吳介民遇上一間名為「臺北大酒店」的餐廳。他好奇走入一瞧,只見接待大廳牆上,有模有樣地掛上標註巴黎、倫敦、北京、紐約、東京的時鐘,但每個時鐘的「分針」指向完全都不同,代表時間根本不對。

「這就能看出他們對現代性的憧憬,但卻都不到位,走鐘了也不在乎,顯示那是不夠精準的現代化。」

吳介民指著照片解釋,再次展露田野觀察的精細功力。

1995 年,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巴中鎮,黎突然指著路旁要他看,原來是工人正把牆上寫有毛澤東最高指示的紅字,用白漆一一塗去,上頭寫著:「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

殘缺消逝的毛語錄,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凝結在吳介民的影像裡,成為那段田野歲月永恆的印證,此曾在。

1995 年 9 月 4 日,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偏遠小鎮上,卻目睹工人正用白漆抹去牆上的毛語錄,彷彿也見到一個時代的消逝終結。圖/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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