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面積有多大？

命名與繪圖

• 文 | 貝鳶業如

偉大的十八世紀瑞典生物學家林奈，將生物世界組織成有條不紊的階系，其間每種生物都有個名字，都在生命家譜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是確立了自然史各個分枝的課題。為事物命名是種近乎神聖的行為，是一種賦權且令人滿足的工作，而分類學（及大量的標本剝製）也在十八、十九世紀成為新興自然科學的主軸。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然史博物館體現了科學時代的精神；這些建築裡塞滿了填充過的鳥類、骨骼、化石、結晶等大自然奇珍，被命名、被馴服、埋葬在玻璃匣子裡。

地質領域中可資分類的東西（岩石、礦物、化石、地形、礦物沉積、褶皺、斷層等）之多，使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由於無法對這些特徵的形成，提出統一的起源模型，分類架構便使人對大自然的變化性，抱有一種有限且穩固的安心感。有些地質學實體（如礦物）很容易便落入定義明確的分類範疇，而十九世紀那些關於礦物的博學論文（如一八六九年耶魯大學教授戴納那卷帙浩繁的《礦物學手冊》）至今都還在使用，乃是史上同類概要書籍中最為完備者。

但其他的地質現象則拒絕被分類，連當時最聰明的人，也掙扎著要確立理想化的柏拉圖式分類範疇，好為難以駕馭的現實罩上結構。

由於經濟上的重要性，發展出一種普世的礦物命名法則在當時是第一要務，但後來證明了這實在是出了名的困難（某程度上而言，至今依然如此）。

以發現於某一特定地區的礦物為基礎的礦石譜系理論都各有特色，而分類架構總是與這些理論夾纏不清。

十八世紀晚期的歐洲到處都是礦業學校，德國、瑞典、法國的學程更是格外蓬勃。許多學程都只由一名遠見思想家和學徒組成，由學徒協助宣揚大師的體系。德國佛萊堡的「水成」學派是由莊嚴的韋納（一七五○～一八一七）領軍，他提出所有岩石和礦石沉積都自海水沉降而成的概念。而在瑞典的烏普薩拉，華勒流斯（一七○九～一七八五）執著於古老冶金學的金屬質變信念，而提出了一個現代觀念，認為了解礦石礦物的關鍵，在於其化學特性（而非顏色等外在的屬性）。在巴黎，由藥材商轉行成為礦物學家的魯埃（一七○三～一七七○）和他更為知名的學生拉瓦榭（一七四三～一七九四），也發展出關於岩石和礦石本質與分布的早期理論。

不過，這些理論只有少數對真正的採礦實務造成影響；礦工的經驗和直覺大體上還比較可靠些。但這些礦業學校卻標示著一種重要的新哲學：地球及其礦物資源是可以分析的，最終也是可以理解的。

赫登的均變說原理（參見第二章）是以他在愛丁堡和蘇格蘭邊界所觀察的岩石為基礎，之後再將地球「合理化」而成。他對西卡角非整合的解釋及其所「發現」的時間深處，顯示主宰地球過去的物理定律，也同樣主宰著現在（赫登的觀察也記錄下火成岩的存在，這是對韋納等水成論者的一記重擊）。

赫登的著作似乎肯定了地球的行止有其邏輯而且可靠，或許不是一成不變，但卻能夠為人所理解：在這個球體的固態部分觀察到明顯無序和混亂的哲學家，現在導出一些結論：以前地球的組成裡，曾經存在過一種較有規律也較一致的狀態；過去曾發生過一些毀滅性的改變；地球的最初結構，已被不論是自然或超自然因素所導致的某些猛烈活動打斷和干擾。

此類結論都是由地形外觀推導而得，而現在，在我們努力要建立的理論當中，所有這些地貌都有了最完美的解釋⋯⋯在解釋實際存在之物時，根本就不需要訴諸任何非自然的邪惡假說、任何大自然裡的毀滅性意外事件，或超自然原因的介入。

我們很滿意地發現，大自然有其智慧、體系和一致性⋯⋯我們當前詢問的結果便是：我們並未發現開始的痕跡，也看不到結束的可能。

科學闡釋的時代與歐洲人在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殖民定居的時間相一致（也一向被用來當作這些行為的合理化藉口）。

探險行動的目的，是要記載下邊土的動、植物和礦物寶藏。劉易斯與克拉克所帶領的一八○三至一八○六年北美考察行動，留下了一些細節豐富、有著細心插圖的筆記本，正是這些官方委託製作的報告當中最好的一批。在美國，為了評估並測繪全國的資源，聯邦和州都成立了地質調查處。這些機構負責進行普查，也就是從事計數和估價，對無限和模糊的有限做出推算。

地質調查處主任鮑威爾（他本人曾領導過一次大規模的美西地質探查）於一八八八年向國會提出第七屆地質年度調查報告，他在其中提到，製作精確美國地形地質地圖的計畫，在戰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

鮑威爾是第一個繪製科羅拉多河下游和大峽谷地圖的人，他對地圖的力量大感讚嘆。地圖就跟分類架構一樣，賦予使用者一種自己擁有所繪題材的感覺。地圖將荒野微型化到可以握在手中、可以用心眼去觀看。

地圖與調查對一八六二年的「美國公地放領法案」和一八七二年的「公眾採礦法」至為重要，兩者都以洛克的原則為基礎，認為任何耕耘一小片土地（且能界定其範圍）的人，便是該土地的合法擁有者。

公地放領法案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廢止！），公眾採礦法直到今天都還有效。公眾採礦法是駭人的過時立法，現在仍舊容許任何人能以低於每英畝五美元的費用，在公有土地上搜尋並萃取礦物，卻完全沒有考慮到此舉可能導致的環境損害。這些聯邦政策及其背後的哲學，也導致史上最嚴重的體制性社會不義——美國政府一再地違反與北美原住民族所簽署的條約。

這些原則都是洛克財產權加值原則的思想外延，亦即能夠理解、命名和測繪自然的人，就有權剝削自然，但原住民的命名和認知體系卻不被承認為合法。

• 作者／海倫‧湯姆森；譯者／洪慧芳
• 前情提要，上一篇《我是誰？我在哪？腦內的導航系統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呀？——《錯把自己當老虎的人》上》，我們介紹了大腦導航相關的細胞及其運作，接下來讓我們從故事中了解在導航時，地標參照的重要性吧！

你若是發現我的遺體，請聯絡我的先生喬治和女兒凱麗。讓他們知道我死了，以及你在哪裡發現我的，這會是天大的恩賜，無論是距今多少年後。

六十六歲的喬拉汀．拉蓋（Geraldine Largay）稍微偏離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去小解時，並未料到自己會找不到重返山徑的路。人稱喬莉（Gerry）的喬拉汀是退休的空軍護士，曾在家鄉田納西州附近走過其他的山徑，也上過如何走完阿帕拉契山徑的課程。阿帕拉契山徑全長逾兩千兩百英里，橫跨十四個州。喬莉在長達六個月的旅程中，已走了一千多英里。

2013 年 7 月 22 日，喬莉試圖傳簡訊給在附近檢查站等候她的先生。她先生已經在那裡等著為她遞送下一段旅程所需的新鮮物資。她在簡訊中寫道：「有麻煩了，偏離山徑去小解，現在迷路了。你可否打電話給 AMC（阿帕拉契山脈俱樂部），看他們能不能派山徑維護人員來幫我？ 我在森林路徑北方的某處。親親抱抱。」

由於山間沒有訊號，那則簡訊始終沒寄出，所以喬莉直接在那裡過夜。翌日，官方啟動搜尋， 在濃密的林區裡尋找她的蹤影。搜尋行動持續了數週。

2015 年 10 月，一位為美國海軍效勞的護林員發現一顆人類的顱骨，旁邊還有睡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不遠處還有一個扁平的帳篷和一個綠色背包，背包裡有喬莉的東西，整整齊齊地裝在拉鍊袋裡。旁邊有一本佈滿苔蘚的筆記本，上面寫著「喬治，請讀，親親抱抱」。喬莉在筆記本裡寫道，她找不到回山徑的路後，已經走了兩天。她依循訓練課程的指示，搭起帳棚，希望有人可以找到她。筆記本上最後一次註記的日期是 2013 年 8 月 18 日。

雖然我們無法說，喬莉要是當初做了什麼，就可以避免這個厄運。但她在最崎嶇的路段上偏離山徑，無疑使她迷路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在那種崎嶇的路段上，她不需要走多遠，就會被濃密的灌木叢和長相相同的冷杉樹所包圍。那些樹木緊緊地簇擁在一起，你一鑽進去，很快就無法分辨路徑了。你在裡面根本搞不清楚方向，簡言之，那裡毫無地標。

你可能覺得，記住街道盡頭有個郵筒，或辦公室外有個公車站牌，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事實上，能夠識別一些永久的地標，並把它們納入腦海中的地圖非常重要。我們不斷地為腦海中的地圖增添對我們有意義的東西。

想想，如果你需要指引某人從最近的車站到你家。你會用路上的哪些特點來幫他們認路？以我為例，我會指出附近一家裝飾藝術風格的酒吧，一家裡面有超胖海象的展覽館，還有一座埋葬瘟疫受害者的三角形小山。

我們辨識地標的能力如此的重要，所以大腦裡有一個部位專司這項任務，那個部位名叫「後壓部皮質」（retrosplenial cortex）。那裡受損時，就會出現嚴重的導航問題。

——本文摘自《錯把自己當老虎的人》，2019 年 7 月，漫遊者文化。

• 本文接續上一篇：娜美的海圖是怎麼來的？看歐洲世界地圖的發展史——《獻給國王的世界》上

世界地圖的新樣貌

一五○四年前後，義大利製圖師尼可萊．德．卡維里歐（Nicolay de Caverio）繪製了一張在尺寸、布局上，都跟坎蒂諾地圖極為類似的世界地圖。地圖左緣有緯度標記，但沒有赤道、回歸線，也沒有經度尺標。接著，妙事發生了。馬丁．瓦爾特澤穆勒——此君曾根據托勒密的空間展示體系，繪製其一五○七年世界地圖——在一五一六年以卡維里歐的圖為基底，製作了一張嶄新的世界地圖，稱之為《海圖》（Carta marina）。

瓦爾特澤穆勒漸漸體認到，當時海圖製作傳統所提供的地理資料，比成書於二世紀的托勒密《地理學指南》更有價值。不過，他一方面欣賞托勒密經緯度體系的優雅與重要性，一方面也覺得卡維里歐的海圖缺少經緯是種缺陷。因此，他在地圖西緣加入緯度尺標，並且在圖上的世界東半部補上經線，但並未及於大西洋或新大陸（地圖上方的經度標記是手繪的）。他還根據自己深厚的研究，在內陸補上大量的地理資訊、插畫，以及成段的敘述文字（圖 1 ）。

瓦爾特澤穆勒靈機一動之下所做的結合——以海圖為基礎，加上經緯線標記的地圖——遲早會有人這麼作，但他卻是第一個將之落實的人。他的一五一六年《海圖》大為流行。這張圖並非手繪，而是印刷製品，當然會有更多人見到，而且該圖還三度推出新版。

一五二五年，身兼醫生與製圖師的羅倫茨．弗里斯（Lorenz Fries）跟出版商漢斯．格呂寧格（Hans Grüninger）製作了新版的《海圖》，但尺寸略有縮小（相較於 128 × 233 公分、4 呎 2 吋× 7 呎 8 吋的瓦爾特澤穆勒地圖，這張地圖只有 103 × 188 公分、3 呎 5 吋× 6 呎 2 吋），多數的圖說也譯為德文，另外還附上一本小冊子，內容是對世界各地的詳細描述。

弗里斯的一五二五年版《海圖》現已不存，但後續的兩個版本則各有一份複本傳世，分別是藏於慕尼黑的一五三○年版，以及藏於瑞士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圖說以拉丁文寫就的一五三一年版。

海圖的影響

瓦爾特澤穆勒的《海圖》雖然流傳甚廣，但這不必然意味著所有以航海圖為基礎的後出地圖都以瓦爾特澤穆勒的作品為榜樣，加上了經緯度尺規。只是無論如何，瓦爾特澤穆勒的地圖鐵定影響了迪塞利耶的一五五○年世界地圖，因為瓦爾特澤穆勒地圖的複本也有在諾曼製圖師的圈內流傳。

某位不知名的諾曼製圖師，在所謂的一五四七年瓦拉地圖（Vallard Atlas）上，複製了瓦爾特澤穆勒《海圖》上的麥加圖案；迪塞利耶也用了同樣的圖案，來表示尚——富蘭索瓦．德．拉羅克．德．羅貝瓦爾（Jean – François de La Rocque de Roberval）一五四二年在加拿大建立、被他稱之為「法蘭西 ─ 羅瓦」（France-Roy）的聚落（圖 2 與 3）。

迪塞利耶在他的一五四六年地圖上畫了印度的娑提（suttee 或 sati）風俗，而圖案正出自《海圖》。由於迪塞利耶的地圖完全沒有深受過往地圖影響的痕跡，迪塞利耶本人受《海圖》影響的程度也很難斷定。不過，人們仍不免認為迪塞利耶在一五五○年地圖上長篇大論的圖說，說不定就是受《海圖》上大段圖說的啟發。

西班牙人也採用了同一種形式——亦即根據海圖風格所做、外加經緯度尺規的大型手繪地圖——來製作其王家地籍圖（padrón real）。王家地籍圖是官定全國地圖，收入了所有最新的地理發現，由主管西班牙海外探險與殖民活動的政府機構——塞維利亞（Seville）的西印度交易所（Casa de Contratación）定期發行。

一五一三年，巴斯科．努涅茲．德．巴波亞（Vasco Núñez de Balboa）發現了太平洋，西班牙不久後便活躍於這片海域，而且還與葡萄牙一同捲入關乎「香料群島」——摩鹿加（Moluccas）所有權的爭議。爭議點跟摩鹿加群島與一條特定經線——對向子午線（antimeridian）的相對位置關係密切。

一四九四年，《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簽訂時制定了這條經線，以分隔西班牙與葡萄牙在大西洋上的佔有區。有鑑於此，西班牙與葡萄牙出品的世界地圖，都對印度洋、太平洋，以及摩鹿加群島的位置關注有加。例如喬凡尼．韋斯普奇（Giovanni Vespucci，他是探險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姪兒）與西印度交易所首席領航員（piloto）在一五二六年製作的手繪世界地圖——這張地圖據信是王家地籍圖的複製品（圖 4），圖幅很廣（85 × 262 公分，相當於 2 呎 9 吋× 8 呎 7吋），不僅納入太平洋，而且還特別把摩鹿加群島擺在地圖的西緣，上面飄揚著西班牙
旗幟。

當時其他西班牙與葡萄牙地圖皆畫有太平洋，反而二十多年後的諾曼地圖——例如迪塞利耶的作品，卻沒有太平洋。圖上沒有太平洋，可說是這些地圖最鮮明的特色，究其原因，並非當時的人不知道太平洋，亦非未曾量測該地區，而是清楚反映了法國在太平洋並不活躍的事實。而圖在其他方面，諾曼地圖都相當與時俱進，比方說南美洲海岸地區的地名。

手繪地圖的價值

瓦爾特澤穆勒已經讓眾人知道，以印刷機製作大型世界地圖是可行的。其他製圖師的確也有以印刷方式製作大型的世界地圖：義大利探險家賽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的一五四四年印刷世界地圖尺寸為 125 × 220 公分（4 呎 1 吋× 7 呎 3 吋），而一五五八年版的卡斯帕．弗佩爾（Caspar Vopel）世界地圖則有 113 × 194 公分（3 呎 8 吋×6 呎 4 吋）。

但諾曼製圖師仍舊親手繪製他們的巨作。插圖細緻的手繪地圖在視覺上比印刷地圖更吸睛、更美麗，售價也更貴，因此更配得上讓王室與貴族收藏、展示。總之，以現有證據來看，手繪地圖才是迪塞利耶等諾曼製圖師的商機所在。

——本文摘自《獻給國王的世界：十六世紀製圖師眼中的地理大發現》，2019 年 2 月，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