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了解更多PS150助眠益生菌：https://lihi3.me/KQ4zi

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本文由 肺纖維化(菜瓜布肺)社團衛教 合作，泛科學撰文

在現代醫學的警示清單裡，乳癌、大腸癌這些疾病大家都不陌生；但有一個「隱蔽且致命」的威脅卻常被忽視，那就是「肺纖維化」。其中最常見的類型「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其預後往往不太樂觀，確診後的五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常見的癌症還低。

首先，我們得先破解一個迷思：肺纖維化並不是單一疾病，而是許多種間質性肺病的共同表現。當我們聽到「肺纖維化」，腦中常浮現「菜瓜布肺」的形象，患者的肺部外觀充滿一個個空洞與疤痕，像極了乾燥的絲瓜。這精準描繪了肺部組織逐漸硬化、失去彈性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這跟部分 COVID-19 康復者身上、仍有機會復原的肺纖維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肺部為何會變成「菜瓜布」？

為什麼好端端的肺會變成菜瓜布？這其實是一場身體修復機制失控的結果。

「纖維化」的組織，就是肺部間質組織（interstitium）的疤痕化。間質是圍繞在肺泡周圍，包含血管與支持肺部結構的結締組織。在正常情況下，肺部損傷後會啟動修復機制，並再生健康組織。但在肺纖維化的患者體內，這套修復機制卻「當機」了。

身體會不斷地發出訊號，導致負責修復工作的「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被過度活化，進而失控地沉積膠原蛋白疤痕組織，最終在肺部形成永久性的纖維化。

科學家發現，這個過程之所以棘手，在於它是一個「惡性循環」，肺部同時存在著「發炎反應」與「纖維化」這兩條路徑 ，它們相互加乘，演變成難以阻斷的強大破壞力。

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例如抽菸，特定年齡與性別(50歲以上男性)、長期暴露於粉塵環境的工作者(農業、畜牧業、採礦業…)、胃食道逆流者。此外，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的患者，他們併發肺纖維化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人，必須特別警覺。

打斷惡性循環的挑戰，為何只對抗「纖維化」還不夠？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疾病，醫學界長年束手無策，直到 2014 年才迎來一道曙光。美國 FDA 批准了兩種機制不同的新藥：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這兩種藥物的出現是治療史上的分水嶺，首度被證實能夠「延緩」IPF 患者肺功能的惡化速度。

然而，這場戰役尚未結束。現有的治療雖然帶來了希望，卻也凸顯了「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從機制上來看，這些藥物主要抑制的是「纖維化路徑」。

這讓科學界開始思考這個未被滿足的棘手問題：既然疾病的本質是「發炎」與「纖維化」的雙重打擊，那麼，我們是否能找到「同時抑制」這兩條路徑的全新策略，從而更有效地打斷這個惡性循環？

找到同時調控「發炎」與「纖維化」的新靶點

為了解決難題，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一個細胞內的酵素：磷酸二酯酶 4B（PDE4B）。

為什麼鎖定它？讓我們看看它的「雙重作用」機制：

1. 關鍵位置： PDE4B 同時存在於免疫細胞（與發炎有關）與纖維母細胞（與纖維化有關）當中。
2. 作用機制： PDE4B 的主要工作是降解細胞內一種叫 cAMP（環磷酸腺苷） 的訊號分子。cAMP 可以被視為細胞內的「穩定信號」。
3. 雙重抑制： 當我們使用藥物抑制了 PDE4B 的活性，細胞內的 cAMP 就不會被分解，濃度會隨之升高。高濃度的 cAMP 能穩定免疫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同時產生抗發炎與抗纖維化的雙重效應。

簡單來說，鎖定並抑制 PDE4B，就像是同時抑制了免疫風暴與纖維化的工程，有望從雙從抑制打擊這個惡性循環。

全球臨床試驗帶來的新希望

近十年來，全球在肺纖維化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臨床試驗，我們相信，在科學家逐步破解肺纖維化惡性循環的複雜難題後，期盼未來能為無數患者爭取到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與未來。

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面對這個比癌症更致命的對手，雖然現有的治療手段能延緩惡化，但無法逆轉已經形成的肺部疤痕組織，因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對抗肺纖維化最重要的黃金時刻。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科幻小說經典《沙丘》（Dune）裡面有一段情節，是要看看主角能不能抑制當下的動物本能，證明自己是人。

老婦人要主角把手伸進黑盒子裡，承受難以想像的痛苦，同時拿一根毒針抵著主角的脖子，如果主角把手抽出來，就刺下毒針結束他的生命。老婦人說：「你知道動物落入陷阱的時候，會咬斷自己的腿逃走吧？但只有動物才會這麼做。人類會待在陷阱裡，忍痛裝死，這樣才能殺死設下陷阱的人，從此消滅族人的威脅。」

決定情緒表現

某些人天生就比較會壓抑情緒，部分原因，就是每個人的多巴胺受體密度和性質未必相同。

多巴胺受體決定多巴胺分泌的時候，大腦會有怎樣的改變，它跟每個人的基因有關。研究人員測量受試者腦中的多巴胺受體密度（包括受體的數量有多少，以及排列得多緊密），比較受體密度與「情緒疏離程度」（emotional detachment）之間的關係。

科學家用受試者有多麼願意分享個人資訊、有多麼願意與他人交往，來測量每個人的疏離程度。結果發現，多巴胺的受體密度，與受試者的情緒疏離程度呈正相關。受體密度高的人，情緒也比較疏離。另一項研究中，疏離程度得分最高的人，認為自己「冷漠、孤傲、容易記恨」；疏離程度最低的人，則認為自己「太愛照顧別人，容易被利用」。

人們的「疏離程度」大部分介於中間，既不冷漠，也不會天天想要照顧別人，而是依環境決定會怎麼做。當目標在我們身邊，近距離直接接觸，或者當我們關注當下，我們腦中的「當下分子」迴路就會啟動，讓我們變得溫暖而重感情。

但當目標遠在天邊，當下看不到摸不到，或者當我們進行抽象思考或關注未來，腦中的理性層面就會浮現，讓我們變得不近人情。倫理學的「電車問題」，就清楚顯示這兩種思維都在我們腦中：

失控的列車沿著軌道衝向五名勞工，如果什麼都不做，他們必死無疑。不過軌道旁邊剛好有個路人，只要把他推到軌道上讓列車撞死，列車就會減速，五個勞工就能及時逃脫。是你的話，會把路人推下去嗎？

在這種敘述情境中，大部分的受試者都無法把路人推到軌道上，他們會說即使是為了拯救五個人，也無法親手殺死一個人。他們因為腦中的「當下分子」而產生同理心，壓過多巴胺的理性計算。

故事敘述的方式，讓受試者覺得路人就在自己身邊，把他推下軌道的感覺會留在手上；這時候，「當下分子」就會大量分泌，除了最疏離的人以外，幾乎都無法下手推人。

離得夠遠，就殺得下手？

不過既然五官感受得到的周圍區域，最容易受到當下分子的影響，那麼如果逐漸遠離現場，當下分子是不是就沒那麼能夠影響決策？當我們離自己得殺的人愈來愈遠，當我們從當下分子掌控的周圍區域，退到多巴胺掌控的外界區域，我們是不是就更願意，或者說更能夠用一個人的性命來交換五個人的性命？

我們可以先從消除身體接觸開始。假設你站在一段距離之外，手裡握著一個軌道開關；電車正衝向五個人，但你只要扳動開關，電車就會駛向另一個軌道，撞死一個人。這時候，你會扳動開關嗎？

接下來請退得更遠。你坐在辦公桌前，控制全國火車的行駛路線。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幾千公里外的鐵路工人說列車失控，即將撞上五個人；你只要按下手邊的開關，就可以切換軌道，但會讓電車撞死一個人。這時候你會按嗎？

最後我們來到最抽象的情境，一個「當下分子」幾乎無從作用，幾乎只剩下多巴胺的情境：你是鐵路系統工程師，正在設計各種緊急應變方案。你在鐵軌旁邊安裝了攝影機，可以即時蒐集鐵軌上的資訊；而且寫出了一個程式，可以根據當下的狀況即時切換列車軌道。你會讓這個程式在未來遇到電車問題的時候，犧牲一個人去拯救五個人嗎？

這幾個敘述方式差異很大，但結果其實都一樣：
如果要拯救五個人就得殺掉一個人，如果不想殺人就得放五個人去死。

但不同的場景引發的反應卻不相同，很少人願意親手把人推到鐵軌上；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毫不猶豫地讓程式切換鐵軌，盡量減少死亡人數。這就好像我們腦中住著兩顆完全不同的心，其中一顆心只根據理性來判斷；另一顆心則很重感情，即使知道對大局不利，也無法下手殺人。

理性的心只在乎能活下來的人愈多愈好，感性的心卻同時在意其他事情。

多巴胺迴路的活躍程度，大幅影響了我們偏向哪一顆心。

——本文摘自《欲望分子多巴胺：帶來墮落與貪婪、同時激發創意和衝動的賀爾蒙，如何支配人類的情緒、行為及命運》，2023 年 1 月，臉譜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文/Hiuman

前言

泛科學早前刊登了一篇文章《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當中的觀點引來無數爭論。該文作者（于飛）認為「電車難題」是一個「假道德兩難」，並提出了他的解答。本文目的在於指出于飛的解答不成立。

于飛的解答

于飛認為電車問題不是真正的「道德兩難」，要解答其實相當容易。以下兩段引文為于飛的解答：

「電車難題設置過於空洞，基本上取消了「兩難」的困境，涉及如此少量的生命，在你抉擇前，沒有任何更多的內容加以考量。於是令原本可無須以量化作為考慮的問題，被扭曲成只能選擇一人撞死的定局，這也是如此設問底下，「唯一」沒有違反道德的抉擇。」

「可見，涉及生命數量極少的道德抉擇，除了具體的道德情境外，也必須了解生命對象的內容進行道德判斷，假如我們對對象一無所知，不過就是抉擇 「ABCDEF君」的生死，變成了抽象的數字遊戲，毫無「兩難」可言」

于飛認為「改變列車方向」（即，撞死一人的結局）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因為，在電車問題中，基於資訊的局限，我們只能夠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作為道德考量的準則，而按該準則，「改變列車方向」是道德上最佳的選擇。換言之，于飛認為我們應該「改變列車方向」，是建基於「死亡人數的多寡」這個道德考慮之上。

單憑「死亡人數多寡」來作決定？

相信不會有人反對，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作為道德考量的準則，「改變列車方向」是道德上最佳的選擇，因為「改變列車方向」（撞死一人的結局）顯然要比「不改變列車方向」（撞死五人的結局）在道德上更可取。

然而，我們必須要問：為何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無可否認，對大部份人來說，「死亡人數的多寡」是一個道德上相關的因素。在思考電車問題時，很少人會覺得一個恰當的解答，可以完全不考慮「死亡人數的多寡」這個因素。可是，在電車問題中，我們真的應該或真的可以單憑「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對不少人來說，電車問題其中一個困難，正是由於我們不可以或不應該單憑「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決定（而另一方面的困難則是死去五名工人的結局（相比死去一名工人）卻又相當不可取）。若果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是成功的，則他必須証立「我們應該或可以單憑「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若他未能証立這一點，他對電車問題的解答將會不成立，因為他根本未能解決人們在選擇上所面對的困難。

根據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他的理由很可能會是：在電車問題中，由於唯一可供道德考量的準則，就是「死亡人數的多寡」，因此，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這種思考可以理解如下：

1. 「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因素。
2. 若「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因素，則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
3. 因此，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

「死亡人數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因素？

我們首先談談前提(1.)是否成立──「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因素。

確實，由於資訊的局限，在電車問題中，我們知道的事情非常有限，例如我們不知道涉事那些工人是否我們的親友，這些因素很可能會影響我們的道德決定。然而，除了「死亡人數的多寡」，真的沒有其他（道德上相關的）因素供我們考慮？事實上，于飛在文中舉出一些我們可能會考慮的因素，例如「道德責任誰屬」：

「轉轍軌道要自己親手碰上那控桿，即使只有一人撞死，是我親手促成他的死亡，但如果我不碰，那失控的電車撞死五人也不是我的責任﹗」

若純粹考慮「道德責任誰屬」這個因素，則正確的選擇將會是我們應該「不改變列車方向」；因為若我「改變列車方向」將要那一名工人的死亡負上責任，但「不改變列車方向」則沒有，兩者比較之下，後者在道德上更可取。

更重要的是，若以上觀點成立，則可能會引致「改變列車方向」及「不改變列車方向」兩個選擇之間的角力（即電車問題演變成「道德兩難」）；因為，若純粹考慮「死亡人數的多寡」，我們則應該「改變列車方向」，但若純粹考慮「道德責任誰屬」，我們則應該「不改變列車方向」。因此，若要真正解決「道德兩難」，于飛需要反駁「道德責任誰屬」中的觀點，令我們沒有理由選擇「不改變列車方向」，他的反駁如下：

「無論你碰不碰那控桿，依然是一個選擇，等於是「選擇去碰」或是「選擇不去碰」的問題，而後果是人人都知道究竟是一人還是五人死亡的直接結果。不錯，那列失控的電車撞死工人的悲劇不是你所促成的，可是你同樣是無法避免地置身其中，並需要進行抉擇，不可能因為你刻意不碰那控桿，就等於取消了承擔選擇的責任，這顯然是一種詭辯」

于飛的反駁是站不住腳的。確實，「碰」與「不碰」皆是選擇，而選擇「不碰」當然有其責任要負，但這些責任是否包含為五名工人的死亡負責？在常人眼中，我們大概不會認為選擇「不碰」的人要為那五位工人的死亡負上道德責任，因為悲劇不是電車上面臨抉擇的人所造成。然而，于飛卻認為選擇「不碰」的人（即使他已經認同悲劇不是由電車上的人促成）仍然要為五名工人的死負責任。作者這一點顯然有違常理，而他亦沒有在文中証立這一觀點。

簡單來說，于飛未能排除「道德責任誰屬」。因此，他未能証立前提(1.)。不過，未能証立前提(1.)並非于飛唯一個問題，更嚴重的問題在前提(2.)。

「實用理由」與「道德理由」

現在我們談談前提(2.)是否成立──若「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因素，則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

在于飛全文中，他都沒有嘗試証立前提(2.)。或許，他認為這一點顯然正確，無爭議可言。我猜于飛所持的理由，大概是從「實用性」的角度出發：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決定，因為，基於資訊的局限，這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的）因素。

然而，若果這就是于飛的理由，那麼他就是基於「實用理由」，而非「道德理由」，而判斷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我們的選擇。即是說，于飛認為前提(2.)成立，並非由於「死亡人數的多寡」能夠充份決定哪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而是由於這個準則是實際上唯一可操作。

顯然，電車問題是一條「道德問題」。我們關注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若果選擇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是由於它是實際上唯一可操作，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好的理由相信，我們按「死亡人數的多寡」而作出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我們最多有理由相信，我們按「死亡人數的多寡」而作出的選擇是最實用或實際。

總括而言，于飛未有嘗試在文中証立前提(2.)。若果他嘗試用「實用理由」來証立前提(2.)，亦顯然是不成立的。

前後不一致

上文有關前提(1.)和(2.)的討論，已指出于飛未能解釋為何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証立這一點，對於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成立與否，至關重要。除了上文指出于飛未有証立這一點，最後，我還要指出于飛對於這一點的立場，有前後不一致的問題。于飛在文中曾說：

「的確，假如被迫要去選擇人的生死，怎能僅僅以數量來衡量呢？」

顯然，于飛認為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但他其後對電車問題的解答，卻又認為死一人是電車兩難中「唯一」沒有違反道德的選擇。這兩個立場是前後不一致的。

若果于飛認同，在電車兩難中，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那麼為何他又可以認為「死一人」比「死五人」在道德上更恰當？既然他已經認同了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那麼，即使在不了解工人背景的情況下，他同樣也不該認同純粹以生命的數量來決定那個選擇是正確。若果生命數量不能充份決定哪個選擇正確，那麼，不管我們是否知道工人背景的情況下，生命數量仍是不能充份決哪個選擇正確。面對電車問題時，若果作者堅持「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這個觀點，那麼他應該說「我們沒有充份的資訊來判斷正確的選擇」，而非認為「死一人」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總結

在電車問題中，若果要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則需要先証立「為何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于飛不但未能証立這一點，而且他在這一點的立場上有前不致的問題。因此，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不成立。

次要的問題

最後有一些次要的問題，我想要談談。于飛在文中提到，修改後的電車問題是真正的「兩難」：

「兩難的本質立即呈現，因為你選擇令胖子死亡，不同於那逼於無奈身陷險境的鐵路工人，胖子本來就跟你一樣，是事件中的「旁觀者」，而且「身型肥胖」增添了一種意味，好像我們將他當成工具，因為他胖，所以活該被犧牲救人。」

我不理解為何于飛同時認為修改後的電車問題是「兩難」而原初問題不是。要理解他的觀點，大概需要他先回答要下兩條問題：

1. 若果胖子是事件中的「旁觀者」，為甚麼（在原初電車兩難中）那位單獨的工人不是「旁觀者」？有人可能會解釋，單獨的工人不是「旁觀者」，因為若果我們碰了控桿，單獨的工人便會被列車撞死。不過，在修改的電車兩難中，不也是若果我們推了胖子下去（或觸動機關令胖子掉下去），他便會被列車撞死嗎？為何前者是「旁觀者」，而後者不是？
2. 為何，在修改的電車兩難中，胖子像是成了我們的工具，而在原初問題，單獨的工人不是？我們不是同樣犧牲他來救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