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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iuman
前言
泛科學早前刊登了一篇文章《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當中的觀點引來無數爭論。該文作者（于飛）認為「電車難題」是一個「假道德兩難」，並提出了他的解答。本文目的在於指出于飛的解答不成立。
于飛的解答
于飛認為電車問題不是真正的「道德兩難」，要解答其實相當容易。以下兩段引文為于飛的解答：
「電車難題設置過於空洞，基本上取消了「兩難」的困境，涉及如此少量的生命，在你抉擇前，沒有任何更多的內容加以考量。於是令原本可無須以量化作為考慮的問題，被扭曲成只能選擇一人撞死的定局，這也是如此設問底下，「唯一」沒有違反道德的抉擇。」
「可見，涉及生命數量極少的道德抉擇，除了具體的道德情境外，也必須了解生命對象的內容進行道德判斷，假如我們對對象一無所知，不過就是抉擇 「ABCDEF君」的生死，變成了抽象的數字遊戲，毫無「兩難」可言」
于飛認為「改變列車方向」（即，撞死一人的結局）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因為，在電車問題中，基於資訊的局限，我們只能夠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作為道德考量的準則，而按該準則，「改變列車方向」是道德上最佳的選擇。換言之，于飛認為我們應該「改變列車方向」，是建基於「死亡人數的多寡」這個道德考慮之上。
單憑「死亡人數多寡」來作決定？
相信不會有人反對，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作為道德考量的準則，「改變列車方向」是道德上最佳的選擇，因為「改變列車方向」（撞死一人的結局）顯然要比「不改變列車方向」（撞死五人的結局）在道德上更可取。
然而，我們必須要問：為何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無可否認，對大部份人來說，「死亡人數的多寡」是一個道德上相關的因素。在思考電車問題時，很少人會覺得一個恰當的解答，可以完全不考慮「死亡人數的多寡」這個因素。可是，在電車問題中，我們真的應該或真的可以單憑「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對不少人來說，電車問題其中一個困難，正是由於我們不可以或不應該單憑「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決定（而另一方面的困難則是死去五名工人的結局（相比死去一名工人）卻又相當不可取）。若果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是成功的，則他必須証立「我們應該或可以單憑「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若他未能証立這一點，他對電車問題的解答將會不成立，因為他根本未能解決人們在選擇上所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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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他的理由很可能會是：在電車問題中，由於唯一可供道德考量的準則，就是「死亡人數的多寡」，因此，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這種思考可以理解如下：
- 「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因素。
- 若「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因素，則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
- 因此，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
「死亡人數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因素？
我們首先談談前提(1.)是否成立──「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因素。
確實，由於資訊的局限，在電車問題中，我們知道的事情非常有限，例如我們不知道涉事那些工人是否我們的親友，這些因素很可能會影響我們的道德決定。然而，除了「死亡人數的多寡」，真的沒有其他（道德上相關的）因素供我們考慮？事實上，于飛在文中舉出一些我們可能會考慮的因素，例如「道德責任誰屬」：
「轉轍軌道要自己親手碰上那控桿，即使只有一人撞死，是我親手促成他的死亡，但如果我不碰，那失控的電車撞死五人也不是我的責任﹗」
若純粹考慮「道德責任誰屬」這個因素，則正確的選擇將會是我們應該「不改變列車方向」；因為若我「改變列車方向」將要那一名工人的死亡負上責任，但「不改變列車方向」則沒有，兩者比較之下，後者在道德上更可取。
更重要的是，若以上觀點成立，則可能會引致「改變列車方向」及「不改變列車方向」兩個選擇之間的角力（即電車問題演變成「道德兩難」）；因為，若純粹考慮「死亡人數的多寡」，我們則應該「改變列車方向」，但若純粹考慮「道德責任誰屬」，我們則應該「不改變列車方向」。因此，若要真正解決「道德兩難」，于飛需要反駁「道德責任誰屬」中的觀點，令我們沒有理由選擇「不改變列車方向」，他的反駁如下：
「無論你碰不碰那控桿，依然是一個選擇，等於是「選擇去碰」或是「選擇不去碰」的問題，而後果是人人都知道究竟是一人還是五人死亡的直接結果。不錯，那列失控的電車撞死工人的悲劇不是你所促成的，可是你同樣是無法避免地置身其中，並需要進行抉擇，不可能因為你刻意不碰那控桿，就等於取消了承擔選擇的責任，這顯然是一種詭辯」
于飛的反駁是站不住腳的。確實，「碰」與「不碰」皆是選擇，而選擇「不碰」當然有其責任要負，但這些責任是否包含為五名工人的死亡負責？在常人眼中，我們大概不會認為選擇「不碰」的人要為那五位工人的死亡負上道德責任，因為悲劇不是電車上面臨抉擇的人所造成。然而，于飛卻認為選擇「不碰」的人（即使他已經認同悲劇不是由電車上的人促成）仍然要為五名工人的死負責任。作者這一點顯然有違常理，而他亦沒有在文中証立這一觀點。
簡單來說，于飛未能排除「道德責任誰屬」。因此，他未能証立前提(1.)。不過，未能証立前提(1.)並非于飛唯一個問題，更嚴重的問題在前提(2.)。
「實用理由」與「道德理由」
現在我們談談前提(2.)是否成立──若「死亡人數的多寡」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因素，則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判斷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
在于飛全文中，他都沒有嘗試証立前提(2.)。或許，他認為這一點顯然正確，無爭議可言。我猜于飛所持的理由，大概是從「實用性」的角度出發：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決定，因為，基於資訊的局限，這是唯一可供考量的（道德上相關的）因素。
然而，若果這就是于飛的理由，那麼他就是基於「實用理由」，而非「道德理由」，而判斷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我們的選擇。即是說，于飛認為前提(2.)成立，並非由於「死亡人數的多寡」能夠充份決定哪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而是由於這個準則是實際上唯一可操作。
顯然，電車問題是一條「道德問題」。我們關注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若果選擇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是由於它是實際上唯一可操作，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好的理由相信，我們按「死亡人數的多寡」而作出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我們最多有理由相信，我們按「死亡人數的多寡」而作出的選擇是最實用或實際。
總括而言，于飛未有嘗試在文中証立前提(2.)。若果他嘗試用「實用理由」來証立前提(2.)，亦顯然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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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不一致
上文有關前提(1.)和(2.)的討論，已指出于飛未能解釋為何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証立這一點，對於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成立與否，至關重要。除了上文指出于飛未有証立這一點，最後，我還要指出于飛對於這一點的立場，有前後不一致的問題。于飛在文中曾說：
「的確，假如被迫要去選擇人的生死，怎能僅僅以數量來衡量呢？」
顯然，于飛認為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但他其後對電車問題的解答，卻又認為死一人是電車兩難中「唯一」沒有違反道德的選擇。這兩個立場是前後不一致的。
若果于飛認同，在電車兩難中，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那麼為何他又可以認為「死一人」比「死五人」在道德上更恰當？既然他已經認同了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那麼，即使在不了解工人背景的情況下，他同樣也不該認同純粹以生命的數量來決定那個選擇是正確。若果生命數量不能充份決定哪個選擇正確，那麼，不管我們是否知道工人背景的情況下，生命數量仍是不能充份決哪個選擇正確。面對電車問題時，若果作者堅持「生命的去留不能純粹以數量來衡量」這個觀點，那麼他應該說「我們沒有充份的資訊來判斷正確的選擇」，而非認為「死一人」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總結
在電車問題中，若果要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決定哪一個選擇是道德上最恰當，則需要先証立「為何我們應該或可以純粹以「死亡人數的多寡」來作判斷」。于飛不但未能証立這一點，而且他在這一點的立場上有前不致的問題。因此，于飛對電車問題的解答不成立。
次要的問題
最後有一些次要的問題，我想要談談。于飛在文中提到，修改後的電車問題是真正的「兩難」：
「兩難的本質立即呈現，因為你選擇令胖子死亡，不同於那逼於無奈身陷險境的鐵路工人，胖子本來就跟你一樣，是事件中的「旁觀者」，而且「身型肥胖」增添了一種意味，好像我們將他當成工具，因為他胖，所以活該被犧牲救人。」
我不理解為何于飛同時認為修改後的電車問題是「兩難」而原初問題不是。要理解他的觀點，大概需要他先回答要下兩條問題：
- 若果胖子是事件中的「旁觀者」，為甚麼（在原初電車兩難中）那位單獨的工人不是「旁觀者」？有人可能會解釋，單獨的工人不是「旁觀者」，因為若果我們碰了控桿，單獨的工人便會被列車撞死。不過，在修改的電車兩難中，不也是若果我們推了胖子下去（或觸動機關令胖子掉下去），他便會被列車撞死嗎？為何前者是「旁觀者」，而後者不是？
- 為何，在修改的電車兩難中，胖子像是成了我們的工具，而在原初問題，單獨的工人不是？我們不是同樣犧牲他來救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