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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作弊?

果殼網_96
・2014/01/23 ・3379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32 ・七年級

原文/MARIA KONNIKOVA

譯/swifters

當學生在考場裡坐下時,他就知道如何去作弊。但他怎樣決定是不是要真的去作弊呢?邏輯推理?一時衝動? 對血液裡的腎上腺素和大腦中的多巴胺的下意識反應? 作弊之舉從來沒斷過,但作弊者到底為什麼決定要這麼做呢?

早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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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alon.com

心理學家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認為,作弊是由我們的道德發展程度決定的:發展得越高級,就越不可能作弊。據科爾伯格所述,隨著年齡增長,我們會經歷六個階段;在這個過程裡,我們的自負逐漸變少,能更熟練地對道德方面的問題進行理性思考。我們在發展中每前進一步,作弊的可能性就減少一些。換句話說,作弊就是缺乏道德毅力和教育的結果。後來有人提出異議,認為人們是根據情況選擇是否作弊的。在1996年,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喬治‧ 洛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提出了一個冰冷、理性的公式:人們比較採取不道德行動帶來的利益和需要承擔的成本,然後做出相應決定。同年,心理學家大衛‧梅西克(David Messick)和麥克斯‧貝澤曼(Max Bazerman)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缺少了一些精確性但更為感性的理論。他們主張,作弊是一個高度主觀的推理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包括三種變量: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八年後,貝澤曼又增補了他當年的觀點。他說,在大多數情況下,作弊與否的決定是在我們的潛意識層面做出的。它是各種情境力量作用的結果,而我們很難感知到這些力量也有可能根本就感覺不到。

情境的作用

大多數對作弊的現代研究探索的是情境對行為的微妙影響,正是這些小因素構成了我們每天做選擇時的複雜背景。在實驗室裡,一種典型的用於測量作弊行為的方法是將受試者置於這樣的情境下——人們認為他們的行為都是匿名的,不會被抓到。當然,在現實中,他們的行為是會被別人看到的。結果證明,幾乎任何人在行為線索(behavioral cue)存在時都會作弊,哪怕這線索是細微的,是意識所覺察不到的。例如,一組心理學家在一系列的三個實驗中發現,照明程度會影響作弊行為。在其中一項研究中,在光線昏暗的房間裡的實驗參加者比在明亮房間裡的參加者作弊更多。雖然這兩組學生在同一套數學題上的表現一樣好,但根據較暗房間裡的學生的自我報告,他們平均比另一組多正確解出四道題——從而多得到1.85美元,因為他們每給出一個正確答案就能得到報酬。作者認為,黑暗創造出了「虛幻的匿名感」:即使實際上你在黑暗中並不比在光亮下隱匿得更深,你也會覺得好像是這樣;這使你更容易表現出在不具備這種條件時不會表現出來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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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感會讓一個人更有可能作弊。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許多類似的效應也在各種似乎並不與作弊直接相關的環境因素中觀察到了。例如,當我們在雜亂的環境中時,就會採取更多的作弊行為。(雜亂環境是指有更多的社會反常行為的印記的環境——如垃圾、塗鴉、瓦礫等等。)當我們認為資源足夠滿足需求時,就更容易作弊;因為資源充足,我們會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反正每個人都能得到好處,我多拿一點也無妨)。僅僅是讀到一份強調決定論的聲明——其中說,我們的行為是基因和環境,而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果——也能讓我們作弊。當我們覺得自己處在有權力的地位時,作弊的可能性也會上升。心理學家安迪‧雅普(Andy Yap)、達納‧卡尼(Dana Carney)和同事們進行的新研究表明,處在伸展力量性姿態中的人——比如站立時兩腳與肩同寬,雙手放在臀部——不管自覺不自覺,都更容易偷錢或在測試中作弊。在模擬駕駛中,當他們坐在寬大的、能伸開身體的汽車座椅中時,他們更容易違反交通規則,而窄小的座椅則會起到相反效果。在現實世界中的版本是:司機座位更寬闊的汽車違規並排停車的可能性更大。上個月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雜誌上發表的一項研究甚至表明,對權力和成就的社會共同價值觀本身就可以導致作弊:它們創造出一種競爭心態,反過來使我們更有可能採取不道德的自我推銷行為。這些發現呼應了先前的研究結果:同「掌握」型目標(mastery goals)相比,更注重結果而不是理解的「成就」型目標會增加作弊。

我們無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感覺勞累時,也更容易作弊。在2011年由認知心理學家弗蘭切斯卡‧吉諾(Francesca Gina)和丹‧艾瑞裡(Dan Ariely)領導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要求學生觀看視頻,一組什麼也不做,一組要主動忽略掉同時出現在屏幕上的單詞。需要努力忽略單詞的學生在隨後的解決問題的任務中作弊遠遠多於另一組。睡眠不足導致類似的結果:勞累的人在工作環境中變得更容易作弊。並不是說我們昏昏欲睡或精疲力竭時就會主動地去作弊;而是當作弊的機會出現時,我們更有可能去利用它,因為我們的自我控制耗盡了。在標準化考試中作弊的原因之一會不會可能就是這個?這類考試大多在週六一大早舉行,而這正是學生們最想睡覺的時候。

最有害的是,作弊行為可以自我強化。我們在作弊時有一種將這種行為合理化的傾向。我們不能改變過去,所以就改變自己的態度,合理化自己的行動;這種調整雖然可能會使我們感覺好一些,也讓我們更容易再次作弊:我們作弊,把它合理化,接受它,再次作弊。哈佛大學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假設場景下和真實世界的任務中,行為不誠實的人都更有可能將道德從環境中分離,忘記榮譽準則等道德規則。看起來,作弊可能會導致自我合理化,產生對道德信息的臨時阻斷。

如何防止作弊?

幸運的是,對防止作弊來說,同樣的道理也適用:環境中看似與誠信無關卻能引發自我反省的小變化可以降低人們作弊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我們知道自己正在被監視,就不太可能表現得不誠實。哪怕細微的監視跡象也是有說服力的: 鏡子或眼睛的圖片可以減少作弊。在一項自覺投錢買咖啡的研究中,同花卉海報相比,在海報裡的眼睛注視下的人們向錢箱裡多放了三倍的錢。雖然榮譽準則或其他道德行為標準自身可能不足以減少作弊行為,但在將人們置於可能作弊的環境下之前,它確實有助於向他們的頭腦裡灌輸這類規範。心理學家尼娜‧馬扎爾(Nina Mazar)和同事們發現,僅僅要求學生寫下十誡,就降低了作弊率,不論他們是不是真的記得其中的任何一條戒律,甚至他們是不是信教都沒有關係。這種現象被稱為「僅僅提醒的效果(mere reminder effect)」。同樣,當學生在試卷頁首看到一條短短的榮譽準則聲明後(「我明白,這個簡短的調查在麻省理工學院榮譽系統覆蓋範圍之內」),作弊行為也減少了。即使要求人們回憶過去的不道德行為,也能降低他們在未來作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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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在看著你,你還敢作弊麼?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社會規範(social norm)也在是否作弊的選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作弊看起來是被廣泛接受的行為,人們就更可能不誠實;反之亦然。在一組實驗中,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發現,如果有人明顯作弊了——以比誠實作答快得多的速度完成一項解決問題的任務——那麼同處一室的其他人將更容易作弊,但這只在當他們視作弊者為跟自己類似的人時才能發生。如果作弊者似乎跟他們不一樣——在實驗中,如果他穿了對頭學校的T恤——那麼學生就不太可能作弊。不過,那些將作弊看作性格和道德發展問題的早期理論家可能也沒有完全說錯。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似乎有些人就是從不作弊。在吉諾和艾瑞裡2011年對自我控制和精神疲勞的研究中,一些人不管有多累也不作弊。將誠實、公平和同情等性格看得更重要的人維持著對作弊誘惑的免疫。換句話說,一部堅固的道德指南針可以指引一個人安全地穿過滿牆塗鴉的昏暗房間。

本文編譯自The New Yorker Elements:INSIDE THE CHEATER’S MIND

轉載自果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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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起,視訊會議減少接觸風險,卻會讓你更累、更沒創意?

Te-Yi Hsieh_96
・2022/05/13 ・35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疫情下,許多會議都改以視訊方式進行,但這對我們大腦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圖/Giphy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視訊會議疲勞」讓疫情中的工作者更容易過勞!圖/Giphy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想想看,「飛盤」除了跟狗狗玩丟接遊戲之外,還可以有哪些創意用法?圖/Giphy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面對面開會比較有助於創意發想。圖/Giphy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視訊時,我們眼中、腦中幾乎就只有螢幕裡的東西,這對需要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其實很不利。圖/Giphy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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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i Hsieh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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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後冬眠期,目前專職文字工作。寫心理、寫機器人,寫趣的、新奇的、跟人相關的 。 學術、科普發表詳見 👉 https://hsadeline.wixsite.com/teyihsieh (Twitter: @TeYiHsi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