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軌跡：現代都市中的巨石陣

編按：在格林威治時間出現之前，英國就已經存在各種計時方式。而在格林威治時間出現後，這些時間也並未被統一，而是繼續被沿用。

生活中竟然有三種計時方式？

《亞伯丁周刊》（Aberdeen Weekly）在一八八七年曾刊登一篇幽默文章，說的是一位勞動工人向警察詢問時間的故事：

他擠進警察局，手中拿著帽子，怯怯地走到桌前，深鞠一躬，然後問道：「警察大人嗎？」

「是的，先生。」

「是這樣的，大人，俺想知道現在的時間。我過去一個星期被這事整慘了。」

「你用的是什麼時間？」

「這就是俺想知道的。有人告訴我用太陽時，也有人要我用標準時間，我老婆用的是第三種時間，把我搞昏頭了。我和老婆說我要來這兒問出正確的時間，然而就一直用它。」

「好吧，把你的錶定在一時二十八分。」

「好的，長官。這是俺最近兩個星期最感滿意的事情了。」他掏出一隻古董懷錶，上下摸索著身子找鑰匙。然而就在他準備調整時針時，懷錶上的水晶外殼掉落地面打碎了。在一陣忙亂之後，他拿起懷錶湊近耳邊搖晃，懷錶內的機械裝置又掉落地面，滾到長椅下面。

「俺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情況，」這人說道，雙頰顫動著。「它一直是使用三種時間操作，沒有一隻錶能禁得起這樣的折騰，我該料到的。」

「你現在怎麼辦？」

「啥也不做。俺未來六個月會像雞一樣，早上餓了就起來，然後到晚上等老婆睡得和木頭一樣再回家。」

這位工人對計時「科學化」的反應是迴避，這是面對複雜甚於便利的現代科技的一種自然反應。

「我們擁有各種時間！」

《漢普夏電報暨薩塞克斯記事周刊》（Hampshire Telegraph and Sussex Chronicle）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也曾刊出相類似的玩笑：「聖路易（密蘇里州）有標準時、子午時、南方時、西方時，還有其他一大堆時間，只有瘋子才會想要戴上一隻錶。」

對英國人而言，具有多個時區的美國鐵路要比自家的情況更為複雜。不過英國報紙也會報導一些有關國內時間的故事，例如《曼徹斯特信使暨蘭開夏一般廣告報》（Manchester Courier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在一八九五年的一則報導：

一位紳士騎馬經過一位坐在柵欄上的小男孩，柵欄後是他的住家。紳士問他是否住在這裡。

「我正在努力。」小男孩回答。

「好吧，孩子，我想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你能告訴我嗎？」

「我可以，我五分鐘前才從屋內出來，鐘上時針指的是十一。」

「你們用的是什麼時間？」

「噢，我們有各種時間。」

「我指的是你們用的是太陽時還是標準時？」

「我就是這麼說的，我們有各種時間。」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懂？那麼你來我們的房子住上一段時間，你就懂了。我老姐莎兒用的是標準時—就是我們的時鐘；我用的是城市時—這是市政廳的時鐘；女傭用的是太陽時—這是根據光影而定，而老爸老媽把時間都用在爭吵上，他們現在就是如此，我坐在這兒等他們決定要怎麼處理這個柵欄。老天，如果你不想聽到他們的爭吵，你最好別待在這兒，他們的聲音可是大得嚇人。」

那人立刻策馬離開，小男孩又踢掉一塊木板。

這則故事的笑點在於中產階級典型動盪不安的婚姻關係，與一位無所事事的小男孩，但是其對計時方式混亂的描述，正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社會的寫照。

差 5 分鐘下課

《曼徹斯特時報》（Manchester Times）的幽默專欄在一八八九年，也刊出一則有關時間相類似的笑話。

一位困惑的傢伙問道：「先生，請問現在幾點了？」

這位科學人（心不在焉地）回答：「你想知道哪一個——太陽時、地方時，還是標準時間？」再沒有比這個笑話更能突顯當年計時方式混亂的情況了。

當然，困惑與混亂並非對多重計時方式唯一的反應。這樣的情況也是可以大加利用的機會。一些調皮的學生會遊走於各種計時方式之間，例如牛津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鐘塔內著名的大湯姆鐘（Great Tom）是以地方時計時，比其他以格林威治時間計時的時鐘要慢五分鐘。

根據《天文台雜誌》（Observatory Journal）一九○八年的一則報導，一名學生在晚上九時宵禁幾秒後才抵達學校，表示大湯姆鐘的時間還未到九時。門房拒絕他入校，並且表示宵禁的規定行之有年，比大湯姆鐘要早了好幾個世紀。還有一些學生利用這個五分鐘的時差爭辯應該提早下課。一位校友回憶：「我們當時是真的認為應該延後上課與提前下課，這樣每小時就可以省下十分鐘。」

你的身分，決定你怎麼看時間

有關時間的漫畫在一八八四年登上《旁趣雜誌》（Punch Magazine）的版面，就在 IMC 結束沒多久，該會議的一項決議是以二十四小時取代十二小時來計算世界日。

當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則漫畫顯示困惑的時間老人（Father Time）無法辨識倫敦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鐘面為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漫畫家建議最好是將十二小時的時鐘與二十四小時的鐘並列，讓經過的人自行選擇，而不是只有二十四小時的「科學」鐘。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自這些笑話與故事注意到「恰如其分地」報時，其實也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表現。

例如《曼徹斯特信使暨蘭開夏一般廣告報》那則故事中的女傭只會以陽光陰影來看時間，她的雇主則是使用各種時鐘看時間。看時間的方式越機械化，也就代表越摩登，越受人尊重。但是科學性的時間裝置在計時上反而顯得複雜，而不是簡化，這樣的情況導致一般民眾敬而遠之。

科學家大都類似《曼徹斯特時報》幽默專欄中那位心不在焉的學者，熱衷於追求精確，反而使得簡單的問題複雜化。

美國海軍天文台長約翰．羅傑斯（John Rodgers）在一八八一年批評科學家「有時過度強調他們的作用」，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簡單性。他指出：「不在乎科學時的人有一千位，在乎的只有一位。」

這種鄙視科學時的心態可以由《天文台雜誌》的另一則短篇故事看出來，在這則故事中，皇家天文學家喬治．艾里發表奇一篇長篇大論的演說。

在他演講結束後，看來百般無聊的帕默斯頓爵士（Lord Palmerston）不禁小聲抱怨：「格林威治時間是否與永恆有關係？」在眾人眼中，天文學家聰明絕頂，但是不切實際，往往會將日常生活的節奏複雜化。其實，各個階層的英國民眾所要的是在兩者之間：準確性與現代性，沒問題，但是也必須簡單直接。

計時的社會影響不僅是在報紙的趣味版，時間與其測量同時也與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運動相關，例如爭取勞工權益就往往會和時間掛鉤。

湯姆．曼（Tom Mann）在一八八六年的宣傳小冊《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日對勞工的意義》幫助「八小時運動」的發起，在該運動中，費邊社、社會民主聯盟、工會與其他勞工、社會組織聯合推動立法縮短工作日的工時。他們不是將勞工的福利與工作環境或是薪資掛鉤，而是勞工的工作時數。

雖然此一運動遭到挫敗，並沒有帶動減少工時的立法，不過也成功地將時間與工作之間的關聯帶入一八八○年代的公共意識之中，類似一八四○年代的工廠法規定婦女與兒童工作日的工時不得超過十小時。時間的測量在那個年代對政治與經濟都帶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英國充滿改革氣氛的一八四○與八○年代。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是誰定義了時間？

我們都知道就某種程度而言，時鐘的計時只是為了方便起見而採取的人為手段。我們鐘錶所報出的時間，是我們大家都同意使用的時間，我們的社會則是依循此一時間運作，但是我們的時間其實只是大家所認同的一個近似值。

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這些原子鐘都是政治協議下的產物，例如一秒鐘的長度或是時區的幅度，而且我們會為了配合國界來改變時間或是使用日光節約時間。

因此，時間並非由物理決定，而是政治。

事實上，物理學否定單一真時的概念。根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現代物理學家主張時間是相對的，會根據速度與重力而改變。

就一般大眾而言，相對性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產生的效應，微小到幾乎無從衡量，但是卻足以讓衛星系統計算時間膨脹來維持穩定運作。總而言之，愛因斯坦的真知灼見意味人類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的全方位計時標準。

時間是由我們來決定，因此，時間就應了那句老諺語：「大家異口同聲的謊言。」

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universal time）仍有待我們發現。

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本書所敘述的就是我們如何編造時間的故事，質疑為什麼時間是現在這個樣子？尤其是計時如何成為全球標準化的系統？畢竟它是相對近期才有的現象。

世界的時鐘開始轉動

在十九世紀之前，所有的時間都是地方時（local times）。巴黎的時鐘與莫斯科的時鐘並不需要相互校正。不論是徒步還是騎馬，來往於城鎮之間的旅行都沒有快到需要考慮距離中午或是超過中午幾分鐘，還是幾小時。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那個時候，騎馬旅行沒有所謂時差的問題。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才開始出現改變。鐵路與電報的發明幾乎是單槍匹馬創造了一個相互連接的新世界。與此同時，各城市之間的時差突然也開始變得重要。

電報需要細心協調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時間，鐵路若是沒有精確的時刻表，就會面臨生命損失的重大威脅。因此，為了避免混亂，必須有一套各方都同意的新計時系統。這些新科技無庸置疑為時間的標準化帶來動力。

不過鐵路與電報的發明並不足以說明，世人為何要以他們當初使用的方式來化解全球計時的挑戰。這些解決方式並非由科技來決定，而是透過社會與政治途徑形成，也因此更為有趣。

這是一則關於互連新世界成長煩惱的故事，（就計時而言）這樣的煩惱大約在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達到高峰。

啟動計時革命的必要性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尤其是在歐洲，我們或許可以把那段時期稱作存貨時代或盤點時代。當時長達幾世紀的全球探險傳奇已經結束，維多利亞時代於是全心投入測量與盤點全球的資源。

這類活動可以是良性的，例如在科學界建立新的專業領域，將所有的事物標準化，包括度量衡、為蝴蝶分類以及時間。另外還有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測量、土地測繪、為作物分類與安排出口等。

但是這類盤點的活動也有黑暗的一面，即是形成殖民剝削。

權力與地位決定了你能擁有的時間

土地的測繪與測量可以用來作為都會區佔用全球其他地區資源的工具。時間的測量可以幫助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他們的經度，然而這樣的能力也促成海外殖民化。

不論是好是壞（往往是壞的一面），整個世界都開始接受測量、組織、分類與標準化，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其位，計時也不例外。可想而知，這是一段混亂的過程。

人類要掌控一切的野心已超過他們的技術水準。國家、專業與商業的競爭，再加上階級的不平等與殖民地的爭奪，使得這些工作難臻完美。

世人永遠不缺如何組織與管理這個世界的法子，但是要讓大家都接受，不論是憑三寸不爛之舌或是脅迫的手段，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就計時而言，意味十九世紀中葉若問某人現在時間為何，可能會引出一個複雜的回答。

問題並不在於缺少來源：當時鐘錶已廣為流行，市政廳與火車站的牆壁上都掛有裝飾用的大鐘，各個不同的宗教在全球許多地方都會以鐘聲來提醒信徒。同時，在緊要關頭，太陽與潮汐也可以用來粗估時間。不論是都市還是鄉村、富人與窮人、國家與殖民地，報時的工具無所不在。

問題是，儘管時間並不缺乏測量的工具，但是卻往往會造成始料未及的衝突與競爭。鐘錶相互之間並不同步，即使是最精美的鐘錶也只能維持完美的節奏幾個星期而已。這樣的情況意味每個鐘錶所報的時間都不一樣。

然而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決定一座鐘錶是否準確的依據不是科技，而是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

雖然鐘錶互不相同只是無意間的結果，但是也可能是人為故意的，因為不同的專業、宗教、文化與國家都自有一套計時的方法（更別提日曆了，每一種都是依據不同的文化、宗教與天文學基礎而制定）。

Time’s law——被規範的時間法

時間的不確定已成常態，但人們質疑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視為當然的操作。

為什麼時鐘有十二個小時？

為什麼一天是從午夜開始？

為什麼波士頓的鐘錶要與伊斯坦堡或東京的相互連接？

為什麼全球的時間要從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Greenwich Observatory）一條想像中的經線開始起算？

為什麼是二十四個時區，不是十個，或者根本就沒有時區？

時間並非由天文、地理，或是任何一種「自然」力量所制定，而是人們在特殊的情況下所決定，而且往往對於可能造成的結果毫無頭緒。如何測量時間已成為一項極具爭議的問題，引發激烈的辯論，而且難以解決。

這些激辯的中心是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 IMC）。在這裡，來自近三十個國家的外交官、科學家、海軍軍官與工程師齊聚一堂，討論本初子午線的創設與全球計時，以及地圖繪製的未來。

該會議身為現代標準時間的起源，本身就具有神話與傳奇的色彩。通俗歷史將此會議描繪成如桑福德．佛萊明（Sandford Fleming）與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等改革家，為全球設立時區之類創舉的時刻。

但這是過度簡化這場會議的意義了。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標準時間，並非在這場於一八八四年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中敲鑼打鼓下誕生的。

確實如此，有些歷史學家還認為，這場會議對於艾倫與佛萊明等推動時間改革人士而言是一大挫敗，因為儘管該會議創立了本初子午線，但是並沒有達成任何與時區、標準時間相關的協議。

IMC 最多也不過是邁向現代標準時間長期發展路途的踏腳石，是全球時間測量方式改變的開始，而非結束。標準時間至少要到一九四○年代才在全球通用。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 / 喬．馬錢特博士（Dr. Jo Marchant）
• 譯者 / 徐立妍

世界共通的圖案——卯宿星團

綜觀歷史，世界各地的藝術作品上經常出現有趣的點狀圖案，數量各有不同，但通常都是六個圓點形成緊密的團體，四個為一排、兩個為另一排；這樣的主題在世界各地的社群中都出現過，從美洲納瓦荷部落的葫蘆形搖鈴上鑽出的孔洞，乃至於西伯利亞薩滿巫師鼓上的繪畫，甚至還出現在日本汽車製造商速霸陸的商標上。

所有這些例子當中的圓點所代表的是夜空中最具代表性的景象：昴宿星團，這一團六、七顆星星（確切數量會依觀看條件有所不同）看起來相當接近太陽每年在空中行經的軌跡，而成為了許多神話與傳說中的主角：在切羅基神話中，這些星星是走失的孩子；維京人將這些星星當成女神芙蕾雅的母雞。這些星星也是金牛星座中相當顯著的組成，昴宿星團就坐落在天空中這頭牛的肩膀上方，再加上向外突出的牛角，紅巨星畢宿五就是明亮的牛眼，還有另一群星星畢宿星團則在牛的臉面上散落成一個V字形。

這六點形成的圖案經常出現，表示昴宿星團在世界各地的社會中相當重要，也傳達出人類想要在藝術上呈現星空各種面向的共通渴望。但是這個故事還不僅如此，有另一個例子也畫出了這些點點，但老實說似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在法國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窟（Lascaux）最出名的，就是洞內豐富的舊石器時代藝術：描繪動物的壁畫及雕刻，認為已有兩萬年歷史，是人性初現的象徵。幾十年來，學者不斷爭論這些作品的意義，同時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洞窟龐大入口空間的頂部有六個簡單的點，完美契合昴宿星團的位置，以紅赭色仔細畫下這些點，漂浮在一頭壯碩的原牛肩膀上方。

這頭原牛被稱為「第十八號公牛」，有五．二公尺長，是整個洞窟中最大、或許也是最容易辨識的壁畫，與現代的金牛座形象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甚至在臉頰上還有V字形點點，已經被發現多年，但在導覽手冊上卻沒有提及，主流考古學家也鮮少討論。金牛座是最早出現記述的星座之一，文字紀錄可以追溯至將近三千年前觀測天象的巴比倫祭司，祭司將昴宿星團看成了天上公牛背上的鬃毛。但其真正的起源會是拉斯科這個應該還相當原始的狩獵採集部落所創作的星圖嗎？與其說學界否定了這個想法，應該說根本沒討論過其可能性。

然而，過去幾年來，人類學、神話學和天文學等領域的專家開始主張，應該徹底重新評估我們在舊石器時代祖先的技巧，以及他們訴說的故事有多麼長遠的影響力。這裡要說的就是人類與星空關聯的歷史，那麼就從第十八號公牛的謎團開始吧，我們將會探討拉斯科的藝術家是否真的能夠畫出星座，也要問問為什麼他們會如此關心天空。這趟旅程會引領我們直往核心，認識這群最早擁有想像力、記憶力、解釋及表達能力的人類，宇宙對他們來說有何意義，而他們所創造的宇宙觀仍影響著我們今日的生活。

重見光明的壁畫

一九四○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歲的實習技工馬塞爾．拉維達（Marcel Ravidat）和三個朋友一起到村莊附近的山丘散步，村莊位於法國西南部的蒙蒂尼亞克（Montignac）。村莊裡流傳著這片山丘底下有洞窟，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一波處決潮中，附近一處莊園的主人也是修道院院長拉布魯斯（Labrousse）據說就藏在其中一個洞窟，而拉維達則異想天開地認為其中可能藏著寶藏。幾天前，他在地面上發現了一個洞，或許有機會一探，並開始清除障礙物，這一次他帶著一把刀和一盞拼湊出來的燈，打算要完成這項工作。

這些男孩的目標是地面上一處臉盆狀的凹陷，周圍長著松樹和杜松，到處都是荊棘灌木，盆底有一處小開口接著一道狹長、幾乎垂直的通道。男孩們清除了荊棘（居然還有一頭驢子屍體），然後徒手將洞口挖寬到將近三十公分。他們往下丟石頭，發現石頭滾動了很長時間而且還有回聲，感覺相當驚訝。那些荊棘底下藏著什麼龐大的東西。

拉維達是這群人當中年紀最大也是最強壯的，他頭下腳上鑽了進去，匍匐在土裡爬了幾公尺後，便掉在一堆尖尖的泥土和石頭上。他點起燈，這是他用一顆滑脂泵加上一條線做成的，但他幾乎馬上就失去平衡，一路滑到底部。他發現自己處在一片寬闊的空間裡，大約有二十公尺長，便出聲叫朋友跟著下來。

他們在近乎一片漆黑中穿過石灰岩洞穴，避開地上的淺水坑，最後抵達一處狹窄的走道，上頭拱起的頂部距離相當遠，就像教堂穹頂。一直到了這裡，拉維達才舉起燈，男孩們便發現了寶藏。在白色的牆壁上覆滿了爆發的生命，從我們的物種誕生便出現的圖像，經過兩萬年後終於再次重現世人眼前。

首先，他們注意到有顏色的線條以及怪異的幾何圖像，然後拿著燈往四處一照，便看到了動物，到處都有金色的馬配上黑色鬃毛，同時還有紅黑相間的公牛、山羊，以及一頭鳴叫的長角雄鹿。一群群動物躍然牆上，跟著跳上了洞窟頂部，有些線條明確而顏色繽紛，也有些形象模糊，彷彿是從霧中掉出來似的。這些男孩還不明白自己發現的東西有多麼重要，但他們知道這很特別，於是在搖曳的光線中又跳又叫地慶祝著。

拉斯科洞窟（以鄰近的那座莊園命名）如今名列歷史上最壯觀的考古發現之一。在法國南部及西班牙北部有上百個洞窟，拉斯科是其中一處，洞窟中的裝飾可以追溯至三萬七千至一萬一千年前。這些藝術家從解剖學來說已經是現代人類，他們在上一次冰河期間，大約是四萬五千年前首先從非洲遷徙到歐洲。這段時期稱為舊石器時代晚期，以此時所使用的石頭工具命名，而人類的創造力似乎也在此時有爆發性的成長。其他地方也發現大約同一時期的岩石壁畫，像在印尼及澳洲都有，這項活動的起源幾乎可以肯定還更早就出現在非洲。不過，多虧了其複雜性、細膩的保存手法以及繪畫雕刻的數量驚人（近兩千幅），拉斯科是當中最為精細的遺蹟。

眾說紛紜的解讀

這裡的藝術家使用以植物製成的刷子或者髮束，顏料則是鐵礦和錳礦、高嶺土及炭條，畫滿了深達一百公尺的石窟內所有通道及穴室。他們的創作讓我們得以一窺史前人類的心智，實屬難得，也美得令人魂牽夢縈。這些先民是誰？他們關心些什麼？是什麼讓他們想要創作藝術？實質上，是什麼讓他們發展出人性？

自從男孩們發現此地後的幾十年間，學者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各種令人目不暇給的答案。早期有人認為這些神祕的圖樣只是裝飾，「為了藝術而藝術」，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另一派則認為這些動物代表不同的部落，這些繪畫描述的便是部落之間的戰役及結盟。有些專家認為這些繪畫的用意是施法的咒語，是為了提升狩獵遠征的成功率或驅除惡靈。在一九六○年代，學者採取了統計學的方式，記錄下不同類型的圖樣在洞窟內的分布情形，並且根據他們看到的模式建立理論，例如馬和野牛就象徵著男性和女性身分。

然後，諾伯特．奧祖拉特（Norbert Aujoulat）出現了，他對這些繪畫的了解或許比任何人都更加親密。他十分熱中於洞窟研究，自述為「地底人」，經常獨自遁入法國山區，一去就是好幾天，也協助發現了十幾處地底洞室。但他一直沒有忘記自己初次見到拉斯科的時候，那是在一九七○年一個冬日下午，自從發現洞窟之後便開放大眾參觀，但後來又關閉了：每天上千名遊客所呼出的氣息，再加上他們帶入的細菌，都損傷了珍貴的壁畫。當時二十四歲的奧祖拉特就在當地讀書，參加了賈克．馬叟（Jacques Marsal）的私人導覽行程，馬叟正是三十年前發現這個洞窟的四名好朋友之一。

為了抵達壁畫所在之處，馬叟帶著他們走下一道斜坡，通過一連串為安全而建造、由石塊堆砌成的入口廳堂及門廊，這讓奧祖拉特感覺他們恍若正要前往神廟內部的神聖空間。最後一道門是以沉重的青銅鑄成，裝飾著光亮的石頭，奧祖拉特只花了半個小時探索在門後的寶藏，但已經足以決定他人生的道路，他完全入迷於洞窟內那股強烈的人類存在感，強大到能夠穿越數千數萬年，於是他立定目標，志要理解這些壁畫創作的方式與原因。

奧祖拉特花了將近二十年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夢想。一九八八年，他成為法國文化部洞窟藝術局的局長後，便展開研究拉斯科洞窟長達十年的龐大計畫，從環繞著入口洞室頂部的大型公牛，到一處稱為半圓形後殿的較小洞室中密麻交纏的雕刻圖案。其他學者都將焦點放在藝術上，奧祖拉特卻是以自然科學家的身分看待拉斯科，從各個面向研究這個洞窟，包括石灰岩的地質學乃至牆上動物的生物學，他下了結論，認為其他人都忽略了一個關鍵面向：時間。

壁畫上的時節週期

他在研究馬、原牛和雄鹿等一同交疊出現的圖樣時，發現每一次都是先畫上馬、然後是原牛，最後才是雄鹿。而且，這些動物總是顯露出對應著一年當中特定時節的特徵：馬匹身上厚重的毛皮及長長的尾巴對應著冬天尾聲；原牛則是在夏季當中，然後雄鹿頭上突出的鹿角是秋季時才有的特色。對每一物種來說，都正值交配季節。

奧祖拉特在二○○五年出版的《拉斯科：動作、空間與時間》（Lascaux: Movement, Space, and Time）一書中描述了自己的發現，他認為壁畫繪製出重要動物的生育週期，可以理解這個洞窟是一處靈性的聖地，用意是象徵創造以及生命的永恆節奏。不過，這些繪畫所呈現出的創造週期並不僅是代表了俗世上與動物、天氣相關的主題，還能延伸到整個宇宙。

當然，年復一年發生在石器時代世界中的生命再造，也能反映在星象週期上：以太陽的路徑及夜空中出現特殊星座來標記每一季節。奧祖拉特相信，這就是藝術家觀點的核心。他認為，這顯示出生物及宇宙時間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將洞窟頂部高懸的牆壁及整片頂部的壁畫比擬為「蒼穹」，並且提出論點說這些動物並非呈現在地面上，而是於天空裡。

這點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動物經常看起來像是飄浮著的：從各個角度繪成、看不見任何地面線條，有時甚至還高懸著腳蹄。如果奧祖拉特是對的，拉斯科洞窟不僅表達出生物學，同樣也表達出宇宙學：這些藝術家並非在模仿身邊所見的環境，而是將一切定義了他們存在的變化，無論是地上的或在天上的，都揉合在一起，可以說這就像一首歌頌他們宇宙的歌賦，呈現出人類最早對於宇宙本質及生命起源的認知。

奧祖拉特處於法國學術機構的核心，而他的研究成果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即使如此，卻很少有人討論他對天空的概念。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形下，考古學家認為，與其將這些繪畫視為對天空的觀點，當成歌頌自然的作品要容易多了。不過仍有一些學者認為奧祖拉特的論點還不夠大膽，拉斯科的藝術家不僅僅是想像天空上的動物，更繪製出天上的星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