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冷冷的心，沸騰的血（下）
如果說是B-T分流的手術點燃了比奇洛創新的激情，那麼這位挑戰者的熱血，則顯然是因比奇洛而沸騰起來的。
在美國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舉行的外科會議上，比奇洛的報告將其推到風口浪尖，引起了巨大爭議。然而同樣在會場的美國外科醫生約翰‧劉易斯（F. John Lewis，1916-1993）在豔羨的同時卻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暗下決心比拚一番，想要「竊取革命勝利的果實」。
所謂「竊取」當然是我戲謔的說法，因為同時代的人對比奇洛的評價是他對自己的新觀念總是非常慷慨，毫無保留。試想上世紀50年代不比今天，在學術會議上幻燈片動態投影十分容易，在那種相對落後的會場條件下，比奇洛居然能把記錄自己手術過程的電影膠片在現場演示，真可謂慷慨到家了。
我想正是因為比奇洛在學會上，將實驗方法透露的足夠細緻，才使劉易斯有信心試一試。
但是，要想在這種極具技術含量與創新要求的挑戰中取勝自然殊非易事，更何況別人已經贏在起跑線上了。如果我與讀者諸君在他們之間的輸贏上設一賭局，我想絕大多數人也不會押寶在劉易斯一邊。因此時人並不看好他，甚至不乏嘲諷。雖然許多朋友認為他是最聰明最有判斷力的天才，但劉易斯自己卻甚為低調甚至有些害羞。當有人問起劉易斯是否介意這些批評的聲音時，他回答的乾脆而巧妙：如果你很少意識到那些人的所作所為，就會大大減少對這些事情的關注了。
沉穩的劉易斯當然很清楚情勢，若要後發先至則必須改進比奇洛的技術，他將狗降溫至26至28℃，夾閉腔靜脈8分鐘，在直視無血的術野下施行了房缺（通過外科手段建立的房缺）修補術，結果是10個動物，最後有9個得以存活。在動物實驗的存活率方面，劉易斯果然已經做到後來者居上了。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來劉易斯的改進主要是對抗和最大程度地預防室顫——一種十分棘手的心跳節律紊亂。他發現這主要是由於冠狀動脈循環被氣拴阻塞和過度降溫造成的。於是他採取措施限制術中冠脈內氣拴的形成並使溫度高於比奇洛改採用的溫度，因此手術死亡率得以大大降低。到1952年的時候，和比奇洛一樣，劉易斯也覺得開展這種臨床人體試驗的時機已近成熟了。
現在，一加一美一南一北的兩個人都拔劍四顧躍躍欲試，只等決戰時候的制勝一擊。只不過科學上的這種爭鬥顯然不同於你死我活的搏命之爭，嚴格說來甚至並不存在真正的失敗者，因為無論他們中誰獲得成功都將是人類的福祉。可是當我們回溯這段歷史，對於一個精彩故事而言，我們最饒有興味的當然還是到底是誰最終拔得頭籌。
正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時論，他們二人年紀相當均處於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技術迅速崛起的黃金階段，時代呼喚一個可以將心外科更推進一步的大師，這是共同的歷史大背景；以地利與人和論，雖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但劉易斯也已將後發優勢利用到了極致，幾乎追平了比奇洛——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所超越，畢竟他是站在前者的肩膀上起步的；再則他們都必須背靠自己所在的醫院依靠強大的團隊合作；最後，一個看似不太重要的非學術方面的因素，結果卻成了決定這次競爭輸贏的關鍵所在——人脈關係——他們都需要有人為其推薦一個合適的病例。
這是兩個人對榮譽的爭奪，似乎也是兩個國家科技實力的一次比拚，我不由得想到，假如此等條件下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中國人，想必勝負的結果已經出來了，為了國家的榮譽，我們一定會舉全國之力，在最短的時間內選出最合適的病例來。我們當然知道這不過是我的意淫而已，上世紀50年代，我們中國人忙著呢……
當時，劉易斯和比奇洛都仔細地尋找著第一例適合心內直視下修補房缺的病例，這一選擇的意義對於這些開拓者來說是顯而易見的。理想的病例應該是年紀小的，其心內的畸形不太可能產生遠期的不良後果。從他們認為時機成熟，提出臨床試驗設想，到最後獲得合適的病例可以一拼高下的這段時間裡，兩個人的內心一定是極不平靜的，那種混雜著興奮與緊張的期待，也許只有當事人才知道是多麼的難熬。
比奇洛後來回憶說：在我們選擇第一個合適病例的過程中，我們更希望他是兒童或青少年。但我們工作在一家成人醫院（多倫多總醫院），沒有兒童的病例，而且當時加拿大的醫療環境對心外科是持保留態度的。
最後，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理查德‧維克（Richard Varco，1912-2004）的轉介使劉易斯獲得了先機——他將為一個5歲女孩做這個手術，該女孩存在一個大的房缺聽診有雜音。1952年9月2日，劉易斯在明尼蘇達大學成功地在人體上實施了第一例直視下的心臟內手術操作（作為轉介者的維克也幸運地以第一助手的身份參與了這次手術）。他利用26°C的低溫，在流入血流阻斷時間不到6分鐘的時間裡，乾淨漂亮地完成了對該患兒心臟實質缺損的確切修補縫合。這個幸運的孩子在沒有現代外科術後重症監護幫助的情況下，依然得以順利康復，並於11天之後痊癒出院。她的心臟雜音消失了，隨訪33年後，患者健康狀況良好，有兩個孩子，甚至做過木匠。
第一例心內直視下手術的成功，為人類最常遇到的先天性心臟畸形提供了一個可治癒的方法，開啟了心臟疾病治療的新時代。這一成功極大鼓舞了心外科同道的熱情，甚至很多原本冷眼旁觀外科醫生也跟著熱血沸騰，他們紛紛採納了這項技術。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運用直視下心內手術手術治療了大量簡單的先天性心臟缺陷。多倫多和丹佛的治療中心成了開展和使用這一技術的翹楚，並在嬰幼兒的心內直視手術中報導了驚人的低死亡率。
儘管這一場暗戰以劉易斯率先取得成功而告一段落，但比奇洛並沒有因這一落敗而感慨「既生瑜何生亮」，反而為他的理論在臨床應用中被證明有效而感到十分高興。雖然當劉易斯宣稱自己是破冰之舉（broke the ice）時，比奇洛忍不住要甩他一句：厚臉皮……（cheekily）
在隨後採用低溫手段進行心臟手術的後繼者中，又以亨利‧施萬（Henry Swan）的成就最為出色，他利用這一技術成功地開展了多項手術，並完善和發展了心肌保護和空氣栓塞預防等一系列原則，這些原則至今仍是心臟外科中的核心宗旨。總之，應用低溫和流入道阻斷，直視下修復簡單的心臟畸形，為發現並實施複雜的心臟外科手術提供了經驗。儘管亨利‧施萬樂觀且擁有遠見，他還是清楚直視手術在心臟外科的應用侷限。當他試圖修復法洛四聯症合併肺動脈狹窄（BT分流只能緩解症狀，而亨利‧施萬試圖根治）時意識到，共存如此多的畸形是無法在中度低溫流入道阻斷8分鐘的時限內完成修復的，甚至像室間隔缺損（其複雜程度在房缺之上法洛四聯症之下）之類的畸形，也無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修復，更複雜的修復需要一種新穎的方法。
由於處理更具挑戰性和複雜性的病變接連遭遇失敗，到了50年代中期，許多外科醫生開始對以現有的技術糾正更複雜的心內病灶持變得謹慎。而作為低溫時代最偉大的理論奠基者和實踐者的比奇洛則相信，使用低溫可安全地突破幾分鐘的限制，延長到幾個小時。為此他瞄上了土撥鼠，開始研究這種動物冬眠的秘密，試圖獲得某些啟示，找到突破口。這一回他能再有所創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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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文
轉載自科學松鼠會 外科之花的艱難綻放系列，作者李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