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災2.0專題（三）：群眾外包 網民行動力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命名與繪圖

• 文 | 貝鳶業如

偉大的十八世紀瑞典生物學家林奈，將生物世界組織成有條不紊的階系，其間每種生物都有個名字，都在生命家譜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是確立了自然史各個分枝的課題。為事物命名是種近乎神聖的行為，是一種賦權且令人滿足的工作，而分類學（及大量的標本剝製）也在十八、十九世紀成為新興自然科學的主軸。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然史博物館體現了科學時代的精神；這些建築裡塞滿了填充過的鳥類、骨骼、化石、結晶等大自然奇珍，被命名、被馴服、埋葬在玻璃匣子裡。

地質領域中可資分類的東西（岩石、礦物、化石、地形、礦物沉積、褶皺、斷層等）之多，使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由於無法對這些特徵的形成，提出統一的起源模型，分類架構便使人對大自然的變化性，抱有一種有限且穩固的安心感。有些地質學實體（如礦物）很容易便落入定義明確的分類範疇，而十九世紀那些關於礦物的博學論文（如一八六九年耶魯大學教授戴納那卷帙浩繁的《礦物學手冊》）至今都還在使用，乃是史上同類概要書籍中最為完備者。

但其他的地質現象則拒絕被分類，連當時最聰明的人，也掙扎著要確立理想化的柏拉圖式分類範疇，好為難以駕馭的現實罩上結構。

由於經濟上的重要性，發展出一種普世的礦物命名法則在當時是第一要務，但後來證明了這實在是出了名的困難（某程度上而言，至今依然如此）。

以發現於某一特定地區的礦物為基礎的礦石譜系理論都各有特色，而分類架構總是與這些理論夾纏不清。

十八世紀晚期的歐洲到處都是礦業學校，德國、瑞典、法國的學程更是格外蓬勃。許多學程都只由一名遠見思想家和學徒組成，由學徒協助宣揚大師的體系。德國佛萊堡的「水成」學派是由莊嚴的韋納（一七五○～一八一七）領軍，他提出所有岩石和礦石沉積都自海水沉降而成的概念。而在瑞典的烏普薩拉，華勒流斯（一七○九～一七八五）執著於古老冶金學的金屬質變信念，而提出了一個現代觀念，認為了解礦石礦物的關鍵，在於其化學特性（而非顏色等外在的屬性）。在巴黎，由藥材商轉行成為礦物學家的魯埃（一七○三～一七七○）和他更為知名的學生拉瓦榭（一七四三～一七九四），也發展出關於岩石和礦石本質與分布的早期理論。

不過，這些理論只有少數對真正的採礦實務造成影響；礦工的經驗和直覺大體上還比較可靠些。但這些礦業學校卻標示著一種重要的新哲學：地球及其礦物資源是可以分析的，最終也是可以理解的。

赫登的均變說原理（參見第二章）是以他在愛丁堡和蘇格蘭邊界所觀察的岩石為基礎，之後再將地球「合理化」而成。他對西卡角非整合的解釋及其所「發現」的時間深處，顯示主宰地球過去的物理定律，也同樣主宰著現在（赫登的觀察也記錄下火成岩的存在，這是對韋納等水成論者的一記重擊）。

赫登的著作似乎肯定了地球的行止有其邏輯而且可靠，或許不是一成不變，但卻能夠為人所理解：在這個球體的固態部分觀察到明顯無序和混亂的哲學家，現在導出一些結論：以前地球的組成裡，曾經存在過一種較有規律也較一致的狀態；過去曾發生過一些毀滅性的改變；地球的最初結構，已被不論是自然或超自然因素所導致的某些猛烈活動打斷和干擾。

此類結論都是由地形外觀推導而得，而現在，在我們努力要建立的理論當中，所有這些地貌都有了最完美的解釋⋯⋯在解釋實際存在之物時，根本就不需要訴諸任何非自然的邪惡假說、任何大自然裡的毀滅性意外事件，或超自然原因的介入。

我們很滿意地發現，大自然有其智慧、體系和一致性⋯⋯我們當前詢問的結果便是：我們並未發現開始的痕跡，也看不到結束的可能。

科學闡釋的時代與歐洲人在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殖民定居的時間相一致（也一向被用來當作這些行為的合理化藉口）。

探險行動的目的，是要記載下邊土的動、植物和礦物寶藏。劉易斯與克拉克所帶領的一八○三至一八○六年北美考察行動，留下了一些細節豐富、有著細心插圖的筆記本，正是這些官方委託製作的報告當中最好的一批。在美國，為了評估並測繪全國的資源，聯邦和州都成立了地質調查處。這些機構負責進行普查，也就是從事計數和估價，對無限和模糊的有限做出推算。

地質調查處主任鮑威爾（他本人曾領導過一次大規模的美西地質探查）於一八八八年向國會提出第七屆地質年度調查報告，他在其中提到，製作精確美國地形地質地圖的計畫，在戰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

鮑威爾是第一個繪製科羅拉多河下游和大峽谷地圖的人，他對地圖的力量大感讚嘆。地圖就跟分類架構一樣，賦予使用者一種自己擁有所繪題材的感覺。地圖將荒野微型化到可以握在手中、可以用心眼去觀看。

地圖與調查對一八六二年的「美國公地放領法案」和一八七二年的「公眾採礦法」至為重要，兩者都以洛克的原則為基礎，認為任何耕耘一小片土地（且能界定其範圍）的人，便是該土地的合法擁有者。

公地放領法案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廢止！），公眾採礦法直到今天都還有效。公眾採礦法是駭人的過時立法，現在仍舊容許任何人能以低於每英畝五美元的費用，在公有土地上搜尋並萃取礦物，卻完全沒有考慮到此舉可能導致的環境損害。這些聯邦政策及其背後的哲學，也導致史上最嚴重的體制性社會不義——美國政府一再地違反與北美原住民族所簽署的條約。

這些原則都是洛克財產權加值原則的思想外延，亦即能夠理解、命名和測繪自然的人，就有權剝削自然，但原住民的命名和認知體系卻不被承認為合法。

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2009年台灣發生莫拉克風災，我和幾個朋友希望可以透過資訊科技幫忙一些事情。」這是中央研究院資訊創新中心的蕭景燈博士架設台灣第一個「Sahana」系統的初衷。接著隔年的海地地震也促成他引入另一個系統「Ushahidi」，從此之後持續累積了經驗，應用在更多台灣的案例上，這些透過網路社群蒐集資訊的系統在世界各地如何協助救災與防災？我們來聽聽蕭景燈博士怎麼說。

社會？媒體？社會媒體？

絕大多數台灣網路使用者每天必上的Facebook，對社會有什麼革命性的影響呢？在社會媒體尚未出現前，資訊的傳播權力只有在少數人手上，出現在媒體上的議題是經過篩選的，握有權力者與市井小民是「由上而下(top-down)」的溝通關係；另一方面傳統媒體的承載量不足、傳遞不夠即時，即使是與大眾息息相關的議題出現在媒體上，民眾也只是被告知而無法協助訊息更新或親身參與。然而現在有了社會媒體，搭配行動裝置如手機、平板，即時訊息傳遞、集結與動員都變得非常簡單，使得「由下而上(Bottom-up)」的公民力量能夠發揮。

動員的過程中，社會媒體還可以將工作在網路平台上進行分割與指派，藉由群眾的力量在短時間完成特定的工作，這樣的「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功能經常與社會媒體搭配，達到對不特定群眾組織管理的效果。Ushahidi就是這樣的平台。

每個人的證言：Ushahidi！

Ushahidi是非洲斯瓦希里(Swahili)語，誕生的危機與契機則是2008年肯亞的選後暴亂。就如同大規模天災發生一般，當時的資訊混亂不堪，主流媒體沒有辦法即時、系統地傳播，有能力的人也難以到場幫忙。因此當地的公民記者、程式設計師共同開發了這套訊息回報與彙整的視覺化系統，讓民眾只要發送手機簡訊就能夠通報，而事件的發生地點、類別、簡要描述等資訊都會集結在一個地圖平台上，手機對肯亞大多數人而言是負擔得起的科技產品，因此當時使用Ushahidi平台回報相當熱烈，幫助許多人避開衝突點、前往物資跟救援所在處。

Ushahidi的應用案例經常和弱勢者有所連結，因為掌權者本來就握有各種通訊管道，因此對於社會媒體較不重視，反觀社會弱勢者可以透過這種免費的、低科技門檻的工具來發聲。除了透過瀏覽器所看到的資訊收集和播報的功能外，由於Ushahidi使用標準的JSON格式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一種普遍且易讀的資料交換語言)，幾乎所有網頁開發的相關語言都有JSON的函式庫，因此Ushahidi可以方便的交換資訊，舉個具體的例子，你可以下載Ushahidi的網站架構原始碼及網站資訊，混搭其他不同來源的內容，在自己的軟體或網頁上呈現。

Ushahidi的經典案例莫過於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有人說這是人類第1次將社會媒體應用在天災的救災工作。」蕭景燈說。當時最知名的救災行動是「4636」，地震發生後海地的兩家電信公司捐出電話簡碼，只要傳送簡訊給4636，就可以回報建築物倒塌、人命傷亡、等待救援等狀況。

拜網路科技之賜，讓當時很多不在海地現場的人也能幫上忙。所有回報到4636的事件，都經過語言與座標兩層的資訊轉譯工作，都是由線上志工負責。海地當地使用的語言混合了法文和非洲語言，這些簡訊轉到美國之後經過熟悉海地語的志工翻譯成為英文，讓國際救援團隊能夠了解訊息內容以進行救援；另一方面，救災工作的地點需要有精確的座標描述，國際救援組織雖不熟悉這個地區，但可以依照全球定位系統(GPS)定位抵達現場。由於回報訊息的人是ㄧ般海地民眾，對於地點的描述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稱呼，有點像是：「中正路的百貨公司」、「重陽橋斜對面的加油站」這種不精準的敘述方式，志工們便負責將這種當地人的敘述轉換成一個可以跨組織溝通的絕對座標，同時也精準地將回報訊息標記在地圖上。

管理資源的導演：Sahana！

不同於Ushahidi管理的是資訊，Sahana 管理的則是資源。災難發生的期間，各式資源的需求與供給間的媒合，一直都是各救難團體的一大難題。救災資源的需求激增且難以估計，有效率的資源管理平台用來整合、分配救災人力與物資是迫切需要的，Sahana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

2004年南亞大海嘯發生後，世界各地救難物資湧入災區，斯里蘭卡等地的資訊志工於是建立了Sahana平台，調理這個巨型災害下的龐大的資源供給和需求；後來Sahana布建的地區從南亞擴散到世界各地，陸續在大型天災發生時擔任關鍵角色，也因此程式不斷更新，從最初南亞大海嘯時開發的Agasti，發展到現在已經有4套平台，其中紐約市政府使用的Mayon平台，是以區域性大規模災難情境為考量研發出來的。

Sahana也在海地地震的「4636」行動中負責醫療資源彙整的工作，透過標準的資料格式，將原本各家醫院相互獨立的資訊集合在一起，包括醫生專長、病床數、藥品量分布都可以即時統計出來，使醫療資源得到更妥善的運用。Sahana以資訊系統輔助複雜的救災流程，減少人為的失誤，使得整個過程更有效率。

台灣防災情境的社會媒體

2009年發生莫拉克風災後，中研院資創中心開始進行Sahana在地化的工作，之後在2011年也投入Ushahidi的在地化。蕭景燈說：「雖然88風災時Sahana沒派上用場，但是仍要先把它們做起來，真正需要用的時候才不會沒得用。」從他的觀點，這兩套中文版的系統就像保險一樣，最好不要用到，但一定要準備好。

Ushahidi可以運用的範圍很廣，「4、5月油桐花開，哪裡可以欣賞？有特色的咖啡店在哪裡？這些都可以用Ushahidi的平台回報與傳播。」蕭景燈表示。而Sahana則是特定用於救災與災後重建的管理，因此Sahana在地化最優先的工作，就是使它適用於台灣的救災情境。

為了使源自國外的Sahana更適合台灣使用，蕭景燈與資創中心的同事花了半年的時間訪談許多參與救災的社福團體，得知大家對於資源的媒合與管理都感到相當頭痛，連列印捐贈者感謝狀與收據都成了繁重的工作，占用相當多的時間。因此，Sahana的在地化工作，也針對台灣的特殊需要做了調整，讓感謝狀與收據相關作業能在收到物資捐贈，進行登錄時就一併處理。

Ushahidi可以用來彙整災害訊息，也可以用來彙整非緊急的生活訊息，任何人都可以成運用它成為資訊服務的提供者。

如果自己有硬體，可以下載程式原始碼自行架設一套，或是利用Crowdmap雲端平台。「台灣農夫市集地圖」網站就是一個應用範例，目前這個網站已經蒐集到了60個由小農擺攤、販售在地食材的市集，如果大家有發現新的市集都可以隨時通報。而主婦聯盟也運用Ushahidi來監督政府原能會公布的輻射值，民間自發採購儀器、實地量測輻射值，公開展示於地圖上，讓全民有可以交叉比對的依據。

瓶頸與展望

雖然，Sahana是針對救難團體資源管理所設計，但在經過多年的推廣後，實際使用的團體仍為少數。主要原因有三，一是Sahana的操作的確比較有技術性，要一個組織完全地採用，需要經過長期的訓練；其次，Sahana需要資訊人力處理系統整合方面的程式修改，使Sahana與個別組織的救災流程相配合，但是目前並沒有足夠的人力進行客製化工作。第三，災害情境無法預期，很難事先將系統準備妥當，待災害一發生立即運用於救災現場，這與許多救災團體對平台的期待有落差，因此沒有大力引進。

但是積極宣導與推廣Sahana仍持續在進行，目前慈濟與工研院資通所合作，將一部分的Sahana模組整合進慈濟既有的後端平台，讓慈濟利用Sahana的科技智慧來管理資源，儘管在慈濟的平台看不到Sahana的外貌，但它的元素已經包含在裡面了。

Ushahidi現在連智慧型手機的App都有了，任何的Ushahidi的布建透過手機通報都不是問題，平時可讓民眾先在非緊急案例上熟悉這套系統，到了災害來臨時，全民的力量才能真正發揮。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觀Ushahidi全球網站來看看世界各地的應用案例，或是乾脆自己上Crowdmap創立個主題，來演練這免費的科技！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觀園「科技新知」。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防災2.0系列專題：

• 防災2.0專題（一）： 開放資料 時空演繹力
• 防災2.0專題（二）： 防災雲端 科技大突破
• 防災2.0專題（三）：群眾外包 網民行動力
• 防災2.0專題（四）：運籌帷幄 決策系統力
• 防災2.0專題（五）：資訊志工 官民合作力

• 作者／海倫‧湯姆森；譯者／洪慧芳
• 前情提要，上一篇《我是誰？我在哪？腦內的導航系統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呀？——《錯把自己當老虎的人》上》，我們介紹了大腦導航相關的細胞及其運作，接下來讓我們從故事中了解在導航時，地標參照的重要性吧！

你若是發現我的遺體，請聯絡我的先生喬治和女兒凱麗。讓他們知道我死了，以及你在哪裡發現我的，這會是天大的恩賜，無論是距今多少年後。

六十六歲的喬拉汀．拉蓋（Geraldine Largay）稍微偏離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去小解時，並未料到自己會找不到重返山徑的路。人稱喬莉（Gerry）的喬拉汀是退休的空軍護士，曾在家鄉田納西州附近走過其他的山徑，也上過如何走完阿帕拉契山徑的課程。阿帕拉契山徑全長逾兩千兩百英里，橫跨十四個州。喬莉在長達六個月的旅程中，已走了一千多英里。

2013 年 7 月 22 日，喬莉試圖傳簡訊給在附近檢查站等候她的先生。她先生已經在那裡等著為她遞送下一段旅程所需的新鮮物資。她在簡訊中寫道：「有麻煩了，偏離山徑去小解，現在迷路了。你可否打電話給 AMC（阿帕拉契山脈俱樂部），看他們能不能派山徑維護人員來幫我？ 我在森林路徑北方的某處。親親抱抱。」

由於山間沒有訊號，那則簡訊始終沒寄出，所以喬莉直接在那裡過夜。翌日，官方啟動搜尋， 在濃密的林區裡尋找她的蹤影。搜尋行動持續了數週。

2015 年 10 月，一位為美國海軍效勞的護林員發現一顆人類的顱骨，旁邊還有睡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不遠處還有一個扁平的帳篷和一個綠色背包，背包裡有喬莉的東西，整整齊齊地裝在拉鍊袋裡。旁邊有一本佈滿苔蘚的筆記本，上面寫著「喬治，請讀，親親抱抱」。喬莉在筆記本裡寫道，她找不到回山徑的路後，已經走了兩天。她依循訓練課程的指示，搭起帳棚，希望有人可以找到她。筆記本上最後一次註記的日期是 2013 年 8 月 18 日。

雖然我們無法說，喬莉要是當初做了什麼，就可以避免這個厄運。但她在最崎嶇的路段上偏離山徑，無疑使她迷路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在那種崎嶇的路段上，她不需要走多遠，就會被濃密的灌木叢和長相相同的冷杉樹所包圍。那些樹木緊緊地簇擁在一起，你一鑽進去，很快就無法分辨路徑了。你在裡面根本搞不清楚方向，簡言之，那裡毫無地標。

你可能覺得，記住街道盡頭有個郵筒，或辦公室外有個公車站牌，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事實上，能夠識別一些永久的地標，並把它們納入腦海中的地圖非常重要。我們不斷地為腦海中的地圖增添對我們有意義的東西。

想想，如果你需要指引某人從最近的車站到你家。你會用路上的哪些特點來幫他們認路？以我為例，我會指出附近一家裝飾藝術風格的酒吧，一家裡面有超胖海象的展覽館，還有一座埋葬瘟疫受害者的三角形小山。

我們辨識地標的能力如此的重要，所以大腦裡有一個部位專司這項任務，那個部位名叫「後壓部皮質」（retrosplenial cortex）。那裡受損時，就會出現嚴重的導航問題。

——本文摘自《錯把自己當老虎的人》，2019 年 7 月，漫遊者文化。

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2009年台灣發生莫拉克風災，我和幾個朋友希望可以透過資訊科技幫忙一些事情。」這是中央研究院資訊創新中心的蕭景燈博士架設台灣第一個「Sahana」系統的初衷。接著隔年的海地地震也促成他引入另一個系統「Ushahidi」，從此之後持續累積了經驗，應用在更多台灣的案例上，這些透過網路社群蒐集資訊的系統在世界各地如何協助救災與防災？我們來聽聽蕭景燈博士怎麼說。

社會？媒體？社會媒體？

絕大多數台灣網路使用者每天必上的Facebook，對社會有什麼革命性的影響呢？在社會媒體尚未出現前，資訊的傳播權力只有在少數人手上，出現在媒體上的議題是經過篩選的，握有權力者與市井小民是「由上而下(top-down)」的溝通關係；另一方面傳統媒體的承載量不足、傳遞不夠即時，即使是與大眾息息相關的議題出現在媒體上，民眾也只是被告知而無法協助訊息更新或親身參與。然而現在有了社會媒體，搭配行動裝置如手機、平板，即時訊息傳遞、集結與動員都變得非常簡單，使得「由下而上(Bottom-up)」的公民力量能夠發揮。

動員的過程中，社會媒體還可以將工作在網路平台上進行分割與指派，藉由群眾的力量在短時間完成特定的工作，這樣的「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功能經常與社會媒體搭配，達到對不特定群眾組織管理的效果。Ushahidi就是這樣的平台。

每個人的證言：Ushahidi！

Ushahidi是非洲斯瓦希里(Swahili)語，誕生的危機與契機則是2008年肯亞的選後暴亂。就如同大規模天災發生一般，當時的資訊混亂不堪，主流媒體沒有辦法即時、系統地傳播，有能力的人也難以到場幫忙。因此當地的公民記者、程式設計師共同開發了這套訊息回報與彙整的視覺化系統，讓民眾只要發送手機簡訊就能夠通報，而事件的發生地點、類別、簡要描述等資訊都會集結在一個地圖平台上，手機對肯亞大多數人而言是負擔得起的科技產品，因此當時使用Ushahidi平台回報相當熱烈，幫助許多人避開衝突點、前往物資跟救援所在處。

Ushahidi的應用案例經常和弱勢者有所連結，因為掌權者本來就握有各種通訊管道，因此對於社會媒體較不重視，反觀社會弱勢者可以透過這種免費的、低科技門檻的工具來發聲。除了透過瀏覽器所看到的資訊收集和播報的功能外，由於Ushahidi使用標準的JSON格式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一種普遍且易讀的資料交換語言)，幾乎所有網頁開發的相關語言都有JSON的函式庫，因此Ushahidi可以方便的交換資訊，舉個具體的例子，你可以下載Ushahidi的網站架構原始碼及網站資訊，混搭其他不同來源的內容，在自己的軟體或網頁上呈現。

Ushahidi的經典案例莫過於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有人說這是人類第1次將社會媒體應用在天災的救災工作。」蕭景燈說。當時最知名的救災行動是「4636」，地震發生後海地的兩家電信公司捐出電話簡碼，只要傳送簡訊給4636，就可以回報建築物倒塌、人命傷亡、等待救援等狀況。

拜網路科技之賜，讓當時很多不在海地現場的人也能幫上忙。所有回報到4636的事件，都經過語言與座標兩層的資訊轉譯工作，都是由線上志工負責。海地當地使用的語言混合了法文和非洲語言，這些簡訊轉到美國之後經過熟悉海地語的志工翻譯成為英文，讓國際救援團隊能夠了解訊息內容以進行救援；另一方面，救災工作的地點需要有精確的座標描述，國際救援組織雖不熟悉這個地區，但可以依照全球定位系統(GPS)定位抵達現場。由於回報訊息的人是ㄧ般海地民眾，對於地點的描述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稱呼，有點像是：「中正路的百貨公司」、「重陽橋斜對面的加油站」這種不精準的敘述方式，志工們便負責將這種當地人的敘述轉換成一個可以跨組織溝通的絕對座標，同時也精準地將回報訊息標記在地圖上。

管理資源的導演：Sahana！

不同於Ushahidi管理的是資訊，Sahana 管理的則是資源。災難發生的期間，各式資源的需求與供給間的媒合，一直都是各救難團體的一大難題。救災資源的需求激增且難以估計，有效率的資源管理平台用來整合、分配救災人力與物資是迫切需要的，Sahana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

2004年南亞大海嘯發生後，世界各地救難物資湧入災區，斯里蘭卡等地的資訊志工於是建立了Sahana平台，調理這個巨型災害下的龐大的資源供給和需求；後來Sahana布建的地區從南亞擴散到世界各地，陸續在大型天災發生時擔任關鍵角色，也因此程式不斷更新，從最初南亞大海嘯時開發的Agasti，發展到現在已經有4套平台，其中紐約市政府使用的Mayon平台，是以區域性大規模災難情境為考量研發出來的。

Sahana也在海地地震的「4636」行動中負責醫療資源彙整的工作，透過標準的資料格式，將原本各家醫院相互獨立的資訊集合在一起，包括醫生專長、病床數、藥品量分布都可以即時統計出來，使醫療資源得到更妥善的運用。Sahana以資訊系統輔助複雜的救災流程，減少人為的失誤，使得整個過程更有效率。

台灣防災情境的社會媒體

2009年發生莫拉克風災後，中研院資創中心開始進行Sahana在地化的工作，之後在2011年也投入Ushahidi的在地化。蕭景燈說：「雖然88風災時Sahana沒派上用場，但是仍要先把它們做起來，真正需要用的時候才不會沒得用。」從他的觀點，這兩套中文版的系統就像保險一樣，最好不要用到，但一定要準備好。

Ushahidi可以運用的範圍很廣，「4、5月油桐花開，哪裡可以欣賞？有特色的咖啡店在哪裡？這些都可以用Ushahidi的平台回報與傳播。」蕭景燈表示。而Sahana則是特定用於救災與災後重建的管理，因此Sahana在地化最優先的工作，就是使它適用於台灣的救災情境。

為了使源自國外的Sahana更適合台灣使用，蕭景燈與資創中心的同事花了半年的時間訪談許多參與救災的社福團體，得知大家對於資源的媒合與管理都感到相當頭痛，連列印捐贈者感謝狀與收據都成了繁重的工作，占用相當多的時間。因此，Sahana的在地化工作，也針對台灣的特殊需要做了調整，讓感謝狀與收據相關作業能在收到物資捐贈，進行登錄時就一併處理。

Ushahidi可以用來彙整災害訊息，也可以用來彙整非緊急的生活訊息，任何人都可以成運用它成為資訊服務的提供者。

如果自己有硬體，可以下載程式原始碼自行架設一套，或是利用Crowdmap雲端平台。「台灣農夫市集地圖」網站就是一個應用範例，目前這個網站已經蒐集到了60個由小農擺攤、販售在地食材的市集，如果大家有發現新的市集都可以隨時通報。而主婦聯盟也運用Ushahidi來監督政府原能會公布的輻射值，民間自發採購儀器、實地量測輻射值，公開展示於地圖上，讓全民有可以交叉比對的依據。

瓶頸與展望

雖然，Sahana是針對救難團體資源管理所設計，但在經過多年的推廣後，實際使用的團體仍為少數。主要原因有三，一是Sahana的操作的確比較有技術性，要一個組織完全地採用，需要經過長期的訓練；其次，Sahana需要資訊人力處理系統整合方面的程式修改，使Sahana與個別組織的救災流程相配合，但是目前並沒有足夠的人力進行客製化工作。第三，災害情境無法預期，很難事先將系統準備妥當，待災害一發生立即運用於救災現場，這與許多救災團體對平台的期待有落差，因此沒有大力引進。

但是積極宣導與推廣Sahana仍持續在進行，目前慈濟與工研院資通所合作，將一部分的Sahana模組整合進慈濟既有的後端平台，讓慈濟利用Sahana的科技智慧來管理資源，儘管在慈濟的平台看不到Sahana的外貌，但它的元素已經包含在裡面了。

Ushahidi現在連智慧型手機的App都有了，任何的Ushahidi的布建透過手機通報都不是問題，平時可讓民眾先在非緊急案例上熟悉這套系統，到了災害來臨時，全民的力量才能真正發揮。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觀Ushahidi全球網站來看看世界各地的應用案例，或是乾脆自己上Crowdmap創立個主題，來演練這免費的科技！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觀園「科技新知」。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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