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科技大學某個寧靜的角落,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入駐了與辦公室大小不能相符的客座講師,他,是波音公司最多產的發明家、曾為NASA製造衛星,提出過突破性衛星定位技術、被提名美國亞裔年度工程師、更是波音公司最頂尖高階技術工程師、是航太界的巨擘,航太領域最傑出的亞裔科學家之一……他便是:吳勇為博士。
在波音最難忘的一個工作經驗案例,為甚麼?
吳博士:
簡單來說當年台大畢業後,便到了美國留學,一路繼續專精在我控制組的領域。拿到博士後,開始我之後三十多年航太企業的職業生涯。我從天線到定位系統都做過,從飛機用的到衛星用的,不過我最得意也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波音那段時間的成就,那就是在人造衛星的姿態控制上,證明了過去那種以太陽與地球中心為基準的定位法(Sun/Earth Sensors Attitude Determination System) 其實有更好的選擇,那就是以更遠方:星系外星體為基準的定位(Stellar Inertial Attitude Determination System)
當時這個想法太突破,保守的客戸不太相信,但是波音開放的自由研究風氣及鼔勵創新的制度,讓我可以靠自己去掙取經費。我開始自修天文,加上我理論基礎及數學證明能力都還不錯,成功設計出一個嚴謹的實驗,證明自己的理念是可行的。這不只使波音因此得到了NASA的合約,更從此改進了所有同步衛星的設計,使衛星定位的精準度,得到了突破性的提升。
身為一個擁有如此傑出科學成就的科學家,為什麼願意回到台灣,來為學生們服務呢?
吳博士:
我小時候在台灣受到國家的裁培,之後到了國外念書,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原本是打算在拿到博士後,進入教育界,為青年學子付出以此終老。但命運對我有不同的安排吧?當時應徵好多學校都沒上,才使我轉到產業界直到62歲退休。退休之後,我開始從事天主教志工,並在UCLA Extension為在職工程師上課,這樣的生活,讓我心中對教育的熱情又再次燃起。下定決心回國內,想要來回饋國人。所以我不只在台灣的國家太空中心擔任顧問,更曾到我母校台大和一些知名的大學看過,不過我最後還是看上台灣科技大學,這種重視實務教學的辦學方向。因面對將來畢業後就業問題,ー般學生似乎對航太沒什麼興趣,選課的人很少,是讓我有點失望,但是也總算是讓我實現教書的心願了,也很欣慰看到班上同學努カ向上求知心切。
對台灣的科技發展有甚麼批評?
吳博士:
回來台灣,去到太空中心當顧問,覺得台灣的研究文化和美國真的差太多了。台灣的航太,長年仍停滯在外購。像是福衛計畫,從三號之後就遇到種種困難,直到福衛七號讓國人才有自制發展的機會。目前採購上、經費上還有很多的限制,這些限制,加上政治、管理層輪替過快,讓管理的人覺得,我任內風平浪靜就好,無法推展長遠的計畫,國家也沒有給予應用的重視。全亞洲像是日本、中國、印度、甚至南韓,在航太上的成就都領先我國。領導團體、科學界、企業界,不願意冒險,這讓我們與外國有著嚴重的落後。
對台灣的大學生滿街跑的現象有什麼看法?
吳博士:
我覺得一個國家有很多的大學和大學生,這個應該是個好現象,代表國家的教育水準高,不過政府卻缺乏全面性、有制度性的政策來運用這些大學畢業的人才。像是美國的教育,為什麼美國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多,國家卻還是如此強盛?台灣社會那種唯有讀書高的心態,從根本上就破壞了教育!在美國,想讀大學的人,必須有二大要素:程度好加上自己想追求的動機。其他的人,並不上大學,但這不代表他們無法在其他領域追求成就,大學讀不好,不如去做水電吧!做技術有什麼不好?可是台灣父母們的陳舊的觀念,使他們不明白也不在乎自己的孩子適不適合繼續讀大學,這樣一味追求學位,讓很多程度不夠、動機不強的學子上了大學,這樣並不是個好現象,加之政府迎合討好的「教改」,才形成了現在畸形的台灣教育,也讓技職、技術產業再也無法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這是個很大的危機啊。
請問吳教授對台灣和學生們有什麼建議?還有,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外有很多年輕人很早便拿著點子出來創業,像是以色列和美國,這樣的創業文化在台灣有可能實現嗎
吳博士:
你們說美國、以色列等國,那種很多博士帶著自己博高的學識,自己創業的事啊,這是一個國家先進產業有生命力的象徵,但在台灣,國家和大企業卻都沒有遠見,不敢冒險,沒有人願意扶植這些傑出的小公司,自然無法生存,所以我說這樣的創業,在台灣是不可能的吧!
我覺得啊,台灣,沒有人願意Take Risks,當權者願景不夠,不做不錯,不敢大膽扶植領先時代的科技,出錯了就得下台;大多一般企業,通常居然一年只有3到5%的收入用在研發上,現在代工做得好好的,因為習慣了這樣的獲利方式,又何必去搞品牌、做創新?創新人才便不再受到重用?而學生面對前所未見的強大競爭,不再有勇氣去衝,不再願意去艱深的領域嘗試,也對自己不再有信心,社會風氣只叫學生專注眼前,而不放眼未來。其實台灣是很棒的,我們的電子業上是非常有成就的,也有很多傑出的企業家和人才,但我們不可以沒有突破和創新,不然我們的定位,將永遠是oem、odm!
我們必須敢take risks!像是博士生好了,博士最大最強的優勢,就是能用數學的方式,證明自己。我們該廣泛去閱讀、去跨界、去看看別人的想法,並經過自己的反芻,去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而不是照抄,有機會就要去試,要把握機會,千萬不要隨波逐流,勇敢的Take Risks,去突破和創新!
請問吳教授你最喜歡或最受影響的科學家是誰呢?
吳博士:
我平常就會看一些相關的雜誌,每次看到別人提出突破性的理論,都會很佩服,簡單來說,我佩服那些有突破性思考的人。像我十分佩服的科學家:史蒂芬·霍金,他的身體雖然不能動,但他的腦袋仍然很清楚,他突破、不受限的思考,給了我們的科學界,完全不一樣《霍金宇宙論》,這是天主給他也是給全人類的恩賜。
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吳博士你有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科學家不都是求實際的嗎?為什麼會有這種……似乎不太不科學的宗教信仰呢?
吳博士:
我以前也是個不信教的人,直到認識我的太太,他是輔仁大學畢業的,他是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太太也努力不懈的要將我洗腦。印象最深的,就是當年我們在美國要結婚,教會要我簽一個合約,要我保證以後我小孩要受洗,才准我在那教堂結婚,這真的一點都不誇張,當時我還和一位神父對信仰做過激烈的辯論;我自己是控制組出身的,我當時相信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可以藉由計算和設計得到控制。不過啊,但人生走了一段時間後,我就發現,其實這世界多的自己無法控制的事,像是自己的孩子,就是一個完全無法控制的例子:兒子天賦異秉,很小年紀就拿到了computer science的博士,卻改去攻讀法律,現在成了法律專家,女兒更是從一開始就不願走我們父母和哥哥的路,而選擇了歷史與藝術,當時我就覺得,藝術以後出去能做什麼,可是他還是很堅持,現在居然成為藝術館的策展人,日子也過得很好。
當年我去參加一個教會的家庭聚會,被問到,你的生命的意義何在,我突然有點迷惘了,我當時在人生的巔峰,想要有的都有了,但是我的人生難道就是為了這些嗎?之後便開始比較可以接受宗教,到了五十多歲,終於成為了天主教徒。我想,科學家到某一個程度後,會體會人有很多事是無法掌握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家便到了宗教信仰裡找解答,我也不例外。
對航太產業的未來有什麼看法?
吳博士:
其實航太是個非常複雜的領域,像是衛星,看似簡單的科學原理,其實牽涉著很複雜的控制,這個世界還需要更多的人才,為此努力,自然多的是潛力和機會。台灣航太界或許還沒有很多機會,但是國外開放而自由的研究環境還等著台灣的青年們。現在航太的趨勢:太空飛機、精確飛彈防禦、機載式電射武器、外星系探索……就象徵著多少的機會和可能性,航太的年輕人才不用擔心,航太是有很多國家在重視的,不要輕易放棄。
採訪後記:
我們在這次的訪談中,看到吳博士在航太界的貢獻及他在宗教領域,表現出不同於科學家的一面,也從這位歸國學者的眼去看我國航太產業和教育,博士認為,有很多現在的現況,不論是停滯或是退步,其實和台灣人不敢「Take Risk」有關,最後,吳博士給青年們的一句話,可以算是最後的結語吧!
「千萬不要遇上阻力就不追求,要勇於挑戰,向世界證明自己!把握自己的優勢,應用科學,為世界找到更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