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科技大學某個寧靜的角落，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入駐了與辦公室大小不能相符的客座講師，他，是波音公司最多產的發明家、曾為NASA製造衛星，提出過突破性衛星定位技術、被提名美國亞裔年度工程師、更是波音公司最頂尖高階技術工程師、是航太界的巨擘，航太領域最傑出的亞裔科學家之一……他便是：吳勇為博士。
在波音最難忘的一個工作經驗案例，為甚麼？
吳博士：
簡單來說當年台大畢業後，便到了美國留學，一路繼續專精在我控制組的領域。拿到博士後，開始我之後三十多年航太企業的職業生涯。我從天線到定位系統都做過，從飛機用的到衛星用的，不過我最得意也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波音那段時間的成就，那就是在人造衛星的姿態控制上，證明了過去那種以太陽與地球中心為基準的定位法(Sun/Earth Sensors Attitude Determination System) 其實有更好的選擇，那就是以更遠方：星系外星體為基準的定位(Stellar Inertial Attitude Determination System)
當時這個想法太突破，保守的客戸不太相信，但是波音開放的自由研究風氣及鼔勵創新的制度，讓我可以靠自己去掙取經費。我開始自修天文，加上我理論基礎及數學證明能力都還不錯，成功設計出一個嚴謹的實驗，證明自己的理念是可行的。這不只使波音因此得到了NASA的合約，更從此改進了所有同步衛星的設計，使衛星定位的精準度，得到了突破性的提升。
身為一個擁有如此傑出科學成就的科學家，為什麼願意回到台灣，來為學生們服務呢？
吳博士：
我小時候在台灣受到國家的裁培，之後到了國外念書，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原本是打算在拿到博士後，進入教育界，為青年學子付出以此終老。但命運對我有不同的安排吧？當時應徵好多學校都沒上，才使我轉到產業界直到62歲退休。退休之後，我開始從事天主教志工，並在UCLA Extension為在職工程師上課，這樣的生活，讓我心中對教育的熱情又再次燃起。下定決心回國內，想要來回饋國人。所以我不只在台灣的國家太空中心擔任顧問，更曾到我母校台大和一些知名的大學看過，不過我最後還是看上台灣科技大學，這種重視實務教學的辦學方向。因面對將來畢業後就業問題，ー般學生似乎對航太沒什麼興趣，選課的人很少，是讓我有點失望，但是也總算是讓我實現教書的心願了，也很欣慰看到班上同學努カ向上求知心切。
對台灣的科技發展有甚麼批評？
吳博士：
回來台灣，去到太空中心當顧問，覺得台灣的研究文化和美國真的差太多了。台灣的航太，長年仍停滯在外購。像是福衛計畫，從三號之後就遇到種種困難，直到福衛七號讓國人才有自制發展的機會。目前採購上、經費上還有很多的限制，這些限制，加上政治、管理層輪替過快，讓管理的人覺得，我任內風平浪靜就好，無法推展長遠的計畫，國家也沒有給予應用的重視。全亞洲像是日本、中國、印度、甚至南韓，在航太上的成就都領先我國。領導團體、科學界、企業界，不願意冒險，這讓我們與外國有著嚴重的落後。
對台灣的大學生滿街跑的現象有什麼看法？
吳博士：
我覺得一個國家有很多的大學和大學生，這個應該是個好現象，代表國家的教育水準高，不過政府卻缺乏全面性、有制度性的政策來運用這些大學畢業的人才。像是美國的教育，為什麼美國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多，國家卻還是如此強盛？台灣社會那種唯有讀書高的心態，從根本上就破壞了教育！在美國，想讀大學的人，必須有二大要素：程度好加上自己想追求的動機。其他的人，並不上大學，但這不代表他們無法在其他領域追求成就，大學讀不好，不如去做水電吧！做技術有什麼不好？可是台灣父母們的陳舊的觀念，使他們不明白也不在乎自己的孩子適不適合繼續讀大學，這樣一味追求學位，讓很多程度不夠、動機不強的學子上了大學，這樣並不是個好現象，加之政府迎合討好的「教改」，才形成了現在畸形的台灣教育，也讓技職、技術產業再也無法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這是個很大的危機啊。
請問吳教授對台灣和學生們有什麼建議？還有，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外有很多年輕人很早便拿著點子出來創業，像是以色列和美國，這樣的創業文化在台灣有可能實現嗎
吳博士：
你們說美國、以色列等國，那種很多博士帶著自己博高的學識，自己創業的事啊，這是一個國家先進產業有生命力的象徵，但在台灣，國家和大企業卻都沒有遠見，不敢冒險，沒有人願意扶植這些傑出的小公司，自然無法生存，所以我說這樣的創業，在台灣是不可能的吧！
我覺得啊，台灣，沒有人願意Take Risks，當權者願景不夠，不做不錯，不敢大膽扶植領先時代的科技，出錯了就得下台；大多一般企業，通常居然一年只有3到5%的收入用在研發上，現在代工做得好好的，因為習慣了這樣的獲利方式，又何必去搞品牌、做創新？創新人才便不再受到重用？而學生面對前所未見的強大競爭，不再有勇氣去衝，不再願意去艱深的領域嘗試，也對自己不再有信心，社會風氣只叫學生專注眼前，而不放眼未來。其實台灣是很棒的，我們的電子業上是非常有成就的，也有很多傑出的企業家和人才，但我們不可以沒有突破和創新，不然我們的定位，將永遠是oem、odm！
我們必須敢take risks！像是博士生好了，博士最大最強的優勢，就是能用數學的方式，證明自己。我們該廣泛去閱讀、去跨界、去看看別人的想法，並經過自己的反芻，去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而不是照抄，有機會就要去試，要把握機會，千萬不要隨波逐流，勇敢的Take Risks，去突破和創新！
請問吳教授你最喜歡或最受影響的科學家是誰呢？
吳博士：
我平常就會看一些相關的雜誌，每次看到別人提出突破性的理論，都會很佩服，簡單來說，我佩服那些有突破性思考的人。像我十分佩服的科學家：史蒂芬·霍金，他的身體雖然不能動，但他的腦袋仍然很清楚，他突破、不受限的思考，給了我們的科學界，完全不一樣《霍金宇宙論》，這是天主給他也是給全人類的恩賜。
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吳博士你有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科學家不都是求實際的嗎？為什麼會有這種……似乎不太不科學的宗教信仰呢？
吳博士：
我以前也是個不信教的人，直到認識我的太太，他是輔仁大學畢業的，他是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太太也努力不懈的要將我洗腦。印象最深的，就是當年我們在美國要結婚，教會要我簽一個合約，要我保證以後我小孩要受洗，才准我在那教堂結婚，這真的一點都不誇張，當時我還和一位神父對信仰做過激烈的辯論；我自己是控制組出身的，我當時相信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可以藉由計算和設計得到控制。不過啊，但人生走了一段時間後，我就發現，其實這世界多的自己無法控制的事，像是自己的孩子，就是一個完全無法控制的例子：兒子天賦異秉，很小年紀就拿到了computer science的博士，卻改去攻讀法律，現在成了法律專家，女兒更是從一開始就不願走我們父母和哥哥的路，而選擇了歷史與藝術，當時我就覺得，藝術以後出去能做什麼，可是他還是很堅持，現在居然成為藝術館的策展人，日子也過得很好。
當年我去參加一個教會的家庭聚會，被問到，你的生命的意義何在，我突然有點迷惘了，我當時在人生的巔峰，想要有的都有了，但是我的人生難道就是為了這些嗎？之後便開始比較可以接受宗教，到了五十多歲，終於成為了天主教徒。我想，科學家到某一個程度後，會體會人有很多事是無法掌握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家便到了宗教信仰裡找解答，我也不例外。
對航太產業的未來有什麼看法？
吳博士：
其實航太是個非常複雜的領域，像是衛星，看似簡單的科學原理，其實牽涉著很複雜的控制，這個世界還需要更多的人才，為此努力，自然多的是潛力和機會。台灣航太界或許還沒有很多機會，但是國外開放而自由的研究環境還等著台灣的青年們。現在航太的趨勢：太空飛機、精確飛彈防禦、機載式電射武器、外星系探索……就象徵著多少的機會和可能性，航太的年輕人才不用擔心，航太是有很多國家在重視的，不要輕易放棄。
採訪後記：
我們在這次的訪談中，看到吳博士在航太界的貢獻及他在宗教領域，表現出不同於科學家的一面，也從這位歸國學者的眼去看我國航太產業和教育，博士認為，有很多現在的現況，不論是停滯或是退步，其實和台灣人不敢「Take Risk」有關，最後，吳博士給青年們的一句話，可以算是最後的結語吧！
「千萬不要遇上阻力就不追求，要勇於挑戰，向世界證明自己！把握自己的優勢，應用科學，為世界找到更好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