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照護線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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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位 50 多歲的女士，原本近視將近一千度，而在出現白內障後，近視的狀況又急速惡化，於是決定接受白內障手術。」花蓮慈濟醫院眼科部視網膜科主任何明山醫師表示，「經過詳細討論後，患者選擇使用全焦段散光矯正人工水晶體，希望解決白內障並同時矯正近視、散光、老花眼。」

手術完成後，患者順利恢復。何明山醫師說，全焦段散光矯正人工水晶體能夠提供遠、中、近連續視力同時矯正散光，讓患者不用再戴近視眼鏡，也不需要戴老花眼鏡，生活與工作都方便許多。

白內障是因為眼睛裡面的水晶體老化，而影響光線進入眼球。何明山醫師指出，水晶體就像照相機的鏡頭，當鏡頭變混濁，進到眼睛的光線便會減少，所以在比較昏暗的狀況下，會覺得視力模糊、顏色改變。由於光線進入白內障後會散射，讓電燈、車燈散開，所以容易出現眩光。

白內障的形成主要與年紀有關，在過去白內障大多出現在 50 歲以上的患者。不過還有許多原因可能導致白內障提早發生，危險因子包括高度近視、糖尿病、眼睛外傷、紫外線曝曬、長期使用類固醇等。

何明山醫師說，「隨著 3C 產品的普及，長時間使用 3C 產品的人越來越多，臨床上也發現白內障有年輕化的趨勢，有些患者在 40 歲就開始有白內障。大家一定要多關心眼睛的健康！」

當白內障已經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時，便會建議接受治療。何明山醫師指出，放任白內障惡化，除了影響視力之外，還會影響眼睛的健康，因為過熟的白內障可能造成青光眼，嚴重會導致失明，而且當白內障過熟時，也會增加手術的困難度、增加出現併發症的風險。

利用人工水晶體解決近視、老花與散光

在白內障早期，可能會使用眼藥水，幫助延緩白內障惡化。何明山醫師說，待白內障成熟時，便需要利用手術移除混濁的水晶體，然後放入人工水晶體。

人工水晶體的選擇，主要由患者的用眼需求來決定。何明山醫師說，如果有近視、老花眼、散光等狀況，現在也可以一併用人工水晶體來矯正。

傳統的單焦點人工水晶體可以提供遠距離視力，而中、近距離便需要配戴眼鏡。何明山醫師說，隨著光學技術的進步，人工水晶體持續進化，陸續開發出多焦點人工水晶體、全焦段人工水晶體等。

多焦點人工水晶體能夠看清楚特定焦點處的物體，而全焦段人工水晶體能夠延長視覺景深，提供遠、中、近距離的連續視力，最近視距約 33 公分。何明山醫師說，中距離視力大約 60 公分，對患者非常重要，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中距離視力，例如開車看導航、煮飯、打電腦、打牌休閒娛樂等。擁有中、近距離的連續視力，能夠顯著提升便利性。

全焦段人工水晶體也能保有較佳的顏色對比度，減少夜間眩光。何明山醫師說，部分具老花矯正功能的人工水晶體有較明顯的夜間光學干擾，如果常有夜間駕車的需求，可考慮使用全焦段人工水晶體，提升行車安全。何醫師進一步表示，門診有幾位患者植入全焦段人工水晶體後，開長途車回診也都不是問題。

同時矯正散光，提升視覺品質

在台灣散光的盛行率很高，可能有四成至五成的患者有散光。何明山醫師說，散光超過 100 度便會影響視力清晰度，所以在進行白內障手術時，會建議一併矯正散光。

因為散光具有方向性，所以放入散光矯正人工水晶體時，必須固定在特定角度，才能發揮矯正效果。何明山醫師說，傳統散光人工水晶體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夠穩定，若在術後出現位移旋轉，便會影響散光矯正的效果。新一代散光矯正技術能夠提升術後穩定度，較不會產生位移，讓術後視力更清晰。

何明山醫師提醒，視力對生活與工作皆很重要，接受白內障手術前，請與醫師詳細討論，選擇合適的人工水晶體！

筆記重點整理

• 白內障的形成主要與年紀有關，不過還有許多原因可能導致白內障提早發生，危險因子包括高度近視、糖尿病、眼睛外傷、紫外線曝曬、長期使用類固醇等。

• 當白內障已經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時，便會建議接受治療。放任白內障惡化，除了影響視力之外，還會影響眼睛的健康，因為過熟的白內障可能造成青光眼，嚴重會導致失明，而且當白內障過熟時，也會增加手術的困難度、增加出現併發症的風險。

• 如果有近視、老花眼、散光等狀況，現在可以一併用人工水晶體來矯正。多焦點人工水晶體能夠看清楚特定焦點處的物體，而全焦段人工水晶體能夠延長視覺景深，提供遠、中、近距離的連續視力，顯著提升便利性。

• 全焦段人工水晶體能保有較佳的顏色對比度，減少夜間眩光，有助提升安全性。

• 散光超過 100 度便會影響視力清晰度，在進行白內障手術時，建議一併矯正散光。因為散光具有方向性，所以放入散光矯正人工水晶體時，必須固定在特定角度，才能發揮矯正效果。新一代散光矯正技術能夠提升術後穩定度，較不會產生位移，讓術後視力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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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底下的事實：環境史研究者看《價崩》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著名的漢學家卜正民以如下段落為《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一書定調：

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安慰自我，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的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

他告訴我們，作為一個「長壽之人」，「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他認為也是前所未見。只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還是想問，若我們放大時空的尺度，當代人在過去十年來經歷的變化，真的是前所未見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藏在眼皮下的事實是什麼？小冰期如何發生？

一六四○年代初期的中國發生什麼事？這便是卜正民試圖回答的問題。他反對傳統史學的兩大見解：一者是訴諸人禍，即訴諸當時宮廷內的派系鬥爭，統治階層道德淪喪，導致民不聊生；二者是訴諸十六至十七全球的白銀貿易，即當時從美洲與日本湧入中國的白銀，造成物價波動與社會不安。卜正民認為，訴諸人禍與貿易會讓我們看不見「藏在眼皮底下的事實」：小冰河時期（簡稱小冰期）。

廣義地說，小冰期是從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的地球寒化現象，氣溫平均掉了攝氏兩度。乍看之下，攝氏兩度的溫差或許微小，但對作物而言，這樣的溫差已經足夠讓作物減少一次收成，或根本無法收成。再者，必須注意，兩度的溫差是「平均」，即可能是極熱與極寒的氣溫交錯變化造就此兩度溫差。這確實也是在小冰期中發生的事。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影響所及，所謂「聖嬰－南方震盪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即傳統上所說的「聖嬰現象」加「反聖嬰現象」）變得格外激烈，乾旱、水災等極端氣候頻傳。不僅如此，地球科學家也指出，小冰河期也是火山活動格外頻繁的時期。火山噴出的煙塵，遮蔽了太陽輻射，更加速了地球的寒化。

小冰期的起因為何？目前普遍接受的見解是太陽活動改變。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這與所謂歐洲人「發現」新大陸有關。受到所謂「哥倫布大交換」的衝擊，美洲原住民大量消失，森林擴張，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眾所周知，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濃度的減低，讓大氣保溫的能力下降，與前述太陽活動與火山噴發的效果耦合，讓寒化成為不可逆的過程。總之，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地球是個混沌系統，牽一髮不只動全身，甚至整個身體都會分崩離析。

回到《價崩》這本書。卜正民指出，明朝的存續時間（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即落在小冰期，並成為明朝覆亡的主因。他將小冰期之於明朝的影響分為六個泥沼期：一、永樂泥淖期（一四○三年至一四○六年）。二、景泰泥淖期（一四五○年至一四五六年）。三、嘉靖泥淖期（一五四四年至一五四五年）。四、萬曆一號泥淖期（一五八六年至一五八九年）。五、萬曆二號泥淖期（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年）。六、崇禎泥淖期（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永樂泥淖期欠缺災荒記載，景泰泥淖期以饑荒收尾，嘉靖泥淖期氣候異常乾冷，萬曆一號泥淖期爆發饑荒、洪水、蝗災與大疫，「人民相食，枕籍死亡」；萬曆二號泥淖期的乾旱與水災頻繁，饑荒再度爆發，「朝廷賑濟的請願如潮水湧來」。崇禎泥淖期是明代乃至於「整個千年期間最慘痛的七年」，「米粟踊貴，餓殍載道」。一六四四年四月末，闖王李自成兵臨北京，致書要求崇禎帝歸順。崇禎不從，在命皇后、貴妃與女兒自盡後，他爬上皇居後的煤山，自縊身亡。李自成稱帝後，滿人入關，將中國納入大清國版圖。

不可忽視的幽靈？拔除合理征服者的解釋，明朝滅亡原因還有哪些？

如此的歷史解釋是否會流於環境決定論？卜正民的回答是：「如果環境決定論的幽靈就在門外徘徊，我也不會在分析時將其拒於門外。」那麼，是什麼讓寫出《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等名著的歷史學者相信環境的決定作用？答案就是糧價。

以他的話來說，「太陽能與人類需求的關係，是透過糧價調節的。從景泰年間到崇禎年間，糧價在五次環境泥淖其中激增，每一次都把價格多往上推一截，這樣的事實也說服我必須採用氣候史的大框架。」卜正民表示，「一旦經濟體仰賴太陽輻射為能源來源，那麼無論大自然是幽而不顯還是顯而易見，都必然是社會或國家生命力的決定因素。」

在結語「氣候與歷史」中，卜正民再次反駁那些把明朝覆滅推給「失德」的見解。他認為，這種論調是「合理化明清兩朝遞嬗的過程」，且「編出這種敘事並為之背書的，就是征服者」。他強調，「明朝的滅亡固然不能推給災荒糧價，但講述崇禎末年重大危機時不把氣候因素納入考慮，那簡直就像莎士比亞所言，宛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然而，不至於將環境決定論「拒於門外」是一回事，認為社會變遷就此被環境「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卜正民並不認為，面對氣候因素帶來的種種挑戰，明朝各級官員只能雙手一攤，感嘆天要亡我，不做任何努力。就如其他生活在小冰期的人們一般，卜正民認為，明朝人建設基礎設施、育種、建立制度、開發新科技與控制生育力等；但問題是，一六三○年代晚期的種種災害，並未催出社會的適應力，反倒是摧毀其適應力。

拜此時勃發的火山活動與激烈的聖嬰－南方震盪現象「之賜」，不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變不出糧食。卜正民認為，至少在前五個泥淖期，明朝人還是表現出相當的韌性，努力予以調適。然而，進入崇禎泥淖期後，春夏乾冷，田地龜裂，運河無水。當每公斤的米得需要兩千五百公升的水，而老天爺就是不願意降下一滴雨時，糧食供應體系就此崩潰，連帶把物價與政治體系拖下去陪葬。

是誰忽略了眼皮底下的事實？這段歷史帶給我們什麼警訊？

回到卜正民所稱的「眼皮底下的事實」。我們要問，是誰忽略了這項事實？誰是這對眼皮的擁有者？卜正民的答案有二。一則是以研究社會、政治與環境變遷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小冰期的相關研究為例，他表示，當他開始研究明代中國糧價變異與氣候變化之關係時，驚訝地發現，「其他地方的環境史對糧價幾乎不提」。與之對照，精通糧價的歷史研究者，如不是太快地把糧價理解為「公平交易」的指標，便是視之為社會關係的一環，忽略了糧食必得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孕育出來的。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然而，卜正民的分析告訴我們，即便明代中國離現在相當遙遠，所謂的小冰期至少也是一百五十年以上的事，但物價恐怕還是可作為某種氣候指標。換言之，若人們以關心物價的熱誠來關心環境，面對當代的環境危機，說不定人們多少可找出個解方。

此外，讓人心生警惕的是，卜正民告訴我們，小冰期多少是個漫長的地球系統變化。小冰期本身並未造成明朝衰亡，是相伴的極端氣候摧毀了明代社會的韌性與調適。他也認為，面對小冰期、火山噴發與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誘發的極端氣候，從後見之明來看，明朝人也做了他們可以做的，但也只多苟延殘喘了七年，且還是生存條件都被剝奪、生活尊嚴都被否定的七年。

那麼，當人類誘發的氣候變遷可能已加劇了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讓去年（二○二三年）夏天成為有紀錄以來地球最熱的夏天，而極端氣候彷彿成為日常，人類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調適？如果說明朝多少是被地球系統的正常運作摧毀，當今地球系統的異常，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數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恐怕無法如卜正民對待明朝人一樣地寬厚，只能說這是咎由自取。諸如此類的思考，都讓《價崩》有了跨越時代的現實意義。

畢竟，明朝人不是外星人，他們跟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衛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雜種醫」的挑戰

余巖在一九三二年出版《醫學革命論文選》第二版之時，新版序的開場白就敘述了朋友對他的氣憤埋怨。他們說：

近年外面半新半舊非驢非馬的醫說，橫行得了不得。這點狡獪都是你教訓他們的。你若不去向他們攻擊，他們永遠不會變遷。舊的索性舊，新的索性新，倒是界限分明，容易解決。⋯⋯你拚命攻擊舊醫，結果是教訓他們尋出一條生路。

在一九二九年的衝突之後，許多批判中醫的人都注意到一個令他們毛骨悚然的現象：一夕之間，出現了一種「非驢非馬」的雜種醫。在很短的時間裡，雜種醫就在醫界大行其道，而之前這種混種現象只盛行於商業界的藥品市場而已。雖然抱持第一與第三立場的人對於中醫科學化的意見相反，但他們都把陸淵雷與譚次仲的方案抨擊為「非驢非馬」。

為何被譯為「雜種醫」？

在此，我想清楚說明為什麼把「非驢非馬醫」翻譯為「雜種醫」（mongrel medicine），而不是聽起來比較正面的「混種醫」（hybrid medicine）。第一，兩者間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雜種醫」是當年的歷史行動者所使用的概念。當年批判中醫的人士把「非驢非馬醫」等同於「雜種醫」，因爲他們想強調這種醫療是一個背叛了父母的雜種，是對兩個純種醫學傳統的雙重背叛。

這樣強烈的負面意涵便引出我的第二個論點：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概念而言，當年沒有任何中醫師會自我標榜為「非驢非馬」，「非驢非馬」是中醫批評者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貶抑性的標籤。相較於「雜種」與「非驢非馬」所帶有的強烈的負面意涵，「混種性」（hybridity）這個後殖民概念的功能剛好相反，它強調「後殖民文化的混種性是一個優點，而不是弱點。」我想傳達的訊息卻正是混種的負面意涵：對於那些企圖匯通中西醫的人而言，他們必須承受對手加諸己身的羞辱與限制，被對手定義為「雜種」。為了傳達「非驢非馬」一詞的貶抑與羞辱，我決定將其意譯為「雜種醫」。

備受罵名，仍要追求中醫科學化的原因為何？

面對來自雙方的攻擊，陸淵雷決定在那份備受爭議的中醫科學化提案當中，將接納雜種醫列為五項前提之一：「故整理國醫藥學術，引用科學原理時，不任受破壞國粹之名。」在此陸淵雷清楚表示不認同將中醫視為「國粹」而保存其本真性（authenticity）。

這是一項重要的證據，顯示至少對陸淵雷而言，國醫運動不當被等同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運動。他特別提及儒學與佛教在宋朝（九六○ — 一二七八）成功融合的例子，而主張中醫科學化是性質接近的事業，是以一種大膽而富有創意的方式來融合中國與外國文化。就這個意義上而言，像陸淵雷這樣的人士不僅發動了中醫科學化方案，更心甘情願地承受論敵貼在他們身上的貶抑性標籤，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不是保存中醫既有的樣貌，而是要發展出國醫館所揭示的那種新生的混種醫。

余巖的友人責怪余巖協助創造了這種雜種醫。他們是對的。雜種醫之所以會興起，就是為了回應余巖和其他中醫批評者所倡議的醫學革命。這並不是說在余巖對中醫提出抨擊之前，不曾有人試圖融合這兩種醫學型態──唐宗海就是一個明顯的先例。重點是，雜種醫之所以突然間變地那麼值得追求、那麼引人痛毀極詆、那麼危機四伏，這一切都源於人們堅持要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換句話說，就是中醫科學化。有史以來第一次，當中醫師想像中醫與西醫的關係之時，他們無可逃避地必須共同直面科學的概念。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的關係？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之間，有一種相互建構與壓制的辯證關係。這兩者的關係具有相互建構性，因為中醫師會想追求雜種醫這種古怪的東西，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國家提倡中醫科學化，並強迫抗爭雙方以其作為停戰條件。正是這個科學化的目標，迫使中醫師在改革中醫時認真看待科學的概念以及相關的現代性論述──例如余巖對於中醫的三分法。就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們的改革體現現代性的特徵，因此截然不同於由唐宗海為代表的那種前現代式的匯通中西醫。

另一方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具有壓抑性，因為正是科學的概念使人難以想像中醫與生物醫學之間能夠經由跨種雜交而產生有意義的成果。單純想像把兩種醫學型態混合起來，或許不需要擔心會產生怪物。但若是想像將科學與異己的他者進行跨種雜交，感覺上幾乎是褻瀆神聖。由於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想像的作法，無怪乎批評者將這種新式醫學描述為「非驢非馬」。

就像那無法繁殖後代的騾，雜種醫雖然表面上看來充滿活力，卻絕對不可能長久存續，無法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正因為這種醫學廣受大眾歡迎，反對者覺得必須利用雜種醫這個貶抑性的概念，以提醒眾人逾越界線的危險，使人們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總而言之，就是因為論爭雙方都接納中醫科學化方案，是以雜種醫才會變成一個廣受中醫師支持的、值得追求的、卻又沒有希望成功的方案；另一方面，也變成西醫師眼中巨大的威脅。

結論

西醫師為何強烈地偏好「中醫科學化」這句口號，而不是「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關鍵就在防止雜種醫。由於這句口號包含了「科學化」這個在地發明的概念，因此也就把我們帶回了本章一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中西醫論爭中，中醫科學化方案做為一股關鍵歷史力量，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最直白的答案就是，將科學轉化為一個動詞（科學化），其實是最有效的方式來展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同質性的實體叫做科學。

如果科學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同質性的單一實體，那便難以想像將某個東西「科學化」究竟是什麼意思。更重要的是，當人們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使用「科學化」這個動詞時，大家的行為便預設並且強化了一個想法：科學及其對反（中醫）是兩個可以清楚辨識的實體，就像具體的物品一樣真實。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