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疫常」難料——預立醫囑有哪些迷思？為何簽下去是負責任的表現？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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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紀錄／郭宜蓁

在科普書的寫作上，會遇到哪些瓶頸，該有哪些突破？在透過不同方式進行寫作時，又會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呢？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科學研究者跨出舒適圈，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播的心路歷程。

這次泛知識節，我們邀請到目前於慈濟大學醫學系任教的何翰蓁老師，來聊聊在撰寫解剖科普書《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那些與大體老師在一起的時光》的辛酸血淚史。

特別的解剖課程安排：加入人文元素

何翰蓁老師已經教大體解剖學 16 年，但在開始教學之前，其實並沒有學過大體解剖學。然而，在和朋友的分享教學經驗的過程中，才發覺自己在慈濟教學時的特別之處。除了解剖本身，慈濟的課程還包含解剖前後的人文教育，這可能也是出版社選擇她出書的原因之一。

慈濟大學的解剖課程規劃其實很特別。何翰蓁介紹，早期的解剖課程安排，並沒有那麼尊重解剖台上的遺體，很多都是無名屍，在解剖完畢之後也並沒有再縫合。在慈濟大學成立之後，才在解剖課上也引入人文的教育。慈濟從創校到現在，躺在解剖台上的每一位大體老師都是有名有姓的，全部都是自願捐贈。為了安慰家屬，讓他們知道學生會好好的對待這具捐贈出來的身體，所以在解剖教學的一開始會讓學生先進行家訪，訪問大體老師的家屬，由此認識接下來要面對的這一具身體，生前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會作這樣的決定願意把身體捐出來？

藉由這一系列的課程，希望學生不只是學到身體構造，還能夠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人」，在面對身體時，要有更多的尊重。畢竟這些學生以後都可能是要成為醫生的人，在面對病人時，不要只有看到病，還要知道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同時，很多學生是在這堂課第一次面對「死亡」，因此也帶入了生死教育。

將這些內容寫進書裡頭，也是希望這本書不是只有冷冰冰的解剖名詞，也能包含解剖人文與生死教育的議題。

第一次寫書遇到哪些困難？

何翰蓁最初其實對一本書要有多少字，完全沒有概念，第一篇稿只寫出了 2000 字。編輯在收到之後，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描述，像是解剖教室的環境、學生在學習當下的心境，但由於教學過程的描述主要偏重在專業知識，因此對於外在環境與狀態的描寫較少。又因為本身是大學教授，隨著課程越來越多，時間除了用在課堂上，也需要花很多時間來備課，因此就出現拖稿的狀況。

基於脫稿狀況嚴重、產出的內容也過少，後來出版社的編輯提出建議：找另一人透過訪談方式將何翰蓁老師想表達的內容整理起來，最後再進行修改。對何翰蓁來說，這種方式讓她輕鬆了些，至少有人可以幫她整理內容。

生力軍加入：改變寫作方式之後

重新形成共識之後，這本書出現了另一個作者：李翠卿，負責訪談與整理訪談稿。訪談過程就像是上課，要說明大體解剖課程如何進行、需要跟學生介紹哪些構造、器官構造的特徵與功用有哪些。

另一個「替身」作者的加入，除了提高效率，還有一個特別的好處。由於對方並不是本科生，是文組背景，接觸生物學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在訪談過程中會出現很多的「為什麼」。為了要更清楚的解釋原因，在描述的過程中，除了要講得更簡單、增加許多例子，還需要用上很多形容詞。

在某次訪談中提到，大體老師的皮膚在泡過福馬林處理之後會變硬，李翠卿便提問：「變多硬？」思考許久之後想到的形容「大概像皮革那樣子的硬度」在這樣一來一往的問答之下，雖然內容還是充斥著許多解剖名詞，但在多了這些例子之後，也可以讓一般人更能想像。而何翰蓁也從中發現自己原來也可以把生硬的知識用更簡單的方式闡述，讓完全沒有基礎的人能更容易理解。

訪談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關於謠言破解，像是電視上常見的「咬舌自盡」，咬舌自盡到底能不能成功？以舌頭的構造來說，越靠近舌尖的血管越細，電視上的咬舌自盡都沒有看到舌頭伸出來，然後就死掉了。理論上，要咬舌到死亡的情況，舌頭必須要伸得很長，才能咬到大血管，同時牙齒還要很夠力，才能真正咬斷後，血還要流得夠快才會真的死亡。（小叮嚀：以上只是構造介紹，請勿嘗試模仿）所以電視上演的，基本上都沒有死，而是痛暈過去（痛死），不是失血過多死亡。

另外，在談手部解剖這部分時，聊到「婚戒為什麼要戴在無名指」的故事，老師覺得編出這個故事的人一定學過解剖學。具體內容，可閱讀〈為什麼婚戒要戴在無名指？什麼是腕隧道症候群？——《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

科學家寫科普文的罩門

科學家知道最多的科學故事，可是當他們在寫科普文時，會遇到那些問題呢？

廢話太少

在生醫領域，一直以來的科學訓練是「精簡的陳述」。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在於這個領域的科學論文發表，是要自己付錢請期刊出版社發表（以頁計價），所以必須要盡可能的精簡自己的內容。在這樣的訓練之下，可能就形成不太會講廢話的習慣。

對專有名詞與文字精準度的執著

在改稿時，會對某些用詞的精確性有所要求。在生物上總是有很多的例外，所以看到「都是」這個詞，總是會讓老師很緊張，有鑑於這是科普書，必須讓一般讀者好理解，因此必須有所取捨，同時也要考量在要求精確時，會否讓內容變得枯燥乏味。

沒時間

大學老師的工作包含教學、服務、研究，光這些工作就已經要讓時間都用盡了，更何況是寫書，況且寫書又是不同的專業。編輯也接觸許多不同的老師，他們對出書也都很有興趣，但每個老師都講一樣的話：「可是我沒時間」。很多老師沒時間，是即使想要像這樣透過訪談方式寫初稿再來修改，都很難空出時間進行訪談。

另一種專業：出書

《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的出版過程，從選定主題「解剖與死亡」開始，經歷了許多調整，如中間遭遇「拖稿」的瓶頸，編輯安排訪談，加入另一個共同作者李翠卿，協助何翰蓁老師完成這本書。在文字的運用上也是一大突破，何翰蓁曾經可以用 500 字就把「縫合」講完，透過訪談方式進行寫作，可以擴寫到 5000 多字，讓這些知識更淺顯易懂。

另外，很特別的部分是，這本書中並沒有任何解剖圖。大家可能會問「沒有解剖圖，讀者怎麼能懂？」實際上書中文字描述已經非常足夠讀者理解。何翰蓁老師曾得到一位讀者的回應，透過這本書，很害怕看到解剖圖的他也能很清楚的認識身體的結構，並且不會被恐懼所影響。雖然書中沒有解剖圖，但仍有些插畫，是畫家透過老師對於器官的描述，進而聯想創造出的新圖像，讓大家在看完每個章節時，都能喘口氣之餘，更想繼續閱讀下一章。

《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是個共同的作業，在出版社編輯、老師、訪談者、插畫家的合作之下才能夠產出。雖然出書過程沒有想像中簡單，途中也遭受了許多挫折，但是大家還是很努力的讓科學知識更容易被理解！此主題許多人都相當好奇，覺得很神祕卻一直沒有人把它講清楚，完成這本書也是個不錯的契機，讓大眾有機會更理解身體的構造。

「醫學是門不確定的科學，同時也是門藝術（Medicine is a science of uncertainty and an art of probability）」──威廉 · 奧斯勒（Sir William Osler），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創始者

一種疾病不一定只有一種治療方法，如何選擇除了透過醫師的專業評估之外、也需要醫病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在2017年的研究發現，當醫師用聽起來「太過專業」的詞彙和患者說明時，竟然會直接影響病患的決定？

醫師聽起來越專業，病人就越緊張？

在面對病人的時候，臨床溝通有時候可能更像是種藝術。「疑似水泡」、「囊腫」、「疑似腺瘤」、「有可能是癌症」都可能被用來形容在超音波上的一顆圓球般的影像。然而言者無心，聽者卻可能有意。即使疾病同時有「侵入性低（如：藥物或持續觀察）」和「侵入性高（如：外科手術）」可供患者選擇，若醫師使用 「聽起來超難懂（技術性高的詞彙）」的用語和病人溝通，患者就有可能會過於焦慮，進而更容易接受侵入性高、傷害性也高的醫療手段。

2017 年，澳洲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團隊針對六種疾病，進一步研究醫師敘述病情時所用的專業用詞，對於病人選擇的治療決策的影響 [1]。以女性的內分泌失調的疾病──多囊卵巢綜合症（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為例，對 181 名年輕女性假設被告知了（診斷）某種疾病，研究人員隨機地用了兩種用語，分別是：

• 多囊卵巢綜合症（原文：PCOS）
• 體內激素不平衡（原文：hormonal imbalance）

結果顯示被告知的用語是「多囊卵巢綜合症」的女性，相較於被告知的用語是「體內激素不平衡」的受試者，不僅自認為病情更嚴重、自尊也較低，同時也更趨向於願意接受進一步的超音波檢查──儘管超音波並非絕對的診斷標準 [2-4] [注 1]。

而在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聯合研究 [1, 5]中指出，若以三種不同用語來向患者說明乳房癌症 [5, 6]，則患者選擇的治療手段也不盡相同：

• 非侵襲性癌症（原文：non-invasive cancer）
• 乳房病變（原文：breast lesion）
• 非正常細胞（原文：abnormal cells）

結果發現，當患者被告知「非侵襲性癌症」時，有 53% 選擇了非手術性治療；而醫師用語是「乳房病變」時，選擇非手術的患者提高到 66%；而當患者聽到的是「非正常細胞」的時候，非手術性治療的人更增加到 69%。顯示了醫病溝通時，醫護團隊所選擇的詞彙，確實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決策 [1, 5]。

過度治療指的是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檢查或療程，造成身體的痛苦或心理負擔，而在醫病溝通的用詞造成的過度治療，難以怪罪雙方。但「防禦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所造成的醫療浪費和患者苦痛，卻血淋淋的顯示了現代醫病關係的緊張。

• 編按：防禦性醫療指的是醫護人員的診斷、治療等決策不是依歸於病人的最大利益，而是為了避免被告、造成醫療糾紛而因應的醫療行為。

因為我怕被你告，所以最好什麼檢查都做

「好賺第一賣冰，第二告醫生」，這是我家鄉流傳的一段諺語，明確地形容了現在醫師訴訟纏身、醫病關係緊張的現況。依據我國衛生福利部說明，台灣醫師每年平均約有 36.7 位醫師因醫療糾紛被刑事起訴，遠高於美國的每年約 1.2 位（0.004／百萬人口）及日本（0.12／百萬人口）的每年平均約 15 位，如換算成訴訟率則為美國的 400 倍，日本的 13 倍 [7]。

醫師容易被告的壓力之下，心理自然地會浮現過度治療的念頭──「如果我沒幫患者開這些檢查，就有可能被告」因此容易開立對病患無效的檢查，甚至是較痛苦或昂貴的醫療手段，徒增病患療程的不適與國家醫療資源的浪費。

根據美國在 2005 年的研究指出，詢問高風險科別的醫師（急診、外科、神經科等），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醫生（93%）都曾因畏懼訴訟，而給予「防禦性醫療」的診斷，甚至高達 42% 比例的醫師，承認曾給予病人不需要的醫學影像檢查 [8]。另外國內法學研究也指出，國內每一百名醫師裡，每年就有 5-16 名醫師就得要被刑事檢察官調查，甚至上法庭 [9]。也難怪現今的醫師們，寧可給予對患者不必要的藥物或檢查，造成過度治療、浪費醫療資源，也不願意承擔被告的風險了。

溝通，是門藝術

在儀器敏銳度提升及醫病緊張的時代，「過度治療」已經成了各國政府急待解決的挑戰。而我國的健保帶有社會福利、排除市場機制性質，造就了台灣政府是醫療支出的單一支付者，進而讓醫療浪費、過度治療成了歷屆健保改革最頭痛的問題。

然而， 2017 年的澳洲研究是針對英語醫療用詞，和西方文化的受試者。台灣似乎還沒有人針對中文醫療用詞對於醫療決策的選擇，進行類似的研究，也許政府或學術單位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了解台灣民眾是否也會跟澳洲人有一樣的感受──「醫生講得好難懂，搞得我好害怕」。

• 本文感謝神奇海獅和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檢驗科張昱維（Yu-Wei Chang）協助

注解

• 注 1：該研究後續告知所有的受試者，超音波影像並非絕對的確診工具後，所有的女性接受超音波檢查的意願都降低了，有趣的是，她們認為自己病情的嚴重度也同時下降了。

參考文獻

1. Brooke Nickel, Alexandra Barratt, Tessa Copp, Ray Moynihan, Kirsten McCaffery ( 2017 ) Words do matter: a systematic review on how different terminology for the same condition influences management preferences. BMJ Open
2. Tessa Copp Kirsten McCaffery Lamiae Azizi Jenny Doust Ben W.J. Mol Jesse Jansen ( 2017 ) Influence of the disease label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on intention to have an ultrasound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 a randomised online study in young women. Human Reproduction, 32, 876-884
3. 吳婉華，陳昭源，林忠順。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之診斷與治療。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月刊。第 27 卷第 4 期。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4. 蕭國明 ( 2017 )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婦產科。
5. Zehra B. Omer, BA; E. Shelley Hwang, MD, MPH; Laura J. Esserman, MD, MBA; Rebecca Howe, BA; Elissa M. Ozanne, PhD ( 2013 ) Impact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Terminology on Patient Treatment Preference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3, 1830-1831, DOI: 10.1001/jamainternmed.2013.8405
6. 洪博文。乳癌外科治療的爭論議題（1），台灣乳房醫學會。
7. 推動醫療責任明確化、扭轉醫療生態、共創三贏，衛生福利部。
8. Studdert DM, Mello MM, Sage WM, DesRoches CM, Peugh J, Zapert K, Brennan TA. ( 2005 ) Defensive medicine among high-risk specialist physicians in a volatile malpractic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3, 2609-2617
9. 吳俊穎、楊增暐、陳榮基（2014）醫療過失刑事歸責之實證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232 期，第 133-15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