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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國家網軍來襲!「資訊獨裁」的雙重手法:網路審查 x 散播假消息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0/18 ・5288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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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網路是對抗極權的利器,還是政府監控之眼?

上個世紀末,網際網路甫萌芽,彼時正是自由無垠的代名詞。但不過十數年,獨裁政體已導入新技術,建置網路審查系統與防火牆,奪回資訊掌控權,甚至發動跨國資訊戰。當台灣成為境外假訊息的投放目標,我們又該怎麼面對資訊攻擊?「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他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張鈞智副教授合作,運用 153 國資料,分析國家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能量的交互關係。

自由的網路世界,讓我們集結革命!

跨入千禧年之時,傳言中國將著手建置防火長城,全面管制網路資訊流通,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Bill Cliton)嘴角淺淺上揚地微笑說,「祝他們好運。那就像是要把果凍釘在牆上。」

大約 10 年過後,透過社群平台的迅速串連,從網路點燃的燎原怒火,果真在 2010 年底掀起北非、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浪潮!一時之間,網路儼然成為組織動員的新興反抗支點,藉由虛擬世界的合縱連橫,便得以撐起更好未來的想像,動手打造屬於人民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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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到太陽花運動,那時候主流的觀點是,網際網路有助於年輕人集結抗爭,或是獲得社會資本。」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說。

2010 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甫崛起的行動網路與社群媒體成為助力,民眾透過手機迅速串連,分享圖片、資訊,掀起北非與中東地區一連串的民主抗爭運動,多國獨裁政權垮台,被稱為「阿拉伯之春」。圖為 2011 年埃及街頭抗議民眾。圖/iStock

「數位烏托邦」的夢起夢醒:技術決定論 vs 獨裁進化論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數位烏托邦主義」(Cyber-Utopianism)蔚為風行,人們相信隨著數位科技愈成熟、使用人口愈多,公民社會就能擁有愈大力量。

烏托邦論者立基於技術決定論,樂觀地相信網際網路的崛起,得以打破威權政體的資訊高牆,鬆動原先被政府一手掌控的單向訊息來源。人民不再只能被動接受資訊餵養,得以透過網路自由地共享資訊、迅速串連,召喚出集體行動。對於公民社會,網路無疑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賦權工具。

然而,當革命時刻的激昂褪去後,那些威權國家卻沒有被掃出歷史舞台,原先瑰麗的網路烏托邦想像反倒轉眼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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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年,威權國家管控、壓制、操弄資訊的技術全面進化來說,乃至於發展出一整套資訊政治經濟學戰略。換言之,如今果凍不只牢牢地被釘在牆上,甚至連呈現在牆上的大小、形狀和樣態,也幾乎被資訊獨裁國家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此,另一套對立論述應運而生:面對新科技的突破,獨裁國家已重新再進化,運用新工具反制網際網路帶來的自由衝擊,透過高度的網路審查監控,再次壓制公民社會的力量。

網路再翻轉,成為威權政體的鞏固工具

原先普遍樂觀的烏托邦期待,究竟是如何走向宛如老大哥夢魘般的非預期結果?

林宗弘指出,2010 年前後為關鍵分水嶺。在此之前,網路的崛起確實帶來強烈衝擊,因此多數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遠低於民主國家,即是因政體感受到數位科技的威脅,從源頭限制人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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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幾年,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卻迅速攀升,不僅超過全球平均值,最後更越過了民主國家。

林宗弘研究發現,這項飛躍性成長並非偶然,而是當權者有意為之的反制性操作。

過去,政府的反制是限制人民上網、抑制網路擴散,但大約 2012 年以後,威權度較高的國家,包括中國、伊朗、埃及、土耳其、俄羅斯,以及近年的泰國和馬來西亞,已陸續建置了網路審查系統(internet censorship),形塑出強大的維穩防火牆,得以遮蔽並扭曲訊息。換言之,國家已重新奪回資訊掌控權。因此即便網路更普及,但實則被套上重重枷鎖,甚至轉而成為國家打壓監控的有力工具。

例如,埃及在 2011 年示威運動期間,曾採取全國斷網手段,用來防止示威者串聯。但之後,政府大量投注科技資源以監控網路,限網、斷網就不再是政府採取的手段。

圖為全球 153 個國家的網路、手機覆蓋率趨勢。2010 年前,威權政體的網路、手機比例還遠低於民主國家,其後迅速增加,分別在 2013、2010 年超過民主國家。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林宗弘)

林宗弘指出,國家如何介入且建構出一整套資訊政治體制,過往研究始終較為貧瘠。雖然有宣傳學、傳播理論可援引,但缺少系統性的資訊政治經濟學理論。 2019 年,Sergei Guriev 和 Daniel Treisman 兩位政治經濟學者才提出「資訊獨裁論」。他們研究發現,威權國家在資訊審查、政治宣傳上的投資愈大,政權的存活率愈高,愈不容易被推翻,也會減少流血暴力鎮壓的機率。這便構成了一個簡潔的理論架構,明確解釋威權國家加強資訊審查操弄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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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網路審查:壓制公民社會的黑手

不過林宗弘認為,現有研究多半集中在資訊審查如何影響政治轉型,聚焦於宏觀的變遷過程,卻忽略了中介影響機制,例如對公民社會的活躍性打壓。因此林宗弘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張鈞智合作,援引瑞典哥德堡大學 V-Dem 資料庫(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大型跨國調查,取得全球 153 個國家的資料(1995-2018 年),探究網路審查對於公民社會的影響。

研究進一步以互動固定效應模型(interactive fixed-effects model),檢視 2011 至 2018 年網路審查成長超過 10 %的 34 個國家。以 2017 年為例,網路審查的效力削弱了核心公民社會指數約 8%,清楚呈現出兩者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國家的網路審查,確實是降低公民參與的關鍵因素。

「我們的研究發現,網路覆蓋率已經跟公民社會的活力脫鉤,也跟政治體制脫鉤。」林宗弘分析,在威權國家底下,網路科技是推進新興經濟、科技產業的工具,但同時也是澆熄公民社會的武器。

2011-2018 年全球網路審查提高了 5.6 %,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為審查成長最快的四個國家,轉折關鍵大約在 2010-2011 年阿拉伯之春以後,諸如茉莉花革命等關鍵字會遭到屏蔽。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林宗弘)
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指數的關係呈 U 型,網路審查迅速增高的國家,公民社會指數也明顯下滑(如土耳其的公民能量大幅衰退,與政府建置了審查技術密切相關)。此外,研究也透過模型運算,顯示網路審查確實能削弱公民社會,特別在專制政體。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林宗弘)

林宗弘直言,過往的比較研究,大多聚焦於網路對政治轉型的影響,普遍忽略了威權國家運用科技針對公民社會展開操弄與反動員(demobiliztion)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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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快速發展最初雖為威權國家帶來了空前挑戰,然而這些政體很快展現其韌性,已學會靈活地運用科技手段,有效壓制公民社會持續壯大,化解潛在的政治風險。

以中國為例,習近平上任後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大力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訊息防火牆。一般人可以透過網路表達個人意見、商業交易、聯繫親友等等,甚至可以批評政策,但絕不能用於發動社會抗爭。背後嚴密的審查機制,包含特定關鍵字,緊盯著使用者的一舉一動,防範集體集結行動的火苗於未然。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 Gary King 等人曾提出經典解釋:中國進行網路審查的重點不在於阻止一般人批評政府,而是要防堵、阻絕動員的可能,也就是禁止那些會集結群眾發動連署、陳情、抗爭或更激烈政治行動的內容。

資訊操弄的兩手策略:減少訊息、增加訊息

林宗弘進一步分析,威權國家進行網路審查的兩種策略。

首要是減法。簡單來說,如同前述的刪文、斷網與關鍵字屏蔽等,皆是威權國家常見的審查手段,關鍵在於「減少訊息」,隔絕封鎖踩到政體紅線的新聞與討論。但這只是資訊操弄的其中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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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手段則是加法,即「增加訊息」。包括散播假訊息,選擇性釋出足以歪曲、遮蔽原先焦點的訊息,又或是刻意放送溫暖正面的心靈雞湯,目的皆在於奪取民眾的注意力。根據 Gary King 等人的另一篇研究指出,中國網軍的操作並非直接反擊不利於政府的訊息,而是帶風向、貼歪樓,使用反諷、嘲弄、抹黑對方的手法轉移焦點,讓原先的議題力道被削弱。

威權國家正是同時運用減少訊息、增加訊息兩套手法,導引操弄社會可獲得的資訊,達到統治目的。

讓假訊息飛!資訊戰可能群體免疫嗎?

不過林宗弘提醒,類似的操作不只侷限國內。威權國家也會對外投射,特別是針對潛在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民主國家,包括病毒攻擊、癱瘓伺服器造成斷網,同時也投放大量的假訊息,以此讓目標國內部分化,製造情緒爭端,使社會陷入認知癱瘓。

林宗弘解釋,這種干擾模式有其特殊性。「我們另一個研究已系統性發現,只要周邊存在一個領土爭議的威權政體,民主政體被攻擊的頻率就會大幅上升;但是相對地,威權政體並沒有同樣被大幅攻擊。」換句話說,

這個攻擊是單向、非對稱的,來自於威權政體。資訊戰已被當作攻擊武器,使用在國際關係中。

一旦國家與鄰國沒有領土爭議,或四周都是民主政體,國內被投放假訊息的比例就大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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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攻擊國的另一特色是選舉時期。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選前最後一刻出現重傷馬克宏的假新聞,由大量境外假帳號散布。同樣情形,也出現在 2017 年川普與希拉蕊的總統大選,來自馬其頓的境外網軍製造大量假新聞發動攻擊。圖/Wikipedia

但民主國家內訊息原本即多元殊異,資訊戰攻擊是否真的會造成實質威脅?或者,社會其實終將形成「群體免疫」,無需過度擔憂?

林宗弘不同意這類觀點,他正在進行的研究發現,根據 2020 年資料,一國的假訊息量愈大,該國的疫情愈嚴重。近期英國研究也顯示,假訊息會降低接種疫苗的意願。「如果資訊戰確實會產生效果,造成社會傷害,又怎麼達到群體免疫呢?」

迄今,林宗弘已大致拼湊出理論圖像,希望更完整理解資訊操弄背後的整體面貌,但仍有許多亟待突破的環節。包括在民主、威權不同政體下,哪些更容易被操弄?運作結構與結果有何殊異?以及,它對哪個社會階層更有利?都是未來待持續梳理的部分。

台灣為境外網攻密集目標!跨國假訊息攻防戰

根據 V-Dem 跨國研究,在 2018 年全球 179 個國家「遭受境外假資訊攻擊」的調查中,台灣高居世界第一!面對威權國家的步步進逼,林宗弘雖不再如過去的數位烏托邦論者樂觀,但也不致絕望。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循環結束:公民社會因為網路而崛起;接著國家掌控愈來愈多資源,投資審查技術,把公民社會壓制下去。這表示原先樂天看法是錯的,但未來的科技突破還會有進展,下一個循環還是可能出現。」

但他強調,我們不應該僅單憑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想像來面對。「人一定要介入科技發展,它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民主的一部分。不投入,當作搭便車,最後就是被宰制。」

2018 年瑞典 V-Dem 遭受外國假資訊攻擊的跨國調查, 0-4(淺至深)為嚴重程度,0(淺色)代表散布最為頻繁,台灣在 179 個國家中名列第一。圖/digital society of project

具體而言可以怎麼做?林宗弘提出三點建議。

根據 2019 年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調查,65.7% 民眾認為假訊息對台灣民主危害很大,這顯示資訊戰的威脅感已深入大眾。政府應該在基礎研究與資料情報蒐集上,提供更多挹注,才能依據實證研究成果建立防護體系。

其次,主動揭露調查結果。除了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公民社會內部也可以自我動員組織,譬如醫師公會若發現錯誤的醫療流言,即主動澄清、提供正確資訊。

第三,假訊息攻擊的受害者具共同特徵,包括和外在社會接觸較少、資訊獲取管道不足。因此政府應該找出方法彌平數位落差,協助更多弱勢者培養資訊識讀的能力。

身處在資訊紛雜的年代,真假難辨已成日常。林宗弘總結,當假訊息的類型、來源愈趨五花八門,國家、公民社會、研究者都需要持續尋找各種政策工具,完成這幅複雜的拼圖,而不應寄望可能存在一個快速解決的萬靈丹。

延伸閱讀

  • Chang, Chun-Chih and Thung-Hong Lin, 2020, “Autocracy login: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DEMOCRATIZATION, 27(5):874-895
  • 林宗弘,2019,〈數位貧窮與天災風險資訊來源:來自台灣傳播調查的證據〉,《新聞學研究》,第 138  期,頁 131-162
  • Sergei Guriev,Daniel Treisman,2020, “A Theory of Informational Autocrac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86, issue C
  • 林宗弘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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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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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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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也要有「技術」!從言論、隱私到國安,你我都該懂的界線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2/18 ・2366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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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以為鍵盤俠天下無敵?小心一個不留神就觸法!人們常忽略「網路並非法外之地」這個重要事實。不只現實生活中的法律同樣適用於網路空間,隨著科技發展,更多應網路特性而生的法律規範也相繼出現。從基本的言論自由到隱私權保護,從智慧財產權到國家安全,法律體系正全面性地回應數位時代的種種挑戰。

在臺灣,網路上的言論自由權利源自《憲法》第 11 條的明確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釋字第 509 號則指出,「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網路快速傳播的特性放大了言論的影響力,而大法官的解釋將言論自由的邊際刻畫得更明確,這在數位時代裡顯得格外重要。

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快速傳播,放大了言論的影響力。圖/unsplash

網路上的性、暴力與未成年保護

顯然言論自由並非是毫無限制,2023 年 11 月的一起案件就展現其中一種界線的樣貌。當時,一名 36 歲男子將他和網友在網咖的性愛影片上傳至推特,還寫下「《網咖包廂實戰計 1》我跟某公司 OL 戰鬥」等文字。這段影片一經發布,當事女子立即採取法律行動。最終,法院依其以網際網路「供人觀覽猥褻影像」的罪名,判處該名男子拘役 30 日,得易科罰金。這個判決清楚說明了,即便在虛擬空間,散布猥褻影像仍須承擔實質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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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法律的規範更加嚴格。《刑法》第 235 條明文禁止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物品,無論形式是圖文、聲音還是影像。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 條更進一步禁止任何形式的兒童色情製品被製造、散布和持有。2019年彰化縣曾層發生過這樣一起案件:一名陳姓中年男子將9歲女童帶往居所,不僅強迫她觀看色情影片,還對她進行猥褻行為,甚至將過程上傳至 Google 雲端。儘管他後來試圖以資助女童就學表達悔意,法院仍以加重強制猥褻等罪,判處他 4 年 4 個月有期徒刑。

不實言論的散布同樣可能觸犯法律。2021 年 9 月爆發的「台大狼師案」就是一個警示。一名女大生在網路上指控教師誘騙她發生關係並傳染性病,幾個月後又指控對方對她進行強制性行為。當她提出告訴時,檢方卻查無性侵事實,加上她反覆的說詞,不僅性侵告訴失敗,還因誹謗罪反被加重判刑。

當駭客、間諜都轉戰網路戰場

2013 年,一名退役空軍上校赴陸經商時被情治單位吸收,返台後透過人脈網絡發展組織、刺探軍事機密,並以空殼公司掩護非法報酬,這個情報網持續運作了 8 年之久。

在涉及國家安全的議題上,法律的態度更是嚴厲。根據《國家安全法》第 2 條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得為境外敵對勢力及其控制的組織、機構進行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更不能洩漏、交付或傳遞公務機密,違反者將面臨嚴厲的刑事處罰。《刑法》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更要判處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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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與轉貼的邊界在哪裡?

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上,臺灣也經歷了數位時代的轉變。台灣第一個網路著作權相關判決,就發生在傳統出版與數位平台的碰撞之中。南方社區文化網路負責人陳豐偉等三人在中山大學 BBS 上發表的文章,未經同意就被《光碟月刊》收錄在隨刊光碟中發行。三人向台北地檢署提告後,《光碟月刊》發行人兼總經理黃俊義被判處七個月有期徒刑,緩刑三年。這個判決為數位時代的著作權保護樹立了重要典範。

臺灣首例網路著作權案判決,為數位時代智慧財產權保護樹立典範。圖/envato

近年來,影音平台的著作權爭議更趨複雜。2022 年,知名 YouTube 頻道「觸電網」就因為片商車庫娛樂檢舉七十多支未經授權的影片,導致經營 12 年的頻道被迫下架。車庫娛樂透過律師聲明,這是針對「未經合法授權影音內容」的標準處理,並表明將追究民事與刑事責任。

受害了怎麼辦?申訴管道報你知

當我們在網路上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根據侵害類型尋求不同的救濟管道。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權利受到侵犯時,可以先向社群平台提出檢舉。若遇到更嚴重的情況,如散布猥褻影像、非法性私密影片等,除了平台檢舉外,還可以向警方提告,或是尋求衛福部「性影像處理中心」的協助。

在面對網路霸凌、不實言論時,可以向台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 等組織求助,協助澄清真相。若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的不當內容,則可以向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提出申訴。這個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支持的組織,會在受理後進行查核、轉介業者改善或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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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的侵害在網路時代極為常見,就像「觸電網」遭片商檢舉下架的案例。這類情況可以透過平台既有的著作權保護機制處理,情節嚴重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若發現可疑的廣告或不公平交易行為,則可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若是特定領域的違規內容,則應該向各該主管機關反映,例如藥品廣告歸衛福部管轄、證券期貨廣告則由金管會負責。

網路時代的法律規範正不斷演進,從個人隱私到國家安全,從言論自由到智慧財產權,每個面向都在尋求數位環境下的最佳平衡點。作為網路使用者,我們必須理解並遵守這些法律界線,同時也要懂得運用各種救濟管道保護自身權益。唯有每個人都清楚了解並遵守這些規範,才能共同營造一個更安全、更有序的網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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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網路陷阱!從媒體識讀、防詐騙到個資保護的安全守則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2/17 ・300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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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伴隨著便利而來的,還有層出不窮的風險與威脅。從充斥網路的惡假害訊息,到日益精進的詐騙手法,再到個人隱私的安全隱憂,這些都是我們每天必須面對的潛在危機。2023 年網路購物詐欺案件達 4,600 起,較前一年多出 41%。這樣的數據背後,正反映出我們對網路安全意識的迫切需求⋯⋯

「第一手快訊」背後的騙局真相

在深入探討網路世界的風險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錯誤訊息」和「假訊息」的本質差異。錯誤訊息通常源於時效性考量下的查證不足或作業疏漏,屬於非刻意造假的不實資訊。相較之下,假訊息則帶有「惡、假、害」的特性,是出於惡意、虛偽假造且意圖造成危害的資訊。

2018 年的關西機場事件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當時,燕子颱風重創日本關西機場,數千旅客受困其中。中國媒體隨即大肆宣傳他們的大使館如何派車前往營救中國旅客,這則未經證實的消息從微博開始蔓延,很快就擴散到各個內容農場。更令人遺憾的是,這則假訊息最終導致當時的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因不堪輿論壓力而選擇結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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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另一則「5G 會抑制人體免疫系統」的不實訊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這則訊息聲稱 5G 技術會影響人體免疫力、導致更容易感染疾病。儘管科學家多次出面澄清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說法,但仍有許多人選擇相信並持續轉發。類似的例子還有 2018 年 2 月底 3 月初,因量販業者不當行銷與造謠漲價,加上媒體跟進報導,而導致民眾瘋狂搶購衛生紙的「安屎之亂」。這些案例都說明了假訊息對社會秩序的巨大衝擊。

提升媒體識讀能力,對抗錯假訊息

面對如此猖獗的假訊息,我們首要之務就是提升媒體識讀能力。每當接觸到訊息時,都應先評估發布該消息的媒體背景,包括其成立時間、背後所有者以及過往的報導記錄。知名度高、歷史悠久的主流媒體通常較為可靠,但仍然不能完全放下戒心。如果某則消息只出現在不知名的網站或社群媒體帳號上,而主流媒體卻未有相關報導,就更要多加留意了。

提升媒體識讀能力,檢視媒體背景,警惕來源不明的訊息。圖/envato

在實際的資訊查證過程中,我們還需要特別關注作者的身分背景。一篇可信的報導通常會具名,而且作者往往是該領域的資深記者或專家。我們可以搜索作者的其他作品,了解他們的專業背景和過往信譽。相對地,匿名或難以查證作者背景的文章,就需要更謹慎對待。同時,也要追溯消息的原始來源,確認報導是否明確指出消息從何而來,是一手資料還是二手轉述。留意發布日期也很重要,以免落入被重新包裝的舊聞陷阱。

這優惠好得太誇張?談網路詐騙與個資安全

除了假訊息的威脅,網路詐騙同樣令人憂心。從最基本的網路釣魚到複雜的身分盜用,詐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就拿網路釣魚來說,犯罪者通常會偽裝成合法機構的人員,透過電子郵件、電話或簡訊聯繫目標,企圖誘使當事人提供個人身分、銀行和信用卡詳細資料以及密碼等敏感資訊。這些資訊一旦落入歹徒手中,很可能被用來進行身分盜用和造成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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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詐騙手法不斷進化,釣魚詐騙便常以偽裝合法機構誘取敏感資訊。圖/envato

資安業者趨勢科技的調查就發現,中國駭客組織「Earth Lusca」在 2023 年 12 月至隔年 1 月期間,利用談論兩岸地緣政治議題的文件,發起了一連串的網路釣魚攻擊。這些看似專業的政治分析文件,實際上是在臺灣總統大選投票日的兩天前才建立的誘餌,目的就是為了竊取資訊,企圖影響國家的政治情勢。

網路詐騙還有一些更常見的特徵。首先是那些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優惠,像是「中獎得到 iPhone 或其他奢侈品」的訊息。其次是製造緊迫感,這是詐騙集團最常用的策略之一,他們會要求受害者必須在極短時間內作出回應。此外,不尋常的寄件者與可疑的附件也都是警訊,一不小心可能就會點到含有勒索軟體或其他惡意程式的連結。

在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社群媒體的普及更是帶來了新的挑戰。2020 年,一個發生在澳洲的案例就很具有警示意義。當時的澳洲前總理艾伯特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自己的登機證照片,結果一位網路安全服務公司主管僅憑這張圖片,就成功取得了艾伯特的電話與護照號碼等個人資料。雖然這位駭客最終選擇善意提醒而非惡意使用這些資訊,但這個事件仍然引發了對於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個人資訊安全性的廣泛討論。

安全防護一把罩!更新裝置、慎用 Wi-Fi、強化密碼管理

為了確保網路使用的安全,我們必須建立完整的防護網。首先是確保裝置和軟體都及時更新到最新版本,包括作業系統、瀏覽器、外掛程式和各類應用程式等。許多網路攻擊都是利用系統或軟體的既有弱點入侵,而這些更新往往包含了對已知安全漏洞的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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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公共 Wi-Fi 時也要特別當心。許多公共 Wi-Fi 缺乏適當的加密和身分驗證機制,讓不法分子有機可乘,能夠輕易地攔截使用者的網路流量,竊取帳號密碼、信用卡資訊等敏感數據。因此,在咖啡廳、機場、車站等公共場所,都應該避免使用不明的免費 Wi-Fi 處理重要事務或進行線上購物。如果必須連上公用 Wi-Fi,也要記得停用裝置的檔案共享功能。

使用公共 Wi-Fi 時,避免處理敏感事務,因可能存在數據被攔截與盜取的風險。圖/envato

密碼管理同樣至關重要。我們應該為不同的帳戶設置獨特且具有高強度的密碼,結合大小寫字母、數字和符號,創造出難以被猜測的組合。密碼長度通常建議在 8~12 個字元之間,且要避免使用個人資訊相關的詞彙,如姓名、生日或電話號碼。定期更換密碼也是必要的,建議每 3~6 個月更換一次。研究顯示,在網路犯罪的受害者中,高達八成的案例都與密碼強度不足有關。

最後,我們還要特別注意社群媒體上的隱私設定。許多人在初次設定後就不再關心,但實際上我們都必須定期檢查並調整這些設定,確保自己清楚瞭解「誰可以查看你的貼文」。同時,也要謹慎管理好友名單,適時移除一些不再聯繫或根本不認識的人。在安裝新的應用程式時,也要仔細審視其要求的權限,只給予必要的存取權限。

提升網路安全基於習慣培養。辨識假訊息的特徵、防範詐騙的警覺心、保護個人隱私的方法⋯⋯每一個環節都不容忽視。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享受網路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確保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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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是未來台灣政治的樞紐?
林澤民_96
・2024/01/30 ・338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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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選後的立法院三黨不過半,但民眾黨有八席不分區立委,足以與民進黨或國民黨結成多數聯盟,勢將在國會居於樞紐地位。無獨有偶的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總統大選得到 26.5% 的選票,屈居第三,但因其獲得部分藍、綠選民的支持,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的基礎上,它卻也同樣地居於樞紐地位。這個地位,將足以讓柯文哲及民眾黨在選後的台灣政壇持續激盪。

二、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

這次總統大選,誰能脫穎而出並不是一個特別令人殷盼的問題,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藍白綠「三跤㧣」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中的消長。台灣總統大選採多數決選制,多數決選制英文叫 first-past-the-post(FPTP),簡單來講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在 10 月中藍白合破局之後,賴蕭配會贏已經沒有懸念,但這只是選制定規之下的結果,換了另一個選制,同樣的選情可能就會險象環生。

從另一個角度想:選制是人為的,而選情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政治學者都知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選制;既定的選制推出了一位總統,並不代表選情的張力就會成為過眼雲煙。當三股社會勢力在制度的帷幕後繼續激盪,台灣政治將無法因新總統的誕生而趨於穩定。

圖/作者自製

如果在「三跤㧣」選舉之下,選情的激盪從候選人的得票多少看不出來,那要從哪裡看?政治學提供的一個方法是把候選人配對 PK,看是否有一位候選人能在所有的 PK 中取勝。這樣的候選人並不一定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代表有 A 與 B 配對 A 勝,B 與 C 配對 B 勝,C 與 A 配對 C 勝的 A>B>C>A 的情形。這種情形,一般叫做「循環多數」(cyclical majorities),是 18 世紀法國學者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首先提出。循環多數的存在意涵選舉結果隱藏了政治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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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能在配對 PK 時擊敗所有的其他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稱作「孔多塞贏家」(Condorcet winner),而在配對 PK 時均被擊敗的候選人則稱作「孔多塞輸家」(Condorcet loser)。三角嘟的選舉若無循環多數,則一定會有孔多塞贏家和孔多塞輸家,然而孔多塞贏家不一定即是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而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卻可能是孔多塞輸家。

如果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不是孔多塞贏家,那與循環多數一樣,意涵選後政治將不會穩定。

那麼,台灣這次總統大選,有沒有孔多塞贏家?如果有,是多數決選制之下當選的賴清德嗎?我根據戴立安先生調查規劃的《美麗島電子報》追蹤民調第 109 波(1 月 11 日至 12 日),也是選前最後民調的估計,得到的結果令人驚訝:得票墊後的柯文哲很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得票最多的賴清德很可能是孔多塞輸家。果然如此,那白色力量將會持續地激盪台灣政治!

我之前根據美麗島封關前第 101 波估計,侯友宜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現在得到不同的結果,顯示了封關期間的三股政治力量的消長。本來藍營期望的棄保不但沒有發生,而且柯文哲選前之夜在凱道浩大的造勢活動,還震驚了藍綠陣營。民調樣本估計出的孔多塞贏家本來就不準確,但短期內的改變,很可能反映了選情的激盪,甚至可能反映了循環多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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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從民調樣本估計孔多塞贏家

根據這波民調,總樣本 N=1001 位受訪者中,如果當時投票,會支持賴清德的受訪者共 355 人,佔 35.4%;支持侯友宜的受訪者共 247 人,佔 24.7%。支持柯文哲的受訪者共 200 人,佔 19.9%。

美麗島民調續問「最不希望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的候選人」,在會投票給三組候選人的 802 位支持者中,一共有 572 位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回答。《美麗島電子報》在其網站提供了交叉表如圖:

根據這個交叉表,我們可以估計每一位明確回答了續問的受訪者對三組候選人的偏好順序,然後再依這 572 人的偏好順序組態來判定在兩兩 PK 的情形下,候選人之間的輸贏如何。我得到的結果是: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11 > 261(54.4% v. 45.6%)
  • 柯文哲 PK 侯友宜:287 > 285(50.2% v. 49.8%)
  • 侯友宜 PK 賴清德:293 > 279(51.2% v. 48.8%)

所以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當然我們如果考慮抽樣誤差(4.1%),除了柯文哲勝出賴清德具有統計顯著性之外,其他兩組配對可說難分難解。但在這 N=572 的小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0%,侯友宜 33%,柯文哲 27%,與選舉實際結果幾乎一模一樣。至少在這個反映了選舉結果的樣本中,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輸家賴清德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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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上的分析有一個問題:各陣營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無法明確回答「最不希望看到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做總統」的候選人。最嚴重的是賴清德的支持者,其「無反應率」(nonresponse rate)高達 34.5%。相對而言,侯友宜、柯文哲的支持者則分別只有 24.1%、23.8% 無法明確回答。為什麼賴的支持者有較多人無法指認最討厭的候選人?一個假設是因為藍、白性質相近,對許多綠營選民而言,其候選人的討厭程度可能難分軒輊。反過來說,藍、白陣營的選民大多數會最討厭綠營候選人,因此指認較無困難。無論如何,把無法明確回答偏好順序的受訪者歸為「遺失值」(missing value)而棄置不用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在這裡尤其可能會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低估。

補救的辦法之一是在「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下,把「遺失值」平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也就是假設他們各有 1/2 的機會是無反應受訪者最討厭的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89 > 413(48.5% v. 51.5%)
  • 柯文哲 PK 侯友宜:396 > 406(49.4% v. 50.6%)
  • 侯友宜 PK 賴清德:376 > 426(46.9% v. 53.1%)

此時賴清德是孔多塞贏家,而柯文哲是孔多塞輸家。在這 N=802 的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雖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贏家賴清德當選,但賴的得票率超過實際選舉結果(40%)。用無實證的假設來填補遺失值,反而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高估。

如果擔心「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太勉強,補救的辦法之二是把「遺失值」依有反應受訪者選擇最討厭對象的同樣比例,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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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柯文哲 PK 賴清德:409 > 393(51.0% v. 49.0%)
  • 柯文哲 PK 侯友宜:407 > 395(50.8% v. 49.2%)
  • 侯友宜 PK 賴清德:417 > 385(52.0% v. 48.0%)

此時柯文哲又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又是孔多塞輸家了。這個樣本也是 N=802,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與上面的結果一樣。

以上三種無反應處理方法都不盡完美。第一種把無反應直接當遺失值丟棄,看似最不可取。然而縮小的樣本裡,三位候選人的支持度與實際選舉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後兩種以不同的假設補足了遺失值,但卻過度膨脹了賴清德的支持度。如果以樣本中候選人支持度與實際結果的比較來判斷遺失值處理方法的效度,我們不能排斥第一種方法及其結果。

無論如何,在缺乏完全資訊的情況下,我們發現的確有可能多數決輸家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而多數決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因為配對 PK 結果缺乏統計顯著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循環多數的存在。此後四年,多數決選制產生的總統能否在三角嘟力量的激盪下有效維持政治穩定,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四、結語

柯文哲之所以可以是孔多塞贏家,是因為藍綠選民傾向於最不希望對方的候選人當總統。而白營的中間偏藍位置,讓柯文哲與賴清德 PK 時,能夠得到大多數藍營選民的奧援而勝出。同樣的,當他與侯友宜 PK 時,他也能夠得到一部份綠營選民的奧援。只要他的支持者足夠,他也能夠勝出。反過來看,當賴清德與侯友宜 PK 時,除非他的基本盤夠大,否則從白營得到的奧援不一定足夠讓他勝出。民調 N=572 的樣本中,賴清德得 40%,侯友宜得 33%,柯文哲得 27%。由於柯的支持者討厭賴清德(52.5%)遠遠超過討厭侯友宜(23.7%),賴雖然基本盤較大,能夠從白營得到的奧援卻不多。而侯雖基本盤較小,卻有足夠的奧援。柯文哲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贏家,賴清德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輸家,都是這些因素的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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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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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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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