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透過法律制度，化解疫情造成的歧視？

作者：賴宜欣

隨著 COVID-19 疫情發展，讓人民在盼望疫苗的同時，陸續出現因為疫情產生的不友善舉動。在現行法規範下，什麼樣的不友善舉動會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呢？如果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會受到處罰嗎？相對地，被害人又有什麼救濟方法？

一起看看臺灣的法規，再比較鄰近的日本及韓國的法制，檢視是否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吧！

小心這些不友善舉動將觸法！

《傳染病防治法》，第 11 條規定：

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包含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人及疑似傳染病之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接受隔離治療者、居家或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

同法第 12 條也規定：

「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事業或個人不得拒絕傳染病病人就學、工作、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

如果違反這兩條規定，就會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依同法第 69 條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且若「沒有限期改善，還會按次處罰」。

以下就讓我們來檢視幾個新聞報導的案例，會不會構成差別待遇而受到處罰？

◆ 案例１：在醫院工作的護士媽媽，指出兒子疑遭校方帶頭以防疫為由，安排坐在教室最後排，禁止與同學互動

如果在醫院工作的護士媽媽，工作內容確實是對傳染病病人施予照顧，那麼她和兒子就是法規保障的「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及其家屬」，學校調換座位及禁止互動，就可能構成差別待遇，可以適用《傳染病防治法》對校方處罰。

◆ 案例２：宜蘭雜貨店母女確診，村民認為確診者自私偷跑回鄉，甚至朝店砸酒瓶

◆ 案例３：彰化水果盤商家族群聚感染，鄉里責罵害人染疫，到門前棄置垃圾

這兩個案例都是確診案例（傳染病病人），受法規保障，不得歧視、不能拒絕其工作、居住或其他不公平之待遇。因此，若朝經營的雜貨店砸酒瓶、責罵、棄置垃圾於家門的行為，都可能構成差別待遇，可依《傳染病防治法》，對行為人開罰。

◆案例４：房東以房客染疫、居家檢疫而拒絕居住，或因房客是醫護人員為由，拒絕租屋

不論房客是「確診患者（傳染病病人）」、「居家檢疫者」、或「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都是屬於法規保障不得歧視的人，房東若以房客染疫、居家檢疫、或是醫護人員而拒絕租賃，已經構成歧視，可用《傳染病防治法》開罰。

另外，構成歧視的同時，如果損害了相對人的名譽，還可能同時觸犯刑法妨害名譽及信用罪（刑法第 309、310 條參照），並該負起民法侵權行為的損賠責任（民法第 184 條參照）。

房東若以房客染疫、居家檢疫、或是醫護人員而拒絕租賃，已經構成歧視。圖／envato elements

話雖如此，下面兩個案例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

◆ 案例５：因疫情宅配量暴增的物流人員，遭到民眾噴酒精等嫌惡舉動對待

◆ 案例６：部分貨運業者公告暫緩運送疫情熱區的貨物

「物流人員」或「疫情熱區居民」雖被噴酒精，或被暫緩運送貨物，但因他們兩者目前並非《傳染病防治法》中所保障的對象，因此，在這兩個案例中，都不能依照《傳染病防治法》對那些舉動開罰。

公布確診者情報、疫情熱區，並非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話說回來，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DC）定時召開說明會、發布確診個案（或確診個案足跡）、點出目前疫情熱區，這樣是否已對被發布的確診個案，或被指出是疫情熱區的當地民眾，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了呢？

於防疫期間，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8 條規定，指揮中心為避免疫情擴散，得指示對確診病人公布其個人資料、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

因此，指揮中心是可以因應疫情，公布確診病人資料或為其他必要防治的，而公布標準則是依據「指揮中心記者會確診個案資料發布原則（註一）」。此外，指揮中心也授權各地方政府以此發布原則，發布確診個案公共場所活動史。

而根據前述原則，公布確診者時，不會公開其姓名、病史、收治醫院、完整地址、職業、工作內容；針對年齡、性別也僅公布區間，而接觸者的部分，也只公布家人人數及醫護人數。

也就是說，基於防疫所為的官方公告，是依法令之行為，且公布內容須有助防疫、並不得指涉特定人，而未過度侵害隱私權，因此不會構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日本跟韓國怎麼規範疫情下的歧視？

韓國：「媒體報導」引發歧視時，有多元救濟手段

先說結論，以韓國來說，若不是媒體報導所導致的歧視，則一般人可能會因自身行為，成立刑事（如侵害名譽罪）及民事上責任（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但若是因「媒體報導」所助長的差別待遇，又因 COVID-19 係傳染病，被歸類為「社會災難」，所以相關報導必須依照「放送法」的「放送審議規定」加以檢視。

韓國記者協會等單位就此類災難報導，也制定了《災難報導準則》、《新冠肺炎報導準則》等自律準則來自主規範。報導機關若不遵守這些規範，造成歧視滋生，被害人可以採取多樣的救濟手段，包括：

刑事告訴：若屬不實報導可能構成名譽毀損罪（註二）。
行政救濟：依據《言論仲裁及被害救濟相關法律（言論仲裁法）》，可請求修正、平衡報導或後續報導（註三），也保障被害人可向言論仲裁委員會申請調停及仲裁。
民事救濟：被害人可向報導機關為首的加害人們，向法院提起民事上訂正報導請求之訴，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侵害停止、侵害預防，以及廢棄因侵害行為所產生之物（註四）。

另外，韓國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並訂有《國家人權委員會法》，禁止沒有合理理由，而以各種因素（包含疾病史）侵害平等權的行為；若媒體報導所涉及到的被害人是外國人，也容易對特定國家的其他外國人滋生偏見。

這種情況，被害人個人及其他被歧視國國民的第三人，都能向國家人權委員會提起陳情。

即使是外國人也能對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提起陳情。圖／envato elements

日本：中央、地方及民間三方協力，致力宣導改善，不採處罰

2020 下半年，日本官方陸續召開 COVID-19 相關對策的計劃小組，其中對於 COVID-19 所導致的偏見、差別待遇等，採取國家和地方自治體、民間團體協力的作法，推動疫情資訊普及化並設立諮商窗口。

中央的法務省（類似臺灣法務部）、文部科學省（類似臺灣教育部）、厚生勞動省（類似臺灣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的綜合）分別推動人權座談會、消除差別與偏見的教育計畫及感謝醫護計畫等。

地方政府方面，2020 年的 7 到 9 月間，東京、岐阜、鳥取、沖繩等地更陸續明定《新冠肺炎對策條例》中，明文禁止不當的差別待遇。民間團體如：公益財團法人人權教育啟發推進中心也展開「不要差別待遇，而是正確理解」的計畫。

到了 2021 年初，日本政府也曾考量是否在《新型流行性感冒等對策特別措施法（新型インフルエンザ等対策特別措置法）》中，加入相關罰則；但醫界及護理界皆出現反對聲浪，認為如果制定強制規範甚至罰則，會讓民眾更不願意接受醫療，也會對染病者更加反感，助長差別待遇。

因此，最後在 2021 年 4 月 1 日通過的法律修正案中，只有在該法的第 13 條 2 項當中新增：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了讓患者等人（註五）獲得尊重，對 COVID-19 所衍生的差別待遇，有掌握實際狀況、提供諮詢支援、收集整理分析情報、提供資訊及宣傳等作為義務。

總的來說，日本政府決定推動教育宣導及諮商，提升人民的意識，於事前防止歧視行為的發生，而非事後處罰這樣的歧視行為。

臺灣目前的法規，偏重事後對歧視行為的處罰，但規範細緻度上，不論是事前的歧視紓解，或事後的救濟管道，相較日韓兩國，則略顯不足。

追本溯源來看，不合理差別待遇的形成，很大的原因是來自不了解所衍生的不安，加上民眾獲得疫情消息來源，絕大部分來自媒體，因此，韓國著重在「規範報導媒體，以督促媒體自律」，並採取包含刑事、民事、行政的「多元化救濟」，這種雙管齊下的作法，應是值得參考的。

同樣地，日本著眼「資訊透明化」，用更多宣導來打擊謠言，藉此消除不合理的差別待遇。這樣的做法，乃是採用官民協力的方式，致力於知識普及和諮商推廣，從差別待遇產生的根本上來紓解問題，也是非常值得參考的作法。

因此筆者認為，臺灣目前可以試著用規範，督促媒體在報導疫情消息上，能嚴加自律、並推動疫情相關知識的普及化，再建立暢通的諮商管道，來紓解疫情下易生的不安。

抗疫雖然艱辛，但憑藉臺灣著名的人情味，相信我們這次一定能夠齊心度過這「疫」關！

備註

註一：指揮中心記者會確診個案資料發布原則，109 年 4 月 1 日訂定、110 年 2 月 9 日修訂。
註二：韓國刑法第 307 條第 2 項、第 309 條。
註三：韓國《言論仲裁及被害救濟等相關法律(言論仲裁法)》第 14 條及第 17 條。
註四：韓國《言論仲裁及被害救濟等相關法律(言論仲裁法)》第 27 條、第30條；民法第 764 條、第 750 條。
註五：這裡所稱的差別待遇，尤其是指以患者等人，或曾經是患者等人(如確診後康復者)為理由，所衍生的不當差別待遇，包含毀損名譽或信用，還有侵害患者相關權益的行為。前述「患者等人」所指涉的對象，則包含患者、醫療從事人員，此等人員的家屬與其他與此等人員隸屬同一集團的人。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