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政客不希望你保持冷靜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 作者／林煜軒，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師

最近分別在頂尖期刊《科學》(Science) 與《自然》(Nature) 的職涯專欄各看到一篇談經營管理的文章，摘錄幾段自己非常有共鳴的重點，讓學術界的朋友們參考。

《科學》期刊的文章是在「寫給年輕科學家」專欄，討論如何處理研究團隊衝突的幾個心法。

第一、不要預設對方是壞人

大部分的研究團隊的衝突，都不是蓄意，而是誤會造成的。

但是面對衝突時，我們常常會用防衛的態度，把對方當做蓄意的針對，使得衝突越滾越大。不要預設對方是壞人，或是蓄意針對，是化解衝突的第一步。

因為在學界的高度競爭的環境，特別是學生或年輕的學者，都會很在乎自己名聲。

我自己待過學界、醫界、和業界，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可以在面對衝突時「不要預設對方是壞人」可能最適用的是在學界。

學界追求的價值非常單純──發表好的學術成果建立聲望；比起其他工作環境，可能還需要考慮財務的收支平衡，升遷的標準相對複雜，還有面對的病患、商場上形形色色的應對進退，都遠比學界複雜。

我自己的另一層警惕是：身為主管，自己的團隊有沒有「不要預設對方是壞人」環境的本錢？

如果研究團隊不是每個人都在乎有沒有好的學術成果，反而是常常計較工作分配有沒有平均？資深同事待久了，總是擺爛推事情，要如何自保？這可能就把「不要預設對方是壞人」的原則想得太樂觀了。

第二、評估衝突的嚴重性

一個團隊有適度不嚴重的衝突，才是健康發展的團隊。

身為主管，不可能一直是同事眼中的好老闆。先認清天下沒有不被員工罵的老闆，或許是當上帶人主管的必備心理建設。

永遠想當「好老闆」的主管，常常做出更多兩邊不討好的決策，對團隊更是另一層的「職場冷暴力」。

當主管一定會被罵，所以常常是孤單的。在保護隱私與機密的原則下，最好定期和比自己稍微資深點的同事、學長姊常聊聊、取暖。

如果處理較嚴重的衝突，一定要留下記錄：將相關的 email 存查、通訊記錄截圖存證。

我自己幾乎都會留下所有當事人都有簽名的輔導記錄，並且判斷是否需要與機構裡的相關部門諮詢可能有的倫理與法律問題。

第三、在檢討衝突後，主管自己接受改變與調整

這篇文章主要建議在檢討衝突之後，可以把這些經驗轉化成研究團隊的新政策與制度，而且主管自己要也必須夠開明，接受調整與改變。

我在經營研究室時，則沿襲以前在業界一項很好的制度：每年的年中與年終，分別與每位團隊成員，一對一面談 1~2 小時。

在固定一年兩次的主管面談，通常比較不會有處理衝突後，推出新制度對某些人的針對性。

就像如果在選舉前，某條捷運剛好通車，通常會讓大家多了幾分算計的猜疑，也為政治人物的努力打了不少折扣。

在每年固定兩次的面談後，宣佈新的方向與制度，能讓大家在最好的氛圍中，接受改變。

參考資料

• Conflict in your research group? Here are four strategies for finding a resolution

• 作者／林煜軒，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師
• 本文轉載自 林煜軒醫師《科學》期刊專欄談團隊經營：處理研究團隊衝突。

這幾天旺中買壹傳媒的社會事件已經轉變為一名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媒體怪獸間的鬧劇，筆者很私心的希望可以指桑罵槐，但也沒那麼多時間找直接相關的研究，倒是找到一篇談論情緒控制與政治態度的研究。就讓我們透過這個研究來思考，為什麼選前政客們總是要製造熱情，為什麼他們不希望你保持冷靜。

這個研究關注的是以色列籍的人士對於巴勒斯坦相關政治議題的態度，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有挑選實驗參與者已反映以色列國民的政治態度，約43%是右派、18%左派、39%中間分子。研究者在實驗一開始讓實驗參與者看一些會誘發憤怒、衝突情緒的刺激材料，都是關於加薩走廊的政治議題，接下來所有的實驗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下列兩種情境的其中一個：重新評估的情境、或控制情境。

在重新評估的情境下，實驗參與者被告知要重新詮釋所接受的訊息，盡量淡化其情緒的層面；控制情境則僅告知實驗參與者要自然地作答。接下來他們要針對七個跟政治態度有關係的問題表示他們的態度（用1至6表示自己的認同程度，越認同就給越高的分數），其中四個是關於緩和的政治態度（例如：不論是否安全，以色列都應該運送食物給拉薩走廊的民眾）、其中三個是關於激進的政治態度（例如：假設以色列軍方發現某棟建築物中有恐怖份子，他們就應該把那棟建築物炸掉，即便裡面有很多無辜的民眾）。

第二個實驗則檢驗情緒控制對於真實社會案件的影響，這個社會案件就是巴勒斯坦要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的案件。這案件已經2012年11月30日通過，因為國內媒體已經沒有可信賴的了，所以給大家BBC中文網的連結。實驗的操弄大致上與實驗一相同，只是在最後將之前問實驗參與者政治態度的題目，轉變為與巴勒斯坦升格為聯合國觀察員國有關係。

結果顯示，重新評估會降低實驗參與者對於該政治議題憤怒的程度，同時憤怒的程度和緩和態度間有顯著的負相關、和激進的態度間有顯著的正相關。注意：這裡採用的是中介分析法（mediation analysis），所以可以做因果關係的推論；換句話說，重新評估會降低憤怒的程度，越不憤怒則會越認同緩和的論點、越不認同激進的論點。在實驗二中，實驗者在一周後及五個月後追蹤實驗參與者的態度，結果發現重新評估操弄的影響能夠持續五個月，也就是說若個體曾經接受重新評估的操弄，則會降低對於激進論點的認同程度！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為什麼政客們要讓我們憤怒了嗎？因為我們一旦憤怒，就會認同激進的做法，就可以成功被他們分化，他們則可以順利搶到選票！另外一個政客常用的伎倆就是讓人感到恐懼，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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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雞湯來了王韻捷
  校稿／雞湯來了陳世芃、張芷晴
  製圖／雞湯來了黃珮甄
  編輯／雞湯來了蕭子喬

翹課的糖糖和同學在校園中直播跳舞，和教官玩追逐戰……彷彿與大人作對，試圖證明自己可以不受大人控制。

《糖糖Online》講述著幾個青少年各自碰到的人生議題，有的在管教非常嚴謹的家庭中長大，有的在非常開放自由的家庭中成長。

儘管他們成長背景非常不同，但我們深入去看，可以發現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都是青少年——對於關係、社會、自我都還處於探索階段的年紀。

他們對自我的好奇，讓站在大人視角的我們產生許多無法理解的行為。面對無數的頭痛、失眠的夜，我們可以從心理與社會的角度來看看，這群青少年到底發生什麼事。

青少年最重要的發展—自我認同的建立

自我概念發展

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將人生視為一個連續不斷的人格發展歷程，強調心理社會發展是連續累積的，且在此同時，發展是具有次序性、階段性的，也就是說各個階段都有某些特定其需要完成的發展任務。這些任務需要藉由經歷衝突、危機事件，個體才得以發展，而所謂的成長就是學習突破危機的種種過程。

青少年（12-18 歲）的個體發展任務是「發展自我認同」以及「角色認同」。此階段的青少年藉由對自我的省思與體悟，開始建立自我在團體中的社會地位，希望能在不違背自己的需要、價值觀的情況下調整自我，以增加對社會的適應性。

就像《糖糖online》劇中，欣恬面對酸民的冷嘲熱諷，仍對自己的自我價值有所確立，她呈現了一種自我概念完整後的堅定感；而小文年僅 15 歲，資質優異，通過跳級考試的她進入高中二年級的班級裡，儘管成績表現優良，但不難發現小文對自我的發展仍感到有所不足，大部份時候是需要糖糖照顧的。

同儕關係

進入青少年期最大的特徵就是和同儕相處的時間大幅增加，和家長的相處時間減少。青少年在此時期為了融入團體、尋求被認同感，會追求自己在社交群體中的地位。

其實，類似的需求也在成人世界當中有同樣的運作方式：例如繼續接受教育、賺取財富等來得到社會的認同。

若家長可以看見孩子也有這份需求，也就更能理解「自己的孩子需要在群體之中獲得歸屬感」而有的種種「想和朋友待在一起的行為」。

家庭關係

在青少年發展自我的過程之中，會漸漸的和父母轉變為「類同儕」之關係，也就是說希望和爸媽像朋友，能夠參與更多家庭事務的討論與決策，對於生活有選擇和可控制感。

也因為青少年孩子心理狀態逐漸朝向獨立、成熟，與父母的價值觀產生落差，就容易發生衝突。（延伸閱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青少年如何應對衝突？）

家長如何與青少年子女一起成長

青少年是人生發展中的重要轉捩點，個體將由不成熟轉至成熟，若我們能試著理解此階段的孩子需要一點空間、養分好好長大，不僅能將心中的焦慮放下，也讓青少年多些自己的空間得以好好發展。

此外，時代的改變也是現代家長需要正視的一項因素。現代社會變遷的速度已快到無法想像，當家長以自身的角度去看待孩子的問題時，有可能無法讓孩子吸收到父母想要表達的內容，反而推開了與孩子的距離。

如在《糖糖Online》劇中，面對網路的世界，父母也從未接觸過，就無法以過來人的心態給出建議，但家長能給予的或許是一種陪伴。

身為家長，或許我們可以試著這麼做：

1. 調整心態：

   試著理解這些處於青少年的孩子們正逢一項人生自我探索的危機中，他們也正在努力的長出自我，或許家長們會覺得：我的小孩不再是過去那個順從、聽話乖巧的小寶貝了，但父母需要適時的理解這些是人生成長的一部分，孩子們有自己的路需要拓展。

2. 釐清界線，嘗試放手：

   理解孩子的狀態後，可以慢慢思考哪些事是可以放手讓孩子自己獨立完成的，哪些事情仍然無法，透過與孩子清楚的溝通也是重新調整關係的最佳方式。

3. 多傾聽：

   當孩子正試著表達自我時，可以先試著以開放的心態、詢問的角度去和孩子互動，再慢慢的和孩子說明該如何適當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侵犯他人。

參考資料

1. 洪光遠、連廷嘉（譯）（2018）。青少年心理學：發展、關係與文化（原作者：F. Philip Rice 、 Kim Gale Dolgin）。學富文化，台北。

本文與雞湯來了 同步刊登，原文標題 「吾家子女初長成」－ 從《糖糖online》看青少年的成長變化

這幾天旺中買壹傳媒的社會事件已經轉變為一名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媒體怪獸間的鬧劇，筆者很私心的希望可以指桑罵槐，但也沒那麼多時間找直接相關的研究，倒是找到一篇談論情緒控制與政治態度的研究。就讓我們透過這個研究來思考，為什麼選前政客們總是要製造熱情，為什麼他們不希望你保持冷靜。

這個研究關注的是以色列籍的人士對於巴勒斯坦相關政治議題的態度，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有挑選實驗參與者已反映以色列國民的政治態度，約43%是右派、18%左派、39%中間分子。研究者在實驗一開始讓實驗參與者看一些會誘發憤怒、衝突情緒的刺激材料，都是關於加薩走廊的政治議題，接下來所有的實驗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下列兩種情境的其中一個：重新評估的情境、或控制情境。

在重新評估的情境下，實驗參與者被告知要重新詮釋所接受的訊息，盡量淡化其情緒的層面；控制情境則僅告知實驗參與者要自然地作答。接下來他們要針對七個跟政治態度有關係的問題表示他們的態度（用1至6表示自己的認同程度，越認同就給越高的分數），其中四個是關於緩和的政治態度（例如：不論是否安全，以色列都應該運送食物給拉薩走廊的民眾）、其中三個是關於激進的政治態度（例如：假設以色列軍方發現某棟建築物中有恐怖份子，他們就應該把那棟建築物炸掉，即便裡面有很多無辜的民眾）。

第二個實驗則檢驗情緒控制對於真實社會案件的影響，這個社會案件就是巴勒斯坦要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的案件。這案件已經2012年11月30日通過，因為國內媒體已經沒有可信賴的了，所以給大家BBC中文網的連結。實驗的操弄大致上與實驗一相同，只是在最後將之前問實驗參與者政治態度的題目，轉變為與巴勒斯坦升格為聯合國觀察員國有關係。

結果顯示，重新評估會降低實驗參與者對於該政治議題憤怒的程度，同時憤怒的程度和緩和態度間有顯著的負相關、和激進的態度間有顯著的正相關。注意：這裡採用的是中介分析法（mediation analysis），所以可以做因果關係的推論；換句話說，重新評估會降低憤怒的程度，越不憤怒則會越認同緩和的論點、越不認同激進的論點。在實驗二中，實驗者在一周後及五個月後追蹤實驗參與者的態度，結果發現重新評估操弄的影響能夠持續五個月，也就是說若個體曾經接受重新評估的操弄，則會降低對於激進論點的認同程度！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為什麼政客們要讓我們憤怒了嗎？因為我們一旦憤怒，就會認同激進的做法，就可以成功被他們分化，他們則可以順利搶到選票！另外一個政客常用的伎倆就是讓人感到恐懼，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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