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興創意的大腦神經網路

從惡夢到創意靈感的奇妙旅程

1987 年，美國塔夫茨大學醫學院（TuftsUniversitySchoolofMedicine）的恩尼斯特・哈特曼（ErnestHartmann）帶領了一項深入研究，比較了十二名終身受惡夢所擾的人、十二名夢境生動的人，和十二名既非惡夢受害者也不是夢境生動的人。每位受試者均接受了結構式訪談、心理測驗和其他措施，以評估他們的性格。研究人員發現，受惡夢困擾的人比起其他兩組受試者，具有更強烈的藝術和創作傾向。換言之，在夢中想像邪惡或危險力量的心智，清醒時也可用其豐富的想像力發揮創意。

惡夢曾為許多知名作家的作品提供靈感。聞名全球的恐怖小說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King）在飛機上睡著，夢見了一名瘋狂女子囚禁並殘害了她最喜愛的作家，結果成了《戰慄遊戲》（Misery）一書的靈感來源。

《鬼店》（TheShining）的構思也來自於一個夢。史蒂芬・金和妻子是一山中度假飯店僅有的兩位客人，當時飯店由於季節即將關閉。他在夜裡夢見自己三歲的兒子尖叫著跑過大廳，被消防水管追趕。他從惡夢中驚醒，滿頭大汗。史蒂芬・金回憶，當時他點了一支菸，望向窗外：「菸抽完時，這本書的架構已經在我的腦海裡成形。」

我們如何看待法國和其他處的史前洞穴壁畫及其他古代文物？世界各地所描繪的許多生物，都是人獸混合的動物形象，使得考古學家不禁心想，這些奇特的圖像是否可能是受到了夢境的啟發？惡夢既是人最容易記住的夢境，這些會不會是最早對惡夢的藝術描繪？我同意此種看法。我們有理由認為，說故事本身也許源自於分享夢和惡夢的渴望。

如何引導夢境來激發創意？

古埃及人建造了睡眠神廟，讓人可以在此處睡覺，希望能誘發夢境，幫助他們治癒疾病或做出重要決定。古希臘人也會去特殊的神殿祈禱，希望做一個能解決問題的夢。希臘人稱此作法為「孵夢」。現今研究顯示，孵夢不僅僅是建立在信仰上的古老方法，它背後有真正的科學依據。

研究人員發現，做夢的人可以透過暗示來影響夢境發展。雖說這不是萬無一失的過程，但他們發現，光是表達你想夢見某個人或特定主題的意圖，通常就能將夢境推向此方向。透過此種方式，我們也許能引導自己的夢境，來幫助激發創意、思考社交難題和考慮重大決定。哈佛大學夢境心理學家芭瑞特要求她的學生在睡前十五分鐘思考一個情感相關的問題。結果，半數學生表示，他們做了與此問題有關的夢。

由於夢境如此視覺化，所以，入睡時在腦海裡設想某個人、想法、地點或問題，將有助於你孵夢成功的機率。正如我們在關於惡夢的章節中所了解，我們可以運用意象預演療法改寫反覆出現的惡夢，重新編排夢境情節，使其變得無害，甚至給它更好的結局。這種方法聽來雖然簡單，但相信你也記得，研究也證明此法常常能成功幫助人們擺脫惡夢。孵夢也一樣，聽來雖像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嚴謹的研究已證實了此種方法引導夢境的效用。

MIT 前沿科技助力夢境設計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ediaLab）的研究人員，一直致力於開發睡眠和夢境設計技術，希望藉此大幅提升創造力。研究裝置會感知受試者進入睡眠的情況，並提供口頭提示，詢問受試對象在想什麼，然後記錄對方的反應。如我們將在第8章所見，現今還有其他方法可利用感官來設計夢境內容。

正如我們探討如何減輕惡夢時的方法，你也可以在紙上寫下自己的意圖，放在床邊，或將希望夢見的事物相關圖片、物件放在床邊。這不僅僅是某種象徵儀式，而是人們見證能啟發他們夢境的有效方法，就好比我們將原料放進鍋裡，等待夢境以全新、意想不到的方式將它們混合。

當解決方案能在腦海以視覺呈現時，孵夢最容易成功，原因是視覺皮質在快速動眼睡眠期間十分活躍。睡前請回顧一下你想夢見的問題或主題，想像自己夢見了這個問題後醒來，然後在床邊的紙上寫下夢境。

芭瑞特的學生選擇了學術、醫療和個人方面的問題，並記錄哪些夢境為他們的問題提供了潛在的解決辦法。其中一名學生搬到了一間較小的公寓，無法找到不顯雜亂的家具擺放方式，結果他夢見將五斗櫃搬到客廳，這名學生實際嘗試了一下，果真有效。另一名學生在選擇麻州或其他地方的學術課程時陷入兩難，他夢見自己乘坐的飛機需要緊急降落，夢裡飛行員說降落在麻州太過危險，做夢的學生一想到這個夢，便意識到了選擇其他地方課程的決定。

即便不記得自己的夢，它們也能影響你清醒時的想法。你也許會突然靈光一閃、腦海瞬間蹦出想法或沒來由地想到解決辦法，這些靈感很可能來自於我們的夢境。不論記不記得，我們每晚都會做夢，而我們的夢夜夜都在為我們從事創意工作。

——本文摘自《我們為何會做夢：睡夢中的大腦如何激發創造力，以及更好地改善清醒時的生活》，2024 年 11 月，悅知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 作者 / 雅文基金會聽語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羅明

身體在運動一段時間之後，隨之而來的疲勞與酸痛，相信你我都曾體驗過。其實，聽簡報、聽故事或聽人說話等大大小小需要用上「聽」的活動，也像做運動一樣，有時需要身體投入額外的能量。只是「聽」對於一般人而言，時時刻刻都在進行，或許因為長久下來習慣了，而以為所有的「聽」都不用特別使力。

國際期刊 Ear and Hearing 在 2016 年發行一份增刊，由 17 位學者專家執筆，以 Effortful Listening（本文譯為「使力的聆聽」）為課題，探討「聽」是如何耗費一個人的氣力（Pichora-Fuller et al., 2016）。雖然「使力的聆聽」本身是一個看不見也摸不著的概念，但其實「聽」所使的力可以透過一些例子知道它的存在，甚至還能加以測量。

使力的聆聽指的是什麼？

「聽」所涉及的情境相當廣泛多樣，有的情況相對單純，例如只是有無聽到一個聲音；有些時候比較複雜，好比在聽一場演講，過程中不只需要理解，還要整合當下聽到的內容，而這通常也是聆聽讓人感到費力的情境。所謂的理解與整合，其實絕大部分倚賴人體中大腦的運作。從這個角度來說，「聆聽」本身可視為一種透過聽來進行的認知活動，而既然是一件用腦（甚至燒腦）的事情，自然需要多使上一些氣力才能夠順利又正確的完成它。

愈專心聽，愈要使力

根據多項跨領域研究的結果，Pichora-Fuller 等人（2016）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聆聽的使力程度很可能取決於個人投入的心力，而心力投入的多寡又跟需要克服的阻礙與個人的動機意願等因素有關。

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舉例來說，想像自己參加一場聚會，正與他人聊著有趣的話題。由於現場還沒有很多人，沒有太多其他的聲響或噪音，所以聽對方說話並不太花力氣。隨著現場有愈來愈多的人，此起彼落的聲響和噪音也隨之增加。這時為了能夠繼續話題，自己也加大了專心的力道，好聽清楚對方說話的內容。當話題即將告一段落，即使身處噪音圍繞的環境，投入的心力也因為談話來到尾聲而減少。以這個例子來說，噪音環境就像是聽者需要克服的阻礙，而維持談話互動則代表著聽者的動機意願。

聽力問題帶來的困境

來自周遭環境的聲音，在進入大腦之前，還須經過聽覺的感官系統（如：外耳、中耳、內耳，以及內耳之後通往大腦的神經路徑），而許多確診為聽力損失（Hearing Loss）的人，往往是感官系統有環節出現了異常，使得大腦接收到「不清楚」的聲音。「不清楚」的聲音就像是模糊的影像照片，因為缺乏細節，所以只能藉由自己的經驗與知識，來思考重建或想像猜測其中的內容究竟為何，也因此需要個人額外再使上一些氣力。

對於聽損人士而言，使力的聆聽很可能成為一種需要加以克服的困境，就像在相同的時間內要比一般人完成次數更多或強度更高的運動項目，因此更容易在心理上產生倦意而不願繼續，也就是感到聆聽疲勞（Listening Fatigue; Hornsby et al., 2016）。除此之外，使力的聆聽並不只出現在聲音不清楚的時候，即使在音量夠大且內容清晰的情況下，許多聽損者在診間也表示自己經常感到聆聽疲勞。

腦造影幫聆聽來張自拍

使力的聆聽和大腦的運作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聆聽時的使力程度，理論上可反映在大腦活動的變化。事實上，已有許多研究者從這個觀念出發，運用了不同的腦造影技術，來測量與觀察人在進行聆聽活動時的費力程度。若從整體的趨勢來看，愈需要使力，大腦活動的指標會有較高的數值。

功能性核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 fMRI），是其中一種記錄受測者大腦活動的技術。有的研究者讓受測者聽辨字詞，結果發現在雜音環繞的情況下，名為 Cingulo-Opercular Network 的腦區會有較大的反應（Vaden et al., 2013, 2015）。也有研究者讓受測者用聽的方式記憶一些數字，結果在前額腦區（pre-frontal brain region）的範圍內，觀察到腦活動的程度在受測者運用記憶策略時會有所增加（Bor et al., 2004）。

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簡稱 EEG）與事件關聯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簡稱 ERP），則是另一類常用來觀察大腦活動的技術。以 ERP 為例，已有許多研究證實，一種名為 P3 的指標可反映個人專心注意的心理狀態（Polich, 2003），也因此有研究者藉由 P3 來觀察聆聽時費力程度的變化。研究者讓受測者判斷聲音是否不同，結果發現聲音不易區辨的情況下 P3 的強度會增大（Bertoli & Bodmer, 2014, 2016）。

聽的使力讓身體也很有感

除了大腦的活動，研究也發現身體的一些基本反應和聆聽的使力程度之間有著間接的關係。屬於這一類的生理反應主要反映著自律神經系統的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的活動，它們包含了瞳孔反應（Pupil Responses）、心臟反應（Cardiac Responses），以及膚電反應（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

瞳孔反應的研究顯示，聆聽的時候，瞳孔的大小隨著背景噪音的出現而增加（Keolewijn et al., 2012）。心臟反應方面，研究者常以心跳速率的變化當作觀察指標，也發現了心跳速率的變化會在聆聽活動的要求比較高的時候，有所減少（Mackersie & Calderon-Moultrie, 2016）。膚電反應的研究結果除了顯示反應的強度會隨著活動難度提高而增加，也指出膚電反應在受測者知道活動表現要被評比的時候，會再增強（Mackersie & Kearney, 2017）。

聆聽的足跡還有這裡！

還有其它研究，是觀察受測者外顯的行為表現，而依照研究資料的主觀程度可再分為兩種。一種是採用相對客觀的作法，其類似一個人在真實生活中需要同時做許多事情的狀況，研究者稱之為雙作業派典（Dual-Task Paradigm；Gagné et al., 2017）。一如其名，受測者會進行兩項活動，一項是主要活動，例如讓受測者在噪音中辨認語句，而另一種是次要活動，例如請受測者做單雙數判斷。對於同一位受測者，活動會有三次，一次是主要活動，一次是次要活動，再一次是主要活動與次要活動同時進行，而且會要求受測者在主要活動盡可能做出最佳的表現。

這種作法的背後有一個邏輯：就跟體力一樣，可運用的心力是有限的，如果心力足以負荷這兩項活動，則這些活動的表現會一樣的好，但如果這些活動耗費的心力超過了個人的負荷，則在主要活動需要盡可能做好的前提下，受測者在次要活動的表現將因為缺乏足夠的心力而變差（如：反應變慢、正確率下降），而兩項作業在表現上的落差反映著受測者需要再多付出的心力。

另一種是採用自陳報告（Self-Report），由受測者評估自己：在聆聽的時候是否需要特別使力或容易感到聆聽疲勞。例如，有些研究者會採用視覺類比量尺（visual analog scales）的方式（Kramer et al., 2016），讓受測者選擇 1 到 10 之間的數字，來表達自己在不同的聆聽環境下感到費力的程度。值得留意的是，有研究者指出，自陳報告的結果與行為上或生理上的客觀反應並不全然一致（McGarrigle et al., 2014），意謂著自陳報告的結果可能無法反映出全貌。

雖抽象，但有感

使力的聆聽雖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實你我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也拜科技進步之賜，已經有許多研究在大腦活動、神經系統及外顯行為等不同層面看到了它的蹤影。這些研究上的發現，未來能否實際廣泛的應用到大眾的生活、學習，甚至醫療，或許是值得觀察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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