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羅塞塔石碑｜科學史上的今天：7/19

宣揚「愛國主義」而掀起的人民戰爭

法國革命者大聲宣揚「不再有政治操弄、軍事藝術，只有火、鋼鐵和愛國情懷」。而拿破崙的天才之處在於將口號變為現實。拿破崙的軍隊放棄了只會拖慢職業軍隊行軍速度的補給線，轉而在當地購買或竊取所需的物資。

十七世紀以來，沒有人嘗試過這項做法，因為部隊規模太過龐大，無法在軍隊沿線的農場取得足夠食糧。拿破崙的應變之道是，將軍隊拆散成軍團和單位更小的師，每個軍團或師沿著不同路線行進，在必要情況下也能獨立作戰。但勝利的關鍵在於，這些軍團和師能在發現敵人後迅速集結，使拿破崙掌握壓倒性的軍事力量。

戰場上，拿破崙也遵循著同樣原則。他的部隊無法像舊式部隊那樣發動精心設計的火槍陣攻勢，所以他不要求軍隊這麼做，而是讓散兵排成鬆散的隊形狙擊敵人整齊的防線，大量步兵則在火力掩護下以不規則的陣形衝鋒。

接近敵軍時，部隊可以分散成大致陣列進行火槍陣射擊，以數量代替準度，或是用固定的刺刀殺入敵人防線。即使是敵人派出的專業軍隊，面對革命軍的衝鋒也常落荒而逃。

就在康德撰寫《永久和平論》期間，發動人民戰爭的法國軍隊在未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戰爭目的就由捍衛革命轉為擴大革命成果。拿破崙在一七九六年橫掃義大利北部，一七九八年入侵埃及，一八○○年十二月率軍一路攻打到離維也納僅五十英里處。一八○七年，康德去世三年後，拿破崙占領了康德的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註1]。

歐洲的人民戰爭與美國革命背道而馳。一七八一年，英軍在約克鎮投降後，美國人鑄劍為犁，將兵力投入生產中。革命將領回到他們的農場，而傑弗遜和志同道合的共和黨人則頑強抵制中央集權、稅制、國債、常備軍及利維坦的一切統治手段。

據此，某些美國人堅信他們比腐敗的歐洲人更有美德。然而，每當美國意識到危險時仍會向利維坦靠攏，一七九○年代當法國入侵的恐懼蔓延全國時就是如此。這證明歐美真正的差異在於政治地理層面。

美國在一七八一年後就鮮少面臨生存威脅，因此只要維持微小的軍事力量即已足夠，甚至能針對利維坦的存廢進行辯論。另一方面，歐洲列強則面臨著來自鄰國四面八方的威脅，最微小的弱點都相當致命，共和國若要生存就必須像其他君主國家一樣戰鬥。

權力的演變——「民族主權」最終成了「帝國主義」

在歐美兩大洲，愛國情操高漲只是權利開放的社會秩序興起後的現象之一。然而，當拿破崙意識到這熱情能與共和國體制脫鉤時，法國的人民戰爭開始走向與美國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七九九年，一場悄無聲息的政變使拿破崙成為法國君主，一八○四年他更公開加冕自己為皇帝。

從那時起，法國軍隊出征的目的不再是捍衛主權，而是帝國擴張這個老套的理由。

華盛頓曾認為商業使戰爭變得多餘，但拿破崙不這麼想，一八○六年後他更試圖證明情況恰恰相反，打算利用戰爭來壓制商業活動。他要求戰敗國加入法國的「大陸體系」，這個貿易禁令實際上是為了封鎖英國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路，企圖從經濟上拖垮英國。

歐洲要再經歷十年的戰爭，包括歐洲史上一些規模最大的戰役（如一八一三年動員六十萬人的萊比錫之役），才證明拿破崙的想法是錯的。以戰爭壓制商業的唯一辦法，就是透過法國艦隊封鎖英國貿易通路，但由於貿易是如此有利可圖，因此英國總能生產比法國更優良的船艦、訓練更優秀的船員。

拿破崙的海上封鎖宣告失敗，而由於英國在全球的貿易得以生存，歐陸國家很快就發現比起英國依賴歐陸，歐陸反而更依賴英國貿易。因此，其他歐陸國家漸漸找到繞過大陸體系的方法，和英國通商。

拿破崙為強化大陸體系所發動的戰爭，很快就使人民戰爭達到勝利頂點。一七九九年以來，拿破崙已證明能透過人民戰爭取得王位，而歐洲朝代悠久的君主漸漸學會以同樣的方式扳倒他。

一八○八年，當拿破崙發動半島戰爭占領西班牙，打算將其納入大陸體系，法軍在當地陷入人民起義的泥潭中。西班牙起義者在英國派遣正規軍支援下，往後六年間成功在當地牽制住數十萬法軍。

但拿破崙仍執意強化大陸體系，他在半島戰爭後入侵俄羅斯，使情勢雪上加霜。如第三章所述，正是這次決斷失誤啟發了克勞塞維茨的「頂點論」。

克勞塞維茨的祖國普魯士投降法國後，憤恨之情促使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志願兵身分加入俄軍，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反法情緒僅僅是拿破崙做得太過頭造成的巨大效應而已。

戰爭的情勢正被逆轉，拿破崙占領莫斯科兩年後，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第六次反法聯盟占領巴黎，將拿破崙流放至義大利外海孤島上。然而，拿破崙於一八一五年潛回法國重新召集軍隊，並在滑鐵盧戰役迎戰英軍。但這場戰役最終功虧一簣，拿破崙被流放到更偏遠的大西洋小島上。

英國這座新式、權利開放的貿易帝國，最終在拿破崙軍國主義、人民戰爭新舊結合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倖存下來。一八二一年，拿破崙逝世於大西洋小島上（有傳聞指出是英國派人毒死他），大英帝國自此成為統治歐洲的巨人。

英國在各地充當世界警察的行為是有回報的。儘管派遣英國戰艦巡視航道相當花錢，但這麼做很值得，因為自一七八一至一八二一年間，英國的出口就增漲了兩倍，英國工人成為世界生產力最高的族群。

解決了前所未見的拿破崙戰爭後，英國也成長為一座前所未見的強盛帝國。

註釋

註1：今名加里寧格勒，隸屬於俄羅斯。

——本文摘自《戰爭憑什麼：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衝突與文明進程》，2022 年 11 月，黑體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領袖典範：辛辛納圖斯與華盛頓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席捲全世界之下，台灣的防疫表現非常好。但是政府某些手段，卻令人質疑有侵犯人權的問題。另一方面，一些人認為防疫成功，是由於台灣人民尚未擺脫威權時代舊習，習慣服從權威，自我限制自由，成熟的民主社會不該如此。

究竟該如何理解台灣防疫的本質？一篇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的讀者投書提到「辛辛納圖斯式」這個名詞，令我恍然大悟。

辛辛納圖斯 (Cincinnatus) 是 2400 多年前，羅馬共和時期的一位領袖。羅馬面臨危機時，他臨危受命成為集權的獨裁者，順利帶領羅馬走出困境。危機結束後，他主動放棄權力，退休回家，安享晚年。

上述情節未必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但是不論真實的辛辛納圖斯如何，他被建構的歷史故事，成為羅馬人人稱道的政治聖人樣板，流芳百世。帶領美國獨立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便被稱作當代的辛辛納圖斯；美國城市辛辛那提也是為了紀念他。

法國大革命後成為集權領袖，隨即登基皇位的拿破崙，則是華盛頓與辛辛納圖斯的反面樣板。

台灣防疫的堅實基礎——民眾自發投入

要理解台灣防疫的本質，必需知道台灣是怎麼成功的。普遍認為，追蹤接觸者 (contact tracing) 是台灣防疫的關鍵法寶，每次鉅細彌遺的疫調足跡，卻往往讓人質疑是否過頭，每過一段時間就起一次爭議。

服從國家機器的權威，確實是疫調和追蹤能成功的條件。然而，台灣防疫的成功，追蹤只是金字塔的上層。如果沒有那麼詳盡的追蹤，台灣防疫的結果將不如現在，會有社區流行，但是規模應該有限，和多數國家相比仍然為不錯的結果。

台灣防疫金字塔的底層基礎是什麼？我想是大部分民眾，將防疫視為勝利目標明確的戰爭在投入。

台灣不論什麼政治立場、社會背景的人，大部分都認為防疫是重要的事（主張的手段可以截然不同就是）；政府之外，基層有非常多自發性的防疫小單位，政府與民間各式資源也交叉支援。這才是台灣防疫能成功的堅實基礎。

照其他國家的狀況，光靠台灣民間的自發防疫行為，就足以將感染源的數量壓制到夠少，不會進入指數成長期，在此之下，實施口罩、消毒等防疫措施，足以令疫情不至於失控，滿分 100 的話大概有 70 分水準；疫調、追蹤等手段則是錦上添花，再將感染源壓制到零，超過 90 分。

台灣從政府到基層人民，求生意志非常強烈，將武漢肺炎視為目標明確的戰爭在打，每一階段的成功，又提供正向回饋的成就感，抗戰愈來愈帶勁。

基層缺乏凝聚力，人心愈來愈殆盡

相比之下，多數疫情失控國家的目標糊裡糊塗，將瘟疫視為一場不情願的麻煩戰爭，即使某些方面投入大量資源，成效不彰之下，人心愈來愈殆盡，許多民眾自我安慰「戰爭總有結束的一天」，那麼面對一個死亡率未滿 1%，年輕就是抵抗力的傳染病，當下也就不值得那麼在乎了。

以基層傳統雄厚的美國來說，近年遭遇的變局是有目共睹。美國大城市人口眾多、組成多元，表面上人人自由，實際是基層凝聚力大不如前，面臨傳染力強的病毒危機時，城市無法有效應對，成為病毒繁衍的溫床，再源源不絕輸出其他地區。也難怪美國整體的疫情無法降溫，隨時又會大爆發。

不只需要不戀棧權力的領袖，還需要一群高素質的公民

相比於沒有經歷過威權統治的美國，台灣社會整體上確實更加服從政府權威，對防疫有正面影響，但是這與帝國治下的草民自願放棄自由，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情境。

回顧人類歷史，如古希臘城邦、羅馬共和、建國前的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等社會，由素質足夠、自主性高的「公民」組成，成員們單兵戰鬥力強，碰上重大危機時，卻會將權力集中給少數領袖調派，先以當下困境為目標，因為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每個單兵的價值，有效解決危機。

而這些社會的領袖多半是「辛辛納圖斯式」，危機解除以後便還權於民，告老還鄉，讓鄉民們回歸自主性高，單兵戰鬥力強的日常。此一模式曾經協助許多社會度過危機，我想，這就是台灣正在演出的劇本。

要成就一場坎尼會戰，不只需要一個漢尼拔，還需要一個法羅。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如今瘟疫戰爭仍在進行，要成就一場辛辛納圖斯式的勝利，不只需要一個不戀棧權力的辛辛納圖斯，還需要一群高素質的羅馬公民。

• 本文轉載自新公民議會《集權卻不威權獨裁—台灣「辛辛納圖斯式」防疫》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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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金融時報讀者投書《台灣揭示對抗武漢肺炎的辦法（Taiwan has shown the wa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公元 1798 年，尚未成為法蘭西大皇帝的拿破崙率軍入侵埃及，此行除了大軍之外，也有一隊學者跟隨。在法國佔領埃及期間獲得一塊石碑，隨後法軍戰敗，石碑落入英國人手中，這塊石碑後來將成為破解古埃及文字的關鍵，並以「羅賽塔石碑」的名號聞名於世。儘管石碑本體沒能運回法國，卻仍是由法國人商博良率先解開古埃及文字的奧秘。

在拿破崙的埃及遠征之戰中，征戰之餘也打開了好奇心的缺口，啓發後來的埃及學。

法國人在埃及並非一無所獲，他們將一批文物成功運回法國；而在1802 年時，30 歲的聖伊萊爾 (Geoffroy Saint-Hilaire) 帶回幾隻埃及古鳥的木乃伊，隨後意外引發兩隻上古神獸 ── 拉馬克 (Jean-Baptiste Lamarck) 與居維葉 (Georges Cuvier) 的演化大論戰。[1][2]

居維葉表示：生物不演化

木乃伊回國的時候，居維葉與拉馬克是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同事，兩人對演化的觀點卻截然不同。1769 年出生的居維葉比較年輕，那時的他是 33 歲，已經是最頂尖的古生物學家。居維葉怎麼看演化？與其說他對「演化」的看法，不如說，居維葉徹底反對演化的概念，他堅持：生物不會演化。

居維葉覺得各種生物都有個理想的典型，一種生物的身體每一部分都已經完美適應環境。假如身體任一部位發生改變，害得理想型不再完美，就會危害這位個體的生存。換句話說，居維葉認為物種是固定的 (fixity of species)，不會隨著時間改變——雖然現在我們知道這是大錯特錯。居維葉是非常厲害的古生物學家，當然還是言之有物的：他從眾多的化石證據中，了解並證明生物是會滅亡的。雖然現在聽起來這好像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不過這番話在當年卻是劃時代的革命性創見，也因此奠定他一代宗師的地位。

問題是，居維葉知道古代曾有許多後來滅亡的生物，但他卻不認為那些滅團的生物，與現在的生物之間有任何傳承關係。號稱「古生物學之父」的居維葉，他的成就絕對配得上這個稱號。然而，比起拉馬克、達爾文、孟德爾等幾位上古神獸，他相對沒那麼有名，大概與反演化很有關係。

不過在居維葉那個年代，反演化才是主流，畢竟等到 50 多年後的 1859 年，達爾文正式發表《物種源始》時，多數人仍反對演化。

• 延伸閱讀：替基因寫一本史記－《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拉馬克你說說看啊：生物持續緩慢改變

拉馬克 1744 年出生，當年木乃伊回國時，他是 58 歲，比居維葉年長 25 歲，但拉馬克對演化的見解卻比年輕人居維葉激進很多。他認為：動物會不斷微幅改變以適應環境，除了少數例外。改變的趨勢通常是由簡單變複雜，而最複雜的是人類，所以人類才會位於演化的頂點（他的演化概念不只有「用進廢退」那麼單純）。拉馬克後來將畢生的演化見解寫成《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於 1809 年發表。

現在我們知道，拉馬克的演化論點雖然開風氣之先，卻有明顯漏洞，他只是比起反演化的居維葉正確許多。然而在那個時代，兩位都是最出色的學者，都希望可以壓倒對方，此時距今三千年的埃及木乃伊鳥來到他們面前，這恰好成為測試演化概念的絕佳材料。

• 延伸閱讀：拉馬克的逆襲？從用進廢退說到表觀遺傳學

生物會演化嗎？一個結果，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

他們見到的木乃伊鳥裝在陶罐裡，當年是難得一見的標本（現在應該還是很難得啦）。一開始多數學者認為，古埃及人製作木乃伊的鳥是黃嘴䴉鸛 (yellow-billed stork，舊學名叫作 Tantalus ibis，現在改為 Mycteria ibis)，不過這是錯誤的分類。

居維葉正確判斷出，木乃伊鳥是另一個沒見過的物種，他將其命名為 Numenius ibis，後來學名改為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也就是埃及聖䴉 (Sacred Ibis)。

居維葉獲得難得的樣本後，首度能夠實測他的演化觀點，或是說不演化理論；但是假如拉馬克是對的，距今三千年的古埃及鳥和現代鳥之間，型態將能觀察到差異。

在居維葉仔細測量埃及古鳥各項型態特徵後，結果令他滿意極了：埃及古鳥和現代同類相比，解剖特徵上沒有任何改變！

埃及古鳥三千年來沒有改變，居維葉喜吱吱宣告勝利：物種果然固定不變！

居維葉 1825 年正式發表論文，當時已經高齡 81 歲的拉馬克，仍然勇於捍衛畢生心血。拉馬克同意居維葉的量測結果，埃及鳥確實缺乏改變，但是他反駁：埃及三千年前的環境與現在沒什麼不同，而生物改變是為了適應環境。環境沒變的情況下，型態缺乏改變也只是剛好。演化的過程連續而緩慢，只經過三千年，又處於少有變動的環境中，累積的差異不足以被觀察到……

以下為設計對白：

「三千年都沒變化，就算更久也不會變啦！假如演化是漸變，不就是隨著時間慢慢累積嗎？三千年累積的結果是零，零乘以幾萬年還是零，更長時間也不會累積更多啦！」

• 延伸閱讀：《未來人類：人類將演化到哪裡去？》－認識演化法則，思考我們的將來

演化大辯論

兩人持續交鋒，直到 1829 年拉馬克以 85 歲高齡去世為止。然而，拉馬克的演化概念已經影響一些當時的人。就在他去世隔年，法國爆發「大辯論 (Great Debate)」，兩派人馬激辯著那時尚未獲得演化之名的演化議題。

《物種源始》發表隔年，也就是 1860 年時，演化論支持者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與反對者威伯福斯 (Samuel Wilberforce)在英國進行生物是否會演化的辯論，史稱「牛津辯論」。但事實上 30 年前的法國，就已經上演過類似的論戰。

大辯論一方主將是聖伊萊爾，他當年隨著拿破崙前往埃及，後來將木乃伊鳥帶回法國後引爆論戰。聖伊萊爾受到拉馬克影響，在運回木乃伊 28 年後接下火炬。他大致上支持拉馬克的觀點，主張生物會改變，不過他更加強調，生物是符合生物學法則 (laws and principles of biology) 的產物。（「生物學法則」就是後來的「演化」）

聖伊萊爾主要的對手當然是居維葉，那時也已經 62 歲。居維葉堅定不移，仍然認為物種固定不變，要解釋生物機能的存在，必需訴諸「神聖造物者的意志 (will of a divine creator)」。

居維葉的小正確與大錯誤

這段歷史能給我們什麼啟示？居維葉不是浪得虛名，他對解剖型態十分敏感，研究也符合科學方法。他獲得被錯誤分類的罕見標本後，先由微小的型態差異，正確判斷出那是一種從未記錄過的新物種。他又為了測試生物是否會改變的假說，比較埃及古鳥與現代鳥，由量測得到數據，做出三千年來沒有型態改變的結果。

居維葉行事按照科學方法，研究所得的結果也正確無誤，可是他反而更堅持己見，因此無法看穿演化的迷霧，最後做出錯誤的大結論「生物不演化」。

科學史上，居維葉不是唯一掌握正確結果，卻提出錯誤觀點的研究者；但是聲望像他如此崇高，被學界主流推崇，卻因錯誤觀點而不幸帶來長久負面影響的研究者，卻也不是那麼常見。

現在事後諸葛的我們可以說，單一研究不足以證實複雜的大議題，可是自己假如處於爭論當下，我們能明白科學證據的侷限性嗎？當主流權威提出詳實的證據，以堅定的語調發言，支持某一立場時，我們是根據證據與推演而認同他的觀點？或是因為權威講話一定是對的，由於信仰權威而盲目跟從呢？再者，兩百年後的我們能記取居維葉的教訓嗎？

「我名叫居維葉，學者中的學者，看看我的功蹟，以為物種會改變的對手們，誰能與我相提並論！」

另一方面，「演化」不只是支持或反對這麼簡單，就算都是演化的支持者，對於生物怎麼演化也有不同見解。拉馬克是超越時代，主張演化論的先驅，但是他提出的演化機制，解釋現實世界卻不太管用。我們面對複雜的問題時，能避免陷入二分法思考的陷阱嗎？

就在居維葉與聖伊萊爾大辯論的同時，英國有位家世良好的青年，儘管就讀名校劍橋大學，卻常常不務正業四處遊蕩，讓他爸爸覺得這小鬼哪一天總要敗壞家門。隔年，畢業即失業而混不下去的英國青年，只好跳上一艘叫作「小獵犬號」的遠航船出國深造……大辯論後兩年，居維葉 1832 年 5 月也去世了，此時英國小鬼出海還不到半年。

延伸閱讀：

• 古埃及與古代DNA（後記）──在文明的十字路口
• 【古埃及文101】基礎篇
• 【科學史上的今天】12/23——商博良誕辰（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
• 【科學史上的今天】8/23——居維葉誕辰（Georges Cuvier, 1769－1832）
• 貓貓的世界征服史：從抓老鼠到沙發馬鈴薯
• 短篇 達爾文見證過的熱帶最早教堂

參考文獻：

• 1. Curtis, C., Millar, C. D., & Lambert, D. M. (2018). The Sacred Ibis debate: The first test of evolution. PLoS biology, 16(9), e2005558.
• 2. How Sacred Ibis mummies provided the first test of evolution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1798 年七月，拿破崙率領的遠征軍共四百艘船艦，官兵三萬八千人，浩浩蕩蕩抵達埃及。拿破崙才剛屢敗奧地利軍隊、取得比利時，並將義大利納為附屬國，眼見唯一的敵手只剩英國，於是他打算佔領埃及，箝制通往印度的海路，以阻撓英國從東方殖民地取得大量物資。

在這龐大遠征軍中卻有一百多名學者隨行，其中除了地理學家、礦物學家、工程師此等可立即貢獻實用價值的學者之外，竟還有化學家、數學家、語言學家與藝術家。看來除了建立殖民地，本身對科學極有興趣的拿破崙是有意從這昔日的世界學術中心發掘知識寶藏回去。

儘管亞歷山大圖書館已灰飛煙滅，神廟劇院都成斷壁殘垣，拿破崙還是在八月於開羅成立了「埃及藝術與科學研究院」，由大數學家傅立葉領軍，對埃及文明展開全面性的調查。

1799 年 7 月 19 日，法軍在羅塞塔這個港灣城鎮加強防禦工事時，在一道牆下發現了一塊已折斷的石碑。這塊石碑長 114 公分、寬 72 公分、厚 28 公分，上頭刻了三段不同文字的銘文，最上面是只剩三分之一的象形文字，中間是不知名字體，最下面則是希臘文。現場軍官布夏爾中尉（Pierre-François Bouchard）知道這應該是重要文物，於是把它運送到開羅。

位於開羅的學者從希臘銘文得知，這是西元前 196 年 3 月 27 日所頒布的勒令，記述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西元前 209–181 年）的即位慶典。當時埃及已納入亞歷山大帝國版圖，所以除了傳統的象形文字，也規定要有希臘文；中間則是當時平民書寫用的世俗體草書。象形文字自西元四世紀以後即無人使用，千餘年來沒有人懂；如今有希臘文做比對，學者們樂觀的相信破解已是指日可待。

結果不然。英軍於 1801 年擊潰埃及的法軍，法國學者只能帶走石碑的拓印，羅塞塔石碑則於第二年運抵英國，保存於大英博物館至今。象形文字一度隨著歐洲掀起的埃及熱吸引眾多學者投入研究，然而經過幾年仍無進展後，熱潮逐漸冷卻，領先的角逐者僅剩兩人：英國的博學家湯瑪斯·楊與法國的少年商博良。

1819 年，湯瑪斯·楊率先指認出代表「托勒密」之發音的象形文字，商博良則從 1821 年於菲萊島（Philae）出土的方尖碑上，辨認出上面與托勒密並列的另一人名，就是埃及豔后「克麗奧佩特拉」。商博良不但因此又多解出幾個象形符號，重要的是他後來領悟出象形符號並非如中文般的表意符號，而是表音符號，終於在 1822 年完全破解埃及象形文字。

羅塞塔石碑因為是破解象形文字的關鍵，從此就成為解謎之鑰的代名詞。歐洲太空總署於 2004 年發射升空的太空船取名為「羅塞塔號」，就是期望它能揭露太陽系原始時期——尚無行星，僅有彗星——的面貌。這也是為什麼負責登陸彗星的探測器取名為「菲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