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 C 肝！C 型肝炎如何傳染？有甚麼症狀？如何根治？

本文轉載自食藥好文網

• 文／黃育琳 食品技師

民以食為天，你吃的食物是安全的嗎？

中國大陸上海市在 1988 年曾因毛蚶貝類污染而爆發 A 型肝炎疫情，造成約 30 萬人感染，其中 47 人死亡 ^[1]。

我國於 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本土病例達 30 人（其中 25 人住院），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與衛生局調查發現，多數病例於潛伏期間有生食蠔類（牡蠣）、文蛤或蛤蜊等貝類水產品 ^[2]。

這起事件極有可能是所謂的「食媒性疾病」。

何謂食媒性疾病？

食媒性疾病或稱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illness or foodborne disease）是指經由吃進被污染的食物或飲水等所致的疾病，常見症狀包含噁心、嘔吐、腹痛及腹瀉等。

依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全球每年約有 6 億人因食用受到污染的食物或飲水而生病，其中 42 萬人死亡，又以兒童占多數。學童在校園中常暴露於共同的飲食及水源，人與人之間接觸密切，傳染病原很容易透過飛沫、糞口與接觸途徑傳播，易造成校園群聚感染事件發生 ​​^[3]。

但追溯污染源並不容易，食物在種植（或養殖）、採收、儲存、運送、製造、加工、包裝及烹調等任一階段都有可能被污染。且旅行和國際貿易頻繁更是提高被污染食品跨國散播的可能性 ​​^[3]，使農場到餐桌的食安管理顯得十分重要。

A 肝病毒之分布

一開始提到因吃下受 A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 virus，以下簡稱 A 肝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 A 型肝炎，就是很典型病毒型食媒性疾病的例子。

A 肝病毒的流行主要與當地的衛生環境有關，主要流行地區包括亞洲、非洲與中南美洲等地區，尤以東南亞、印度、中國大陸等地區較為嚴重。

在開發中國家，人民多半在嬰幼兒時期，常因攝入受 A 肝病毒污染的水或食物而感染（通常 6 歲以下兒童感染約有 70% 無臨床症狀或症狀輕微），成年後多半已具有免疫力。

然而在已開發國家，衛生環境大致較佳，很多年輕人並未感染過 A 肝病毒而不具免疫力。臺灣便是如此，大部份的兒童及青少年（尤其是都會地區）都未具 A 型肝炎抗體，使爆發流行的風險增加 ^[1]。

A 肝病毒之特性與感染症狀

A 肝病毒是一種無套膜，直徑約為 27 nm 的 RNA 病毒，潛伏期約 15～50 天，其所引起的 A 型肝炎，屬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1]。

患者臨床症狀包含發燒、肌肉酸痛、疲倦、食慾不振、腹部不適、噁心、甚至嘔吐等，持續幾天後，病人會出現有茶色尿或併有眼白變黃（即黃疸）的徵兆，急性 A 型肝炎並無特殊療法，通常採一般的支持性療法即可痊癒 ^​​[1]。

而 A 肝病毒主要是透過糞口途徑傳播，最可能被污染的食品或飲料如水果、蔬菜、貝類、冰和水（包括冷凍或未經澈底加熱），感染者沒有確實洗手並接觸其他東西也會造成病毒傳播 ^[1]。

不過 A 肝病毒的生命力頑強，對胃腸道極端的 pH 值和酶之耐受性高，能在不利條件下存活，被污染的食物需加熱超過攝氏 85 度且持續至少一分鐘才足以使 A 肝病毒失去活性。

再加上只要有極少量病毒顆粒存在便足以使人致病，所以即使食品所含的病毒量很低，仍具有食品中毒之風險 ^[4]。

食品從業人員基本要求《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為了避免食品受到病毒污染，食品從業人員的「衛生管理」就非常重要，我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為了確保食品業者之衛生管理，已制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The Regulations on Good Hygiene Practice for Food, GHP）。

GHP 是食品業者確保其食品在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儲存、販賣、輸入、輸出等過程中的安全衛生與品質，是最基本要求，所有食品業者皆應實施 GHP，在 GHP 附表二即說明：

食品從業人員經醫師診斷罹患或感染 A 型肝炎、手部皮膚病 、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其罹患或感染期間，應主動告知現場負責人，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

雖然是安全衛生品質的基本要求，卻還是有不少業者會疏忽，導致感染事件重蹈覆徹。

最佳預防方式就是注重衛生管理

除了 A 肝病毒之外，諾羅病毒、E 型肝炎病毒及沙波病毒皆是常見的病毒型食媒性疾病，這些病毒感染均無特效藥物可治療，僅能採用良好的支持性療法幫助病人痊癒。

因此最佳的預防感染方式就是做好衛生管理，包含：

1. 個人衛生：準備食品前及進食前，還有如廁後皆要確實洗手。
2. 在飲食衛生：飲水要煮沸再飲用，所有食品都應清洗乾淨並澈底加熱，不生食。
3. 環境衛生：維護廁所環境清潔，廚房及飲食用具要保持清潔。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8。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  疾病介紹。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23。A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 virus)。
3.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立臺北教育大學，2016。食媒性疾病防治 教師指引手冊。臺北市：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4. Bozkurt, H., Phan-Thien, K. Y., van Ogtrop, F., Bell, T. and McConchie, R. 2021. Outbreaks, occurrence, and control of norovirus and hepatitis a virus contamination in berries: A review.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61:1 11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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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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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巫」的醫學史？

凡是具有「現代」心靈的人幾乎都會認為，「醫學」意味著理性與科學，「巫術」則是非理性與迷信的產物。因此，絕大多數的醫學史著作都不容巫者現身，不願巫術占據篇章。醫學史的撰述者最多只會在追溯醫學的「起源」或「原始」階段時述及巫者與巫術，^[2]而政府和多數的學者（尤其是醫者）則將他們視為醫學「進步」的阻力而加以撻伐。^[3]

無論這樣的作法合不合理，至少就中國的情形來說，以這種「獵巫」的心態或思維來寫中國醫學史，無法完整的交待中國人對付疾病的真實經驗，因為，一直到二十世紀為止，巫者始終是中國社會中主要的醫療者之一，他們的醫療活動及其與中國醫學、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應被忽視。

因此，本文擬從神話、語言、社會實況這三個角度，闡明巫者與中國醫藥之間的緊密關係、巫者的醫療活動、民眾仰賴「巫醫」的緣由、以及「巫醫」傳統在中國社會中所引發的爭議。^[4]

巫為醫先

首先，從源頭來看，雖然現代學者對於中國醫學的起源仍有若干不同的看法，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有不少神話或傳說，似乎都將「醫藥」這種知識或行業的創發指向巫者。^[5]

以行業的起源來說，戰國時期的《莊子》便說：

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噪呼，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趍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耳。^[6]

由此可見，有人認為在黃帝的時代，首由巫咸掌管治療「黔首之疾」。

其次，戰國時代的另一文獻《世本》也說：

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之醫。^[7]

這雖然將時代放在黃帝之後的帝堯時期，但更明確的指出，巫咸「為帝堯之醫」，大概是擔任「醫官」的意思。無論如何，從先秦以來，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巫咸存活的時代、地域及面貌雖然有種種紛歧的說法，但基本上都被視為一名醫者。^[8]

不過，最早從事「醫者」這個行業，或是「創作」醫療技能的，也有人認為是巫彭，例如，《呂氏春秋》（成書於 239 BC）在敘述帝堯的百官分職時便說：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9]

據此，則巫咸是「作筮」，「作醫」者是巫彭。其後，東漢許慎《說文》也說：

「巫彭初作醫。」^[10]

群巫與藥物

無論作醫者是巫咸還是巫彭，他們二人在《山海經》中都是和藥物有關的群巫之一。例如，〈大荒西經〉便云：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晉代郭璞注云：「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11]

其次，〈海外西經〉記載巫咸國登葆山的情景時亦云：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晉代郭璞注云：「即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12]

另外，〈海內西經〉則說：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晉代郭璞注云：「皆神醫也。」），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13]

由《山海經》這幾則神話及後人的解讀可以知道，從先秦到晉代，一直都有人相信，早期的巫者就是掌握療病、不死之藥的醫者。

不僅早期如此，即使在後代，也有類似的傳說。例如，明代《本草綱目》所載的啄木鳥、桃、桃杙、無患子（鬼見愁、菩提子）、楓香脂等物，李時珍（約 1518-1593）在討論其藥性及功用時，都曾引述傳說，指出巫者曾使用這些東西辟除精魅、鬼怪，療治疾病。^[14]

事實上，宋代有些巫者便曾使用藥方替人治病，^[15]而在清代的澎湖及臺灣，當地的巫者（乩童；童乩）在替人治病時，也往往會開示藥方，^[16]即使在日治時期，臺灣本地的童乩仍與「藥商」保持密切的關係。^[17]

延伸閱讀：中國的巫醫傳統：巫醫是巫還是醫？（中）——《巫者的世界》

參考資料

1. 本文是中央研究院專題研究計畫「宗教與醫療」之子計畫「巫者與中國醫療文化之關係」（2002-2004）的研究成果之一。初稿完成於 2005 年 10 月 2 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從醫療看中國史」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12／13-15），二稿完成於 2010 年 12 月 7 日。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研討會與會學者及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三稿完成於 2014 年 4 月 10 日。
2. 例如：俞樾，《俞樓雜纂》〔收入氏著，《春在堂全書》第三冊〕（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年翻印），卷 45，〈廢醫論〉，頁 2103-2108；劉師培，《左盦外集》〔收入氏著，錢玄同等編，《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 翻印），卷 8，〈古學出於官守論〉，頁 1726-1727；K. Chimin Wong（王吉民）and Lienteh Wu（伍連德）,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p. 12-14；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6-11；嚴一萍，〈中國醫學之起源考略（上）〉，《大陸雜誌》2：8（臺北，1951），頁 20-22；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頁 1-10；賈得道，《中國醫學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頁 5-17；鄭曼青、林品石編著，《中華醫藥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 7-10；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8；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頁 1-43；姒元翼，《中國醫學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頁 1-14；甄志亞主編，《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750；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 1-20；郭成圩主編，《醫學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頁 45-63；陝西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 1-16；傅維康，《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頁 23-26；李經緯、李志東，《中國古代醫學史略》（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 14-52；王樹岐、李經緯、鄭金生，《古老的中國醫學》（臺北：緯揚文化，1990），頁 21-23；史蘭華等編，《中國傳統醫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頁 10-18、37-38；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138-215。
3. 詳見文欣，〈神秘的古代巫醫〉，《醫學文選》1994：5（南寧，1994），頁 81；武樹明、王繼恆，〈蒙古地區精神疾病患者看巫醫行為分析〉，《中國民政醫學雜誌》7：1（北京，1995），頁 49；李文彥，〈巫醫現象的文化學反思〉，《醫古文知識》1999：2（上海，1999），頁 7-9；應文輝，〈求醫問藥‧實話實說—四、不要相信游醫、神醫和巫醫〉，《開卷有益‧求醫問藥》2001：5（天津，2001），頁 26；華振鶴，〈古代醫、巫鬥爭故事（三則）〉，《科學與無神論》2001：6（北京，2001），頁 51-52；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186-242；許家和，〈水火不容話醫巫〉，《心血管病防治知識》2007：1（廣州，2007），頁 41-42；許家和，〈自古醫巫不相容〉，《祝您健康》2007：11（南京，2007），頁 50-51；王永珍，〈封面故事—以醫抗巫〉，《長壽》2010：4（天津，2010），頁 16-17；潘志麗、劉洋、潘艷麗，〈解析當代巫醫存在的原因〉，《中醫藥管理雜誌》2010：5（北京，2010），頁 390-391。
4. 由於本文研究的時間範圍太大，相關的史料眾多，再加上篇幅限制，因此，只能利用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製作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出版的《CBETA電子佛典集成》三個全文數位資料庫查詢相關的材料，並擇其重要者引述、申論。
5. 參見鐘克勛，〈「巫醫」小考〉，《西華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4（南充，1982），頁 86-87；薛鳳奎，〈論巫對醫的控制〉，《中華醫史雜誌》1984：1（北京，1984），頁 59-60；張振平，〈一個應當重新認識的問題—巫、巫醫及其與醫藥起源、發展關係探析〉，《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0：2（濟南，1986），頁 57-62；李建國，〈先秦醫巫的分流與鬥爭〉，《文史知識》1994：1（北京，1994），頁 39-42；宋鎮豪，〈商代的巫醫交合和醫療俗信〉，《華夏考古》1995：1（鄭州，1995），頁 77-85；馬力，〈醫巫同源與分離〉，《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6（貴陽，1998），頁 51-54；王新中、尉書明，〈巫文化對古代醫學的影響〉，《陝西教育學院學報》17：1（西安，2001），頁 35-65；沈晉賢，〈醫巫同源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4（南京，2003），頁 197-201；鮑曉東，〈試論巫文化中「巫醫一體」的盛衰〉，《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3：4（南昌，2003），頁 24-26；趙容俊，〈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者的醫療活動〉，《史學集刊》2004：3（長春，2004），頁 7-15。
6. 這是《路史後紀》五注所引的《莊子》佚文；詳見王充，《論衡》〔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22，〈訂鬼〉，頁 939。
7.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 721，〈方術部‧醫〉，頁 3325a 引。
8. 事實上，巫咸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物，除了醫藥之外，他同時是天文、占卜、巫覡的宗師；詳見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卷 26，〈巫咸〉，頁 719-721；劉寶才，〈巫咸事跡小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4（西安，1982），頁 110-111；俞秉麟，〈巫咸之謎〉，《蘇州雜誌》2002：1（蘇州，2002），頁 32-34。
9. 呂不韋等，《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7，〈審分覽〉，頁 1078。
10. 許慎，《說文解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十四篇下，頁 40 下。
11. 山海經》〔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 11，〈大荒西經‧靈山十巫〉，頁 396-397。
12. 《山海經》，卷 2，〈海外西經‧巫咸國〉，頁 219。
13. 《山海經》，卷 6，〈海內西經‧開明東諸巫療窫窳〉，頁 301。
14. 詳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頁 1751，1952，2024，2197，2659。
15. 王章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宋代巫覡信仰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 173-178。
16. 詳見林富士，〈清代臺灣的巫覡與巫俗—以《臺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討〉，收錄於本書頁 163-235。
17. 詳見臺南州衛生課，《童乩》（臺南：臺南州衛生課，1937）；林富士，〈醫者或病人—童乩在臺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收錄於本書頁 237-288。

——本文摘自《巫者的世界》，2023 年 6 月，三民書局，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