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三）SMC 的第一戰 MMR 疫苗爭議》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如這個系列的第二篇所述，麻疹、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爭議」，是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SMC）的第一場戰役。1998年，英國醫生韋克菲爾德（Wakefield）發表造假學術文章，文中僅用 12 個個案觀察為方法，宣稱他觀察到孩童接種 MMR 疫苗之後，出現身體不適、自閉症等症狀，他推測是三合一疫苗的毒性太強所致。

然而，1998 年至 2002 年的新聞媒體，不斷提及「MMR 疫苗與自閉症」的關聯性，民眾對疫苗的懷疑之火蓄積而延燒。當時因為大眾已不再相信政府、政治人物與專家意見，2002 年才剛成立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明顯錯過了第一時間向外澄清的好機會，這時已難扭轉媒體環境中茁壯有力的疫苗懷疑論調。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成立的第一個月，便針對 MMR 疫苗事件召集各方人士前來會談，其中包括科學家、媒體人、政府單位與政治人物。這場聚集各界精英的會議，為往後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的成敗，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

媒體有報導正確資訊，但民眾為什麼吸收不進去？

要說英國科學媒體中心能屹立近17年，還相繼影響了澳洲、德國、美國、紐西蘭等國家仿效，各位重要人士在這場會議中聚首、暢所欲言，實然功不可沒。但是，這項「行動」不過就是場閉門會議，2個小時之中到底談了什麼？

與會人士都清楚，支持「MMR 疫苗與自閉症有關」的科學證據只有韋克菲爾德一篇論文，在那之後，沒有一位科學家、沒有一個研究團隊，能透過科學方法支持這項結論，而這再明白不過的道理，卻在大眾心中長成全然不同的樣貌。

媒體上不全然是錯誤的資訊與報導，但顯然民眾接收到的訊息不足以回應他們心中的擔憂。當時會議的文件〈MMR 疫苗的一堂課：由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主持的會議報告〉^[1]（以下簡稱 SMC 會議報告）舉出幾個媒體所呈現、說服大眾接種 MMR 疫苗的訊息範例，如：

1. MMR 疫苗安全無虞。
2. 罹患麻疹的風險遠遠高於接種 MMR 疫苗的風險。
3. 相信專家。
4. 三合一疫苗（即 MMR 疫苗）的效果比單支麻疹疫苗的效果來得好，這是為什麼家長沒有被授與讓孩子接種單一疫苗的選擇權利。
5. 韋克菲爾德的研究很可疑，其研究結果是科學中的少數。
6. 免疫率（Immunisation rate）沒有下降，不具危機。

仔細研究這些訊息，似乎都傳遞了「應該接種 MMR 疫苗」以及「接種 MMR 疫苗很安全」，這類必須傳達的資訊；然而，MMR 疫苗事件緊接在當時的狂牛症疑雲後，大眾已不信任政府、政治人物與專家，各類訊息在大眾心中既無法判別輕重，也無法由大眾信任的管道發布。而與上述相左的訊息當然很多，所有訊息都被「公平」地呈現在媒體上，但大眾接受到什麼？

2007 年出版的《健康、風險與新聞：MMR 疫苗及媒體》（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一書，分析了 2002 年 4 月至 10 月之間，電視媒體和報紙在報導 MMR 疫苗時，整個新聞事件是如何被「設定」的。

作者塔米．博伊斯（Tammy Boyce）觀察到，當媒體提到 MMR 疫苗，有 40% 的新聞同時提及了「爭議」（controversy）這個詞，甚至在每一則《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或半數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中，一旦提及 MMR 疫苗，都被貼上「具爭議性」的標籤。

4成英媒拿「例外」當指標，閱聽眾被偏頗數據引上鉤

這一「具爭議性」並非指涉韋克菲爾德的造假論文，而是指 MMR 疫苗的安全性。有4成的媒體露出都提到「MMR 疫苗接種比例在下滑，因為父母親對疫苗的焦慮感日漸升高」，卻忽略了其實大多數的父母還是讓孩子接種 MMR 疫苗。那麼這所謂接種比例在下滑的數據從何而來？許多媒體引用倫敦的數據，卻不提及這僅是地區性數字。

倫敦一向都是全英國族裔最豐富、移民最盛的首都，因為人員流動頻繁及各種因素，接種比例常常顯著低於英國其他地區，但倫敦這一異數卻被當成了英國接種 MMR 疫苗的指標，吸引閱聽眾上鉤。

MMR 疫苗事件還開啟了另一個戰場：父母有無權利選擇單支疫苗而非 MMR 三合一疫苗。

2002 年2月的《太陽報》（The Sun）所下標題便是「MMR 疫苗醜聞：缺乏選擇」^[2]，文中指出「民眾沒有權利，為自己的孩子選擇3劑單支疫苗，而不打有爭議的 MMR 疫苗」，甚至用全形大寫的字體在文末疾呼：「我們的讀者受到二等公民的對待！」如此扣連 MMR 疫苗與選擇的權利，最初是來自於韋克菲爾德論文毫無根據的論述，他認為孩童的抵抗力太低，沒有辦法抵擋三合一疫苗的威力，所以單支疫苗較好，只是他當然不會提及自己受到這些單支疫苗公司的金援。

而媒體在比較 MMR 疫苗與單支疫苗的安全性時，並無提及打疫苗本身就具風險，順理成章將單支疫苗包裝成「不會置你的孩子於自閉症風險之中」的安全疫苗，這個新聞設定下，韋克菲爾德的呼籲照顧了擔驚受怕的父母，而政府禁用三劑單支疫苗取代 MMR 疫苗的政策，則變成剝奪大眾權利的淡漠舉措。

SMC 會議報告中，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如果政府早一些開放單支疫苗的選項，會不會就能儘早平息這整個 MMR 疫苗的爭議事件？為什麼不呢？

會議報告書中寫道：也許第一時間可以下這個決定，但這麼一來似乎釋放出的訊息，是默認了 MMR 疫苗不安全以致開放這個選項。更有科學家語重心長，MMR 三合一疫苗在流行疫病學上的地位，是拯救數千萬人免於患病的重要發明，有其實際意義。若開放單支疫苗，一旦三種流行病分頭傳散，將不便掌握與計算。

因為MMR三合一疫苗的發明，使疫病幾近消失，讓民眾忘卻麻疹、腮腺炎和德國麻疹曾經重重劃下的歷史傷痕；然而不施打 MMR 疫苗可能引發的危害，又有多少人在決策過程中考量到了？

靠印象來決定！媒體輪番轟炸的偽科學，成家長決策依據

博伊斯用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3]，去比較選擇給孩子施打 MMR 疫苗或選擇單支疫苗，甚或是完全不給孩子施打疫苗的父母，究竟是依賴什麼樣的訊息做決策，而這些訊息的來源又是哪裡？

焦點團體中的父母都坦承受到媒體影響，認為 MMR 疫苗可能連結到自閉症，連願意給孩子施打 MMR 疫苗的家長也不例外。選擇單支疫苗、不給孩子施打疫苗，或只打首劑 MMR 疫苗卻不願給孩子施打第二劑的父母，都處於「害怕孩子會因此罹患自閉症」的恐懼中。

「如果我為孩子做了這個選擇，卻讓他得到自閉症，我不會原諒自己。」那你不怕孩子得到腮腺炎嗎？「什麼炎？」其中一位家長反問。

當媒體鋪天蓋地將 MMR 疫苗與自閉症連結在一起，即使新聞不會說「打了 MMR 疫苗就會讓你的孩子得自閉症」如此絕對的定論，但這模糊的印象卻成了急需做決策的父母親，在替孩子決定是否施打疫苗時，最可觸及的訊息。

「可利用性法則」（availability heuristic）正是人們在資訊癱瘓時的浮木，我們所有人，並不是每件事都會仔細搜尋各項資訊、衡量利弊、權重得失，再從容下決定。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我們有意無意地，依靠最容易浮出腦海的資訊，以其為最終決策依據。而 MMR 疫苗與自閉症的（偽）關聯性不斷在媒體上被提及，那其中所隱含的訊息，日漸累積而成為閱聽眾對 MMR 疫苗的清晰印象。

民眾難道除了 MMR 疫苗與自閉症，沒有接受到其他訊息嗎？若回頭看當時其他媒體報導，並不全部都控訴 MMR 疫苗不夠安全，裡頭當然包含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支持 MMR 疫苗與安撫惶惶人心的各種資訊。科學界慣常抱怨媒體報導不盡正確，如搞錯相關與因果、名詞的正確性，又或是斷章取義等等不符合學術論文標準的書寫。但是新聞有其特性，它必須簡潔摘要民眾需要的資訊，它也必須提供民眾「能夠吸收」的資訊。

科學家顧著斟酌用詞，忽略與讀者的連結，出現反效果

一則新聞若不可讀、不與生活有關、不易與人的情感連結、不即時、不有趣，它的新聞性也就消失了。

我們必須承認，新聞中的專業訊息愈密集、離生活愈遙遠，它所能傳播的範圍就愈有限。焦點團體的訪談中，父母多不知道能顯示 MMR 疫苗與自閉症有關的證據非常微弱，他們甚至沒聽過大名鼎鼎的韋克菲爾德。民眾接受了訊息之後，留存在心底的是模糊印象。這個印象不一定有科學細節，那留存下來的，通常是成功的新聞議題設定。

當科學家錙銖必較正確用詞，卻忽略這些用語在多數民眾心裡可能毫無所別，閱聽眾所受的是別的影響：什麼訊息和什麼訊息經常同時出現，這些訊息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訊息彼此連結的次數，以及受眾依照自己的經驗、周遭朋友的經驗，所篩選出的殘餘訊息。

那麼，新聞中就能忽略這些具科學正確性的訊息嗎？科學家是否就應不計較這些錯誤，讓訊息繼續傳播？

在 SMC 會議報告與博伊斯的書中，都呼籲科學家不僅不應該失望而噤聲，更應該掌握民眾最需要正確科學理解的契機，主動出擊。但是，與其丟給媒體研究數據或具繁複邏輯辯證的語句，不如用專家的話簡短摘要重點、區分敵我論述的差別；相較於冷硬的數據，更應該考慮如此論述是否能增加新聞性。

這絕不是過度推論研究成果只為求與民眾相關，而是更貼近民眾生活經驗，讓論述能打動人。可惜當時這些支持 MMR 疫苗的眾多資訊，都不太吸引人，或已出現反效果。當一邊不斷連結 MMR 疫苗與自閉症，還夾著許多「受害者的眼淚」，另一邊只是冷靜道出「MMR 疫苗安全無虞」，雙方的情感溫度在呈現上立即高下有別，閱聽眾心裡所能惦起的份量已有顯著落差。

本文到此，萬萬不是宣揚要以激動煽情的方式呈現科學訊息，而是深切提醒：若你與我無關，我便無法與你連結。這並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要件，這也是科學與人的關係、新聞與人的關係，甚至是科學家與記者的關係，只是我們必須找出「科學與新聞」共同與人的連結，才可能讓媒體有效藉重科學專業、科學專業善用媒體，在必要的時候互為助力，以勾勒更為完整的事件真相。

系列報導

消滅狂牛症驚悚謠言，催生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一）

麻疹疫苗致自閉症的流言是怎麼開始的？「平衡報導」如何讓偽科學盛行│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二）

注釋

• [1]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 “MMR: Learning Lessons: A report on the meeting hosted by the Science Media Centre.” （Retrieval Date: 2019/03/14）
• [2] Boyce, T. (2007). 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p. 27. Bern: Peter Lang.
• [3] Boyce, T. (2007). 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Ch. 8. Bern: Peter Lang.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三）SMC 的第一戰 MMR 疫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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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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