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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有「恙」成為犯罪鐵證?惱人的蟲子也可能是破案關鍵——《犯罪手法系列3:法醫昆蟲學》

麥田出版_96
・2019/08/30 ・2566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SR值 506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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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轉載自《犯罪手法系列3:法醫昆蟲學》,敘事方式類似影集《CSI:犯罪現場》,寫到犯罪與屍體相當直接,接近用餐時間請謹慎服用。

這一次,警方要追捕的是性侵殺人犯

在加州的一起性侵殺人案中,與節肢動物有關的專業知識發揮了重要的功能,協助警方鎖定犯罪現場的一名犯罪嫌疑人。 1982年8 月,一支搜救隊伍在千橡市 (Thousand Oaks) 郊外的一條泥土路旁,發現一具赤裸的 24 歲女性遺體。死者倒臥在一處緩坡上的大棵尤加利樹下,靠近一片平坦的野生燕麥田。屍體被斷枝和矮樹叢蓋住了一部分,顯然是凶手棄置在那裡的。該名女子的上衣綁在她的脖子上。由於屍體是在夜裡發現的,警方便將之留待隔天天亮,原封不動,以對犯罪現場進行有效搜索。儘管未移動屍體,文圖拉郡警局重案組 (Ventura CountySheriff’s Office Homicide Team) 的一名警長仍對該區做了初步搜索,搜索行動從當晚 10 點進行到次日凌晨兩點。

追捕兇手的道路漫長又艱辛,在這一次的案件節肢動物們又會如何幫上忙呢?圖/Pixbaby

那天早上稍晚,該名警長注意到自己的腳踝、腰部和臀部有幾處紅腫發炎的咬傷,傷口讓他想起幾年前在肯塔基州服役時被恙蟲咬傷的情形。後來,他發現 23 名搜救隊員中有 20 人也有類似的咬傷。在加州南部鮮少看到恙蟲攻擊人類,所以這些叮咬很不尋常。

驗屍結果顯示該名女子遭到勒斃,身上留有精液,確認了因性侵而萌生殺人動機的可能性。但在驗屍過程中,並未發現遭恙蟲咬傷的痕跡。

隨後,在檢視對犯罪嫌疑人脫衣搜身所拍攝的照片時,警長注意到其中一人的小腿、腰際和臀部有著和他類似的咬傷。他認為自己和搜救隊員以及犯罪嫌疑人身上的咬傷,跟犯罪現場之間可能有什麼關聯。為了確認,他聯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公共衛生學院,對方將他轉介給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Beach) 的恙蟲研究實驗室,實驗室的詹姆斯.韋伯博士 (Dr.James Webb) 同意協助調查。韋伯博士帶了幾名實驗室成員來到犯罪現場採集恙蟲。

恙蟲正義的一咬,突破迷霧重重的重案

恙蟲是恙蟎科 (Trombiculidae) 蟎蟲的幼蟲,這些蟎蟲有著異乎尋常的生命週期。恙蟲是吸食組織液的體外寄生蟲,以蜥蜴、嚙齒類、鳥類和人類等脊椎動物為宿主,牠們吸附到宿主身上,只吃一餐就脫離宿主,掉落到土裡完成發育。在人類身上,恙蟲叮咬會造成局部過敏反應,導致皮膚紅腫,症狀好發於貼近衣物的皮膚上,我聽說癢得要命(怪哉,我研究恙蟲超過 25 年,還不曾被咬過呢)。在隨後的發育階段(若蟎1期 (nymph) 和成蟎期),這些蟎蟲成為掠食者,吃小型土棲節肢動物和牠們的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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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蟎的幼蟲極小,因此即使是意圖逃竄的兇手也防不勝防。圖/截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3年恙蟲病防治講習之講義

就土壤酸鹼值、相對濕度和溫度而言,掠食階段的蟎蟲有相當特定的生存條件,所以分布範圍很有限。確實,有些蟎蟲習慣了在灌木底下的棲地,只是移到區區 15 呎外的草地上就活不下去。而牠們的下一代還會繼續待在同樣的棲地上,等待宿主出現。

所以,犯罪嫌疑人身上有恙蟲咬傷,大有可能表示他曾出現在某個相當特定的地點。

採樣時,韋伯和他的團隊設下陷阱,捕捉犯罪現場一帶的小型哺乳動物。除了採集蜥蜴、放置黑色的盤子(專門用來捉恙蟲的裝置),他們自己也不小心成為恙蟲的誘餌。收集來的 7 隻蜥蜴中,有 6 隻渾身都是貝式真恙蟎  (Eutrombicula belkini)2 。在加州,貝式真恙蟎是出了名地愛攻擊人類。捕鼠器捉到了幾隻沙漠林鼠、幾隻鹿鼠和一隻囊鼠,只有囊鼠和其中一隻沙漠林鼠成為貝式真恙蟎的宿主。黑色的盤子也採集到同一種恙蟲。採樣過程中,隊員觀察到恙蟲跑到他們的靴子上,其中一名倒霉的隊員對恙蟲別具吸引力,總共被咬了 43 下。

而在犯罪現場周邊的其他區域,採樣團隊並未採集到大量的恙蟲。

身體有「恙」,成為嫌疑人百口莫辯的鐵證

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說自己是在千橡市的姊姊家中被跳蚤咬了。於是,採樣團隊到她家做了跟犯罪現場相同的採樣和陷阱。房子位於千橡市的郊區,野草沿著車庫生長,院子裡有精心栽種的草坪,整塊地側邊還種了一排夾竹桃。採樣團隊沿著車庫和籬笆布置陷阱,並在草坪上放置黑色的盤子。他們沒有捉到小型哺乳動物,並且只採集到一隻蜥蜴。這隻蜥蜴是鱷蜥,體外完全沒有寄生蟲。黑子的盤子沒有捕獲任何恙蟲。事實上,採樣團隊沒找到任何的恙蟲、跳蚤,或其他符合犯罪嫌疑人身上叮咬痕跡的節肢動物。

恙蟲的叮咬除了會紅腫過敏,也非常的癢。圖/GIPHY

在 1982 年 10 月的一場預審中,韋伯提交了昆蟲方面的發現。該名犯罪嫌疑人有性侵前科,但除了恙蟲之外,沒有什麼物證能證明他和這起案件的關聯。昆蟲被認為是充分的證據,犯罪嫌疑人因性侵和謀殺遭到起訴,並於 1983 年 2 月受審。根據警方的調查、驗屍報告和昆蟲證據,檢察官主張該名犯罪嫌疑人在現場強暴並殺害了那名女性,並在試圖以雜草掩蓋屍體時遭到恙蟲叮咬。被告承認, 8 月 3 日傍晚他和那名女性在一起,亦即她生前最後被人看到之時。但被告聲稱兩人分開時她還活著,而且他從沒去過屍體被發現的地點。辯護律師表示:那些咬傷可能是其他昆蟲所致,例如跳蚤。檢方則堅稱:被告身上的咬傷是典型的恙蟲咬傷,而且完全不符合跳蚤叮咬的特徵。檢方的說法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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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叮咬的證據,再加上文圖拉郡貝式真恙蟎的分布範圍非常有限,實際上已經排除了犯罪嫌疑人在別處遭到叮咬的可能性。

陪審團判定被告性侵罪與謀殺罪成立,處以無期徒刑,不得假釋。

譯注

  1. 一般而言,不完全變態昆蟲的生命史包含4個階段:卵期、若蟲期、亞成蟲期和成蟲期。
  2. 此種類無既定譯名,在此依其學名翻譯。

——本文摘自《犯罪手法系列3-法醫昆蟲學:案發現場的蠅蛆、蒼蠅與甲蟲……沉默的目擊者如何成為破案證據》,2019 年 6 月,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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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田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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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麥田裡播下了種籽…… 耕耘多年,麥田在摸索中成長,然後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以人文精神為主軸的出版體。從第一本文學小說到人文、歷史、軍事、生活。麥田繼續生存、繼續成長,希圖得到眾多讀者對麥田出版的堅持認同,並成為讀者閱讀生活裡的一個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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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很痛、超級痛!」你有多痛?疼痛有客觀標準嗎?哪些因素會影響疼痛感受?——《痛:牛津非常短講》
左岸文化_96
・2024/03/25 ・6573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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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疼痛

疼痛程度能被客觀測量嗎?

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設計來檢測人類痛覺的機制主要是呼應從純粹身體觀點量測痛覺組成的需求。痛的主觀特質(或更直接地稱為由受測者本人提供的證據)若是遭到忽視還算最好的情況,在最糟的情況下甚至會遭到貶抑。疼痛程度應該要可以客觀量測出來,或說這就是大家進行相關研究的基本依據;一個人感受自己疼痛的方式與個性、道德觀,或甚至性別及種族有關。

再加上醫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檢測出傷病並尋求醫治的這種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為次要的關注重點,只被視為反映出「眞正」問題的指標。疼痛的測量及客觀性因此被刻意保持著疏離、冷淡的狀態,與其說是缺乏同情的立論基礎,還不如說是完全置身於同情的範疇之外。

醫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檢測出傷病並尋求醫治的這種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為次要的關注重點。
圖|pixabay

研究者主要想建立的是痛覺敏感度指數。他們希望知道人體的疼痛要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被偵測出來。一般而言,在受控的條件下,不同的疼痛程度顯然可以反映出受試者的文明程度、犯罪傾向,又或者相對「野蠻」的狀態。大家一直都知道,每個人的疼痛閾値——痛無法再被忍受下去的臨界點——差異甚大,不過痛在每個人身上可以被感受出來的最低程度是否具有根本性差異仍是重要議題。

痛的現代史是建立在主張特定「種類」的人不是對痛的刺激更為敏感、就是更難以忍受疼痛的研究之上。這對尋求專業醫療協助的疼痛患者造成了實質上嚴重的後果。他們獲得治療的程度——包括施加的麻醉劑劑量和醫護人員提供的同情心——可能都會跟種族、年紀和性別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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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敏感度能成為犯罪證據?忽視痛覺主觀性,能幫助醫生更精準診斷嗎?

相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生產可以測量疼痛敏感度的設備——痛覺計(algometer)或測痛儀(dolorimeter)——是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範疇內的工作。龍勃羅梭(一八三五─一九○九)因為在著作《犯罪人》(一八七六)中提出了犯罪類型分類而聞名,他採用了德國生理學家杜布瓦-雷蒙(一八一八-一八九六)開發的設備,透過電流刺激測量個體的疼痛敏感度及疼痛閾値。根據他的結論,成為罪犯的人對痛覺的「感受度較不敏銳,有時甚至完全感受不到」。而疼痛測量儀的數據就可以提供證據。

龍勃羅梭認為成為罪犯的人對痛覺的「感受度較不敏銳,有時甚至完全感受不到」。
圖|stocksnap

龍勃羅梭的研究是基於犯罪特質可以透過遺傳而來的理論,而且強調相關跡象都可以在人體上發現。他決心要透過比較(無論死活的)罪犯以及非罪犯之間的特質來證明這項理論,而獲得的結果非常驚人、具有高度影響力,但卻又毫無根據可言。不過他的例子可以反映出當時更為廣泛的趨勢。痛覺測量在機械領域的推進讓心理學家不再推敲心靈方面的非物質性運作,而改為追求物質性且具體可測的皮膚敏感度,並藉此探討大腦處理痛覺的各種相關能力(跟心靈完全不同的領域)。

另外在一九四○年的紐約醫院進行了一個計畫,他們將一盞燈的熱度聚焦在患者皮膚的一塊區域,然後記錄患者會開始感到疼痛的溫度,以及此疼痛到什麼程度會變得無法忍受。這是想將痛覺變成客觀可測量性質的一項新嘗試,其中帶有兩層意涵。

首先,痛覺若是可以被精準地測量出來,或許就能更有效地治療疼痛。其次,如果痛覺可以被測量,醫療體系就能更精準地評估患者對痛覺的反應(或可以無視哪些反應)。擁有機械測量的痛覺數據可以幫助臨床醫生超越(或甚至消滅)痛覺帶有各種隱喻且不甚精確的主觀性質。有些人就是會喜歡高報或低報自己受苦的程度,而這類傾向可以不再對醫療體系處理疼痛的藥物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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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覺若是可以被精準地測量出來,或許就能更有效地治療疼痛。其次,如果痛覺可以被測量,醫療體系就能更精準地評估患者對痛覺的反應(或可以無視哪些反應)。
圖|stocksnap

可是問題在於這個痛覺量測系統不管用,至少任何一個實驗室的結果都無法在其他實驗室複製出來,因為受測對象可以在受過訓練後忍受不同程度的疼痛。外界刺激在受控條件下首先被人感知到的數値至少算是有找到共同的範圍,但疼痛閾値卻因為各種理由而出現各式各樣的差異,更何況個體實在很少(甚至不知道是否可能有)處於不受任何外在條件影響的「中性」狀態。

各種機械理論

人類的所有特質、體驗都能被測量及量化?

如果說與疼痛相關的機械性研究大多得算是笛卡兒的功勞,那是因為他被認定說過一些話,而那些話又顯然能讓後人從中發現一種透過「疼痛路徑」運作的特定機制。若是遵循這樣的笛卡兒觀點,人類這架機器被認定內建一個特定的痛覺系統,此系統將皮膚的神經末梢連結到脊椎,再連結到大腦中的「痛覺中心」。十九世紀以降的生理學家在勤奮不懈的努力下開始尋找特定的痛覺接收神經,或說所謂的「傷害感受器」(nociceptor)。

人類這架機器被認定內建一個特定的痛覺系統,此系統將皮膚的神經末梢連結到脊椎,再連結到大腦中的「痛覺中心」。
圖|pexels

他們認定所有形式的人類特質及體驗都可以被測量及量化,於是透過大腦秤重的數據建立起以種族、性別為指標的智商系統、透過頭骨的測量顯示文明化的程度,甚至利用各種精良的技巧拍攝臉部後描繪出「犯罪可能性等級」。另外還有一些「疼痛纖維」(pain fibres)被描述成跟特定種類的疼痛有關、又或者跟不同規模的疼痛有關。根據這種方式,大腦只是用來接受特定疼痛輸入訊號的接收器。於是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疼痛量表等級可能跟傷勢程度呈正相關的基本前提已被確信是明顯錯誤的想法。

將疼痛以機械性解釋有哪些侷限?

沒有被這種機械性簡化手段抹消並在當代神經科學中獲得進一步探究的部分,是科學家依據刺激的種類及程度,將受激發的不同神經末梢做出分類。我們現在知道,人的體驗和神經刺激之間沒有絕對的相關性。雖然我們還是會用「傷害感受器」這個詞,但它們發出的訊號在成為痛覺前必須先通過大腦的解讀。機械性簡化看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儘管這種說法用來描述一個人將腳放進火堆的情況看似合適,卻無法解釋那些無視特定神經損傷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現的疼痛。於是又有更進一步的機械性解釋來試圖解決這個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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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釋跟初始神經刺激不成比例的巨大疼痛反應,一八八○到一九五○年代出現了各種「(痛覺刺激及反應)模式」理論。有人假設一定是在脊髓中發生了某種反應,而且這個由原本末梢神經接收刺激所啟動的反應可以自我維持或甚至自我加強。隨著神經系統機制愈來愈常使用電機工程學的語言來比喻(而且使用的程度驚人),人們開始可以想像神經元在脊髓的「線路」中產生「反饋迴路」,因而「引起共振」並激發鄰近的其他神經元。正如原本那幅插圖所暗示,這種神經啟動的模式可以永無休止地延續下去,就算接受過治療或甚至原初起因已消失也沒關係(例如幻肢痛)。

機械性簡化看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儘管這種說法用來描述一個人將腳放進火堆的情況看似合適,卻無法解釋那些無視特定神經損傷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現的疼痛。於是又有更進一步的機械性解釋來試圖解決這個謎團。
圖|pexels

這個觀點的問題在於,這種帶有反饋迴路的電路板比喻想像起來容易,眞正要在實驗中發現卻有其難度。同樣地,疼痛方面的病變一直以來都被想像成一個「正常」的疼痛「電路系統」出現問題的結果,若要類比,就像是有訊號在特定種類的疼痛纖維中受到增強。在當代神經科學及疼痛管理領域中,這些理論的許多元素後來都證明在建構更全面性的疼痛體驗理論時很有幫助,但同時也必須超越「刺激帶來體驗」這種純然的機械性關係。

機械性關係以外的其他觀點?

直到一九六○年代,科學機構內外才開始出現批評的聲音——最有名的批評者是孔恩(一九二二-一九九六)和之後的拉圖(一九四七-)——這些人指出社會脈絡在科學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埋藏在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想法及預設。到了更近期,達斯頓和蓋里森在他們的著作《客觀性》(二○○七)中重建了「客觀性」的概念。現在,所謂的「事實」已會被許多人視為透過特定框架後建構而來的偏頗資訊。這種不確定性為相關研究開展了全新的寬敞大道,但眞正的改變卻很慢才出現。

早在一八九四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歇爾(一八五二-一九二七)曾有力地指出,快樂和痛苦都是心理狀態的不同特質;兩者是與情緒、感官、心靈和身體相連的「意識元素」,不過就在目睹摩根生產出行為主義式「定律」的這一年,這種全面性的思考觀點卻幾乎沒產生什麼漣漪。當痛的研究在一九七○年代確實開啟了痛覺的情緒及社會組成的相關探討之際,在醫療實務上對於能夠確切測量、判斷並診斷的既存需求,卻讓痛覺和傷害之間的機械關係得以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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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曾有力地指出,快樂和痛苦都是心理狀態的不同特質;兩者是與情緒、感官、心靈和身體相連的「意識元素」。
圖|pexels

傷害的意象

第一份讓患者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醫療評估問卷?

臨床醫生數十年來都帶著對痛的多面向理解在實務現場工作。梅爾扎克(一九二九-)和托格森(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在一九七一年開發出了麥吉爾疼痛問卷。那是為了讓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第一個精密醫療評估工具。疼痛問卷將痛的形容詞及比喻根據痛的強度進行分組,然後依照「感覺」、「情感」、「評價」和「其他相關」四種項目進行分類,再搭配圖表指出身體上的疼痛位置,另外還會針對其他症狀及一般生活方式進行整體評估。

此問卷的前提在許多案例中獲得證實,也就是受疼痛所苦之人會用類似的詞彙來描述特定的疼痛症候群。因此,疼痛問卷帶來的質化觀點對臨床醫療人員很有幫助,能讓他們在一開始更有機會根據患者對自身疼痛狀況的評估做出正確診斷。

梅爾扎克和托格森在一九七一年開發出了麥吉爾疼痛問卷。那是為了讓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第一個精密醫療評估工具。
圖|stocksnap

當言語無法精準描述,我們如何形容疼痛感受?

乍看之下,這是將疼痛體驗的情感特質重新導入醫療體系的成功應對方式,並因此讓臨床評估朝新的方向前進,但這種做法還是有其限制。疼痛問卷被翻譯成許多其他語言時使用了同樣的武器修辭,或說同樣有關受傷、割傷、刺傷、射傷、揍傷或壓傷的各種比喻。許多學者都指出,這些用來描述人類疼痛體驗的比喻被使用的時間久得驚人,彷彿我們沒有足以訴說疼痛的直接用詞,所以非得求助於這些傷害意象。

不過,這種顯而易見的限制掩蓋了存在於人們陳述中的驚人豐富性及深度。隨著時間過去,武器的種類當然改變了,描述武器對人類造成的傷害種類也出現了更多具有想像力的比喻性說法。此外,隨著語言的改變,人們會發現無論是問卷中的表達方式、代表意義及所處脈絡,都具有難以將其中分類普遍化的細微差異。翻譯的政治(更別說是做法)總是會引發誰的用語足以建立起基本分類架構的疑慮:我們應該要採用患者、醫生,還是譯者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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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聽見疼痛的主觀陳述而定下語言框架的嘗試,反而造成了將痛客觀化的效應。
圖|pexels

一旦語言被認定為一個人描述主觀體驗的重要資訊載體,我們就很難將其限制在事先規範好的定義及分類中。疼痛問卷成功地將許多當時在英文中常用的疼痛描述整理在一起,不過也可能限縮了人們在未來描述疼痛的用詞。當醫療人員把一連串描述性用詞交給患者並要求他們找出「符合」自身痛感的詞彙時,這種做法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具有高度暗示性及影響力的策略,因為這份用詞淸單暗示了這些詞彙已捕捉到了疼痛的本質。

這種做法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有用,但有些人即便感覺不太對勁,仍得努力將這些用詞硬套到自身的感受上。另外還有些人在覺得這些用詞完全無法用來描述自己的狀況時,甚至會開始質疑自己的疼痛是否眞實存在。為了聽見疼痛的主觀陳述而定下語言框架的嘗試,反而造成了將痛客觀化的效應。

說到底,一九七○和八○年代在尋求痛的情感特質時,是放入由固定價値觀所掌控的基模(schema)中,就像身體的疼痛値也是由機械主導的客觀數値來決定。患者的聲音並不是沒被聽見,但也受到既有的量測方式取代。

受教育程度會影響疼痛體驗嗎?疼痛分類因文化不同有所差異?

根據一份由哈里森所進行的研究指出,當麥吉爾疼痛問卷在科威特被翻譯成阿拉伯文時,編纂者非常淸楚意識到,即便是在當地社群內部也出現了溝通上的語言偏差。受過教育的科威特人因為懂英文而擁有較多字彙量,因此可用「對一般患者而言過於深奧」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痛覺。難道這代表他們的疼痛體驗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嗎?我們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因為這類描述被有意識地迴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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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阿拉伯文譯者也迴避了對慢性疼痛患者伸出援手,因為「他們的痛覺評分標準跟那些……經歷急性疼痛的人相比有系統性的不同」。如果有人記得的話,麥吉爾疼痛問卷一開始的設計是要嘗試深入理解疼痛症候群的疼痛體驗——也就是完全以受到慢性疼痛所苦的人為目標——因此我們可以認定這個翻譯策略反而阻礙了這項量測工具原本的概念性目標。

受過教育的科威特人因為懂英文而擁有較多字彙量,因此可用「對一般患者而言過於深奧」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痛覺。難道這代表他們的疼痛體驗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嗎?
圖|unsplash

二十世紀醫學對於調查對象必須在各項數値方面完全中立的需求,阻礙了我們去探索疼痛體驗中的一項核心元素,因為那個核心元素本身就是作為一種情感的主觀値。疼痛情感的語言表述——人們針對自身感受說出的話——本身抗拒任何精確的製表及分類作為。科威特的那些譯者對此擁有第一手體驗,他們發現原本在英文中被歸類為「感覺」的詞彙,在翻譯後更接近「情感」或「評價」的類別。

這些作者後來做出結論,「我們有很充足的理由認定,疼痛分類會因為不同文化而有所差異。」比如他們就找不出翻譯「射傷」(shooting)這種痛覺的詞彙。在此同時,義大利文把「射傷」這種痛覺翻譯成「像是床墊彈簧反彈」的痛。

整體而言,根據二○○九年由雪梨的喬治國際健康研究所做的研究,麥吉爾疼痛問卷被翻譯成了二十六種語言,研究發現這些翻譯後的問卷效力普遍不佳,並建議必須謹愼使用這些「非英語版本」的問卷。這些不同版本的問卷中描述疼痛的詞彙從四十二到一百七十六個不等,反映出了人類口中疼痛體驗的豐富程度。這些疼痛反抗或拒絕被分類列表的特質只顯示了人們不是(或說至少不完全是)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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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牛津非常短講 012》,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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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的出版旨趣側重歷史(文明史、政治史、戰爭史、人物史、物質史、醫療史、科學史)、政治時事(中國因素及其周邊,以及左岸專長的獨裁者)、社會學與人類學田野(大賣場、國會、工廠、清潔隊、農漁村、部落、精神病院,哪裡都可以去)、科學普通讀物(數學和演化生物學在這裡,心理諮商和精神分析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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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壞事會下地獄?地獄信仰跟降低犯罪率有關嗎?
PanSci_96
・2023/09/11 ・4845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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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的話,小心以後下地獄被閻羅王拔舌頭喔!」

「不把飯吃完,浪費食物,死後到地獄就要被逼吃廚餘喔!」

你小時候有沒有被這樣「超自然威脅」過的經驗呢?

或是曾經跟著長輩去過廟宇後面附設的「十八層地獄」,被嚇到晚上惡夢連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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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應該也有翻閱過寺廟送的《因果圖鑒》或是收到傳教士給的《末日近了》這類廣為發送的宗教勸世手冊,最常使用的手法就是插入驚悚又生動的地獄插圖,利用恐懼勸人悔改向善。

但這種「超自然的威脅」真的讓人不敢為非作歹嗎?還是只會把小孩嚇出心理陰影呢?

地獄信仰到底能不能嚇阻犯罪?

我們在公民課都學過,不論是法律或是民俗信仰,都能約束人民的行為,維持社會的安定。

但在討論效果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地獄信仰」在不同文化和宗教間,對地獄概念的詮釋可能差異甚大,在不同的社會與時空環境中也會產生變化,難以在標準化的尺度上做衡量,講白話就是你的地獄不是我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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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此等難題,還是有許多社會學家願意接受挑戰,真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一項於 2011 年刊登在《國際宗教與心理學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的研究,就想了解,相信神明的形象是「好好神明」的學生,和相信神明是會懲罰你的「嚴厲神明」的學生,是否會影響到他們在考試中作弊的機率。

神明在學生心中的形象是否影響他們在考試中作弊的機率呢?圖/Giphy

他們招募了 61 位包含不同宗教背景的大學生,請他們填寫對於神的印象,是偏向寬恕、慈愛、溫柔等正面描述,還是嚴厲、憤怒、令人懼怕等負面描述。蛤?你說有沒有笨笨又無能的女神?這個研究沒有。

接著,研究者讓這些受試者進行 20 題測驗,測驗開始之前,研究人員假裝電腦出了一點問題,並告知如果在題目出現之後不馬上按空白鍵,答案就會自己跑出來,所以「一定要」在看到題目之後按下空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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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受試者的宗教信仰為何,在前一項問卷中對神的觀點傾向負面的受試者,更高比例會依照研究人員的指示,會提早按下空白鍵,不會偷看答案。

研究推論,「相信有嚴厲的超自然懲罰」的人,在行為上比較傾向順從社會的道德規範。

那如果把影響層面從個人擴及到整個社會呢?

美國俄勒岡大學的 Azim Shariff 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 Mijke Rhemtulla 兩位心理學家,在 2012 年六月也發表了一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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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援引了從 1981 到 2007 年間,前後 26 年、67 個國家的資料,其中包含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等各種宗教的信徒。結果發現,傾向相信地獄人口比例比較高的國家,犯罪率真的比較低!

相信地獄人口比例比較高的國家,犯罪率真的比較低。圖/Shariff, A. F., & Rhemtulla, M. (2012). Divergent effects of beliefs in heaven and hell on national crime rates. PloS one, 7(6), e39048.

而相信天堂的國家不但無法降低犯罪率,還與較高的犯罪率有關。更有趣的是,相信天國的人數百分比減去相信地獄的人數百分比越低,也就是相信地獄的人口比例越高,犯罪率就越低。

地獄信仰與犯罪率有相關性。圖/Shariff, A. F., & Rhemtulla, M. (2012). Divergent effects of beliefs in heaven and hell on national crime rates. PloS one, 7(6), e39048.

但研究團隊也表示,該研究只是確立了地獄信仰與犯罪率之間可能有「相關性」。是否真的是地獄信仰造成犯罪率下降這點,還需要更多後續的研究,無法立刻下結論。

畢竟各個國家的情況都不同,有時候,某些犯罪行為可能出於對不公正法律或制度的抵抗,不是存心行惡。有犯罪行為並不等於反社會,較低的犯罪率甚至可能僅僅反映出人們的服從程度,而非出自真心的利他行為。而且這個研究定義的犯罪行為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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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定義的犯罪行為。圖/PanSci YouTube

暴力犯罪,不包括可能影響更多人、長期傷害更大的白領犯罪、非暴力犯罪,這也是要考慮的限制。

一項於 2019 年發表於青春期研究期刊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的研究,使用另一種方法來討論這個問題。研究人員對 760 名青少年進行了線上調查, 分析他們對於神的看法,試著了解受試者認為的神是偏向「懲罰性的」還是「仁慈的」。同時調查他們的日常行為,分析他們在生活中有多少身體、言語等「攻擊性行為」。

結果發現相信上帝是「慈愛的」的受試者,較少與攻擊性行為相關,而相信上帝具有「懲罰性的」則與較多的攻擊行為行為相關。這次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另一個研究方向,但也模糊了超自然的懲罰與反社會行為之間的相關性。

這樣看起來問題似乎又繞回了原點,到底超自然威脅對社會發展有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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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的存在真的對社會發展有利嗎?

2006 年演化生物學家 Dominic Johnson和心理學家 Jesse Bering 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理論,發表於演化心理學期刊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的論文中,他們認為超自然的懲罰的概念,提供了人類社會在演化過程中的優勢。

他們提出,人類有兩點與其他生物不同。 首先,人類會本能地使用「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也就是以其他人擁有與自己類似的心智的假設,來解釋他人的行為; 其次,人類的語言使我們能夠快速交流複雜的想法。

這兩個特點使早期人類得以利用社會約束,甚至控制對方做出自私的行為,這也是一種演化上優於其他生物的優勢。

舉例來說,黑猩猩 A 可以惡整​、創空 (tshòng-khang)​ 黑猩猩 B,甚至把牠的香蕉全部自己吃掉,而這些「自私自利」的行為,都不會被報告給其它不在場的黑猩猩 C、D、F 等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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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人類:我們知道其它人可以聽到、發現、推斷、記憶、報告、假設、計劃並根據他人的行為採取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在他人面前做出攻擊性的行為,就可能受到群體的制裁。

但過去的人類並沒有監視器和大數據監視系統,我們不可能隨時隨地監視其他人有沒有做出錯誤的行為。因此這時候,有一個全知全能、可以隨時監視你,並懲罰你錯誤行為的神靈,也就是「人咧做,天咧看(Lâng teh tsò, thinn teh khuànn)」的概念,就非常有用了!

嚴厲的神靈讓人有隨時被監視、做錯事會被懲罰的感覺。圖/Giphy

Dominic Johnson 和 Jesse Bering 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相信有「會懲罰你的神明」的社會發展,會比不相信超自然懲罰的社會來得好,並在演化長河中生存下來。

2003 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的研究也發現,在已開發國家中,相信地獄的比例大於相信天堂的國家,他們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較高,似乎也支持了上述的論點。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支持這種看法。一篇 2013 年同樣發表於 演化心理學期刊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的論文就提出,過去許多社會——包括古埃及、希臘、羅馬、阿茲特克、印加和瑪雅等高度發展的社會都有組織性宗教的存在,但當仔細檢視這些文明的宗教,就會發現他們的神明除了要求獻祭和忠誠以外,對於人類的道德行為和人類是否善待彼此並不是非常在意。

有看過希臘神話應該知道,希臘神話裡許多神明的道德觀相當一言難盡,甚至有些人可能覺得他們根本只是一群被神力寵壞的肌肉屁孩。

希臘神話裡許多神明的道德觀相當一言難盡。圖/Giphy

然而上述文明卻並沒有因為缺乏「道德化宗教」而停止發展,或發展得比其他具有「道德化宗教」的社會差。

因此他們不僅質疑超自然的懲罰被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驅動力的理論,更進一步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現今存在的宗教傾向道德化,是因為人類已經演化出道德直覺,而符合道德直覺的宗教比較深得人心,才會繼續存在。

說到這邊,既然「超自然威脅」在社會發展上有它存在的道理,那我現在是不是該準備一些恐怖故事回家嚇小孩了?不,先等等!

地獄信仰是否會造成心理陰影?父母該不該用地獄嚇小孩呢?

就像前面所說,目前只能證明地獄信仰與犯罪率和國內生產總值有相關性,而「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

再者,雖然精心設計的「作弊實驗」似乎間接暗示了地獄與犯罪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此研究牽涉社會科學的範疇,由於社會系統中存在諸多相互關聯的作用因素。即使有實驗過程,我們還是不能確定這個研究理論能不能應用在日常決策。用下地獄嚇小孩?先不要。

2014 年,前面做過跨宗教犯罪率比較研究的 Shariff 和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 Lara Aknin 發表另一則研究,說明相信地獄的代價可能是降低你自身的快樂和生活滿意度。

這個研究援引了 2005–2009 年間,合計 155 個國家、455,104 個樣本的資料。評估受試者的生活滿意度和快樂程度,並對比宗教價值觀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一個國家的信仰越傾向相信天堂,人民就越快樂,越傾向相信地獄,就越不快樂。

但同樣的,統計上的數據分析只能證明地獄信仰與快樂程度的相關性,並不能用以支持「地獄導致快樂程度較低」的假說。比如,「有可能」生活比較悲慘的人傾向相信地獄,而不是相信地獄導致他比較不快樂。

可能生活比較悲慘的人傾向相信地獄,而不是相信地獄導致他比較不快樂。圖/Giphy

為了進一步確立兩者間的因跟果,他們進一步從「個人」的角度,利用促發效應 (priming) 研究相同的主題。怎麼做呢?他們招募了 422 位受試者,隨機分成三組後,請他們寫一段 100-200 字的短文,主題有三個,分別是「天堂」、「地獄」這兩組實驗組,以及「昨天你做了哪些事」這個控制組,然後請他們評估寫完文章後的心情,針對「快樂」、「悲傷」、「罪惡感」、「安全感」、「恐懼」、「羞恥」或「平靜」七種情緒給予輕微的 1 分到強烈的 5 分。

結果是,寫了天堂相關短文的那組人心情與寫了「昨天做了哪些事」的那組無顯著差異,但寫了地獄相關文章的那組人,無論本身有沒有宗教信仰,都比其他兩組更傾向於不快樂。

所以,對於地獄的信仰,的確很有可能造成心理上的負擔,尤其如果這樣的概念被強加在心靈尚未成熟的未成年孩童身上,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更是無法估計。

再綜合前面討論的研究,地獄信仰鼓勵的可能也只是權威服從,而非真心的利他行為。

地獄信仰鼓勵的可能也只是權威服從,而非真心的利他行為。圖/Giphy

因此與其使用地獄的恐懼要求孩子就範,不如溫柔且坦率地和他們解釋錯誤的行為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影響,進而培養同理心和責任心才是比較健康有效的教育方式。如果還是講不聽,那就放泛科學的 YouTube 給他看吧!連續看、而且只能看泛科學一整個月!哇哈哈哈哈~

說到這邊,也想問問大家,你小時候有被鬼故事嚇到晚上睡不著,甚至不敢一個人上廁所的經驗嗎?

  1. 有啊!而且我到現在還會怕。
  2. 我對鬼故事完全無感,就算陪朋友逛鬼屋、看鬼片我也完全不怕。
  3. 哼,跟數學或老闆比起來,鬼跟地獄有什麼好怕的!等等,這算地獄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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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殺人魔心理剖析:自戀狂妄的面具背後,藏著自卑的張牙舞爪
雞湯來了
・2023/04/24 ・2622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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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蕭子喬
  • 校稿/蔡季葦
  • 製圖/蕭子喬
  • 編輯/蕭子喬

本篇剖析兇手心理,但不會暴雷。
觀影前閱讀可作為劇中線索來源,觀影後閱讀能更進一步了解兇手心理狀態。

台劇《模仿犯》上架 Neflix 不到一週,創下華語影集最新紀錄,橫跨全球各州 20 個地區前十榜單,更連續多日蟬聯台劇收視 No.1。影集中狂妄自大的連續殺人犯,用一個裝著斷手的紅禮盒開始,為世人帶來一個又一個「殺人創作」。

他不要贖金、每一次作案都有為被害人設計特別形式,甚至主動寄送錄影帶到各家電視台,戴著面具「自爆」現身,狂笑自大、向檢警叫囂,甚至鼓動民眾情緒。

在《模仿犯》中,兇手把殺人視為一種創作,把電視台、媒體和民眾目光拉進自己「作案舞台」的一部分。究竟,他為什麼要殺人?他到底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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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劇照。圖/轉自雞湯來了

「這個兇手,根本就是把殺人這件事當成是他的創作啊!」
——《模仿犯》臨床心理師胡允慧。

心理學:悲劇有時來自於「受傷的靈魂持續無法找到人生光亮

台灣犯罪學及心理學研究,剖析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現兇手不斷在網誌、寫小說等過程中,表示要殺人才能證明自己活著。進一步剖析其成長過程,他歷經多次心理受傷,舉凡小時候被老師誤解、被迫道歉等多次人我關係的失落,當時都只能「硬吞下來」,沒有機會被好好接住與梳理。在他長大的過程中,失落太多,而光亮太少,釀成了一連串的悲劇。

《模仿犯》劇照。圖/轉自雞湯來了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依德觀點認為,當人在關係中不斷受傷,被忽視與誤解,情緒壓抑無處宣洩,逐漸變得「無法去愛真實的自己」,而演變成透過「殺人誓言」不斷訴說、強化,來形成武裝,建構一個不會受傷的自己。自戀型兇手面對被害人時,看似認為「你不好,我好」,但其實是「你好,我不好」。

張狂的自戀背後是受傷的靈魂,極致自我中心背後有很深的憂鬱和空虛,需要仰賴主宰他人,讓自己感受到活著。而當一個人無法真正愛自己,自然也就無法真正同理別人、愛別人,無法感同身受在殺人創作時被害者的感受,這或許是許多殺人犯「冷血無情」的緣故。

《模仿犯》劇照。圖/轉自雞湯來了

自戀不一定不好:健康性自戀 vs. 破壞性自戀

上述分析,並不是要你我以後看到自戀的人就避之唯恐不及。佛洛依德觀點提到,在關係中「練習愛自己」,其實是一種健康的自戀。遇到適當的挫折,與適當的成長後,能進化成為「有自尊」的成熟自戀,也就是所謂懂得愛自己、有自信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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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在過程中挫折過大,受到親密家人、重要他人接二連三地忽視,則可能演變成為只專注於自我防衛,性格變得封閉、武裝自己好似不需要親密依附,貶低他人或破壞關係。

自戀的類型。圖/轉自雞湯來了

每個人都曾有受傷的時刻:測驗你我的自戀指數

《模仿犯》劇照。圖/轉自雞湯來了

「你相不相信,所有人都有可能成為殺人兇手?」——《模仿犯》

如同劇中兇手所言,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惡」,陰暗面隨著我們遇到的事件被堆疊與激發,形成每個人的黑暗指數。但別忘了,適當的自戀,能夠成為自愛而後愛人的養分,空虛渴愛而後失控,才會變成破壞性的自戀。

《模仿犯》劇照。圖/轉自雞湯來了

|自戀指數簡易測驗|

口  我是天生的領導者。 
口  我有說服他人的獨特天分。 
口  一個團體中,如果沒有我就會顯得無趣。
口  我知道自己很特別。
口  我擁有一些出類拔萃的特質。
口  我很有能是某個領域的明日之星。
口  我經常喜歡炫耀。

簡易測驗改編自:張益慈、詹雨臻、陳學志(2021)。繁體中文版「簡式暗黑四特質量表」之發展與信效度考驗。測驗學刊,68(4),287-316。

《模仿犯》劇照。圖/轉自雞湯來了

或許,這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
而是被接住的靈魂,以及傷得太深的靈魂。

我們心中都有惡,但也都能成為接住他人的那個關鍵夥伴!

此文中劇照素材由瀚草文創提供,如欲使用須經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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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我好,你也好」說話術,讓頻率搭上線
  2. 《我們與惡的距離》被拒絕的情緒身體會記住

參考資料

  1. 張益慈、詹雨臻、陳學志(2021)。繁體中文版「簡式暗黑四特質量表」之發展與信效度考驗。測驗學刊,68(4),287-316。
  2. 吳台齡(2017)。從心理病態的脈絡來理解無差別殺人者——以2014年臺北捷運大量殺人事件為例。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7,43-68。
  3. 葉寶玲(2009)。論自戀:以精神分析與溝通分析心理動力取向的觀點探討。諮商與輔導,280,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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