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接續上一篇：倫理難道不重要？基因編輯的爭議性在哪？——《上帝的手術刀》（中）
與其說倫理，不如說嚴格的專業監管
說到這裡，僅是對「不傷害其他人類個體」這條看似毫無爭議的倫理「紅線」略作討論，我們就能立刻看到社會慣常的倫理觀在面對新鮮事物，特別是科學發展時的無力。正因為這樣，我想，我們應該先承認倫理觀本身的多元化和動態性，以期從中達成科學進步與倫理觀念的協調，而不是試圖在科學領域中畫出一條不許越雷池一步的絕對「紅線」來約束科學發展。
如果說利用倫理問題約束基因編輯技術很可能徒勞無功，甚至會導致開歷史倒車的話，那麼我們是否就應該允許和放任類似的技術迅速進入臨床實踐，為人類有目的地改造自身遺傳因子、修改和創造自己偉大時代的到來歡呼呢？也不是。與其說倫理，不如說監管。我的看法是：
涉及人類應用的技術時，必須在嚴格的專業監控和法律約束下進行。這是在以下兩個邏輯下得到的結論。
基因編輯的技術與社會風險
第一個邏輯是上述討論過的技術風險問題。和人類掌握的大多數技術一樣，基因編輯技術，包括 CRISPR／cas9 技術，仍存在大量的未知問題和技術風險。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基因編輯的脫靶問題：
在有目的地編輯某個基因的同時，可能會在基因體其他無關位置引入非特異性遺傳改變。
與藥物的「副作用」概念類似，基因編輯技術的脫靶問題帶來潛在的臨床風險。因此，就像所有用於人類臨床實踐的藥物、醫療器械和手術操作一樣，改變人類胚胎的基因也必須接受嚴格的專業監管，在確保安全性和有效性可控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大規模臨床實驗。
而考慮到人類胚胎操作的特殊性，監控機制還必須深入人類生殖細胞的獲取、培養、體外受精和子宮植入等各個環節，確保不會有非法獲取生物材料和隨意開始培育人類胚胎的可能。對於任何一種相關研究，我們都必須追問，科學家有沒有透過合法途徑取得人類胚胎？提供者是否知情同意把這些人類胚胎用於研究？科學家如何確保這些人類胚胎在實驗結束後被徹底銷毀，而不是又被放回母親的子宮？在學校和政府監管層面，人類胚胎的遺傳操作是否取得了相關許可，是否遵循對人類胚胎的操作指南和倫理要求？
只有所有相關的研究程式都得到嚴格的專業監管，我們才能做到盡可能規避技術風險，確保該技術不會在尚未成熟階段就進入臨床實驗。但是，僅僅進行倫理層面的疑問並不能幫助我們改善技術和管控技術風險。
第二個邏輯則是不少人曾指出的社會風險。儘管基因編輯技術仍存在巨大的技術障礙，奢談其大規模的臨床應用為時尚早，但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技術的確有被濫用的可能。最嚴重的潛在社會風險包括，基因編輯可能造就永久性的階級分化，基因編輯可能被希特勒這樣野心勃勃的人用來大範圍改造人類。
技術應用為時尚早，但我們絕不應該忽略這一潛在風險。
然而，有風險並不是禁止基因編輯技術的理由。事實上，單純禁止科學家合法研究某一項技術，往往會把相關技術研究推向暗處，造成更加難以監管的局面。在如何對待基因編輯技術的問題上，人類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應該說是一個不完美但可資借鑒的範本。限制關鍵技術細節外流，追蹤和控制關鍵實驗設備和原料流向，加強相關技術人員訓練，規範相關研究和應用機構的工作準則，應該能夠幫助我們大大降低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風險。
科學改變世界，用開放的心態和嚴謹的監控來面對未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句詩也許能代表科學進步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
也許自科學誕生的那一天起，人們對科學被誤用和濫用的恐懼就如影隨形。這種擔心並不全然是無本之木：一方面，科學進步確實馬不停蹄地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習慣、社會結構乃至人類本身，對科學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的恐懼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已有太多的歷史教訓告誡我們，尖端科學與技術成就一旦落入「壞人」之手將會造成多麼大的破壞。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人類對自身和對世界的認識與改造也許會停滯，但似乎從未被逆轉。在 21 世紀開頭的十幾年，我們已經見證了以鋅指核酸酶、「神話」核酸酶以及以 CRISPR／cas9 技術為代表的基因編輯技術發展，迅速降低了人類改造自身遺傳因子的門檻，為人類治療疾病、預防疾病乃至改善自身性狀開啟了一扇大門。
不管是恐懼也罷、抵觸也罷、歡迎也罷、漫不經心也罷，我們這個物種在進化數十億年之後，確實已經站在大規模改造其他生物乃至創造自身的門檻上。在這個很可能被載入史冊的關口，與其試圖用道德觀念和倫理批判延緩腳步，還不如用更開放的心態擁抱它，用最嚴格的監管管控它，讓新技術在進化成熟之後，讓人類更能認識和改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