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系到底在做什麼？是跳民俗舞蹈嗎？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回望陌生又熟悉的中國西南文化：

你對中國西南民族的認識從何而起？可能是兒時閱讀的《漢聲中國童話》、節目《大陸尋奇》中配戴閃亮銀飾的少女，或是餐桌上一碗熱呼呼的過橋米線。生在臺灣的我們少有機會接觸中國西南，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卻藏有最原汁原味的西南文化。許多由研究人員跋山涉水蒐集的標本文物，正在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區「回望：二十世紀史語所的中國西南地區調查」展出，從天、地、人的視角揭開中國西南民族的神秘面紗！

走進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回望：二十世紀史語所的中國西南地區調查」展區，入口處一張如調色盤般繽紛的巨大地圖在眼前展開。地圖範圍橫跨雲南、貴州、廣西、四川、西康、湖南湘西等地，使用不同顏色表現海拔高低落差及地勢之險峻，當中更標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的調查地點，足跡遍布中國西南多個少數民族村寨。

1928 至 1946 年間，史語所研究人員歷經十多次中國西南民族調查，記錄 30 多種西南少數族群文化。當時西南地區各方軍閥、股匪橫行，高山縱谷交錯的地形讓交通頗為不便，研究人員每回皆是冒著生命危險前往。

史語所研究人員陶雲逵在文章〈俅江紀程〉中，描述搭乘高空溜索翻山越嶺的恐懼：

「雖然是簇新的溜索，我仍有點膽寒。而趙（至誠）君及同行工人們……，都憂行於色。最可憐的是馬匹，⋯⋯動物怕死的眼睛表情，真跟人一樣。」

為什麼當時的中研院學者要費盡千辛萬苦前往西南？這跟古今政權對西南地區的治理觀點、國族認同有很大的關聯。

早從周朝起即出現「四夷」的概念，《禮記》更以南蠻、西戎、北狄、東夷稱呼邊疆族群，這是一種以華夏民族為中心看待非我族類的觀點。

古代的統治者多是透過半想像、半寫實的圖冊文本一窺邊疆民族的相貌。例如清雍正年間的《滇夷圖說》，就是由時任雲貴總督的高其倬派人繪製，向雍正帝報告西南領地概況與各民族生活樣貌。

中原政權對西南民族既陌生又充滿歧見，僅管某些朝代靠著武力征伐將西南劃入國家版圖，對於當地的治理多以消極的態度處置，以致西南地區長期由地方豪酋實際掌權。元朝首創授官給地方豪酋並准許世襲，成為土司制度的濫觴。清朝雖逐步廢除土司，改為派官直接管理，但許多地區在民國初年仍受地方土司、頭人統治。

如此曖昧模糊的從屬關係直到 20 世紀初西方勢力入侵才逐漸改變。1934 年爆發的「班洪事件」是關鍵的轉捩點，英國覬覦西南地區的爐房銀礦，主張當地非國民政府管轄來合理化侵略行為，並與佤族人發生武裝衝突。

此事件引起國人高度關注，促成 1935 至 1936 年中英雙方磋商設立勘界委員會，負責實地查明未定界的國界。史語所研究人員凌純聲、芮逸夫與勇士衡因熟悉西南地區情況，受邀跟隨勘界委員會到緬甸南大寨開會，並順道前往滇緬邊境的班洪、班老、鎮康、孟定、耿馬、猛董等地，進行西南少數民族調查。

佤族班洪王的後人曾和研究人員談到誓死保衛土地的原因：「我不大會說漢話，我說一句就是一句，我數代人服漢朝，漢朝對我家好，我不能背叛先祖，不能背叛漢朝。爐房銀廠是漢朝的，我們為漢朝看守，我不能失了先祖之意，洋人來，我一定要打，這是我的責任。」

此處的「漢朝」恐非指公元前 202 年成立的漢朝，應是指從古至今長期處於強勢地位的漢人政權，究竟是什麼原因造就部分西南民族對漢人政權的特殊認同？

反映特殊的身份認同 西南民族的祖源傳說

綜觀西南民族的祖源傳說，當中多少存在一種攀附漢人的特殊身分認同：

例如在瑤族、畬族流傳一則「盤瓠神話」。相傳盤瓠是一條生在漢人帝王家的狗，某天皇帝下令，誰能砍下敵人首領的頭，就把公主嫁給他。英勇的盤瓠成功叼回敵人首級，要求迎娶公主。正當皇帝陷入兩難之際，盤瓠提出只要將牠放在一口大鐘下七天七夜，牠就能變成人類。

沒想到公主禁不住好奇心驅使，在最後一天偷偷掀開大鐘，導致盤瓠只有脖子以下變成人身。公主只好嫁給狗頭人身的盤瓠，兩人遷徙至中國西南，其後代就是今日的瑤族、畬族。

由此可知，瑤族、畬族相信，自己的祖先可能不是一個正常的人，但至少他們是皇族後裔，與漢人有血緣關係。史語所研究人員凌純聲、芮逸夫曾到畲族村寨調查，拍下一張戴帽老婦人的照片，帽子的樣式傳說就是象徵盤瓠的狗頭。

此外，與諸葛亮相關的英雄傳說也在西南地區廣泛流傳。例如傣族相信傳統的杆欄式建築就是諸葛亮發明的。傳說傣族人的祖先原是追隨諸葛亮的漢人部屬，後因犯了軍紀，被罰留在西南一帶。

諸葛亮在離去前留下一句謎語：「想命長，水沖涼；草蓋樓，住高房。」不久當地發生嚴重的瘟疫，人們遵照諸葛亮的謎語，常洗澡保持身體清潔，將建築架高避開帶病原體的生物，這才逐漸遠離瘟疫威脅。

許多西南民族相當崇拜他們口中的「諸葛老爹」，這可能與三國時期蜀漢曾統治過西南地區有關。《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應是後人杜撰，卻藏有漢人政權曾接觸西南地區、部分居民與漢人勢力結盟的蛛絲馬跡，這或許是佤族班洪王後人心向「漢朝」的可能原因之一。

前進人類學的研究寶庫 體質人類學調查、探索神秘的信仰

事實上，早在班洪事件發生以前，英、法等西方強國已逐步將中南半島劃入殖民地，更企圖將勢力延伸至中國西南地區。當時的知識份子在強調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國族主義雙重影響下，產生強烈的國族認同與亡國滅種危機。

中研院於 20 世紀上半葉展開的中國邊疆民族調查，正是在此國族認同形成的過程中展開。西南地區被群山、溪流切割成一塊塊獨立區域，經常翻過一個山頭就會遇到不同族群，再加上傳統中國對本地的豐富歷史記載，使得西南地區成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寶庫。

中研院研究人員在 1928 至 1946 年間陸續從事西南民族文化、民族類屬與各民族邊界等各類研究。當中還包括大規模的體質人類學調查，這跟民國初年追求強國保種、提高國民素質的風潮有關。

這群體質人類學家帶著測量器具進入西南地區村寨，以頒發國旗表彰功績作為誘因，鼓勵各村寨頭人帶領族人來做體質調查。調查內容包括比對不同西南民族的髮色、眼色，測量頭形、臉形、五官分布等體質特徵，並拍攝大量特寫上半身不同角度的紀錄照片。

研究發現西南各地人群的體質差異不大，反倒不同族群之間會透過設計共同的服飾，或是紋身、穿鼻、拉大耳垂等改變身體方式，來凝聚彼此的認同、共同守護區域資源。

另一方面，為了研究西南民族的語言與信仰文化，史語所研究人員也帶回多部經典，其中包含 300 多冊來自納西族的「東巴經」。「東巴」是納西族的祭司，傳統上只有祭司會寫東巴經文。東巴經不是一字字念，而是透過象形文字提示東巴祭司要吟唱的內容。

其中最經典的東巴經當屬《露曼露沙》（又名《青年男女遷徙記》）。1930 年代，人類學家李霖燦在雲南麗江田調時，無意間撞見一場納西族的秘密儀式，聽到專用來超渡殉情男女的《露曼露沙》。

經文內容描述很久很久以前，人類從一座叫「居那若羅」的大山遷徙下來，許多青年男女不願隨父母遷徙，只想和愛侶一起私奔，父母們只好築起高牆來阻擋子女出走。

愛情的力量讓青年男女紛紛突破重圍，其中一對苦命鴛鴦「康美久命姬」和「孜補羽冷盤」卻命運多舛，最後只有康美久命姬順利逃出。為了讓男方父母接受自己，康美久命姬托烏鴉捎口信表明心意，卻換來惡毒的咒罵，再加上孜補羽冷盤以農忙為由，遲遲不肯與她會合，讓康美久命姬萌生死意。

在情死鬼王的誘惑下，康美久命姬相信美好的死後世界可助人脫離世間的痛苦，因而走上絕路。某天孜補羽冷盤為了尋找走失的牛，無意間見到康美久命姬冰冷的屍身，不禁悲從中來。這時，康美久命姬的鬼魂現身安慰，並告訴孜補羽冷盤在三年三月三日後，去將自己藏在世上的遺產取走。

結果孜補羽冷盤卻違背諾言，提前取走遺產，遭到康美久命姬的鬼魂勾走魂魄。為此，東巴祭司舉辦了超渡亡靈的祭風儀式，這才讓悲劇畫下句點。

由於《露曼露沙》對死後世界的描述過於優美，一度引發青年男女的殉情風潮，曾遭政府下令禁唱。幸好在納西族人的世代傳承之下，今日依然可見東巴祭司吟唱經文的身影。

珍貴的文物展示，看見西南地區的變與不變

中國邊疆民族調查是史語所成立之初的重點工作之一，研究人員每到一處調查田野，便會向當地人蒐集有研究價值的標本物件。光是在西南地區就蒐集了 1,100 餘件民族文物、800 餘冊文書、約 7,000 張田野照片，以及錄音與錄影等多種資料。

因此，除了從事研究工作，史語所自 1928 年成立以來一直保有展示傳統。來到臺灣後，更於 1986 年啟用今日的歷史文物陳列館。民族學標本可說是元老級的展覽主題，既介紹中國西南民族的歷史文化，也訴說一段史語所深入西南田野的研究故事。

2022 年重新策展的「回望：二十世紀史語所的中國西南地區調查」展區，維繫史語所王明珂院士設計的三大單元：「人與地」談西南民族如何善用自然資源發展農漁獵等生活技藝。「人與人」從各族服飾看人們如何區分與建立不同的社會認同。「人與天」介紹西南民族對於生命、歷史的信念，以及不同階段的生命儀式。

本次策展也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胡其瑞助理教授擔任客座共同策展人，與館員合作撰寫展品說明，重新發掘多件文物史料的研究脈絡與典藏價值。

例如一本看似普通的《湘西苗族標本原採購登記冊》記錄了史語所研究人員凌純聲、勇士衡、芮逸夫在湘西苗族村寨蒐集的物件品名與購買價格，有助我們了解當時的標本蒐集過程。從中可見一些 0 元取得的標本，多是祭祀儀式結束後被村民棄置的物品，在研究人員眼中卻是值得典藏的寶物。

此外，自 2002 至 2012 年，史語所啟動了數位典藏計畫，其中分支四「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計畫，讓王明珂、何翠萍、胡其瑞、吳培華等多位臺灣學者有機會重返西南田野。回溯前輩學者的調查路線，重新探索一些失去研究脈絡的史料，更觀察西南地區在地理環境、族群認同、民間信仰上的今昔轉變。

展覽特別以 Google Map 標記出史語所 15 次西南民族調查路線，可以一起跟著研究人員的足跡走一遍西南田野。另還可觀賞一部呈現西南地區今昔變化的影片「黑白與彩色的對話」，透過一張張早期田野影像與當代同一地點的對比照片，看見西南地區的變與不變，展開一場與過往研究的跨時空對話！

延伸閱讀

• 回望：二十世紀史語所的中國西南地區調查展覽網站
• 【演講】從回望到展望：中國西南民族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村寨網」
• 臉書粉絲團「中國西南民族冷知識」
• 王明珂（1999）。〈後現代的民族文物展示：史語所文物陳列館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展示說明〉，《古今論衡》，頁 52-65。
• 王明珂（2008）。〈尋訪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的足跡：史語所早期西南民族調查的回顧〉，《古今論衡》，頁 17-32。
• 王明珂（2010）。〈國族邊緣、邊界與變遷：兩個近代中國邊疆民族考察的例子〉，《新史學》，頁 1-54。
• 胡其瑞（202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藏品的來歷與蒐藏意義試析〉，《古今論衡》，頁 95-124。

• 活耀星系核/峯木

「我就讀民族學系。」這句開場白一出來，肯定許多人頭上會冒出問號。作為台灣最冷門的科系之一，由於人們對這門學科的陌生，常導致一些令人噴飯的錯誤想像，因此令身為在校生的我有了動筆寫下這篇文章的念頭。下面會從幾個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切入，來談談民族學系是門什麼樣的科系。

民族學 V.S. 人類學

稍微有點概念的人會知道民族學跟人類學有相似的地方，但通常不瞭解兩者的差別。人類學是 19 世紀西方世界在文化能量提升到一個程度後，向外發展與異文化碰撞孕育而生的學科，其所使用的概念、方法、研究議題與終極關懷，都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與脈絡。

在 19 世紀初期歐陸的學術脈絡中，將生物性的研究領域歸類於人類學，將文化性的領域歸納為民族學；但在 19 世紀末，美國人類學家鮑亞士（Franz Boas, 1858-1942）將人類學與民族學整合成出「全觀式人類學」（holistic anthropology），而歐陸的民族學接近於鮑亞士系統下的「文化人類學」。

學史的部分提到這裡，可能很多人還是不理解羅斯福路的人類學系和指南路上的民族學系有什麼差別，其實兩者在歷史上有截然不同的背景。台大是日據時期建立的帝國大學，裡面的人類學系即帶有強烈的殖民色彩，為殖民者研究被殖民者生活習慣的時代產物；而政大的民族學系則是國民政府時期為統治邊境民族所設立的系所（政大民族系在中國時名為邊政系），因此兩者在研究對象、性質上皆有所差異，也是台灣獨特的歷史背景造成的結果。

民族學科學在哪裡？談研究方法

民族學是一門比較研究科學，探討對象是文化一致性較高與社會階層化較少的社會。它採用質化分析的研究方法，相對於社會學的量化分析，民族學認為人的行為不能簡單分割成數據，必須要由研究者深入當地參與觀察、深描，進而驗證假設，建立理論。

人類的群體行為極其複雜，每個行為背後都有文化脈絡，身處其中的當地居民會因為這些行為太過理所當然而忽略這些文化脈絡，因此需要民族學者透過獨特的眼光分析，並嘗試理解背後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獲得土著觀點，去解釋文化的相異性與相似性，以增進我們對文化體系運作的了解，擴展人類多樣性的知識。

雖然民族學並不像純科學，期待建立一套四海皆準的通則（民族學的宗旨之一正是確保文化多樣性），但反殖民主義、反種族歧視、反對對弱小民族的侵略或壓迫等中心思想仍是民族學的根基。如同民族學入門經典《天真的人類學家》中所提到的，「一個族群如果失去認同，最令人類學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種特殊「世界觀」。世界觀是一個民族數千年互動與思考的產物。因此一個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類可能性的萎縮。」如果能將民族學多元包容的觀念應用到生活周遭，相信世界會更美好。

民族學可以當飯吃嗎？談當代民族學

即便人類學和民族學在學科草創之初都是西方帝國掠奪資源的工具，但在時代更迭、理論漸趨完備之下也有了自己的生命，我認為民族學學者的研究都背負著時代責任。

例如鮑亞士（Franz Boas, 1858-1942）有當時種族主義盛行的因子要處理，提出了文化相對論的觀點因應；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擔起在拿破崙時代重振日耳曼信心的責任；史都華（Julian Haynes Steward, 1902-1972）在美國崛起干預各國內政的時代下，嘗試用文化生態論反擊。這些例子都顯示出民族學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學科。

而在 21 世紀，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攔的世界性發展潮流時，民族學者及人類學者所提倡的多元文化觀、文化相對論，以及反對族群中心主義，都可以培養出具有包容心、能欣賞異文化、相互尊重的新世代公民。

就台灣本土來說，我們有原住民、新住民等多元民族的議題要面對，過去的民族學可能是一個民族控制另一個民族的工具，但現在的民族學是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溝通的橋梁。我們或撰寫族語維基百科、或編撰雜誌、或在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服務，許多溝通管道可以透過民族學跨領域的特性被建立起來，這也正是這門學科可貴的地方。

民族學系上課教什麼？談上課現場

講完了美好的理想，我們來談談現實。

如果問我在課堂上感受到最無力的是什麼，那就是不夠系統化、感受不到專業的教學。當然不是系上所有課都這樣，但民族學作為一個強調「全貌觀」的學門，需要從宗教、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等很多方面去理解一個民族，因此學的東西也相當繁雜，甚至有一點雜亂零散的感覺。再加上系上許多老師也並非「純種」的民族學者，可能大學專業是歷史，在研究所才踏入民族學領域等等。

當然這並不是不好（事實上民族學界的先賢們許多都是這樣的狀況），可以說我們受到所謂的「全人教育」之後，未來在進行田野調查時，才有能力問出那個切入核心的問題，也讓我們有基礎知識去理解社群；但是我想很多能力都是在實際操作時才會出現的，在課堂上有時候真的會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麼系呢。

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是還不確定自己興趣在哪裡的人，念民族學系是相對好的選擇，因為常常有跨領域的內容，在上必修課的時候也能慢慢摸索自己的喜好，系上也很鼓勵雙主修。

希望讀者在閱讀這篇文章後，對民族學系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參考資料：

• 科塔克（2014）。文化人類學（十五版）。台北市：巨流。
• 黃樹民（2011）。〈人類學與民族學百年學術發展〉。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王汎森主編）
• 趙竹成（2014）。〈民族學與邊政研究的現代性〉。《蒙藏季刊 》23（2）, 38-57

• 文／廖芷瑩

新北市八里區的十三行博物館，是證明臺灣先民擁有造鐵技術的證據，更是許多人假日郊遊的地點。但很少人知道，最早確認此地為臺灣珍貴遺址的人並非考古學者，而是地質學家林朝棨。

翻開臺灣地質與考古紀錄，林朝棨這個名字更是不可不提。不僅重要的考古遺跡「左鎮文化」、「八仙洞」有他的足跡；林朝棨作為地質科學的翹楚，對於臺灣的礦脈研究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上山下海，地質學霸的養成之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學霸更不會一日成就。學識豐富的林朝棨先生，因時代背景及家庭因素，漸漸踏上臺灣地質界先驅研究者之路。

1917 年（大正 6 年）林朝棨出生於豐原，是當地望族的後代，並跟著父親信仰基督教。他從小在學業方面就展現出聰穎的天資，因此進入臺中第二中學校（今臺中二中）就讀，並考進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學校是當時在臺灣唯一的高中，入學者以日人為主，競爭非常激烈，可說比當今的臺灣大學還難考。

更重要的是，林朝棨在參與教會活動的時候，認識了也同樣對臺灣地質科學及考古學有貢獻重大的日治時期科學家早坂一郎。接下來幾年，他們在臺灣上山下海，親身踏查也認識臺灣這片土地的構成。臺灣有許多現在地質、考古方面的重要地點，都可以追本溯源自於他們的這些踏查。

舉例來說，目前的「臺南左鎮化石園區」，正是起源自因 1930 年代當地保甲書記陳春木在該處撿到化石，加上早坂與林朝棨的研究發表，才讓世界看見臺灣化石的存在。此外，他們也一起發表了關於彰化八卦山及臺北市貝塚的發現，還有各式臺灣地質的紀錄。

而身為學霸的林朝棨，也在同時期完成臺北帝國大學地質古生物學科（現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的學位，並成為第一屆唯一的一位學生。在眾多日本優秀地質科學家的教導與帶領下，他學習了理論與方法，並也完成無數次外地訪查，扎實的成為兼具理論與實作的研究者。而他所關注的臺灣土地相關的考古學與地質學，也在時代演進與諸多學者的努力下，一步步在臺扎根、也被更多人關注。

臺灣礦業發展背後的地質學推手

林朝棨的重要貢獻，除了地質學術研究外，他的許多發現更為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打下科學基礎，像是對臺灣工業影響深遠的金礦、煤礦產業的礦脈，都在他的探究範圍內。

1930 年代，林朝棨從臺大畢業後，先是投入教職，一年後，他加入了「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的行列（1935 年 4 月 16 日），成為社內的「地質士」，為企業在北部山區的挖掘做調查，甚至曾去到北朝鮮金礦進行考察，並藉此比較了解臺灣在地的礦脈及地質的構成。

在那個年代經營「臺陽礦業」的顏家富可敵國，而北部山區的成千上萬人，都要依靠這些產業工作過活。林朝棨在礦業任職時完成的工作，正是讓家後來成為巨商的重要礎之一。此外，在離開礦業界的工作之後，林朝棨的研究工作依舊關心著臺灣的煤田與礦產來源，且持續在《臺灣礦業》等刊物上發表作品，為後代的研究者奠基了臺灣礦脈的研究基礎^註。

戰爭作為地質教學之路的偶然起點 至死方休

林朝棨出生在世間多紛擾的年代，學術之路並不平穩，更要接受戰爭的挑戰，但也因此打開他的眼界，為科學研究開創了新路。

1930 年代的輝煌時期結束，世界陷入戰爭的恐慌。身為臺灣人的林朝棨，原本很有可能被送到南洋當日本兵，或甚至更遠的地方協助戰爭。但幸好有早坂先生的協助，林朝棨遠赴當時滿洲國的新京工業大學（現長春大學工學院）擔任教職。雖然投入教職這歷程是是源自戰亂的插曲，但也因此將林朝棨他拉離了產業界，轉而投入教育工作。

自此，就是五十年不曾間斷的持續投入，直到他逝世前，依舊掛念著臺灣的地質學教育發展。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林朝棨因熟悉閩南語、中文與日文，被政府重用，除了教學外，更被政府派任協助各項重要的能源工作。因為在他對臺灣的土地組成，有基礎的科學了解，因此不論是延續煤礦業、油田開發、山林開採與河川建設等，甚至是水庫的興利，都需要他與國外專家做溝通，並給予專業意見。

林朝棨在民國五六零年代，一次次為臺灣的現代化工程多次環島探查，並擔任專業者的角色，為現代化建設把關。

應用專業與知識發光發熱的同時，林朝棨仍持續耕耘基礎研究。他於民國 52 年發表的〈臺灣第四紀〉一文，就奠定了臺灣近期的地質研究基礎。在《林朝棨先生紀念文輯》中，林朝棨的兒子林恩朋就提到，林朝棨對於古脊椎動物、考古學、甚至是人類學科皆有深厚的學識，加上原本地質學科學基礎，讓他得以在當時就有能力整合各學門、對臺灣的研究做出遠超過地質學科的貢獻。

除此之外，林朝棨面對各種階級的人，都不吝討論、鼓勵向學；在田野現場，不論是農夫、學生或勞工，任何人提出地質相關的疑問事項，他都會細心的一一查證並回應。林彭恩說，就是這種積極的態度，雖然讓他在晚年身體過度負荷、因而多次進出醫院，卻也驅使他成為頂尖的科學研究者，留下許多不凡的成就。

讓臺灣與世界相連 跨足考古與地質研究

除了文章開頭所提的左鎮人外，林朝棨在考古領域還有許多重要貢獻。在〈臺灣第四紀〉中，林朝棨認為第四紀的地層包含了近代人類發展的所有活動，因此十分重視此地層；在此發表中，他集結過往的田野成果，分類臺灣第四紀地層。延續這個研究，他對臺灣的考古有更深入的認識，也也陸續發表臺灣西南部之貝塚堆的研究（1961 年），以及金門貝塚堆的發現（1970、1971 年）。

此外另一個重大的發現，還包括 1968 年 4 月 19 日，林朝棨與臺大人類學系宋文薰教授，率領臺大考古隊在臺東長濱的進行挖掘工作，之後學者將其命名為「長濱文化」，為臺灣舊時代時期代表的遺跡，也是臺灣歷史教科書中重要的一頁。

林朝棨的學術生涯，不只限於地質學與、考古學的成就更有許多跨領域、跨國界的交流與發現，塑造了當代臺灣學科的發展。國民政府來臺後，林朝棨也協助推動了許多現代化產業的科學研究基礎，並且影響了我們認識臺灣歷史的角度。就像是左鎮人與八仙洞，還有犀牛骨頭與各地的貝塚，在剛發現的時候只是林朝棨手上某個不起眼的石頭，但從後來的研究所驗證的來源與成分，卻將臺灣與世界相連，更與大歷史相綁。

地質、考古總帶來有枯燥且漫長的印象，長期深耕的林朝棨，在關鍵的年代推動了臺灣地質學界與業界進展，為後代留下不可抹滅的科學與文化資產。

註解

• 關於礦業的研究論文，林朝棨多發表在《臺灣礦業》期刊上。此外，他也參與過《臺灣礦業史》，以及《臺灣通誌，經濟誌，礦業篇》的撰寫。

參考文獻

• 十三行博物館，〈十三行遺址是如何發現的？為何命名為「十三行」？〉，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檢自：https://www.sshm.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G251525821591816379&sid=0G251530665215018478
• 民報，2017 年 04 月 19 日（搜尋日期：2021 年 12 月 03 日）【那一年的這一天】1968.4.19 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發現史前遺址，檢自：https://www.peoplenews.tw/news/7c229eaa-4b32-4c02-b81f-5b68f1b2eaa1
• 作者不詳，日期不詳，漫話科技_科學家小故事_林朝棨篇，檢自：https://is.gd/DVSZOT
• 周貞玲，2021 年 5 月 8 日，台陽公司礦業文物捐贈黃博館，檢自：https://reurl.cc/xEVy6E
• 莊永明，〈臺灣第一位地質學家──林朝棨〉，《線上臺北畫刊》，檢自：https://reurl.cc/vgRlQl
• 林淑芬，〈初代青年團契指導者──臺灣地質學之父林朝棨〉，收入鄭仰恩等編，《信仰的記憶與傳承──臺灣教會人物歷史檔案 2》（臺北：臺灣教會公報社，2013），頁 497-504。
• 林吳嫣嫣，1986，《林朝棨 （戟門）先生紀念文輯》。
• 楊文喬，發行時間不詳，〈左鎮古生物化石的發現〉，《臺灣歷史事件》，國立臺灣圖書館。檢自：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011414392142.pdf
•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林朝棨。搜尋日期：2021 年 12 月 3 日，檢自：https://tm.ncl.edu.tw/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臺灣第四紀地質學之父——林朝棨〉，《臺灣記得你》，搜尋日期：2021年12月03日，檢自：https://taiwan.k12ea.gov.tw/index.php?inter=people&id=34

• 作者｜黃郁仁

在臺灣研究原住民文化的人，一定聽過伊能嘉矩的名號。目前我們將臺灣原住民區分為 16 族，就是奠定在伊能嘉矩的研究基礎上。他也是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所涉包括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無所不包。

伊能嘉矩待在臺灣的 1896 到 1901 年間，總共進行了五次大規模實地調查，其中最史無前例的是 1987 年的全島大巡查，在長達近兩百天的調查過程中，伊能深入當時被稱為「番界」的禁地，行蹤從北到南、再從南到東，中間還一度遠赴蘭嶼。

在這次的調查成果中，伊能嘉矩詳細地紀錄了不同原住民族的外貌、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並首次提出了原住民族近代的科學分類方法。

伊能嘉矩的研究影響百年

1889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量引進西方科學研究方法，而人類學也成為這波新興學科中的一環。1893 年，伊能嘉矩拜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為師，加入了「東京人類學會」，進一步組織了「人類學講習會」及「土俗會」。當時的人類學研究注重在「考古」及「體質」範疇，而坪井正五郎的研究範圍除了考古與體質外，也重視「社會人類學」及「語言學」領域，成為伊能日後研究的基礎。

1895 年清朝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臺灣成為了日本向外擴張的第一個新領地，這成為了伊能嘉矩實現人類學研究理想的重要契機。他自告奮勇的寫信給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要順利治理臺灣，就必須先瞭解臺灣的居民。在臺灣的居民中，漢人相對好理解，但是島上的原住民是一塊完全陌生的領域，如果先進行詳細的調查，再制訂對策並給予教育，治理臺灣就會順利許多。他自信可以不畏艱難，完成這項調查臺灣原住民的工作。

最終日本當局接受了伊能嘉矩的建議，遠渡來臺的伊能嘉矩馬上在臺灣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並開宗明義地說明將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而要進行理學的研究，就必須從種族的「生物學」、「心理學」、「土俗學」、「言語學」、「地理歷史學」及「宗教」這六種不同面向著手。

克服治安與自然環境，進行踏查

伊能嘉矩常在日記透露自己查訪的過程，由於當時的臺灣治安不佳，不僅平地常有盜匪出沒，山麓一帶也有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難以捉摸的自然環境，也是探查的危機之一。所以在每次出發前，規劃出最妥善的行程是最重要的課題。

伊能每到新的訪查區域都有一套固定流程。首先是拜會當地的「撫墾署」，聽取當地的番情報告，然後以署為宿舍，或以轄區為中心，查訪各個番社。又因為原住民偶爾會下山到「換番所」（物品交換所），成為了伊能接近觀察對象的最好機會，先在遠處觀察其穿著的衣飾風俗及腔調特色，再就近與其交談。

透過撫墾署長的推薦，伊能幾乎都能投宿在轄區內的頭目或是地主家中，因為頭目和地主的居住地，是最容易取得民情資料的地方，也能第一手接觸到舊時代的文物，觀看舊時代的風俗，同時透過頭目的安排，與部落居民與會也更加方便。

為了更加理解原住民文化，伊能甚至有身份特殊的族語老師，幫助著伊能嘉矩的研究。他私下出資養育著來自不同家庭的泰雅族男女青年，把他們視為自己小孩般的照顧，並安排著日式教育。他一邊養育，一邊實驗著自己「番人教育」的初衷，他教育著這對青年的同時，也向他們學習泰雅語，把自己完全投入在研究範圍內。

訪查的過程不盡然一切順利，伊能嘉矩也曾遭遇過幾次危機，險些面臨殺身之禍。舉例來說，當伊能嘉矩拜訪新竹縣五峰鄉的十八兒社時，就曾有過與死亡非常接近的時刻。當地的十八兒社與霞喀羅社過去曾經遭受過清朝的討伐，因此對外人懷有強烈的敵意。而雖然伊能事先與頭目有訪談的共識，並夜宿在頭目家中，但是當天的半夜，此兩社的泰雅族人帶著山刀與頭目強硬談判，認為為了番社的名譽，取下日本人的頭顱是勢在必行。頭目無法化解此一強硬的態度，情急之下要求族人們在隔天日本人（即伊能一行人）離開的路上截殺，這才暫時勸退帶有殺意的族人。

勸退族人的頭目回到家中依然不敢大意，不僅用原木堵住門窗防止夜間襲擊，自己更守在門邊整夜不敢闔眼。而第二天一早，頭目親自帶隊護送伊能嘉矩下山，路線避開尋常道路。事後伊能嘉矩回憶道，當時為了逃避危險，俯身鑽過滿是荊棘的小徑，因為知道危在旦夕，即使滿身被刺傷也沒有感覺。而脫離險境之後，伊能馬上取出一瓶酒和頭目對飲，認為自己能夠避開這一次的殺身之禍，完全倚靠頭目的知遇之恩。

原住民族的分類與認定，換誰掉眼淚？

在清朝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採用政治性的分類，依照順從的程度來區分為「生番」與「熟番」；但實際上，生番與熟番也有可能來自同樣的種族或部落。伊能嘉矩認為這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當時的國外學者分類，也有許多缺失。

伊能就特別指出馬偕（George L. Mackay）與泰勒（George Taylor）的分類不夠嚴謹。例如馬偕所提出的「生番、熟番、平埔番與南勢番」分類偏重於臺灣北部且受到清朝的政治分類影響；而泰勒所提出的「排灣、阿美、知本與平埔」則偏重於臺灣南部，兩者都不是全體性的種族分類，而無法成為「理學」的研究成果。

因此伊能在經過全島調查後，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系統性分類。伊能依照「體質的特徵、土俗的異同、思想的現狀、語言的異同、歷史的口碑」等五點作為基本分類，再依照共有特徵的相關性，來劃定血緣的遠近關係。

最終，伊能將島上的原住民劃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以「自稱」為原則，為各族命名。

雖然伊能提出了上述五點的分類依據，並曾在發表中表示，日後會更進一步說明採用五點分類的理由。但很不幸，直到伊能逝世之前，都沒有進一步說明對自己提出分類的依據。

伊能嘉矩所提出的分類標準，被沿用至國民政府來臺時期。一直到今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幾乎也還是在伊能嘉矩所訂定的框架下探索新的可能。

1948 年，國立臺灣大學民族學研究室首度將臺灣原住民族劃分為九族，隨著社會對原住民的理解，現在已擴增至十六族。但是尚未明確劃定分類的原住民，仍有 25 族以上，人數多達上萬人，甚至有著「中央政府未認定，僅地方政府認定族群」及「中央、地方政府皆未認定族群」等曖昧的分類標準。

在百年前伊能嘉矩對臺灣原住民進行訪查時，就發現原住民族有著獨特的文化、語言及習俗，而這一切正隨著原住民漢化而快速消失，甚至有著全面失傳的趨勢。伊能進而感慨：「如果不能進一步調查作成紀錄，將來要研究時，就只能面對番社廢墟流眼淚了。」

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原住民的漢化程度與文化消失的速度更是倍速成長，使得文化的採集與研究愈發困難，能夠獲得正名認定的門檻也愈加提高。

臺灣學的開拓者，無可取代的伊能嘉矩

隨著日本政府在臺的治理時間越長，陸續成立了「番情研究所」及「臺灣慣習研究會」等單位，而伊能嘉矩在其中都擔任重要職位。在這段期間，伊能密集且大量的在日本及臺灣的研究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研究範圍並不只侷限在原住民領域，而是擴及整個臺灣，從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等無所不包，儼然成為了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

1928 年，集合了伊能嘉矩畢生心血的時代鉅作《臺灣文化志》終於出版，一共分為上、中、下三冊，裡面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時代發展，如同一本關於臺灣的百科全書。但遺憾的是，伊能嘉矩本人無法見證作品的問世，因為他在 1925年就因為瘧疾復發而逝世。伊能嘉矩所染上的瘧疾，正是早年在臺灣踏查時所感染的。《臺灣文化志》的書稿是伊能的妻子在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上面還留有伊能嘉矩編輯校稿後的「校了」二字。

《臺灣文化志》的出版，造成了社會極大的迴響，自此奠定了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1945 年，隨著二戰結束，國民政府來臺，社會環境有了巨大的改變。伊能嘉矩雖然已經離世，但是透過翻譯的形式，其研究成果先在地方文史領域發揮影響力，後來也進入學術界的範疇。直到 1990 年代臺灣解嚴後，臺灣歷史研究獲得重視，而伊能嘉矩的過去的手稿及著作，也陸續獲得翻譯、再版，甚至數位化的機會。

百年前的伊能嘉矩透過歷史書寫推廣臺灣研究，而百年後的今天，伊能嘉矩則成為了臺灣歷史研究的一部分。

歷史學者楊雲萍教授曾經提及：「『臺灣研究的都市』任一曲巷小路，無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映照。」。由此足以反映伊能嘉矩在臺灣舉足輕重的地位。

也許，自從伊能嘉矩在 1895 年遠從日本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起，某部分的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了。

補充資料：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正名

現代如果原住民族想要獲得正名認定，是採取申請制度。在提出申請的文件中，除了該族群的家譜蒐集、歷史相關紀錄外，還需要能夠有使用流利族語的族人，以及能重製傳統服飾的技能等。不論是因為傳統文化消逝而缺乏證明文件，或是族語因為殖民國語言政策影響而消亡，種種因素都使得族群被成功認定的機會渺茫。

例如位於高雄茂林、多納和萬山一帶的「下三社群」，在歷史上一直命運多舛，從 1935 年起因《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被併入魯凱族，1939 年因鹿野忠雄的研究，又被併入在排灣社群，合稱為「魯凱雅族」。

而今日的「下三社群」，在政府單位的系統中仍然被歸類在魯凱族之中。雖然有著與魯凱族截然不同的文化、部落傳說，甚至連語言也不盡相同。百般無奈下，只能開玩笑的說自己是「假魯凱族」。

實際上，下三社群自認為三個原住民族，分別為「歐佈諾伙族（’oponoho）」、「德樂日卡族（Teldrika）」及「古納達望族（Kongadavane）」。下三社群爭取正名運動已經達了數十年之久，至今尚未見到希望的曙光。

參考文獻

1. 伊能嘉矩（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2. 伊能嘉矩（1996）。《台灣踏查日記〈上〉》。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3. 李筱峰、莊天賜（2004）。《快讀台灣歷史人物》。臺北：玉山社。
4. 陳偉智（2014）。《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