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時間就是金錢」：但這句話到底是誰發明的？——《為工作而活》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 文／廖芷瑩

新北市八里區的十三行博物館，是證明臺灣先民擁有造鐵技術的證據，更是許多人假日郊遊的地點。但很少人知道，最早確認此地為臺灣珍貴遺址的人並非考古學者，而是地質學家林朝棨。

翻開臺灣地質與考古紀錄，林朝棨這個名字更是不可不提。不僅重要的考古遺跡「左鎮文化」、「八仙洞」有他的足跡；林朝棨作為地質科學的翹楚，對於臺灣的礦脈研究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上山下海，地質學霸的養成之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學霸更不會一日成就。學識豐富的林朝棨先生，因時代背景及家庭因素，漸漸踏上臺灣地質界先驅研究者之路。

1917 年（大正 6 年）林朝棨出生於豐原，是當地望族的後代，並跟著父親信仰基督教。他從小在學業方面就展現出聰穎的天資，因此進入臺中第二中學校（今臺中二中）就讀，並考進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學校是當時在臺灣唯一的高中，入學者以日人為主，競爭非常激烈，可說比當今的臺灣大學還難考。

更重要的是，林朝棨在參與教會活動的時候，認識了也同樣對臺灣地質科學及考古學有貢獻重大的日治時期科學家早坂一郎。接下來幾年，他們在臺灣上山下海，親身踏查也認識臺灣這片土地的構成。臺灣有許多現在地質、考古方面的重要地點，都可以追本溯源自於他們的這些踏查。

舉例來說，目前的「臺南左鎮化石園區」，正是起源自因 1930 年代當地保甲書記陳春木在該處撿到化石，加上早坂與林朝棨的研究發表，才讓世界看見臺灣化石的存在。此外，他們也一起發表了關於彰化八卦山及臺北市貝塚的發現，還有各式臺灣地質的紀錄。

而身為學霸的林朝棨，也在同時期完成臺北帝國大學地質古生物學科（現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的學位，並成為第一屆唯一的一位學生。在眾多日本優秀地質科學家的教導與帶領下，他學習了理論與方法，並也完成無數次外地訪查，扎實的成為兼具理論與實作的研究者。而他所關注的臺灣土地相關的考古學與地質學，也在時代演進與諸多學者的努力下，一步步在臺扎根、也被更多人關注。

臺灣礦業發展背後的地質學推手

林朝棨的重要貢獻，除了地質學術研究外，他的許多發現更為臺灣現代化的發展打下科學基礎，像是對臺灣工業影響深遠的金礦、煤礦產業的礦脈，都在他的探究範圍內。

1930 年代，林朝棨從臺大畢業後，先是投入教職，一年後，他加入了「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的行列（1935 年 4 月 16 日），成為社內的「地質士」，為企業在北部山區的挖掘做調查，甚至曾去到北朝鮮金礦進行考察，並藉此比較了解臺灣在地的礦脈及地質的構成。

在那個年代經營「臺陽礦業」的顏家富可敵國，而北部山區的成千上萬人，都要依靠這些產業工作過活。林朝棨在礦業任職時完成的工作，正是讓家後來成為巨商的重要礎之一。此外，在離開礦業界的工作之後，林朝棨的研究工作依舊關心著臺灣的煤田與礦產來源，且持續在《臺灣礦業》等刊物上發表作品，為後代的研究者奠基了臺灣礦脈的研究基礎^註。

戰爭作為地質教學之路的偶然起點 至死方休

林朝棨出生在世間多紛擾的年代，學術之路並不平穩，更要接受戰爭的挑戰，但也因此打開他的眼界，為科學研究開創了新路。

1930 年代的輝煌時期結束，世界陷入戰爭的恐慌。身為臺灣人的林朝棨，原本很有可能被送到南洋當日本兵，或甚至更遠的地方協助戰爭。但幸好有早坂先生的協助，林朝棨遠赴當時滿洲國的新京工業大學（現長春大學工學院）擔任教職。雖然投入教職這歷程是是源自戰亂的插曲，但也因此將林朝棨他拉離了產業界，轉而投入教育工作。

自此，就是五十年不曾間斷的持續投入，直到他逝世前，依舊掛念著臺灣的地質學教育發展。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林朝棨因熟悉閩南語、中文與日文，被政府重用，除了教學外，更被政府派任協助各項重要的能源工作。因為在他對臺灣的土地組成，有基礎的科學了解，因此不論是延續煤礦業、油田開發、山林開採與河川建設等，甚至是水庫的興利，都需要他與國外專家做溝通，並給予專業意見。

林朝棨在民國五六零年代，一次次為臺灣的現代化工程多次環島探查，並擔任專業者的角色，為現代化建設把關。

應用專業與知識發光發熱的同時，林朝棨仍持續耕耘基礎研究。他於民國 52 年發表的〈臺灣第四紀〉一文，就奠定了臺灣近期的地質研究基礎。在《林朝棨先生紀念文輯》中，林朝棨的兒子林恩朋就提到，林朝棨對於古脊椎動物、考古學、甚至是人類學科皆有深厚的學識，加上原本地質學科學基礎，讓他得以在當時就有能力整合各學門、對臺灣的研究做出遠超過地質學科的貢獻。

除此之外，林朝棨面對各種階級的人，都不吝討論、鼓勵向學；在田野現場，不論是農夫、學生或勞工，任何人提出地質相關的疑問事項，他都會細心的一一查證並回應。林彭恩說，就是這種積極的態度，雖然讓他在晚年身體過度負荷、因而多次進出醫院，卻也驅使他成為頂尖的科學研究者，留下許多不凡的成就。

讓臺灣與世界相連 跨足考古與地質研究

除了文章開頭所提的左鎮人外，林朝棨在考古領域還有許多重要貢獻。在〈臺灣第四紀〉中，林朝棨認為第四紀的地層包含了近代人類發展的所有活動，因此十分重視此地層；在此發表中，他集結過往的田野成果，分類臺灣第四紀地層。延續這個研究，他對臺灣的考古有更深入的認識，也也陸續發表臺灣西南部之貝塚堆的研究（1961 年），以及金門貝塚堆的發現（1970、1971 年）。

此外另一個重大的發現，還包括 1968 年 4 月 19 日，林朝棨與臺大人類學系宋文薰教授，率領臺大考古隊在臺東長濱的進行挖掘工作，之後學者將其命名為「長濱文化」，為臺灣舊時代時期代表的遺跡，也是臺灣歷史教科書中重要的一頁。

林朝棨的學術生涯，不只限於地質學與、考古學的成就更有許多跨領域、跨國界的交流與發現，塑造了當代臺灣學科的發展。國民政府來臺後，林朝棨也協助推動了許多現代化產業的科學研究基礎，並且影響了我們認識臺灣歷史的角度。就像是左鎮人與八仙洞，還有犀牛骨頭與各地的貝塚，在剛發現的時候只是林朝棨手上某個不起眼的石頭，但從後來的研究所驗證的來源與成分，卻將臺灣與世界相連，更與大歷史相綁。

地質、考古總帶來有枯燥且漫長的印象，長期深耕的林朝棨，在關鍵的年代推動了臺灣地質學界與業界進展，為後代留下不可抹滅的科學與文化資產。

註解

• 關於礦業的研究論文，林朝棨多發表在《臺灣礦業》期刊上。此外，他也參與過《臺灣礦業史》，以及《臺灣通誌，經濟誌，礦業篇》的撰寫。

參考文獻

• 十三行博物館，〈十三行遺址是如何發現的？為何命名為「十三行」？〉，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檢自：https://www.sshm.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G251525821591816379&sid=0G251530665215018478
• 民報，2017 年 04 月 19 日（搜尋日期：2021 年 12 月 03 日）【那一年的這一天】1968.4.19 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發現史前遺址，檢自：https://www.peoplenews.tw/news/7c229eaa-4b32-4c02-b81f-5b68f1b2eaa1
• 作者不詳，日期不詳，漫話科技_科學家小故事_林朝棨篇，檢自：https://is.gd/DVSZOT
• 周貞玲，2021 年 5 月 8 日，台陽公司礦業文物捐贈黃博館，檢自：https://reurl.cc/xEVy6E
• 莊永明，〈臺灣第一位地質學家──林朝棨〉，《線上臺北畫刊》，檢自：https://reurl.cc/vgRlQl
• 林淑芬，〈初代青年團契指導者──臺灣地質學之父林朝棨〉，收入鄭仰恩等編，《信仰的記憶與傳承──臺灣教會人物歷史檔案 2》（臺北：臺灣教會公報社，2013），頁 497-504。
• 林吳嫣嫣，1986，《林朝棨 （戟門）先生紀念文輯》。
• 楊文喬，發行時間不詳，〈左鎮古生物化石的發現〉，《臺灣歷史事件》，國立臺灣圖書館。檢自：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011414392142.pdf
•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林朝棨。搜尋日期：2021 年 12 月 3 日，檢自：https://tm.ncl.edu.tw/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臺灣第四紀地質學之父——林朝棨〉，《臺灣記得你》，搜尋日期：2021年12月03日，檢自：https://taiwan.k12ea.gov.tw/index.php?inter=people&id=34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 作者｜黃郁仁

在臺灣研究原住民文化的人，一定聽過伊能嘉矩的名號。目前我們將臺灣原住民區分為 16 族，就是奠定在伊能嘉矩的研究基礎上。他也是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所涉包括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無所不包。

伊能嘉矩待在臺灣的 1896 到 1901 年間，總共進行了五次大規模實地調查，其中最史無前例的是 1987 年的全島大巡查，在長達近兩百天的調查過程中，伊能深入當時被稱為「番界」的禁地，行蹤從北到南、再從南到東，中間還一度遠赴蘭嶼。

在這次的調查成果中，伊能嘉矩詳細地紀錄了不同原住民族的外貌、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並首次提出了原住民族近代的科學分類方法。

伊能嘉矩的研究影響百年

1889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量引進西方科學研究方法，而人類學也成為這波新興學科中的一環。1893 年，伊能嘉矩拜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為師，加入了「東京人類學會」，進一步組織了「人類學講習會」及「土俗會」。當時的人類學研究注重在「考古」及「體質」範疇，而坪井正五郎的研究範圍除了考古與體質外，也重視「社會人類學」及「語言學」領域，成為伊能日後研究的基礎。

1895 年清朝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臺灣成為了日本向外擴張的第一個新領地，這成為了伊能嘉矩實現人類學研究理想的重要契機。他自告奮勇的寫信給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要順利治理臺灣，就必須先瞭解臺灣的居民。在臺灣的居民中，漢人相對好理解，但是島上的原住民是一塊完全陌生的領域，如果先進行詳細的調查，再制訂對策並給予教育，治理臺灣就會順利許多。他自信可以不畏艱難，完成這項調查臺灣原住民的工作。

最終日本當局接受了伊能嘉矩的建議，遠渡來臺的伊能嘉矩馬上在臺灣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並開宗明義地說明將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而要進行理學的研究，就必須從種族的「生物學」、「心理學」、「土俗學」、「言語學」、「地理歷史學」及「宗教」這六種不同面向著手。

克服治安與自然環境，進行踏查

伊能嘉矩常在日記透露自己查訪的過程，由於當時的臺灣治安不佳，不僅平地常有盜匪出沒，山麓一帶也有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難以捉摸的自然環境，也是探查的危機之一。所以在每次出發前，規劃出最妥善的行程是最重要的課題。

伊能每到新的訪查區域都有一套固定流程。首先是拜會當地的「撫墾署」，聽取當地的番情報告，然後以署為宿舍，或以轄區為中心，查訪各個番社。又因為原住民偶爾會下山到「換番所」（物品交換所），成為了伊能接近觀察對象的最好機會，先在遠處觀察其穿著的衣飾風俗及腔調特色，再就近與其交談。

透過撫墾署長的推薦，伊能幾乎都能投宿在轄區內的頭目或是地主家中，因為頭目和地主的居住地，是最容易取得民情資料的地方，也能第一手接觸到舊時代的文物，觀看舊時代的風俗，同時透過頭目的安排，與部落居民與會也更加方便。

為了更加理解原住民文化，伊能甚至有身份特殊的族語老師，幫助著伊能嘉矩的研究。他私下出資養育著來自不同家庭的泰雅族男女青年，把他們視為自己小孩般的照顧，並安排著日式教育。他一邊養育，一邊實驗著自己「番人教育」的初衷，他教育著這對青年的同時，也向他們學習泰雅語，把自己完全投入在研究範圍內。

訪查的過程不盡然一切順利，伊能嘉矩也曾遭遇過幾次危機，險些面臨殺身之禍。舉例來說，當伊能嘉矩拜訪新竹縣五峰鄉的十八兒社時，就曾有過與死亡非常接近的時刻。當地的十八兒社與霞喀羅社過去曾經遭受過清朝的討伐，因此對外人懷有強烈的敵意。而雖然伊能事先與頭目有訪談的共識，並夜宿在頭目家中，但是當天的半夜，此兩社的泰雅族人帶著山刀與頭目強硬談判，認為為了番社的名譽，取下日本人的頭顱是勢在必行。頭目無法化解此一強硬的態度，情急之下要求族人們在隔天日本人（即伊能一行人）離開的路上截殺，這才暫時勸退帶有殺意的族人。

勸退族人的頭目回到家中依然不敢大意，不僅用原木堵住門窗防止夜間襲擊，自己更守在門邊整夜不敢闔眼。而第二天一早，頭目親自帶隊護送伊能嘉矩下山，路線避開尋常道路。事後伊能嘉矩回憶道，當時為了逃避危險，俯身鑽過滿是荊棘的小徑，因為知道危在旦夕，即使滿身被刺傷也沒有感覺。而脫離險境之後，伊能馬上取出一瓶酒和頭目對飲，認為自己能夠避開這一次的殺身之禍，完全倚靠頭目的知遇之恩。

原住民族的分類與認定，換誰掉眼淚？

在清朝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採用政治性的分類，依照順從的程度來區分為「生番」與「熟番」；但實際上，生番與熟番也有可能來自同樣的種族或部落。伊能嘉矩認為這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當時的國外學者分類，也有許多缺失。

伊能就特別指出馬偕（George L. Mackay）與泰勒（George Taylor）的分類不夠嚴謹。例如馬偕所提出的「生番、熟番、平埔番與南勢番」分類偏重於臺灣北部且受到清朝的政治分類影響；而泰勒所提出的「排灣、阿美、知本與平埔」則偏重於臺灣南部，兩者都不是全體性的種族分類，而無法成為「理學」的研究成果。

因此伊能在經過全島調查後，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系統性分類。伊能依照「體質的特徵、土俗的異同、思想的現狀、語言的異同、歷史的口碑」等五點作為基本分類，再依照共有特徵的相關性，來劃定血緣的遠近關係。

最終，伊能將島上的原住民劃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以「自稱」為原則，為各族命名。

雖然伊能提出了上述五點的分類依據，並曾在發表中表示，日後會更進一步說明採用五點分類的理由。但很不幸，直到伊能逝世之前，都沒有進一步說明對自己提出分類的依據。

伊能嘉矩所提出的分類標準，被沿用至國民政府來臺時期。一直到今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幾乎也還是在伊能嘉矩所訂定的框架下探索新的可能。

1948 年，國立臺灣大學民族學研究室首度將臺灣原住民族劃分為九族，隨著社會對原住民的理解，現在已擴增至十六族。但是尚未明確劃定分類的原住民，仍有 25 族以上，人數多達上萬人，甚至有著「中央政府未認定，僅地方政府認定族群」及「中央、地方政府皆未認定族群」等曖昧的分類標準。

在百年前伊能嘉矩對臺灣原住民進行訪查時，就發現原住民族有著獨特的文化、語言及習俗，而這一切正隨著原住民漢化而快速消失，甚至有著全面失傳的趨勢。伊能進而感慨：「如果不能進一步調查作成紀錄，將來要研究時，就只能面對番社廢墟流眼淚了。」

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原住民的漢化程度與文化消失的速度更是倍速成長，使得文化的採集與研究愈發困難，能夠獲得正名認定的門檻也愈加提高。

臺灣學的開拓者，無可取代的伊能嘉矩

隨著日本政府在臺的治理時間越長，陸續成立了「番情研究所」及「臺灣慣習研究會」等單位，而伊能嘉矩在其中都擔任重要職位。在這段期間，伊能密集且大量的在日本及臺灣的研究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研究範圍並不只侷限在原住民領域，而是擴及整個臺灣，從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等無所不包，儼然成為了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

1928 年，集合了伊能嘉矩畢生心血的時代鉅作《臺灣文化志》終於出版，一共分為上、中、下三冊，裡面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時代發展，如同一本關於臺灣的百科全書。但遺憾的是，伊能嘉矩本人無法見證作品的問世，因為他在 1925年就因為瘧疾復發而逝世。伊能嘉矩所染上的瘧疾，正是早年在臺灣踏查時所感染的。《臺灣文化志》的書稿是伊能的妻子在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上面還留有伊能嘉矩編輯校稿後的「校了」二字。

《臺灣文化志》的出版，造成了社會極大的迴響，自此奠定了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1945 年，隨著二戰結束，國民政府來臺，社會環境有了巨大的改變。伊能嘉矩雖然已經離世，但是透過翻譯的形式，其研究成果先在地方文史領域發揮影響力，後來也進入學術界的範疇。直到 1990 年代臺灣解嚴後，臺灣歷史研究獲得重視，而伊能嘉矩的過去的手稿及著作，也陸續獲得翻譯、再版，甚至數位化的機會。

百年前的伊能嘉矩透過歷史書寫推廣臺灣研究，而百年後的今天，伊能嘉矩則成為了臺灣歷史研究的一部分。

歷史學者楊雲萍教授曾經提及：「『臺灣研究的都市』任一曲巷小路，無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映照。」。由此足以反映伊能嘉矩在臺灣舉足輕重的地位。

也許，自從伊能嘉矩在 1895 年遠從日本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起，某部分的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了。

補充資料：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正名

現代如果原住民族想要獲得正名認定，是採取申請制度。在提出申請的文件中，除了該族群的家譜蒐集、歷史相關紀錄外，還需要能夠有使用流利族語的族人，以及能重製傳統服飾的技能等。不論是因為傳統文化消逝而缺乏證明文件，或是族語因為殖民國語言政策影響而消亡，種種因素都使得族群被成功認定的機會渺茫。

例如位於高雄茂林、多納和萬山一帶的「下三社群」，在歷史上一直命運多舛，從 1935 年起因《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被併入魯凱族，1939 年因鹿野忠雄的研究，又被併入在排灣社群，合稱為「魯凱雅族」。

而今日的「下三社群」，在政府單位的系統中仍然被歸類在魯凱族之中。雖然有著與魯凱族截然不同的文化、部落傳說，甚至連語言也不盡相同。百般無奈下，只能開玩笑的說自己是「假魯凱族」。

實際上，下三社群自認為三個原住民族，分別為「歐佈諾伙族（’oponoho）」、「德樂日卡族（Teldrika）」及「古納達望族（Kongadavane）」。下三社群爭取正名運動已經達了數十年之久，至今尚未見到希望的曙光。

參考文獻

1. 伊能嘉矩（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2. 伊能嘉矩（1996）。《台灣踏查日記〈上〉》。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3. 李筱峰、莊天賜（2004）。《快讀台灣歷史人物》。臺北：玉山社。
4. 陳偉智（2014）。《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編按：在格林威治時間出現之前，英國就已經存在各種計時方式。而在格林威治時間出現後，這些時間也並未被統一，而是繼續被沿用。

生活中竟然有三種計時方式？

《亞伯丁周刊》（Aberdeen Weekly）在一八八七年曾刊登一篇幽默文章，說的是一位勞動工人向警察詢問時間的故事：

他擠進警察局，手中拿著帽子，怯怯地走到桌前，深鞠一躬，然後問道：「警察大人嗎？」

「是的，先生。」

「是這樣的，大人，俺想知道現在的時間。我過去一個星期被這事整慘了。」

「你用的是什麼時間？」

「這就是俺想知道的。有人告訴我用太陽時，也有人要我用標準時間，我老婆用的是第三種時間，把我搞昏頭了。我和老婆說我要來這兒問出正確的時間，然而就一直用它。」

「好吧，把你的錶定在一時二十八分。」

「好的，長官。這是俺最近兩個星期最感滿意的事情了。」他掏出一隻古董懷錶，上下摸索著身子找鑰匙。然而就在他準備調整時針時，懷錶上的水晶外殼掉落地面打碎了。在一陣忙亂之後，他拿起懷錶湊近耳邊搖晃，懷錶內的機械裝置又掉落地面，滾到長椅下面。

「俺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情況，」這人說道，雙頰顫動著。「它一直是使用三種時間操作，沒有一隻錶能禁得起這樣的折騰，我該料到的。」

「你現在怎麼辦？」

「啥也不做。俺未來六個月會像雞一樣，早上餓了就起來，然後到晚上等老婆睡得和木頭一樣再回家。」

這位工人對計時「科學化」的反應是迴避，這是面對複雜甚於便利的現代科技的一種自然反應。

「我們擁有各種時間！」

《漢普夏電報暨薩塞克斯記事周刊》（Hampshire Telegraph and Sussex Chronicle）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也曾刊出相類似的玩笑：「聖路易（密蘇里州）有標準時、子午時、南方時、西方時，還有其他一大堆時間，只有瘋子才會想要戴上一隻錶。」

對英國人而言，具有多個時區的美國鐵路要比自家的情況更為複雜。不過英國報紙也會報導一些有關國內時間的故事，例如《曼徹斯特信使暨蘭開夏一般廣告報》（Manchester Courier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在一八九五年的一則報導：

一位紳士騎馬經過一位坐在柵欄上的小男孩，柵欄後是他的住家。紳士問他是否住在這裡。

「我正在努力。」小男孩回答。

「好吧，孩子，我想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你能告訴我嗎？」

「我可以，我五分鐘前才從屋內出來，鐘上時針指的是十一。」

「你們用的是什麼時間？」

「噢，我們有各種時間。」

「我指的是你們用的是太陽時還是標準時？」

「我就是這麼說的，我們有各種時間。」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懂？那麼你來我們的房子住上一段時間，你就懂了。我老姐莎兒用的是標準時—就是我們的時鐘；我用的是城市時—這是市政廳的時鐘；女傭用的是太陽時—這是根據光影而定，而老爸老媽把時間都用在爭吵上，他們現在就是如此，我坐在這兒等他們決定要怎麼處理這個柵欄。老天，如果你不想聽到他們的爭吵，你最好別待在這兒，他們的聲音可是大得嚇人。」

那人立刻策馬離開，小男孩又踢掉一塊木板。

這則故事的笑點在於中產階級典型動盪不安的婚姻關係，與一位無所事事的小男孩，但是其對計時方式混亂的描述，正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社會的寫照。

差 5 分鐘下課

《曼徹斯特時報》（Manchester Times）的幽默專欄在一八八九年，也刊出一則有關時間相類似的笑話。

一位困惑的傢伙問道：「先生，請問現在幾點了？」

這位科學人（心不在焉地）回答：「你想知道哪一個——太陽時、地方時，還是標準時間？」再沒有比這個笑話更能突顯當年計時方式混亂的情況了。

當然，困惑與混亂並非對多重計時方式唯一的反應。這樣的情況也是可以大加利用的機會。一些調皮的學生會遊走於各種計時方式之間，例如牛津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鐘塔內著名的大湯姆鐘（Great Tom）是以地方時計時，比其他以格林威治時間計時的時鐘要慢五分鐘。

根據《天文台雜誌》（Observatory Journal）一九○八年的一則報導，一名學生在晚上九時宵禁幾秒後才抵達學校，表示大湯姆鐘的時間還未到九時。門房拒絕他入校，並且表示宵禁的規定行之有年，比大湯姆鐘要早了好幾個世紀。還有一些學生利用這個五分鐘的時差爭辯應該提早下課。一位校友回憶：「我們當時是真的認為應該延後上課與提前下課，這樣每小時就可以省下十分鐘。」

你的身分，決定你怎麼看時間

有關時間的漫畫在一八八四年登上《旁趣雜誌》（Punch Magazine）的版面，就在 IMC 結束沒多久，該會議的一項決議是以二十四小時取代十二小時來計算世界日。

當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則漫畫顯示困惑的時間老人（Father Time）無法辨識倫敦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鐘面為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漫畫家建議最好是將十二小時的時鐘與二十四小時的鐘並列，讓經過的人自行選擇，而不是只有二十四小時的「科學」鐘。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自這些笑話與故事注意到「恰如其分地」報時，其實也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表現。

例如《曼徹斯特信使暨蘭開夏一般廣告報》那則故事中的女傭只會以陽光陰影來看時間，她的雇主則是使用各種時鐘看時間。看時間的方式越機械化，也就代表越摩登，越受人尊重。但是科學性的時間裝置在計時上反而顯得複雜，而不是簡化，這樣的情況導致一般民眾敬而遠之。

科學家大都類似《曼徹斯特時報》幽默專欄中那位心不在焉的學者，熱衷於追求精確，反而使得簡單的問題複雜化。

美國海軍天文台長約翰．羅傑斯（John Rodgers）在一八八一年批評科學家「有時過度強調他們的作用」，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簡單性。他指出：「不在乎科學時的人有一千位，在乎的只有一位。」

這種鄙視科學時的心態可以由《天文台雜誌》的另一則短篇故事看出來，在這則故事中，皇家天文學家喬治．艾里發表奇一篇長篇大論的演說。

在他演講結束後，看來百般無聊的帕默斯頓爵士（Lord Palmerston）不禁小聲抱怨：「格林威治時間是否與永恆有關係？」在眾人眼中，天文學家聰明絕頂，但是不切實際，往往會將日常生活的節奏複雜化。其實，各個階層的英國民眾所要的是在兩者之間：準確性與現代性，沒問題，但是也必須簡單直接。

計時的社會影響不僅是在報紙的趣味版，時間與其測量同時也與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運動相關，例如爭取勞工權益就往往會和時間掛鉤。

湯姆．曼（Tom Mann）在一八八六年的宣傳小冊《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日對勞工的意義》幫助「八小時運動」的發起，在該運動中，費邊社、社會民主聯盟、工會與其他勞工、社會組織聯合推動立法縮短工作日的工時。他們不是將勞工的福利與工作環境或是薪資掛鉤，而是勞工的工作時數。

雖然此一運動遭到挫敗，並沒有帶動減少工時的立法，不過也成功地將時間與工作之間的關聯帶入一八八○年代的公共意識之中，類似一八四○年代的工廠法規定婦女與兒童工作日的工時不得超過十小時。時間的測量在那個年代對政治與經濟都帶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英國充滿改革氣氛的一八四○與八○年代。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