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浪狂風黑水溝中部署的「離岸風電」，能為台灣帶來充滿希望的能源未來嗎？

本文由 高柏科技 合作，泛科學撰文

林唯耕剛回台灣任教時，曾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裡用一立方公分的「氨」做實驗。沒想到氨氣意外洩漏，那股刺鼻的氣味瞬間瀰漫整棟大樓，引來眾多師生抗議。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實驗室裡用氨了。」他在《思想實驗室》的訪談中，帶著笑意回憶這段往事。

這段插曲聽來像是一則工程師的寓言：在理論模型中，氨是太空熱控系統的理想介質；但在現實的辦公大樓裡，它首先是逼人逃竄的臭味。公式本身沒有錯，但現實世界永遠比公式更複雜——它包含了人、成本、風險，以及必須為後果負責的工程師。

高柏科技技術專家、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林唯耕 ，曾任職於美國 OAO 工程部熱流組，深耕電子構裝散熱與熱管技術多年。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他鑽研一輩子的老問題再次被推向科技產業的核心：當晶片運算速度無止境攀升，那股伴隨而生的熱，究竟該往哪裡去？

熱不會讀新品發表會

科技巨頭在發表會上熱衷於談論大型語言模型、GPU 規格與驚人的算力。這些詞彙在投影片上光鮮亮麗，彷彿進步毫無邊界。然而，每一次數位運算都紮實地發生在實體晶片上。晶片會發熱、材料會疲勞老化，一旦設備過熱，系統便會降頻保護。在物理現實面前，再動聽的發表會敘事也必須低頭。

回顧個人電腦發展早期，晶片幾乎不需專屬散熱元件。隨後，鋁製鰭片、風扇、熱管到均溫板逐一登場。這段歷程常被視為技術升級，其實更像是對空間的極限勒索：晶片功率翻倍，發熱源的面積卻沒變大，機箱空間也不可能無限擴張。

林唯耕指出，散熱設計的核心只有三要素：功率、熱源面積與空間限制。他舉例，在標準的 1U 機箱中，若發熱面積約為三十乘三十毫米，氣冷系統在達到八百瓦時就會面臨瓶頸。這並非固定的物理常數，而是取決於空間、面積與氣流的動態平衡。最現實的代價在於，風扇轉速提升的背後，是噪音、電力損耗與空間占用。

因此，「液冷技術」的興起並非單純為了追求酷炫，而是算力密度提升後的必然選擇。它能更精準地帶走晶片廢熱，卻也將新的挑戰帶入機房：漏液風險、流道堵塞、材料相容性，以及維運時的難度。工程的進步，本質上鮮少是徹底消滅問題，更多時候是選擇一組「比較值得承擔」的新問題。

太空教他的，不是把答案搬回地面

太空熱控工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剝奪了地球上最常見的散熱工具。在真空宇宙中，沒有空氣能讓風扇製造對流；受光面溫度破百度，陰影處卻極度嚴寒。工程師必須純粹仰賴熱傳導、熱輻射，以及熱管與環路型熱管（LHP）來搬移熱能。

熱管運作的關鍵在於「相變」——液體蒸發時吸收大量潛熱，冷凝後重回循環。林唯耕比較了銅與水的熱傳導能力：在他設定的特定條件下，實心銅塊約能傳導 120 瓦的熱能；但若每秒有一立方公分的水發生蒸發相變，移熱量可瞬間拉升至 2.4 千瓦（kW）。他強調「每秒」的觀念，因為散熱談的是動態流動速率，而非靜態的冷卻魔法。

儘管如此，太空科技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地面。太空元件因考量重量、功耗與維修難度，偏好無馬達幫浦的被動式設計；但地面 AI 伺服器面臨更高的熱負載與環境溫度，往往仍需幫浦驅動流量。當年那場「氨氣洩漏」事故正是最好的提醒：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是否「適合」當下的場景，始終是兩回事。

好論文，為什麼仍可能造不出好產品

學術研究致力於證明「可行性」，而工業現場則要求「可重複性」——不僅要能運作，還得確保每台出廠的設備都不漏水。林唯耕將此定義為「從 0 到 1」與「從 1 到 100」的差別。後者涉及良率、成本、公差與客戶信任。論文中那次最完美的實驗數據，在產線上往往未必管用。

他從不避談失敗。在高柏科技早期與學界合作時，也曾遇過實驗數據無法複製，或研究方向偏離產業需求。這未必是雙方努力不夠，而是彼此對「成功」的標準不同。為了解決這道鴻溝，高柏科技推動「柏苗啟航創新培育計畫」，每年投入逾千萬資金與成大、中山、台科大等校合作，並指派專業人才在過程中持續微調、校正，確保研發貼近產線現實。

他分享了近期一項液冷工質校正專案。團隊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流量計進行觀測，但由於儀器預設以「水」校正，換成其他化學流體後讀數便出現誤差。最初嘗試用幫浦壓差推算，卻發現缺乏重複性，數據甚至推導出不合理的蒸發率。最後團隊回歸基本面，改用秤重法搭配能量平衡進行交叉驗證，才讓數據成功收斂。

這個故事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產學雙贏」的口號，而在於那段不夠優雅的挫折：假設失效、數據混亂、方法砍掉重練。也正是在這種時刻，企業需要的不只是會算數的人才，而是能洞察研究何時「走鐘」，並有權力喊停、要求重來的關鍵決策者。

林唯耕坦言，過去在校園裡總認為「技術第一、成本第二」，進入商界後才驚覺行銷與信任關係往往才是關鍵。這番話雖然不如科技突破那樣動聽，卻是產品能否進入市場的殘酷真相。再卓越的散熱設計，若無法穩定生產或贏得客戶信任，也僅止於一份精美的報告。

AI 會給答案，誰來負責出貨？

訪談尾聲，主持人國威提出了一個時代難題：假設 AI 能在彈指間生成散熱架構、材料配方與流道設計，企業該選擇全面擁抱 AI 的速度，還是保留緩慢但穩定的工程驗證，以規避潛在的失效風險？

林唯耕拒絕落入二選一的框架。他的觀點是：兩者並存。AI 擅長處理資訊、生成草案；但工程師仍須實作原型，進行嚴苛的性能與可靠度測試，最終由人決定是否出貨。這並非盲目崇拜人類直覺，而是基於一項事實：AI 的資料庫裡，通常沒記載下一次「意外洩漏」或「材料疲勞」的細節，且模型永遠無法為量產結果擔負法律與商業責任。

在 AI 時代，最稀缺的未必是熟練下指令（Prompt）的人，而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能預判答案可能在哪裡出錯、能設計實驗將問題「逼」出來，並且願意為最終的量產品質負起責任。

大眾習慣將雲端想像成輕盈、無重量的空間。但現實中，雲端是由龐大的機房架構而成，裡面裝滿了晶片、管線、泵浦與冷卻液。虛擬算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會在實體世界留下發熱的足跡。散熱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不讓這筆物理帳單，被埋沒在光鮮亮麗的投影片背後。

半導體廠和資料中心的耗電量巨大，隨著護國神山的持續壯大，台灣的電力供應是否還能承受這種壓力？

或許，大海能夠給予我們答案。

在我們的周遭，有一個龐大且源源不絕的能源，但卻長期被我們所忽視——大海。太平洋上的鄰居夏威夷，已經部署了一座 1.25 百萬瓦特（1.25MW）的波浪能發電示範裝置，並即將併入夏威夷的電網。雖然這個發電量看似不大，但一台裝置只需要 38 公尺長、18 公尺寬的空間。想要放置更多的裝置，需要更大的空間嗎？大海有的是空間。

看來從海洋中擷取能源，或許就是台灣能源的終極解答。但為什麼還沒有人大力投入這個領域呢？

從海洋擷取能源

事實上，從海洋中獲取能量的想法並不新鮮。利用海洋的物理或化學特性所開發的能源，稱為海洋能。海洋能可以大致分為多種不同的形式，每種原理各有不同。

首先是波浪能。夏威夷建設的波浪能示範電廠，就是利用波浪的上下運動所產生的位能變化，或者是利用波浪中海水運動所帶有的動能，來產生電力。值得一提的是，無風不起浪。波浪的產生及其動能的來源，來自於風吹過海面時所產生的摩擦力。而風的出現，可能來自地球自轉，或者是太陽加熱地表和空氣所產生的氣壓差，空氣從高壓區流向低壓區，進而產生風。因此，波浪能的源頭其實是地球和源源不絕的太陽能，被視為永續能源。

其次是潮汐能。月球的引力是潮汐漲退的主要原因。潮汐造成海洋水位的變化，產生位能；同時，漲潮和落潮的水流也帶有動能，這兩種能量都可以用來發電。

另一種是海流能。這是利用海洋中洋流流動的能量。例如，台灣附近的黑潮，水流方向不論冬夏，都是由南向北，而且流速相當快，約每秒 1 至 2 公尺。只要在海流中放置水輪機，就能驅動發電機發電。

接下來是較為特殊的兩種方式。溫差能（OTEC，Ocean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利用海水表面和深海之間的溫度差來發電。我們知道，海水表面因為受到太陽照射，溫度較高；越往深海，溫度越低，一般溫差可達 14 至 25 攝氏度。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溫差來發電，原理類似地熱發電。OTEC 系統除了發電外，還可以結合海水淡化、海洋養殖和空調冷卻系統等多種用途，可謂一舉多得。

最後是鹽差能。這是利用鹹水和淡水之間的鹽度差異所產生的化學電位差來發電。發電廠通常建設在河水和海水的交界處，將海水和淡水當作一個巨大的化學電池的兩極。

台灣適合發展海洋能嗎？

地球表面約有 70% 是海洋，蘊藏著無窮的潛力。國際能源總署（IEA）在 2007 年發布的報告預估，海洋每年蘊藏了 21,100 到 93,100 太瓦小時的發電量。作為對比，根據統計公司 Statista 的資料，2022 年全球總發電量為 29,165 太瓦小時。也就是說，海洋蘊藏的能源，足以供給全球所需，甚至可能多出數倍。

海洋能除了蘊藏量龐大之外，發電不需要佔用陸地，又屬於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可再生能源，具備多重優勢。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大力發展海洋能呢？畢竟台灣四面環海，感覺應該非常有利於開發海洋能。但事實上，不是每一種發電方式都適合台灣。

根據工研院於 2018 年整理的資料，台灣的地理環境較有潛力發展的是波浪能、溫差能和海流能。在詳細介紹這些能夠發多少電之前，我們先有個概念作為對照。2023 年，台電系統（不包括民營電廠）發電總裝置容量約為 55 吉瓦（GW），而目前封存的核四，兩部機組的總裝置容量為2.7 GW。

首先，波浪能發電適合的區域包括東北角外海、富貴角一帶，以及澎湖和雲林、彰化外海，發電功率有望達到 2.4 GW。溫差能發電適合的範圍則在花蓮、台東外海，具有 2.8 GW 的發電潛力。至於海流能發電，適合的地區在富貴角、澎湖水道（台澎海峽），以及東部外海的黑潮，共有 4.2 GW 的發電潛力。此外，在金門和馬祖，也有一些潮汐能發電的潛力。

總計而言，台灣的海洋能蘊藏量至少有 9.4 GW 的潛力，相當於七部核能機組的發電量。這樣的發電潛力也意味著巨大的經濟價值，估計海洋能市場的產值可達數兆台幣。

發展海洋能的困難之處

既然海洋能蘊藏量龐大，為什麼我們至今未見台灣有大規模的海洋能開發計畫呢？

首先，海洋能的技術發展仍存在許多挑戰。在各種海洋能中，潮汐發電目前最接近成熟的商業化階段，且已有正在運作的商業發電廠。例如，全球有十多座潮汐發電廠在運作中，其中韓國的始華湖潮汐發電廠是全球最大的，發電容量達 254 MW。此外，還有一些潮汐發電廠處於規劃或建造階段。

然而，潮汐發電的效益取決於潮差（滿潮和乾潮之間的水位差）的大小。一般而言，需要潮差達到 5 公尺以上才有經濟效益。台灣除了金門、馬祖等外島之外，潮差均不足5公尺，因此潮汐發電的潛力較低，並非首選。

至於台灣適合發展的波浪能、溫差能和海流能，目前全球的發展進度都較為遲緩。以波浪能發電為例，雖然蘇格蘭曾有過小規模的商業化案例，但已經退役。不過，最近也有新的波浪能計畫正在進行，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夏威夷案場，這是愛爾蘭公司 OceanEnergy 在夏威夷設置的波浪能轉換器 OE-35，裝置容量為 1.25 MW。另外，瑞典公司 CorPower Ocean 在葡萄牙設置了 C4，裝置容量為 600 kW。雖然規模不大，但已達到商業化的程度，有望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新的商業化發電方式。

至於溫差能、海流能和鹽差能，都還處於技術發展或小規模實驗測試階段，距離成功商業化發電還有一段路要走。

那麼，海洋能發展緩慢的原因是什麼呢？技術層面是一大挑戰。首先，海水對電器設備具有腐蝕性。同時，海上的強風大浪可能造成設備損壞。海洋生物也會附著在設備上，影響其運作效能。因此，打造耐用且抗生物附著的海洋能發電設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挑戰。

此外，即使我們能夠製造出能夠承受各種海洋環境的發電裝置，是否能長期高效地發電也是一個問題。如果無法建立耐用且具有一定規模的海洋能發電設施，成本將無法下降，進而阻礙海洋能的開發。

台灣在海洋能開發的進展

在波浪能方面，工研院開發了「懸浮點吸收式波浪發電」系統，包含具有運動模組和浮筒模組的上浮體，以及具有穩定作用的下浮體。當波浪經過時，上、下浮體會產生相對運動，能量擷取系統藉此吸收波浪的能量。

國家海洋研究院則與台灣海洋大學合作，進行「振盪水柱式波浪發電系統」的研究。該系統利用波浪的上下擺動，擠壓空氣艙內的空氣，將空氣擠出至口徑較小的排氣口，造成空氣流速加快，進而驅動排氣孔中的扇葉發電。成大也有實驗室透過數值分析軟體，進行發電裝置最佳化設計的研究。

在海流能方面，國家海洋研究院、台灣大學、中山大學和台灣海洋大學均參與了「浮游式洋流發電機組」的研發。發電機艙採流線型設計，類似一台風箏。機艙後方的葉片在受到洋流衝擊後轉動，驅動發電機產生電力。目前，20 kW 級的發電機組「錨碇」已在90公尺深的海中初步測試成功。中研院也正在研發 100 kW 等級的渦輪機，預計今年在台東外海下水測試。

在進度較慢的溫差能發電方面，台泥預計在和平火力發電廠打造台灣第一個溫差能發電系統。

未來展望與政策目標

不知不覺中，台灣在海洋能的開發上已經投入了不少資源，雖然還需接受海洋環境的考驗，但前景可期。根據目前的政策目標，台灣將從技術較為成熟的海洋能開始，分階段推進。目標是在 2030 年完成 10 萬瓦特到 100 萬瓦特等級的示範發電機組，並於 2035 年設置 100 萬瓦特到 1000 萬瓦特的商業發電機組。根據屆時的技術發展狀況，期望在 2050 年達成裝置容量 1.3 至 7.5 GW 的目標。

在政策執行方面，海洋能開發涉及多個部會的管轄，如環境部、農業部漁業署、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等。為簡化申請流程並促進開發，設立單一窗口相當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最近的消息，台灣已有民間公司提交了 100 kW 的波浪能示範電廠申請，預計最快在 2025 年完成台灣首個海洋能示範場。

台灣作為四面環海的島國，有機會在這個領域取得突破，為未來的能源供應找到新的解決方案。

北風和太陽，你賭誰贏？

台灣為了發展綠能卯足全力，風力與太陽能是最受關注的兩大巨頭。這幾年太陽能就像開了加速器，建置量扶搖直上，產生的討論與爭議當然也不少。但在風光併行的策略中，風機的關注度似乎就沒有那麼高。

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太陽能板近年大量設置，甚至出現在我們的周圍，因此產生更多對於環境影響的討論。

然而風機不比太陽能，單一支風機隨便就超過 20 層樓高，十分巨大。不僅建設成本較高，也需要蓋在遠離人群的地方。

但是，為何風機一定要如此巨大，甚至跑到外海去蓋呢？那麼巨大的風機，對環境生態會造成多少衝擊？

到海上去蓋風機有什麼好處呢？

蓋在海上，遠離陸地的風車我們稱為離岸風機。雖然風電的新聞版面不如光電，但其實一直有持續在進展。例如今年 6 月，台中外海的渢妙風場，就才剛遞交行政契約簽署文件，該地的最大裝置容量預計有 1800MW。

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能感受到風力發電的開發比光電吃力許多。其中原因是，要將風力發電廠從陸上搬到海上，要付出的代價可不小。根據經濟部的資料，如果用年發電量一百萬瓦來算，設置離岸風電的裝置成本約 1 億 5 千～1 億 7 千萬元，幾乎是陸域風電廠的三倍。此外，離岸風電開發流程也比陸域長，經過前期的選址調查與評估後，還要另外花 1～2 年安裝水下基礎，才能建置風力發電裝置。既然如此，在討論離岸風電之前，我們應該先問問，跑去海上找風電有什麼優勢呢？

最常聽到的理由是噪音的影響。風力發電運轉過程持續發出低頻噪音，對周圍環境帶來噪音污染，引起居民反彈。環保署原本規定，風機與最近建築物距離 250 公尺以下就必須做環評，不過由於近年來仍爭議不斷，今年初更修法將門檻提高到 500 公尺。

而且台灣的陸域風機已經發展了二十幾年，優良風場飽和後，接下來如何權衡容量擴張和環境影響成為一大課題。因此往海上發展便成為重要的選項。

不過除了沒地可用這個原因之外，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更吸引人的因素其實是海上更加豐沛的風電資源。之前我們在介紹「宇宙太陽能」那集的時候，有提到科學家考慮將太陽能板送到遠離地表的太空中，好避開夜晚與雲層的影響，能不分天氣接收直接日照。

建置離岸風電也是一樣的道理，遠離陸地的平坦海面可以讓氣流暢行無阻。相較之下，陸地上的建築物，植物，地形等等都會顯著地拖慢地表附近的風速。更進一步，越往上空，風速被地表建物影響的幅度就越小。因此風機一支比一支高大，原因除了受風面積增加之外，在於高處的風能也更加豐沛。

最重要的是，風能和風速的三次方成正比，也就是說，風速只要快兩倍，風力發電的功率就會直接翻八倍。因此風速幾乎可以說是頭號考量因子，而高風速的外海也成為了最佳的選擇。

平常站在海邊，海風就已經常讓人站不穩了，但其實從平均風速資料可以看到，台灣海峽附近離海岸線十公里以外的海上風速更是快上許多。尤其台灣海峽北半部相較其他鄰近海域，蘊含的風能可說是相當驚人。這是因為台灣海峽位在中央山脈和中國的武夷山脈中間，兩座山脈形成天然管道，而且方向剛好與盛行的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方向一致，每當季風流過山脈中間時，就會加速通過形成強勁的風場，就像兩座高樓大廈中間總是吹著強風一樣。

說到這裡，台灣要發展離岸風電，可說是需求與資源兼備。從 2012 年 7 月，經濟部公告「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開始，台灣的離岸風電已經發展超過十年。不過，離岸風電近期進度有待追趕。根據 109 年經濟部能源轉型白皮書台灣風力發電推動方案，2025 年離岸風力發電累計設置容量的目標是 5.7 GW。但統計到今年五月，離岸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只有 1.15 GW，雖然預估到年底達 2 GW，但還是不夠快，這也讓經濟部原本預計 2025 年達成的再生能源佔比 20% 目標，延至 2026 年 10 月才可能達標。。在政府與企業積極向海借地來蓋風力發電廠時，遇到了什麼問題呢？

離岸風電對環境有影響嗎？

儘管我們剛剛提到，離岸風電對岸上居民影響較小，但是對於海上的居民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舉例來說，首當其衝的就是空中飛的鳥與蝙蝠。風力發電機組的葉片高速旋轉，時常讓空中的鳥類與蝙蝠閃避不及而撞擊死亡。一篇 2013 年的研究估計，北美洲的風電扇葉每年殺死的鳥隻數量約介於 14 萬到 32 萬之間，雖然這是針對北美陸域的調查，但由於台灣海峽也是許多鳥類跟蝙蝠的遷徙路線，豎立在台灣海峽的風力發電機必然會成為不少生物的絕命終結站。

面對這類的鳥擊事件，許多較新的風力發電機組開始引進新型態的防鳥設計。像是在機組周圍裝設音波偵測器、熱感應器，藉此來監控鳥類與蝙蝠活動，並依據監測結果停機降載。此外，還有一份 2020 年的研究將風電機組的其中一個扇葉塗黑，並發現該機組的鳥擊事件數量降低 70%。研究人員表示這是因為單一的黑色扇葉可以減少高速旋轉的動態模糊，讓鳥類看得更清楚。不過比起這些預防措施，最根本的做法是從謹慎的選址做起，讓風場遠離鳥類的聚居地，例如候鳥遷徙路徑上的濕地或是過境棲地，降低風機和鳥類接觸的機會。

當然，鳥擊的威脅是陸域和離岸風電都會有的難題。而離岸風電雖然遠離我們居住的陸地，不會對我們產生噪音危害。但建造和運轉期間所帶來的「水下噪音」，卻對當地，也就是海洋生態帶來不可忽略的影響，也因此成為離岸風場環評的一大關注重點。

在建造離岸風電機組時，需要先在海床上打樁作為固定的基礎，才能繼續往上建造風力發電機組。打樁的過程就等於將一根超大的釘子打入海床中，會產生極大的撞擊聲，雖然打樁的噪音是短期的，蓋好之後就不會再有了，但在運轉期間，離岸風場也會和陸上機組一樣發出低頻的嗡嗡聲。不論是打樁還是運轉的噪音，都會在海水中傳遞，影響到海中生物的生存。

由於聲音在水中傳遞速度快，損耗低，加上海水中光線不足，能見度較低。魚類跟海洋哺乳類等生物的聽覺自然演化得比視覺靈敏，讓他們有了非常廣闊的聽覺「領域」。因此從生態保育的觀點來看，海底噪音跟地上的噪音一樣，需要嚴密的監控和管制，否則會對海洋生物的感知與溝通能力帶來極大的影響。

環保署在 2022 年的二月將海事工程打樁噪音的規範訂為單一次打樁不能超過 190 分貝、打樁超過 160 分貝的次數不能超過總打樁次數的 5%。國內研究也建議打樁開始前 30 分鐘，必須確認沒有鯨豚在方圓 750 公尺內；並以緩啟動模式開始打樁，讓附近鯨豚可以及時迴避。畢竟，瀕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就棲息在台灣西岸中段的沿海區域，和最有開發潛力的風場地區高度重疊，因此在設立風場時需要格外地謹慎。

離岸風電可能帶來的環境負擔，需要在建造前以及運轉期間持續監控。但目前台灣發展離岸風電遇到的最大瓶頸，其實並不是環評與選址等環境問題，而是其他供應面的限制。

離岸風機的施工問題

前幾年在 COVID-19 疫情的籠罩下，各項工程與供應運輸時程難免延宕，國內離岸風電的建置進度大幅落後。此外，政府政策、國外廠商的商業決策、以及資金流動等等現實問題，都影響到台灣離岸風電的發展。

離岸風機的建設，不是選址選好了就萬事解決，這些巨型建築的架設也是一大挑戰。要知道，過去 3MW 的陸域風機，葉片的長度就可能超過 30 公尺。建設在外海，裝置容量超過 10MW 的離岸風機，葉片的長度會超過 100 公尺，整支風機的高度更可能來到 260 公尺，蓋一座風機就像是在蓋一座摩天大樓。

要在海面上搭建如此龐大的建物十分具有挑戰性，各個大型組件需要先在陸地上做好，運到港口，再由工程船隻載到海上進行組裝。

而能攜帶並安裝這些部件的「安裝船」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而且不只台灣，近年來為了趕上對再生能源的需求，從歐盟到中國等國家的離岸工程開發案不斷成長，相關船隻的需求和價格也水漲船高。這使得台灣開發商想要租到合適的工程船變的越來越困難，已經做好的組件只能放在港口等待安裝。

面對這樣的困境，國內造船產業也有所回應。在今年六月，台灣國際造船宣布，亞洲最大的海事工作船「環海翡翠輪」已經完成交船。全長 216.5 公尺、寬 49 公尺，甲板面積有相當於 1.3 座足球場的超大面積，足以提供進行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及大型風機的運輸與安裝作業。目前環海翡翠輪已經行程滿檔，工程已排程至 2025 年。

結語

雖然目前進度落後，但根據政策的規劃，台灣還是會持續興建離岸風場，往能源轉型的目標前進。

但除了劃更多區域、建造更大型的風機，風力發電還有別的玩法嗎？除了常見的水平軸三葉式風車之外，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在拚發電量以外，有沒有對生態影響更低的風力發電方式？如果你也對其他型態的風力發電有所好奇，就請使出超級感謝，或加入會員來敲碗吧！如果你看不過癮，也可以看我們與 taiwan keywords 合作的這一集，看我如何挑戰爬上 23 層樓高的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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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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