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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追求快樂吧?但我笑著笑著就哭了——《憂鬱的演化》

左岸文化_96
・2019/03/26 ・3548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58 ・八年級

當我們追求快樂,我們就會快樂嗎?

可惜這些書不是真正的快樂,我們的傷從不肯完全的癒合 。圖/pxhere

我們是唯一的物種,會依靠文化來引導自己找出哪些感覺值得嚮往,又該如何處理令人令人不快的感覺。在人類嘗試「糾正」低落心情時,一直都不只是靠自己。從來沒有一種動物像人類一樣,有這麼多關於心情低落時該怎麼做的建議可以參考――精神上的、藥物的、心理學的、源自民間的都有。

過去十五年來,我們看到一股趨勢掀起,探討快樂與教人如何變得更快樂的心理學和科普書籍不斷成長。理想上,這些資源應該作為抵抗憂鬱症的堡壘。但事與願違,真實情況可能是相反的。我們以優勢文化建立心情方面的規範,雖然立意想必是良好的,卻令憂鬱症的流行更加惡化

在西方,有一股促使人感受快樂的強大驅動力。這個傳統在美國尤其根深柢固。確切地說,我們很難想到任何比追求快樂還要能代表美國的事物。快樂和生命、自由一起被寫入《獨立宣言》,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想要快樂這件事,就跟蘋果派一樣美國。但是我們到底應該要多快樂?比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還要快樂嗎?

情況似乎是這樣。在數千份訪談資料中,研究人員要求不同國家的人評估各種心理狀態的吸引力與適當性,分析結果發現,澳洲人和美國人比臺灣人和中國人更喜歡愉悅、受歡迎這些正面狀態。

史丹佛大學的珍妮.蔡(Jeanne Tsai)所做的跨文化研究同樣也指出,歐洲裔美國人最重視某些特定形式的快樂,會把熱情或興奮這樣的狀態理想化,她稱為「高激發正向狀態」(high arousal positive state)。相反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試驗則指出,東方人重視其他形式的快樂,最理想化的狀態就是安詳和平靜,她稱為「低激發正向狀態」(low arousal positive state)。

文化會灌輸我們什麼是理想標準的感受,據此,文化差異在人生早期就出現了。圖/pexels

文化會灌輸我們什麼是理想標準的感受,據此,文化差異在人生早期就出現了。研究人員發現,讓年幼的兒童評斷各種笑容照片時,美國兒童偏愛興奮笑容多過平靜的笑容,臺灣兒童則沒有這種偏好。美國人偏好高激發正向狀態,這或許有許多成因,但部分都出自一個重視活潑快樂的媒體環境。一項圖像分析研究發現,美國女性雜誌的笑容照片多是興奮的笑容,但是當中平靜的笑容照片,則比中國女性雜誌裡的還少。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想要活力、自由,還要快樂。盡可能追求最大的快樂有什麼不對?你愈重視你的快樂,就會愈快樂,對吧?

你愈重視你的快樂,就會愈快樂?那可不一定喔。圖/pexels

錯,令人信服的近期研究這樣說。

因為一定要快樂,反而不快樂

心理學家艾莉絲.莫斯主持了兩項相關研究,從中找到證據支持另一種假說:

比較重視快樂的人,得到預期快樂的可能性比較低。

在第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提出了一份問卷,用途是評量受試者在多大程度上把體驗快樂作為基礎目標。莫斯和同事發現,有些人對快樂特別重視,還下了註解:「如果沒有覺得快樂,也許是我有什麼問題」「為了讓生命有意義,大多數時候我都得覺得快樂」。令人意外的是,比起自認不重視快樂的女性,宣稱自己比較重視快樂的女性其實比較不快樂。

具體說來,高度重視快樂的女性表示,她們對自己生命的整體過程比較不滿意,而且較容易受到憂鬱症症狀侵擾。更奇怪的是,太重視快樂反而會困擾生活壓力小的女性――她們才應該是最能輕鬆得到快樂的人。

第二項研究是一個很巧妙的實驗,研究人員在實驗中嘗試短暫地提升參與者對快樂的重視程度。他們的方法是讓一群參與者閱讀一篇假造的報紙報導,內容是頌揚達到快樂境界的重要性(另一群參與者閱讀的報導則與快樂無關)。在實驗過程後半段,參與者看了兩部不同的短片。閱讀頌讚快樂報導的女性說自己看完快樂的影片後,感覺沒有那麼快樂。研究人員再度推斷,重視快樂可能反而會令人感覺比較不快樂,尤其是在快樂唾手可得的時候。

圖/pixabay

這些實驗幫助我們了解,優勢文化的心情規範何以可能使憂鬱症更加流行。我們現在的文化風氣是,追求快樂的步驟就如同達到其他目標一樣。只要我們努力追求快樂,就能掌握快樂,正如學會使用新的電腦軟體、彈鋼琴或者說西班牙語。然而,如果變快樂不能與其他類目標一概而論,為了增加快樂而付出努力,就可能會產生和期望相反的結果,讓我們失望―――也許還會憂鬱――因為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

無法達到預期目標,所以我們變的失望

莫斯和她的同事推論,設下目標、想要變得更快樂,就像站上一臺奇怪的跑步機,跑得愈努力、速度就變得愈快。提高快樂標準,就會使得想要的感受和實際的感受之間落差變大。我們從珍妮.蔡的研究中得知,西方人一般會把興奮和其他的高激發正向狀態理想化。

雖然這是一般趨勢,但她指出,理想化的強烈程度因人而異。更重要的是,把正向情感過於理想化的人,想要的感受和實際上得到的感受,落差可能很大。這個落差的大小能預示憂鬱症狀的強度。正向情感的理想程度與實際感受之間的落差愈大,憂鬱症的症狀也比較多。

把快樂目標設得很高的人受到低落心情打擊時,就像努力想成為億萬富翁的人收到法院查封通知。圖/pixabay

這並不令人意外,把快樂目標設得很高的人受到低落心情打擊時,就像努力想成為億萬富翁的人收到法院查封通知。若你認為高度正面的心情應該很容易達成,就會把長期心情低落當成一種羞辱,也許還會引起你自我懷疑,把自己孤立與汙名化:

「我哪裡出了問題?」

對負面感受所抱持的負面感受,會讓壞心情變得更有破壞性。人如果為自己的心情設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在感受到焦慮或悲傷等負面情緒時,可能會比較難接受或容忍它們。說也奇怪,能夠接受負面情感,不再努力讓它們消失,長期下來,似乎與感受惡化無關,反而與感受好轉的關聯較大。有證據顯示,人在接受負面感受之後,對那些經驗的關注和負面評價反而會比較少。有一些研究指出,在負面感受出現時能加以接受的人,往後出現憂鬱症症狀的可能性比較小。

短暫存在的愉悅感,享樂適應會如何影響我們?

歸根究柢,追求快樂的強烈文化規範讓我們遇到了麻煩:我們的情感系統並不是以實現最終持久的愉快狀態為目的。

在追求其他有重大演化意義的目標時,情感系統會以欣快感獎賞我們。舉例來說,當你發生性行為、或者最想邀請的對象答應和你一起參加舞會,欣快感就會出現成為獎賞。這些獎賞出現的頻率本來就很低,數量不大。

圖/pixabay

的確,兔子吃完胡蘿蔔之後的愉悅感,是牠找到胡蘿蔔而得到的獎賞,但是身心健全的兔子不會就此滿足。兔子最終能活得夠久、繁衍出更多下一代,是因為愉悅感會中止後,兔子期待更多的愉悅感,才會趕快去尋找更多胡蘿蔔。

一個目標達成後,強烈的幸福感消失得很明顯,心理學家與經濟學家還為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外號:享樂適應(hedonic adaptation)。這種現象的影響力很強大,而且研究證實它簡直無所不在:無論是在購買一輛拉風的跑車、得到重大的升遷,還是搬進一間很酷炫的新公寓之後,愉悅感都會隨著時間(通常短得驚人)消失。

享樂適應和我們遵循不了的文化規範湊在一起,是一個殘酷的組合。人會經常到不了強烈愉悅的境界,然後視之為失敗。在這些條件限制下,捷徑便顯得很誘人。忘了必須實現具有重大演化意義的目標,現在就給我愉悅感吧,拜託。吸食快克幾乎立即就會產生快感,但卻不能持久。長期下來,走快樂捷徑的人就會引火自焚,情感系統終究會主宰一切。

本文摘自《憂鬱的演化:人類情緒本能如何走向現代失能病症》,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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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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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的出版旨趣側重歷史(文明史、政治史、戰爭史、人物史、物質史、醫療史、科學史)、政治時事(中國因素及其周邊,以及左岸專長的獨裁者)、社會學與人類學田野(大賣場、國會、工廠、清潔隊、農漁村、部落、精神病院,哪裡都可以去)、科學普通讀物(數學和演化生物學在這裡,心理諮商和精神分析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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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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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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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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