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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所以悲痛:從喪親看我們面對死亡時的傷慟歷程——《憂鬱的演化》

左岸文化_96
・2019/03/25 ・3938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79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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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pixabay

我們想到喪失親友時,腦中最先浮現的通常是死亡一事在文化中的外在表飾:

棺材、墓園、反覆聽見的哀悼之詞「我很遺憾」、黑色、殯儀館。

要釐清憂鬱的歷程,就從動物的喪親之痛開始著手

愛爾蘭人在守靈時喧鬧地講述往事,或者猶太人遮蓋鏡子並進行七日服喪儀式的習俗。無論遵循什麼傳統,心情低落和憂鬱都是失去親友時會經歷的過程。要將憂鬱症研究清楚,我們需要詳細分析失去親友導致的心情變化。為了釐清整個過程的起因,我們就從研究動物著手,喪親之痛最原始也最基本的形式著手——研究動物。

圖/Eric Kilby@flickr

以一隻失去孩子的黑猩猩媽媽為例,科學團隊在幾內亞拍攝到牠守護屍體的影片。牠照看屍體,拿著一根長滿葉子的樹枝趕走周圍飛來飛去的蒼蠅。這段影片很短,但拍攝影片的科學家證實黑猩猩媽媽在屍體旁邊待了數天。一段重要的關係終結,一般來說是很重大的事件。

也曾有人目睹圈養的大猩猩媽媽在孩子死去後,做出類似的事。德國明斯特動物園有一隻十一歲的大猩猩嘉娜,牠曾被人看見走到哪都帶著自己死去的寶寶克勞帝歐;有時候是抱著,有時候是背著。牠會對著屍體又戳又撫摸,宛如希望孩子活過來。結果並沒有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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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猩猩會不會悲痛?所有跡象都指出答案是肯定的。一隻大猩猩不吃、不睡、不四處探索,看似把心思放在剛剛失去的東西上;這些徵兆無疑和人類悲傷時表現出來的跡象很類似。如果我們從這隻大猩猩媽媽身上採集生物樣本,我們一定會看到類固醇荷爾蒙增加的現象,而同樣的現象在悲痛的人類身上很明顯。在所有哺乳類物種當中,與至親分離和失去至親都會造成壓力指標顯著上升。行為及荷爾蒙的跡象綜合起來便可看出,大猩猩在孩子死去後,的確會感受到低落的心情。

悲痛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圖/youtube

當社交性動物的感情聯繫斷絕時,會立即感到痛苦

然而從演化的觀點來看,為什麼「悲痛與哀傷」會如同法國作家拉馬丁所言,「比快樂更能將兩顆心緊緊繫在一起」?哺乳類物種大多是社交性動物,會與母親、同伴、伴侶形成強烈且持久的感情聯繫。最重要的聯繫若斷絕,或者有斷絕的危險,會立刻激發痛苦。如果聯繫無法復原――例如在有人死去的情況下――心情便會開始低落。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就曾經說過:「悲痛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

情感系統會監控重要的關係,因為在社交性物種當中,「關係」是不可或缺的。跟我們同族的其他成員,也就是同種的個體,會為生存和繁衍做出重要貢獻,例如尋找及提供食物、針對危險做警戒與防護,以及撫養年幼成員。有成員死去時,生存繁衍就會受到「適應性降低」的影響;適應性降低是一種簡略的說法,意思是可供生存繁衍的資源變少了。團體中若有一個成員死去,活著的成員就必須團結合作,重建這些資源。

如果有一份演化分析報告,我們大概可從中推測,失去孩子對母親而言,特別令人悲傷。因為這對適應性是嚴重的打擊,而且直接降低了母親將自己基因傳遞下去的機會。從數個人類文化收集而來的資料證實,最強烈的悲痛是由孩子死亡所引起的。此外,孩子如果是在接近生育年齡時死去,引發的反應又最為劇烈。這是另一個線索,足以顯示悲痛與適應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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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一個父母或供養者也會降低適應性,在世的親屬可能無法取得食物或避開掠食者。除非這個群體能得到幫助,否則其生存就會面臨危險。心情低落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代表生存可能陷入危險。就連陌生的對象死去,都可以觸發低落的心情。在遠古時期,一個物種當中若有一個個體死亡,通常代表環境不利於生存繁衍:附近可能有疾病或敵人。這種時候,最聰明的做法就是至少暫時保持低調。

圖/imdb

失去摯愛引發的強烈悲痛,是引起憂鬱症的重要因素

在人類當中,死亡是激發低落心情的一種強大因素。我們可以說每一個文化都發展出了以死亡為中心的複雜儀式以抒發、控制並掌握低落的心情。由於我們有能力用言語表達思想及情感,摯愛對象(也包括愛人以外的人)的死在我們身上,可能比在其他物種的身上更能激發情感。人類可以刻意藉由回想過去發生的事來記住一個最近死去的人。語言給了我們工具,讓我們可以思考永久失去某人的重要性及含意。確切地說,我們對死者的思念和對生活少了他們之後的擔憂,經常會在言談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幾乎每一個痛失摯愛的人都會經歷心情低落期,時間長短各有不同――從數小時、數天、數週到數月都有可能,有時候甚至會持續數年。因為失去至親好友而悲痛的人大多不會罹患嚴重影響健康的憂鬱症,但是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會陷入一段臨床上很顯著的發作期。沒有人能避免面對死亡,所以死亡一直都會是引起許多人憂鬱的因素。即便統計資料不完善,我們也可以推估大約四分之一的憂鬱症病例與傷慟有關

有了這些數字,加上幾乎人人都會遭遇傷慟,我們不難提出有力的論據來支持相關研究,觀察人類對死亡的反應,以了解低落心情及憂鬱症。事實上,如果造成低落心情及憂鬱症的樣本情境是無法挽回的失落,而且還是摯愛之人死亡,那麼邏輯上來說,傷慟應該會是憂鬱症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然而這個議題並未受到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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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imdb

舉例來說,二〇一〇年共有四百零四篇論文發表於探討範圍遍及所有情感疾患的重要精神病學期刊《情感疾患期刊》(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但討論到傷慟的只有三篇。同樣地,近年出版的《國際憂鬱症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Depression)厚達五百七十四頁,關於傷慟的內容卻只占了三頁。這些數量代表了傷慟這個議題在憂鬱症研究中的地位。「傷慟」與「憂鬱症研究」極少同時被提起。

之所以有這種情況,是因為就研究領域來看,傷慟與憂鬱症一直到不久前都還分屬於兩個完全分開的學界。研究憂鬱症的人和研究傷慟的人大體而言處於不同領域,在不同期刊發表論文,出席不同的研討會,而且在根本上驅策他們的研究問題和考量也不同。

如何區分憂鬱症及傷慟?了解傷慟在憂鬱症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憂鬱症與傷慟之間存有隔閡,顯著證據就是,在面對與死亡有關的低落心情時,研究人員一直沒有找到它在現代診斷系統中的定位。舉例來說,有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這本心理疾患診斷的官方聖經中, 親友死亡兩個月內出現的憂鬱情況經常不被稱為「憂鬱症」。

親友死亡引起的憂鬱症反而被歸到另一個範疇,稱為「單純傷慟」(simple bereavement),但研究人員並未指出它與心理疾患或症狀的關聯。其實,在一個人可能發生的所有不幸中,傷慟是歷史上唯一有可能推翻憂鬱症診斷的人生事件。怎麼會這樣?要了解原因,我們必須回溯這本診斷手冊的第一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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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疾患反映出來的是疾病,它們並不屬於正常的心理變化。

照疾病模型的原則來看,憂鬱症的症狀必定會反映出官能異常。問題是,DSM體系的創建者認為,人在傷慟的情況下,經歷短暫的憂鬱期,可能是很典型、甚至具有適應性的現象。與傷慟有關的憂鬱症使得這種疾病模型陷入了窘境,因為傷慟會產生和一般認定的憂鬱症相同的症狀,但不會反映出任何官能異常現象。因此,將與傷慟有關的憂鬱症(被認為具有適應性)排除在憂鬱症(被認為是一種疾病)之外,對於保持「DSM中記載的所有情感疾患都是官能障礙」的前提來說很重要。

圖/pixabay

一個人表現出來的症狀被認為是某種官能障礙,也就是從憂鬱症模型來看,是「電化學干擾」所造成的後果,這種觀點影響深遠,我們以此明顯劃分出有意義、甚至健康的憂鬱症和與其相反的憂鬱症。將傷慟引起的憂鬱症與其他憂鬱症分隔開來,並不是什麼深奧難懂的診斷實務;此舉會影響到數百萬人如何被其他人看待、治療,以及評斷。我們以為這樣的切割有其根據,也就是有大量證據證明,傷慟性與非傷慟性憂鬱症在一些重要層面上確實有所不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直到最近,才有科學家根據實際資料,相互比較憂鬱原因是傷慟與非傷慟的人,重新檢討是否要讓傷慟排除在心理疾患之外。如果透過這樣的試驗,我們能發現,由不同觸發事件引起的憂鬱症都很相像,就能支持這個觀點:我們的情感系統運作設定為,對於任何重大失落,都以大致類似的方式作出反應──無論失去的是至親的人,是工作,還是名譽。

我們得到的結論確實支持以下見解:無論形成原因是喪偶還是失去畢生積蓄,憂鬱症就是憂鬱症,無可否認。

有了這些新的研究發現,心理疾患委員會總算在二〇一三年發行的最新版 DSM-5 中,取消了傷慟排除條款。我們不再受此條款影響之後,便能用更一致的方式去觀察憂鬱症,並了解傷慟在憂鬱症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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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憂鬱的演化:人類情緒本能如何走向現代失能病症》,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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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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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的出版旨趣側重歷史(文明史、政治史、戰爭史、人物史、物質史、醫療史、科學史)、政治時事(中國因素及其周邊,以及左岸專長的獨裁者)、社會學與人類學田野(大賣場、國會、工廠、清潔隊、農漁村、部落、精神病院,哪裡都可以去)、科學普通讀物(數學和演化生物學在這裡,心理諮商和精神分析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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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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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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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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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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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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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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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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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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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個案系列:社交焦慮,綁架痊癒?!
胡中行_96
・2023/07/20 ・1412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在銀行後巷泊好車,49 歲的巴西男子準備去領錢。幾名歹徒忽然竄出,持槍敲頭,將人押上另一輛車。數小時的挾持下來,他著實覺得要死了。[1]

圖/Jose P. Ortiz on Unsplash

社交焦慮症

男子自幼羞澀,畏懼表演和社交。少年時期開始,每逢跟人互動,就顫抖、心悸、發汗。他不搭大眾交通工具,免得其他乘客打量;空有文憑與工作能力,卻頻繁轉職,就是沒膽於同事身旁用餐;報名學寫程式,半途而廢,僅因在同學面前打字極不自在。20 好幾的時候,有個電視節目介紹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他看完,主動就醫。[1]

社交焦慮症是常見的焦慮症種類,高達 13% 的人口在一生中曾患此疾。一般發病甚早,始於青春期。若未妥善治療,可能衍伸其他類型的焦慮症憂鬱症(depression)及物質成癮等問題。[1]

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附設精神醫學機構的醫師,開立鎮靜劑clonazepam,有時再加上抗憂鬱劑。儘管藥物稍能穩定其情緒,卻苦無適合的心理治療。他依然坐困家中,繼續母胎單身。直到 31 歲情竇初開,晨露般純淨短暫的交往,靠電話線懸繫著,連面都沒見上便結束了。37 歲那年,男子憂鬱、失眠、體重劇變、缺乏興致。抗憂鬱劑 nortriptyline 雖將他從低潮撈起,無奈焦慮的宿疾依舊。[1]

創傷經驗

49 歲時,男子赴銀行提款險些沒命,心靈受到莫大衝擊。依據精神醫學的研究,再來至少有兩種可能的發展:一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二是「拍斷手骨顛倒勇」(phah-tn̄g tshiú-kut tian-tò ióng[2])的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亦有文獻認為兩者得以並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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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後成長是災難性經驗帶來的正面心理影響,例如:轉變信仰、改善人際關係、學會珍視生命,以及提升對自我形象和能力的觀感等。一方面,破壞得大到足以摧毀定見,好創造擁抱新認知的契機;另方面,接下來的反芻,必須賦予該事件意義。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過程,如同地震滅村,重建起的樓房可以耐震堅韌。[1]

意外誠然可遇不可求,強度更是無從拿捏;爾後的劇情往哪走,並非全憑運氣。當事人如果勇於面對,不逃避思考及討論其經歷,便有從中蛻變昇華的希望。[1]

創傷後成長

先是遭擄,然後獲釋,「到頭來我活著,像個贏家」。不會情感麻痺,沒有創傷記憶湧現,並未因此變得神經兮兮,也不刻意迴避相關情境。男子不僅無恙,竟然連焦慮也好了。「曾以為旁人都想著我,很怕被批評。挾持事件後,這般想法毫無意義。」他解釋:「…我領悟到問題源於內在,我決定自己受什麼左右。」不久,男子任職的公司財務困難,薪水減半,他也雲淡風輕。「那個經歷使我茁壯,若是過去大概無法擔待。然而現在我知道,綁架都沒致命,這次更不會。」[1]

意外發生後,他從此敢在同事面前進食;參加了健身房;較常約會;而且搬離與母親同住的家。時至 2021 年,他的醫師發表其個案報告,擔任行政助理的男子已經 57 歲了,情況依然穩定,享受休閒活動和外出,「人生比從前多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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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ühne V, Vigne P, de Menezes GB, et al. (2021) ‘The Remission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fter Trauma: A Case Report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692637.
  2. 中華民國教育部「拍斷手骨顛倒勇。」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Accessed on 12 JUL 2023)
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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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個案系列:如何區別「附體」跟「恐慌」?
胡中行_96
・2023/07/17 ・1793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約莫 30 年前,家庭經濟艱困,這名新加坡華人婦女選擇墮胎。固然有丈夫支持,仍深感愧疚羞恥。術後,她「聽到」誦經,並「看見」床舖上腐屍橫臥。[1]

圖/Nicate Lee on Unsplash

症狀再現

2017 年,婦人覺得整週被惡靈騷擾,腎臟切除術(nephrectomy)只得延期。後來在 2018 年的手術期間和之後,她分別接受兩種鴉片類藥物(opioids)止痛,卻導致不由自主的過動症狀。同時,繚繞的梵音與陳列的死屍,再次出現長達一個禮拜。她的腦電波圖及腦部核磁共振結果正常。投以具鎮靜效果的苯二氮平類藥物(benzodiazepines),兩週後外顯症狀消失並出院,但繼續用藥。此外,她術後情緒低落,有輕生的念頭,被診斷為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因此吃了兩年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1]

自殺防治專線
 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
 生命線協談專線 1995
 張老師輔導專線 1980

2021 年,雷同的非自主性症狀重現:每日 2、3 回,胸口一股寒氣朝四肢擴散,再轉成刺痛。又哭又笑,尖叫、顫抖,手舞足蹈。幾分鐘至 1 小時下來,發汗疲憊。時年 62 歲的婦人,不禁憂心未來的日子如何是好。[1]

4天後,在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的急診室裡,婦人再次發作。肌肉注射一劑抗精神病藥物,沒幾分鐘,她就坐直身子,為自己的行為道歉。然而問診未及 10 分鐘,便再度失控。這回經靜脈打了苯二氮平類藥物,數分鐘內,又恢復鎮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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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醫院。圖/Jaytothez on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鑑別診斷

負責診療此婦人的精神科醫師認為,如果一個人著魔般地附體出神(possession trance),就要從心理諮商和心理治療,瞭解壓力來源,並學習調適;倘若罹患恐慌症(panic disorder),則可以再加上投藥。第一線的藥物,正是她之前手術後服用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還有苯二氮平類藥物。理論說來簡單,偏偏兩種精神狀態,均會在壓力下的生氣和挫折時被觸發,症狀又有相似之處,診斷可得仔細鑑別。[1][註]

恐慌症

剛入院時,婦人的生命徵象、血液、腦部斷層掃描、腦電波圖、神經功能;以及外表、情緒、表情、行為、言語、思考和感知等,精神狀態檢查(mental state examination)的項目都正常。不過住院期間,她已被病症折磨到想自盡。婦人告訴醫師,這些異狀起因於惡靈纏身。[1]

在新加坡,22% 的華裔精神病患,將違常的思維與舉止,歸咎靈異附體:其中 40% 幻聽;32.7% 幻視。所以就是來者自稱能聽天音、見鬼神,精神科醫師想必都如禪佛入定,處變不驚。何況宗教信仰與精神醫學重疊的案例,並非當地獨有。比方說,有個 19 歲的突尼西亞裔義大利女子,描述《可蘭經》裡提到的那種精靈,侵入自己的身心。她被視為罹患恐慌症,施以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偕同心理諮商和心理治療後,情況便順利改善。[1]

新加坡中央醫院的精神科醫師,盤點著婦人的症狀:流汗、顫抖、發寒、胸口不適、感覺異常,以及害怕失控。《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5 版中,恐慌症全數 13 種症狀,她就有 6 種。雖然墮胎與腎臟切除術的創傷經驗,有機會觸發中邪般的解離症狀;但是婦人意識清醒,未曾浮現其他人格,也無記憶斷片的現象。至於情緒不佳,主要是受到這些經驗的影響,倒不是本來就深陷低潮。換句話說,既非附體出神,也不是伴隨精神病特徵的重度憂鬱症,而是帶有文化特色的恐慌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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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在對症下藥,且病情穩定後出院。她計劃一邊服藥;一邊尋求民間信仰的傳統諮商。基於文獻指出宗教活動有助預後,醫師亦樂見雙軌並行。[1]

  

備註

原個案報告使用的「附體」(possession)和「出神」(trance)二詞,[1]既有宗教意味;亦可指稱精神醫學中的附體出神障礙(possession trance disorder)。比起該醫師提到的恐慌症,附體出神障礙其實跟解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更加相似。[2]相關案例請見:〈精神個案系列:發瘋、中邪,還是通靈?

參考資料

  1. Khoe HCH, Gudi A. (2022) ‘Case Report: An Atypical Presentation of Panic Disorder Masquerading as Possession Trance’.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819375.
  2. Pietkiewicz IJ, Kłosińska U, Tomalski R. (2022) ‘Trapped Between Theological and Medical Notions of Possession: A Case of Possession Trance Disorder With a 3-Year Follow-Up’.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3:89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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