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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陶器紋路裡的「海洋奇緣」:拼湊大洋洲史前 Lapita 文化故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8/08/21 ・7473字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SR值 526 ・七年級

  • 採訪編輯|王怡蓁 美術編輯|張語辰

從陶器紋飾找故事脈絡

談到大洋洲考古,你可能會聯想到迪士尼電影《海洋奇緣》,的確,《海洋奇緣》就是以大洋洲島民與神話為故事腳本,內容也有與大洋洲考古史高度相符的部份。研究大洋洲考古的邱斯嘉,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曾參與大洋洲數個遺址的考古。她透過分析 Lapita 陶器,試圖勾勒出大洋洲民族的交換網絡,理解陶器如何被賦予傳遞文化訊息的意義,以及大洋洲各 Lapita 文化分區的形成過程與文化相關性。

在索羅門群島的地表就可以撿拾到 Lapita 陶片,陶器上可看到一部分紋飾。資料來源/邱斯嘉,取自〈Go with the flow (中) 〉,《芭樂人類學》專欄文章

史前人類移動:從臺灣、東南亞到大洋洲

邱斯嘉說明,根據臺灣眾多考古學者、以及澳洲國家大學 Peter Bellwood 和洪曉純教授等人多年來的研究指出,距今約五、六千年前,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已會製作陶器;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前,當時臺灣的繩紋紅陶陶器、玉器與豬都傳到菲律賓,約在距今三千年前左右在那裡也發現了種植稻米的痕跡,而種稻米跟製作陶器都是需要經驗的傳授。

因此,透過這些證據發現,有一群生活習慣相近的人,除了在本地代代相傳外,很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決定往外移動,而這個移動的痕跡恰好被考古學家捕捉到了。但邱斯嘉也說明,這不能確定是這些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帶著這些生活用品移民到北呂宋去、還是他們只是跟北呂宋人交換物資、或是他們帶著陶器和其他物件當作禮物去分贈親朋好友,這三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因此,進行考古工作就是要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針對不同性質的線索加以解讀,看看哪種情況最有可能發生,才能勾略出史前的樣貌。

過去百年間,自歐洲大航海時期以來,眾多往來於大洋洲的水手、商人、傳教士、和學者們都觀察到美拉尼西亞的人群、社會組織與文化,似乎和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有非常顯著的差別,因而開始追尋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的先祖從何而來,又為什麼到了後期會演變成與美拉尼西亞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群體。在研究的過程中,考古學者們逐漸釐清大洋洲居民的先後移民史,其中也包含了南島語族遷移史的探究。

在說更多故事之前,我們先透過下圖,掌握南島語族遷徙至各區域的時間點、與 Lapita 文化區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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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時間點,表示南島語族遷徙至此處的年代。虛線區域,呈現 Lapita 文化叢分布區。圖片來源/邱斯嘉提供

邱斯嘉表示,要談大洋洲考古史可以追溯到幾十萬年前,這時在亞洲大陸與島嶼東南亞一帶便有人類在此活動,而在大約距今五、六萬年前,人們就已經跨過「華萊士線」所在的開闊海洋區域,進到澳洲地區。當時的澳洲與巴布亞新幾內亞還連在一起,因此在這個區域的考古找到很多人類五、六萬年前活動的證據,巴布亞新幾內亞也找得到四萬年前人類耕種的痕跡,證實了人類在近大洋洲的不同島嶼群中往來生活了幾萬年之久。

這些人會利用黑曜石製作石器、也會種植香蕉和根莖類作物,並且開始將野生的小型鴕鳥和有袋類動物帶到外海小島上當作食物。但是在這漫長的時間裡,直到距今約三千三百年以前,這些地方都是完全沒有陶器的。

考古學家發現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上,距今約三千六百年以前一次劇烈火山爆發後,竟然看見火山灰上層的地層中,出現大量的 Lapita 陶器,而附近的島嶼也很快都出現了 Lapita 陶器,其中有當地生產、也有外地引進的陶器。而伴隨著 Lapita 陶器出現的,還有從島嶼東南亞引進的動植物,和截然不同的石器與貝器製作方式。

這代表當時有一群人帶著陶器、東南亞的動植物移動到這些島嶼,由於巴布亞新幾內亞和鄰近島嶼所找到的最早期的陶器,與東南亞的陶器類似,所以學者們研判,這群人可能是從東南亞過來的。

由於已知島嶼東南亞的最早陶器傳統是來自臺灣,逐漸傳入菲律賓北部及蘇拉威西等地,同時也有人群開始由菲律賓向北馬里亞納群島殖民,因此學者們推測這些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人群,很可能都是屬於當時不同南島語族語言分支下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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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者們發現約在三千五百年前,某些南島語族的先祖到達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不但與原本居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到索羅門群島北部一帶的居民往來,同時也迅速地進入原本無人居住的遠大洋洲,改變了大洋洲的生活方式,產生出了橫跨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地區的高度同質性文化遺留,而這個階段的史前文化就被稱為 Lapita (音譯:拉匹達)文化。

Lapita 文化叢:陶器紋飾的改變

邱斯嘉指出,由於我們從現今的社會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人群在語言、基因或體質,跟主流文化之間並不是一直都處於固定不變的狀態;而因為考古遺址出土的是史前人群的物質遺留、和他們與自然環境互動後所產生的地貌地景上的變化,並不是像現代社會一樣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所以由「考古遺留」所重建出來的古代物質文化樣貌,與現今可直接觀察的社會文化是有所區別的。因此,考古學家會用「Lapita 文化叢」來描述他們在大洋洲距今約 3500-2600 年前的這段期間內,所有出現過具有 Lapita 陶器以及其他伴隨的物質遺留特徵。

考古學家根據這些分布在七個國家與地區內的類似物質遺留與地貌特徵,將這個文化叢所代表的人群統稱為 Lapita 人。

這些人群雖然有可能來自許多不同的島群,並有著差異性極高的體質特徵、基因組成、語言,但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融合之後,逐漸形成了類似的語言及社會文化傳統。其中一部分人的後代,帶著陶器、製陶技術、以及引進東南亞動植物穿越了索羅門群島的主要島群、到達以前沒人居住過的遠大洋洲各個島嶼群;其中一部分人又殖民到斐濟東加薩摩亞一帶,這些人群逐漸演變成為現在玻里尼西亞、和大部分密克羅尼西亞居民的祖先。

如下圖,Lapita 文化可分成四大區塊,是從陶器上的紋飾來區分,雖然製陶方式大致雷同,但紋飾多有所不同。屬於遠西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是陶器紋飾最精細的,也是 Lapita 人一開始到達的地方,並繼續往東擴散,到達西區的索羅門、與南區的新喀里多尼亞島;而屬於東區的斐濟等地,則與萬那度關係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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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ita 文化四大區域的分佈位置。資料來源/邱斯嘉,2015,〈從 Lapita 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邱斯嘉說明,Lapita 是從東南亞過來的文化、融合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並擴張到許多太平洋的無人島上,速度非常快,這代表當時已有高超的航海技術、還有定位技術。

根據民族誌的記載,許多島民可以同時在不同的鄰近島嶼上擁有土地和捕魚的魚場,在這些土地上蓋屋居住、耕種採集、捕魚獵鳥和眷養家畜。因此當一個人出發到另一個島上種植芋頭,過了兩三個月要回去採收,得先認出對的島嶼,才能順利在原居地和其他島上的土地之間往返。民族誌上記載當時有些部落會在椰子樹上刻上標識,或是透過宴會等公開場合反覆述說誰擁有哪些土地來取得共識。而這些彰顯自我社群土地所有權的標識,與這些社群的社會地位、及擁有的土地財富等息息相關,因此也有可能跟 Lapita 陶器上的某些特殊紋飾相關,同時也被運用到刺青、編織、樹皮布、木雕和裝飾品等等眾多媒介上。

Lapita 陶器上的各式臉面裝飾,部分紋飾清楚可以見到眼睛、鼻子的結構。資料來源/邱斯嘉,2015,〈從 Lapita 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邱斯嘉指著牆上這幅陶器上的人臉紋飾,說:「這很明顯可以看到眼睛、鼻子,但沒有嘴巴,上面有兩隻手延伸出來,手旁邊還有兩隻烏龜或青蛙」。在邱斯嘉十五年的考古工作經驗中,這幅紋飾是唯一的一片,與其他紋飾的圖案不同。此圖為 Shane Egan 先生根據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中,穆掃島群的 Talepakemalai (ECA) 遺址出土的 Lapita 陶片紋飾所創作。攝影/張語辰

引起考古學家注意的是,Lapita 是發跡於來自東南亞的文化、生活型態與製陶技術,但大洋洲區域 Lapita 陶器上的紋飾卻和東南亞的同時代的陶器不同。在沒有文字的古代,這些陶器圖紋很可能就是他們表達、紀錄的方式,而這樣的陶器裝飾傳統,傳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區域卻變了。

Lapita 陶器的紋飾,就好像父母一直講的床邊故事,人們也會依據兒時記憶講給自己的下一代聽。但為什麼床邊故事到了別區的島嶼突然變了?這是考古學家好奇的。

鑑定陶器不像 CSI ,得靠慢工細活

邱斯嘉表示,大洋洲的陶器與臺灣出土的陶器不同,臺灣的史前居民重視實用性,而且生產力驚人,所以有非常大量的陶製器具,而在大洋洲卻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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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舉例說明,在一個二乘二平方公尺的考古坑中,臺灣的遺址可以出土三千件陶片,但 Lapita 文化遺址通常只有六、七件,然而大多數帶有裝飾紋路的 Lapita 陶器都製作精美。她說 Lapita 的複雜梳點壓印紋陶器需要花非常多心力來做裝飾,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製作的。如果沒有裝飾,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把陶器製作完畢,但加上裝飾,大概要花上三到四週的時間,這反映了 Lapita 文化的人群很可能願意花費多餘的勞動力,製作精美的陶器在特殊場合中使用,而不是追求大量生產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

新喀里多尼亞島 13A 遺址的 Lapita 大陶器。資料來源/邱斯嘉,取自〈陶器的反撲〉,《芭樂人類學》專欄文章

邱斯嘉補充,當一群人初到達無人島時,會先解決生計的問題,在能養家活口之後,他們會把家族的故事流傳下來,雖然學者還無法完全掌握這些陶器紋飾的意義,但可以先去比對這些紋飾有什麼不同。就好比媽媽說的小紅帽故事,跟下一代所說的可能有所差異,想要強調的重點會放在不同的地方。因此,邱斯嘉與研究團隊正在整理大洋洲各區域 Lapita 陶器紋飾的架構,她們想釐清有哪些架構是一定要遵守的,又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被改變。

然而,這些陶器長得很像,要怎麼證明陶器之間有關聯,還有是不是同一群人製作的?

由於陶器從找到合適的陶土、塑形到燒製定型,這一系列與製作相關的技術與知識都需要長時間的練習,並透過學徒和師傅間的密切交流才能傳承下來。因此,考古學家會假設:「在同一個遺址、同一年代找到的製作方式高度相似的陶器,很可能就是同一個師傅和徒弟們做出來的」。而年代早晚有差別、或是地理位置不一樣,但是陶器製作方式仍然高度相似的時候,就會假設是「同一個陶器製作傳統下,不同陶匠們做出來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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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知道兩個陶器間是否相關,得將陶器切片、磨製,看陶土的組成成分、揉捏製作的手法、形狀和紋飾的結構,來推敲出兩者間相似度高低的證據,聽起來就像 CSI 鑑定那般。但邱斯嘉哈哈大笑說:「哪有像 CSI 電視劇那樣,把樣本放進分析儀器中,咻一下~結果就出爐了」,雖然工程浩大,但邱斯嘉表示會選擇陶器是因為它最漂亮,研究起來心情會很好。

陶器是個很有趣的載體,在成型前都可以任意地揉捏,所以在陶器上,學者在意的是這群人想要說什麼故事?這些故事怎麼被呈現出來?

邱斯嘉與研究團隊平常的工作是進行陶器切片,還有紋飾的分析與建檔,如果東加跟斐濟出現了一樣的陶器,要怎麼確認這是同一群人做的?這必須進行與陶器製作相關的各種分析,其中一部分是岩相切片分析、和化學成份分析,藉此分析陶器的土壤成份是否能夠反映出某個地質區塊的特徵。

邱斯嘉的研究室是五人團隊,有一個人看岩相、一人負責紋飾編碼,一人負責檢查與輸入資料,兩人負責重新繪製陶片的紋飾。最後還有庶務的資料與相片工作,還需要把四萬片陶片建檔,將其他已出版的文獻、碩博士論文以及資料數位化。攝影/張語辰

研究團隊的浩大工程,有賴許多人的協助。邱斯嘉表示,她目前正與林博雄鍾國芳兩位學者合作,模擬古氣候與洋流的狀況。此計畫會使用電腦模擬古代的風向與洋流,看船隻會如何移動,這可以用來推測古時候的人們便於在哪裡登陸。例如 Lapita 文化人從 A 地出海後,最容易到達的地方在哪裡,而這兩地間,陶器也應該要最為類似;但如果容易到達的地方,卻出現截然不同的陶器紋飾,那就要繼續探究造成這種文化偏好斷裂的原因有哪些。這些文化偏好上的持續或斷裂,會反映出史前社群的組織、文化上的偏好,再搭配其他考古線索(例如環境變動等),就能夠較為完整地述說史前人們的故事。

邱斯嘉舉例,像是新喀里多尼亞島東北方和南部所製作出來的陶器,都會送到位於四百公里之外的萬那度中部的 Teouma 遺址,用於陪葬。但在同一個新喀里多尼亞島上,這兩地卻各成一派,各自有其陶器流傳範圍,且大多互不干涉;而且到了晚期,當地確實也演變為南北兩大文化傳統,隱然呼應了 Lapita 時期的分隔,這就會讓她好奇到底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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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邱斯嘉負責的太平洋史前 Lapita 陶器線上數位資料庫裡,目前共有 60 個 Lapita 遺址的資料,包含 2709 種紋飾,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群體。大致上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分散出去,分成索羅門、萬那度與新喀里多尼亞島三大類,類似不同的移民波。但她表示,目前沒辦法很清楚地知道這三群社群的先後時間,是同時存在的競合關係,還是有其前後?這要透過人骨鑑定才會有精確的資料,但很遺憾地,目前在這些遺址中很難找到人骨。

從大洋洲的「家屋社會」來推敲

考古學家們需要設想當時往來穿梭於各島的人們,會面對那些從自然界與從社會關係而來的挑戰,以及當時的人們要怎麼確保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考古學家才能按照所觀察到的證據,將這段史前史寫出來。

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經常會從「家屋社會」的理念下手,來討論移民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考古學家們討論:當時的人們可能是以家屋社會的方式,組織一個不完全以血緣關係為主的群體,靈活運用不同的繼承方式,組織和發展其人力物力。這樣他們在需要經常出海往返、接觸不同島嶼的人群時,才能依據這個家屋的社會地位和名聲,獲得外地人的尊重與保護。

而邱斯嘉認為,Lapita 陶器同樣具有「標記歷史符號」的作用。陶器上的臉面紋飾,也許顯示各個家屋透過特定符號來表彰祖先以及歷史地位,藉此證明自己對土地以及財產的合法性,Lapita 陶器紋飾類似家徽的概念,因此它很可能用來作為一種傳家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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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紋飾的變化,則可以顯示 Lapita 人群遷移後與原鄉交流的成果,或是標記他們定居後的物質文化表現。

邱斯嘉的博士論文就是大洋洲的考古研究,她提到自己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有學者在新喀里多尼亞島發現遺址,邀請她一起做研究。當時,她是唯一一個到新喀里多尼亞島遺址做研究的博士班學生,獲得很多素材,也才栽進了大洋洲考古的世界。

在那時,她發現了許多現象、擁有許多素材,卻無從解釋,正當她心煩意亂之時,決定在那個暑假逃到加拿大散心。在加拿大的博物館中,發現許多北美印地安人刻的柱子,柱上有許多圖騰,有青蛙、鯨魚、熊等的圖像;有些動物圖騰是獨立存在,有些則是混合在一起。博物館的說明寫著:「這些圖騰在加拿大代表著家屋組織的象徵,如果通婚並且建立了新的家屋,這個新家屋就會放上兩個家屋的圖騰。」因此,邱斯嘉按著這個邏輯回頭檢視自己手上的素材。

家屋社會不完全是父系、也不是母系,而是以傳承家屋和家名為目的來建立社會組織,邱斯嘉表示,家屋社會的組成並非完全有血緣關係,而中古世紀的歐洲與日本都有相似的概念,家屋的名字、歷史與土地所有權必須持續下去。

由於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大洋洲島民非常重視人際網絡。除了建立人際關係外,也要想辦法維持,而這通常會透過持續的通婚、收養等方式來強化,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的世家大族,透過通婚來鞏固家族地位,而在自然資源缺乏的島嶼,這就更加重要。

眼見太平洋群島上大多屬於家屋社會,加拿大的發現帶給她當頭棒喝,讓她用家屋的概念來詮釋大洋洲陶器。她也提到,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有幾個重要的元素:土地、家屋以及陶器。從土地的所有權、家屋的建立與翻新與否、陶器上的圖騰紋飾,能看出家屋的力量,因此,她的老師建議她依據這些證據,找出大洋洲史前家屋社會運用符號的方式。

最後,邱斯嘉補充了一個 Lapita 文化命名由來的小故事,她站在一張新喀里多尼亞島的巨大地圖旁邊,指著 13A 遺址的位置,解密 Lapita 名稱的由來。她說,當時在 13A 遺址進行研究的老教授指著發掘所在的沙灘地,問當地人那地方叫做什麼名字,當地人看著考古坑便回答:「xapeta’a」,這是當地「小坑」的意思,耳朵不好的老教授聽成「Lapita」,這就成了 Lapita 文化名稱的由來。

延伸閱讀: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原文為《「家傳故事為何改變?」從 Lapita 陶器解密史前人類的生活》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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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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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 AI 的關係是什麼?走進「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透過藝術創作尋找解答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0/24 ・317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本文與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合作。 

AI 有可能造成人們失業嗎?還是 AI 會成為個人專屬的超級助理?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AI 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成為社會大眾目前最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究竟,AI 會成為人類的取代者或是協作者?決定關鍵就在於人們對 AI 的了解和運用能力,唯有人們清楚了解如何使用 AI,才能化 AI 為助力,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

有鑑於此,目前正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展出的「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特別將展覽主題定調為奇異點(Singularity),透過多重視角探討人工智慧與人類的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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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B 策展人吳達坤進一步說明,本次展覽規劃了 4 大章節,共集結來自 9 個國家 23 組藝術家團隊的 26 件作品,帶領觀眾從了解 AI 發展歷史開始,到欣賞各種結合科技的藝術創作,再到與藝術一同探索 AI 未來發展,希望觀眾能從中感受科技如何重塑藝術的創造範式,進而更清楚未來該如何與科技共生與共創。

從歷史看未來:AI 技術發展的 3 個高峰

其中,展覽第一章「流動的錨點」邀請了自牧文化 2 名研究者李佳霖和蔡侑霖,從軟體與演算法發展、硬體發展與世界史、文化與藝術三條軸線,平行梳理 AI 技術發展過程。

圖一、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一詞

藉由李佳霖和蔡侑霖長達近半年的調查研究,觀眾對 AI 發展有了清楚的輪廓。自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並明確定出 AI 的任務,例如:自然語言處理、神經網路、計算學理論、隨機性與創造性等,就開啟了全球 AI 研究浪潮,至今將近 70 年的過程間,共迎來三波發展高峰。

第一波技術爆發期確立了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轉換機制,科學家將任務文字化、建立推理規則,再換成機器語言讓機器執行,然而受到演算法及硬體資源限制,使得 AI 只能解決小問題,也因此進入了第一次發展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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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957-1970 年迎來 AI 第一次爆發

之後隨著專家系統的興起,讓 AI 突破技術瓶頸,進入第二次發展高峰期。專家系統是由邏輯推理系統、資料庫、操作介面三者共載而成,由於部份應用領域的邏輯推理方式是相似的,因此只要搭載不同資料庫,就能解決各種問題,克服過去規則設定無窮盡的挑戰。此外,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等技術也在同一時期誕生,雖然是 AI 技術上的一大創新突破,但最終同樣受到硬體限制、技術成熟度等因素影響,導致 AI 再次進入發展寒冬。

走出第二次寒冬的關鍵在於,IBM 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戰勝了西洋棋世界冠軍 Garry Kasparov,加上美國學者 Geoffrey Hinton 推出了新的類神經網路算法,並使用 GPU 進行模型訓練,不只奠定了 NVIDIA 在 AI 中的地位, 自此之後的 AI 研究也大多聚焦在類神經網路上,不斷的追求創新和突破。

圖三、1980 年專家系統的興起,進入第二次高峰

從現在看未來:AI 不僅是工具,也是創作者

隨著時間軸繼續向前推進,如今的 AI 技術不僅深植於類神經網路應用中,更在藝術、創意和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而「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第二章「創造力的轉變」及第三章「創作者的洞見」,便邀請各國藝術家展出運用 AI 與科技的作品。

圖四、2010 年發展至今,高性能電腦與大數據助力讓 AI 技術應用更強

例如,超現代映畫展出的作品《無限共作 3.0》,乃是由來自創意科技、建築師、動畫與互動媒體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運用 AI 和新科技共同創作的作品。「人們來到此展區,就像走進一間新科技的實驗室,」吳達坤形容,觀眾在此不僅是被動的觀察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可以親身感受創作方式的轉移,以及 AI 如何幫助藝術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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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展出現場,圖為超現代映畫的作品《無限共作3.0》。圖/C-LAB 提供

而第四章「未完的篇章」則邀請觀眾一起思考未來與 AI 共生的方式。臺灣新媒體創作團隊貳進 2ENTER 展出的作品《虛擬尋根-臺灣》,將 AI 人物化,採用與 AI 對話記錄的方法,探討網路發展的歷史和哲學,並專注於臺灣和全球兩個場景。又如國際非營利創作組織戰略技術展出的作品《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則是一套協助青少年數位排毒、數位識毒的方法論,使其更清楚在面對網路資訊時,該如何識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更自信地穿梭在數位世界裡。

透過歷史解析引起共鳴

在「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規劃的 4 大章節裡,第一章回顧 AI 發展史的內容設計,可說是臺灣近年來科技或 AI 相關展覽的一大創舉。

過去,這些展覽多半以藝術家的創作為展出重點,很少看到結合 AI 發展歷程、大眾文明演變及流行文化三大領域的展出內容,但李佳霖和蔡侑霖從大量資料中篩選出重點內容並儘可能完整呈現,讓「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觀眾可以清楚 AI 技術於不同階段的演進變化,及各發展階段背後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態,才能在接下來欣賞展區其他藝術創作時有更多共鳴。

圖六、「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分成四個章節探究 AI 人工智慧時代的演變與社會議題,圖為第一章「流動的錨點」由自牧文化整理 AI 發展歷程的年表。圖/C-LAB 提供

「畢竟展區空間有限,而科技發展史的資訊量又很龐大,在評估哪些事件適合放入展區時,我們常常在心中上演拉鋸戰,」李佳霖笑著分享進行史料研究時的心路歷程。除了從技術的重要性及代表性去評估應該呈現哪些事件,還要兼顧詞條不能太長、資料量不能太多、確保內容正確性及讓觀眾有感等原則,「不過,歷史事件與展覽主題的關聯性,還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蔡侑霖補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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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實驗室(DeepMind)開發出的 AI 軟體「AlphaFold」,可以準確預測蛋白質的 3D 立體結構,解決科學家長達 50 年都無法突破的難題,雖然是製藥或疾病學領域相當大的技術突破,但因為與本次展覽主題的關聯性較低,故最終沒有列入此次展出內容中。

除了內容篩選外,在呈現方式上,2位研究者也儘量使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某些較為深奧難懂的技術內容,蔡侑霖舉例說明,像某些比較艱深的 AI 概念,便改以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為此上網搜尋很多與 AI 相關的影片或圖解內容,從中找尋靈感,最後製作成簡單易懂的動畫,希望幫助觀眾輕鬆快速的理解新科技。

吳達坤最後指出,「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除了展出藝術創作,也跟上國際展會發展趨勢,於展覽期間規劃共 10 幾場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藝術家座談、講座、工作坊及專家導覽,例如:由策展人與專家進行現場導覽、邀請臺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以「人工智慧與未來藝術」為題舉辦講座,希望透過帶狀活動創造更多話題,也讓展覽效益不斷發酵,讓更多觀眾都能前來體驗由 AI 驅動的未來創新世界,展望 AI 在藝術與生活中的無限潛力。

展覽資訊:「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2024 Future Media FEST-Singularity 
展期 ▎2024.10.04 ( Fri. ) – 12.15 ( Sun. ) 週二至週日12:00-19:00,週一休館
地點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圖書館展演空間、北草坪、聯合餐廳展演空間、通信分隊展演空間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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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證到實踐:以智慧綠建築三大標章邁向淨零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1/15 ・4487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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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綠建材標章
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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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台江國家公園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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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被建築實體圍塑出的中庭廣場,牆面設計有蚵殼格柵。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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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式建築群分割後所形成的巷道與水道。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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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11年優良智慧建築專輯」(新北市政府提供)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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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建築物於魚塭之上,採高腳屋的構造形式,尊重自然地貌。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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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重要還是環境重要?明朝末年發生了什麼事?氣候如何影響國家?——《價崩》導讀
衛城出版_96
・2024/05/07 ・4105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眼皮底下的事實:環境史研究者看《價崩》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著名的漢學家卜正民以如下段落為《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一書定調:

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安慰自我,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的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

他告訴我們,作為一個「長壽之人」,「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他認為也是前所未見。只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還是想問,若我們放大時空的尺度,當代人在過去十年來經歷的變化,真的是前所未見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圖/unsplash

藏在眼皮下的事實是什麼?小冰期如何發生?

一六四○年代初期的中國發生什麼事?這便是卜正民試圖回答的問題。他反對傳統史學的兩大見解:一者是訴諸人禍,即訴諸當時宮廷內的派系鬥爭,統治階層道德淪喪,導致民不聊生;二者是訴諸十六至十七全球的白銀貿易,即當時從美洲與日本湧入中國的白銀,造成物價波動與社會不安。卜正民認為,訴諸人禍與貿易會讓我們看不見「藏在眼皮底下的事實」:小冰河時期(簡稱小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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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地說,小冰期是從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的地球寒化現象,氣溫平均掉了攝氏兩度。乍看之下,攝氏兩度的溫差或許微小,但對作物而言,這樣的溫差已經足夠讓作物減少一次收成,或根本無法收成。再者,必須注意,兩度的溫差是「平均」,即可能是極熱與極寒的氣溫交錯變化造就此兩度溫差。這確實也是在小冰期中發生的事。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影響所及,所謂「聖嬰-南方震盪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即傳統上所說的「聖嬰現象」加「反聖嬰現象」)變得格外激烈,乾旱、水災等極端氣候頻傳。不僅如此,地球科學家也指出,小冰河期也是火山活動格外頻繁的時期。火山噴出的煙塵,遮蔽了太陽輻射,更加速了地球的寒化。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
圖/unsplash

小冰期的起因為何?目前普遍接受的見解是太陽活動改變。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這與所謂歐洲人「發現」新大陸有關。受到所謂「哥倫布大交換」的衝擊,美洲原住民大量消失,森林擴張,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眾所周知,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濃度的減低,讓大氣保溫的能力下降,與前述太陽活動與火山噴發的效果耦合,讓寒化成為不可逆的過程。總之,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地球是個混沌系統,牽一髮不只動全身,甚至整個身體都會分崩離析。

回到《價崩》這本書。卜正民指出,明朝的存續時間(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即落在小冰期,並成為明朝覆亡的主因。他將小冰期之於明朝的影響分為六個泥沼期:一、永樂泥淖期(一四○三年至一四○六年)。二、景泰泥淖期(一四五○年至一四五六年)。三、嘉靖泥淖期(一五四四年至一五四五年)。四、萬曆一號泥淖期(一五八六年至一五八九年)。五、萬曆二號泥淖期(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年)。六、崇禎泥淖期(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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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泥淖期欠缺災荒記載,景泰泥淖期以饑荒收尾,嘉靖泥淖期氣候異常乾冷,萬曆一號泥淖期爆發饑荒、洪水、蝗災與大疫,「人民相食,枕籍死亡」;萬曆二號泥淖期的乾旱與水災頻繁,饑荒再度爆發,「朝廷賑濟的請願如潮水湧來」。崇禎泥淖期是明代乃至於「整個千年期間最慘痛的七年」,「米粟踊貴,餓殍載道」。一六四四年四月末,闖王李自成兵臨北京,致書要求崇禎帝歸順。崇禎不從,在命皇后、貴妃與女兒自盡後,他爬上皇居後的煤山,自縊身亡。李自成稱帝後,滿人入關,將中國納入大清國版圖。

不可忽視的幽靈?拔除合理征服者的解釋,明朝滅亡原因還有哪些?

如此的歷史解釋是否會流於環境決定論?卜正民的回答是:「如果環境決定論的幽靈就在門外徘徊,我也不會在分析時將其拒於門外。」那麼,是什麼讓寫出《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等名著的歷史學者相信環境的決定作用?答案就是糧價。

卜正民先生像。
圖/wikipedia

以他的話來說,「太陽能與人類需求的關係,是透過糧價調節的。從景泰年間到崇禎年間,糧價在五次環境泥淖其中激增,每一次都把價格多往上推一截,這樣的事實也說服我必須採用氣候史的大框架。」卜正民表示,「一旦經濟體仰賴太陽輻射為能源來源,那麼無論大自然是幽而不顯還是顯而易見,都必然是社會或國家生命力的決定因素。」

在結語「氣候與歷史」中,卜正民再次反駁那些把明朝覆滅推給「失德」的見解。他認為,這種論調是「合理化明清兩朝遞嬗的過程」,且「編出這種敘事並為之背書的,就是征服者」。他強調,「明朝的滅亡固然不能推給災荒糧價,但講述崇禎末年重大危機時不把氣候因素納入考慮,那簡直就像莎士比亞所言,宛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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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至於將環境決定論「拒於門外」是一回事,認為社會變遷就此被環境「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卜正民並不認為,面對氣候因素帶來的種種挑戰,明朝各級官員只能雙手一攤,感嘆天要亡我,不做任何努力。就如其他生活在小冰期的人們一般,卜正民認為,明朝人建設基礎設施、育種、建立制度、開發新科技與控制生育力等;但問題是,一六三○年代晚期的種種災害,並未催出社會的適應力,反倒是摧毀其適應力。

拜此時勃發的火山活動與激烈的聖嬰-南方震盪現象「之賜」,不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變不出糧食。卜正民認為,至少在前五個泥淖期,明朝人還是表現出相當的韌性,努力予以調適。然而,進入崇禎泥淖期後,春夏乾冷,田地龜裂,運河無水。當每公斤的米得需要兩千五百公升的水,而老天爺就是不願意降下一滴雨時,糧食供應體系就此崩潰,連帶把物價與政治體系拖下去陪葬。

是誰忽略了眼皮底下的事實?這段歷史帶給我們什麼警訊?

回到卜正民所稱的「眼皮底下的事實」。我們要問,是誰忽略了這項事實?誰是這對眼皮的擁有者?卜正民的答案有二。一則是以研究社會、政治與環境變遷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小冰期的相關研究為例,他表示,當他開始研究明代中國糧價變異與氣候變化之關係時,驚訝地發現,「其他地方的環境史對糧價幾乎不提」。與之對照,精通糧價的歷史研究者,如不是太快地把糧價理解為「公平交易」的指標,便是視之為社會關係的一環,忽略了糧食必得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孕育出來的。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
圖/unsplash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然而,卜正民的分析告訴我們,即便明代中國離現在相當遙遠,所謂的小冰期至少也是一百五十年以上的事,但物價恐怕還是可作為某種氣候指標。換言之,若人們以關心物價的熱誠來關心環境,面對當代的環境危機,說不定人們多少可找出個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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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讓人心生警惕的是,卜正民告訴我們,小冰期多少是個漫長的地球系統變化。小冰期本身並未造成明朝衰亡,是相伴的極端氣候摧毀了明代社會的韌性與調適。他也認為,面對小冰期、火山噴發與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誘發的極端氣候,從後見之明來看,明朝人也做了他們可以做的,但也只多苟延殘喘了七年,且還是生存條件都被剝奪、生活尊嚴都被否定的七年。

那麼,當人類誘發的氣候變遷可能已加劇了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讓去年(二○二三年)夏天成為有紀錄以來地球最熱的夏天,而極端氣候彷彿成為日常,人類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調適?如果說明朝多少是被地球系統的正常運作摧毀,當今地球系統的異常,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數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恐怕無法如卜正民對待明朝人一樣地寬厚,只能說這是咎由自取。諸如此類的思考,都讓《價崩》有了跨越時代的現實意義。

畢竟,明朝人不是外星人,他們跟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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