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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陶器紋路裡的「海洋奇緣」:拼湊大洋洲史前 Lapita 文化故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8/08/21 ・7485字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SR值 526 ・七年級

  • 採訪編輯|王怡蓁 美術編輯|張語辰

從陶器紋飾找故事脈絡

談到大洋洲考古,你可能會聯想到迪士尼電影《海洋奇緣》,的確,《海洋奇緣》就是以大洋洲島民與神話為故事腳本,內容也有與大洋洲考古史高度相符的部份。研究大洋洲考古的邱斯嘉,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曾參與大洋洲數個遺址的考古。她透過分析 Lapita 陶器,試圖勾勒出大洋洲民族的交換網絡,理解陶器如何被賦予傳遞文化訊息的意義,以及大洋洲各 Lapita 文化分區的形成過程與文化相關性。

在索羅門群島的地表就可以撿拾到 Lapita 陶片,陶器上可看到一部分紋飾。資料來源/邱斯嘉,取自〈Go with the flow (中) 〉,《芭樂人類學》專欄文章

史前人類移動:從臺灣、東南亞到大洋洲

邱斯嘉說明,根據臺灣眾多考古學者、以及澳洲國家大學 Peter Bellwood 和洪曉純教授等人多年來的研究指出,距今約五、六千年前,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已會製作陶器;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前,當時臺灣的繩紋紅陶陶器、玉器與豬都傳到菲律賓,約在距今三千年前左右在那裡也發現了種植稻米的痕跡,而種稻米跟製作陶器都是需要經驗的傳授。

因此,透過這些證據發現,有一群生活習慣相近的人,除了在本地代代相傳外,很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決定往外移動,而這個移動的痕跡恰好被考古學家捕捉到了。但邱斯嘉也說明,這不能確定是這些臺灣的大坌坑文化人帶著這些生活用品移民到北呂宋去、還是他們只是跟北呂宋人交換物資、或是他們帶著陶器和其他物件當作禮物去分贈親朋好友,這三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因此,進行考古工作就是要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針對不同性質的線索加以解讀,看看哪種情況最有可能發生,才能勾略出史前的樣貌。

過去百年間,自歐洲大航海時期以來,眾多往來於大洋洲的水手、商人、傳教士、和學者們都觀察到美拉尼西亞的人群、社會組織與文化,似乎和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有非常顯著的差別,因而開始追尋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的先祖從何而來,又為什麼到了後期會演變成與美拉尼西亞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群體。在研究的過程中,考古學者們逐漸釐清大洋洲居民的先後移民史,其中也包含了南島語族遷移史的探究。

在說更多故事之前,我們先透過下圖,掌握南島語族遷徙至各區域的時間點、與 Lapita 文化區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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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時間點,表示南島語族遷徙至此處的年代。虛線區域,呈現 Lapita 文化叢分布區。圖片來源/邱斯嘉提供

邱斯嘉表示,要談大洋洲考古史可以追溯到幾十萬年前,這時在亞洲大陸與島嶼東南亞一帶便有人類在此活動,而在大約距今五、六萬年前,人們就已經跨過「華萊士線」所在的開闊海洋區域,進到澳洲地區。當時的澳洲與巴布亞新幾內亞還連在一起,因此在這個區域的考古找到很多人類五、六萬年前活動的證據,巴布亞新幾內亞也找得到四萬年前人類耕種的痕跡,證實了人類在近大洋洲的不同島嶼群中往來生活了幾萬年之久。

這些人會利用黑曜石製作石器、也會種植香蕉和根莖類作物,並且開始將野生的小型鴕鳥和有袋類動物帶到外海小島上當作食物。但是在這漫長的時間裡,直到距今約三千三百年以前,這些地方都是完全沒有陶器的。

考古學家發現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上,距今約三千六百年以前一次劇烈火山爆發後,竟然看見火山灰上層的地層中,出現大量的 Lapita 陶器,而附近的島嶼也很快都出現了 Lapita 陶器,其中有當地生產、也有外地引進的陶器。而伴隨著 Lapita 陶器出現的,還有從島嶼東南亞引進的動植物,和截然不同的石器與貝器製作方式。

這代表當時有一群人帶著陶器、東南亞的動植物移動到這些島嶼,由於巴布亞新幾內亞和鄰近島嶼所找到的最早期的陶器,與東南亞的陶器類似,所以學者們研判,這群人可能是從東南亞過來的。

由於已知島嶼東南亞的最早陶器傳統是來自臺灣,逐漸傳入菲律賓北部及蘇拉威西等地,同時也有人群開始由菲律賓向北馬里亞納群島殖民,因此學者們推測這些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人群,很可能都是屬於當時不同南島語族語言分支下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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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者們發現約在三千五百年前,某些南島語族的先祖到達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邁群島,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不但與原本居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到索羅門群島北部一帶的居民往來,同時也迅速地進入原本無人居住的遠大洋洲,改變了大洋洲的生活方式,產生出了橫跨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地區的高度同質性文化遺留,而這個階段的史前文化就被稱為 Lapita (音譯:拉匹達)文化。

Lapita 文化叢:陶器紋飾的改變

邱斯嘉指出,由於我們從現今的社會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人群在語言、基因或體質,跟主流文化之間並不是一直都處於固定不變的狀態;而因為考古遺址出土的是史前人群的物質遺留、和他們與自然環境互動後所產生的地貌地景上的變化,並不是像現代社會一樣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所以由「考古遺留」所重建出來的古代物質文化樣貌,與現今可直接觀察的社會文化是有所區別的。因此,考古學家會用「Lapita 文化叢」來描述他們在大洋洲距今約 3500-2600 年前的這段期間內,所有出現過具有 Lapita 陶器以及其他伴隨的物質遺留特徵。

考古學家根據這些分布在七個國家與地區內的類似物質遺留與地貌特徵,將這個文化叢所代表的人群統稱為 Lapita 人。

這些人群雖然有可能來自許多不同的島群,並有著差異性極高的體質特徵、基因組成、語言,但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融合之後,逐漸形成了類似的語言及社會文化傳統。其中一部分人的後代,帶著陶器、製陶技術、以及引進東南亞動植物穿越了索羅門群島的主要島群、到達以前沒人居住過的遠大洋洲各個島嶼群;其中一部分人又殖民到斐濟東加薩摩亞一帶,這些人群逐漸演變成為現在玻里尼西亞、和大部分密克羅尼西亞居民的祖先。

如下圖,Lapita 文化可分成四大區塊,是從陶器上的紋飾來區分,雖然製陶方式大致雷同,但紋飾多有所不同。屬於遠西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是陶器紋飾最精細的,也是 Lapita 人一開始到達的地方,並繼續往東擴散,到達西區的索羅門、與南區的新喀里多尼亞島;而屬於東區的斐濟等地,則與萬那度關係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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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ita 文化四大區域的分佈位置。資料來源/邱斯嘉,2015,〈從 Lapita 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邱斯嘉說明,Lapita 是從東南亞過來的文化、融合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並擴張到許多太平洋的無人島上,速度非常快,這代表當時已有高超的航海技術、還有定位技術。

根據民族誌的記載,許多島民可以同時在不同的鄰近島嶼上擁有土地和捕魚的魚場,在這些土地上蓋屋居住、耕種採集、捕魚獵鳥和眷養家畜。因此當一個人出發到另一個島上種植芋頭,過了兩三個月要回去採收,得先認出對的島嶼,才能順利在原居地和其他島上的土地之間往返。民族誌上記載當時有些部落會在椰子樹上刻上標識,或是透過宴會等公開場合反覆述說誰擁有哪些土地來取得共識。而這些彰顯自我社群土地所有權的標識,與這些社群的社會地位、及擁有的土地財富等息息相關,因此也有可能跟 Lapita 陶器上的某些特殊紋飾相關,同時也被運用到刺青、編織、樹皮布、木雕和裝飾品等等眾多媒介上。

Lapita 陶器上的各式臉面裝飾,部分紋飾清楚可以見到眼睛、鼻子的結構。資料來源/邱斯嘉,2015,〈從 Lapita 陶器紋飾研究探討創造與維繫史前社群認同感的物質表現〉。
邱斯嘉指著牆上這幅陶器上的人臉紋飾,說:「這很明顯可以看到眼睛、鼻子,但沒有嘴巴,上面有兩隻手延伸出來,手旁邊還有兩隻烏龜或青蛙」。在邱斯嘉十五年的考古工作經驗中,這幅紋飾是唯一的一片,與其他紋飾的圖案不同。此圖為 Shane Egan 先生根據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中,穆掃島群的 Talepakemalai (ECA) 遺址出土的 Lapita 陶片紋飾所創作。攝影/張語辰

引起考古學家注意的是,Lapita 是發跡於來自東南亞的文化、生活型態與製陶技術,但大洋洲區域 Lapita 陶器上的紋飾卻和東南亞的同時代的陶器不同。在沒有文字的古代,這些陶器圖紋很可能就是他們表達、紀錄的方式,而這樣的陶器裝飾傳統,傳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區域卻變了。

Lapita 陶器的紋飾,就好像父母一直講的床邊故事,人們也會依據兒時記憶講給自己的下一代聽。但為什麼床邊故事到了別區的島嶼突然變了?這是考古學家好奇的。

鑑定陶器不像 CSI ,得靠慢工細活

邱斯嘉表示,大洋洲的陶器與臺灣出土的陶器不同,臺灣的史前居民重視實用性,而且生產力驚人,所以有非常大量的陶製器具,而在大洋洲卻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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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舉例說明,在一個二乘二平方公尺的考古坑中,臺灣的遺址可以出土三千件陶片,但 Lapita 文化遺址通常只有六、七件,然而大多數帶有裝飾紋路的 Lapita 陶器都製作精美。她說 Lapita 的複雜梳點壓印紋陶器需要花非常多心力來做裝飾,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製作的。如果沒有裝飾,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把陶器製作完畢,但加上裝飾,大概要花上三到四週的時間,這反映了 Lapita 文化的人群很可能願意花費多餘的勞動力,製作精美的陶器在特殊場合中使用,而不是追求大量生產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

新喀里多尼亞島 13A 遺址的 Lapita 大陶器。資料來源/邱斯嘉,取自〈陶器的反撲〉,《芭樂人類學》專欄文章

邱斯嘉補充,當一群人初到達無人島時,會先解決生計的問題,在能養家活口之後,他們會把家族的故事流傳下來,雖然學者還無法完全掌握這些陶器紋飾的意義,但可以先去比對這些紋飾有什麼不同。就好比媽媽說的小紅帽故事,跟下一代所說的可能有所差異,想要強調的重點會放在不同的地方。因此,邱斯嘉與研究團隊正在整理大洋洲各區域 Lapita 陶器紋飾的架構,她們想釐清有哪些架構是一定要遵守的,又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被改變。

然而,這些陶器長得很像,要怎麼證明陶器之間有關聯,還有是不是同一群人製作的?

由於陶器從找到合適的陶土、塑形到燒製定型,這一系列與製作相關的技術與知識都需要長時間的練習,並透過學徒和師傅間的密切交流才能傳承下來。因此,考古學家會假設:「在同一個遺址、同一年代找到的製作方式高度相似的陶器,很可能就是同一個師傅和徒弟們做出來的」。而年代早晚有差別、或是地理位置不一樣,但是陶器製作方式仍然高度相似的時候,就會假設是「同一個陶器製作傳統下,不同陶匠們做出來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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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知道兩個陶器間是否相關,得將陶器切片、磨製,看陶土的組成成分、揉捏製作的手法、形狀和紋飾的結構,來推敲出兩者間相似度高低的證據,聽起來就像 CSI 鑑定那般。但邱斯嘉哈哈大笑說:「哪有像 CSI 電視劇那樣,把樣本放進分析儀器中,咻一下~結果就出爐了」,雖然工程浩大,但邱斯嘉表示會選擇陶器是因為它最漂亮,研究起來心情會很好。

陶器是個很有趣的載體,在成型前都可以任意地揉捏,所以在陶器上,學者在意的是這群人想要說什麼故事?這些故事怎麼被呈現出來?

邱斯嘉與研究團隊平常的工作是進行陶器切片,還有紋飾的分析與建檔,如果東加跟斐濟出現了一樣的陶器,要怎麼確認這是同一群人做的?這必須進行與陶器製作相關的各種分析,其中一部分是岩相切片分析、和化學成份分析,藉此分析陶器的土壤成份是否能夠反映出某個地質區塊的特徵。

邱斯嘉的研究室是五人團隊,有一個人看岩相、一人負責紋飾編碼,一人負責檢查與輸入資料,兩人負責重新繪製陶片的紋飾。最後還有庶務的資料與相片工作,還需要把四萬片陶片建檔,將其他已出版的文獻、碩博士論文以及資料數位化。攝影/張語辰

研究團隊的浩大工程,有賴許多人的協助。邱斯嘉表示,她目前正與林博雄鍾國芳兩位學者合作,模擬古氣候與洋流的狀況。此計畫會使用電腦模擬古代的風向與洋流,看船隻會如何移動,這可以用來推測古時候的人們便於在哪裡登陸。例如 Lapita 文化人從 A 地出海後,最容易到達的地方在哪裡,而這兩地間,陶器也應該要最為類似;但如果容易到達的地方,卻出現截然不同的陶器紋飾,那就要繼續探究造成這種文化偏好斷裂的原因有哪些。這些文化偏好上的持續或斷裂,會反映出史前社群的組織、文化上的偏好,再搭配其他考古線索(例如環境變動等),就能夠較為完整地述說史前人們的故事。

邱斯嘉舉例,像是新喀里多尼亞島東北方和南部所製作出來的陶器,都會送到位於四百公里之外的萬那度中部的 Teouma 遺址,用於陪葬。但在同一個新喀里多尼亞島上,這兩地卻各成一派,各自有其陶器流傳範圍,且大多互不干涉;而且到了晚期,當地確實也演變為南北兩大文化傳統,隱然呼應了 Lapita 時期的分隔,這就會讓她好奇到底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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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邱斯嘉負責的太平洋史前 Lapita 陶器線上數位資料庫裡,目前共有 60 個 Lapita 遺址的資料,包含 2709 種紋飾,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群體。大致上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分散出去,分成索羅門、萬那度與新喀里多尼亞島三大類,類似不同的移民波。但她表示,目前沒辦法很清楚地知道這三群社群的先後時間,是同時存在的競合關係,還是有其前後?這要透過人骨鑑定才會有精確的資料,但很遺憾地,目前在這些遺址中很難找到人骨。

從大洋洲的「家屋社會」來推敲

考古學家們需要設想當時往來穿梭於各島的人們,會面對那些從自然界與從社會關係而來的挑戰,以及當時的人們要怎麼確保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考古學家才能按照所觀察到的證據,將這段史前史寫出來。

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經常會從「家屋社會」的理念下手,來討論移民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考古學家們討論:當時的人們可能是以家屋社會的方式,組織一個不完全以血緣關係為主的群體,靈活運用不同的繼承方式,組織和發展其人力物力。這樣他們在需要經常出海往返、接觸不同島嶼的人群時,才能依據這個家屋的社會地位和名聲,獲得外地人的尊重與保護。

而邱斯嘉認為,Lapita 陶器同樣具有「標記歷史符號」的作用。陶器上的臉面紋飾,也許顯示各個家屋透過特定符號來表彰祖先以及歷史地位,藉此證明自己對土地以及財產的合法性,Lapita 陶器紋飾類似家徽的概念,因此它很可能用來作為一種傳家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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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紋飾的變化,則可以顯示 Lapita 人群遷移後與原鄉交流的成果,或是標記他們定居後的物質文化表現。

邱斯嘉的博士論文就是大洋洲的考古研究,她提到自己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有學者在新喀里多尼亞島發現遺址,邀請她一起做研究。當時,她是唯一一個到新喀里多尼亞島遺址做研究的博士班學生,獲得很多素材,也才栽進了大洋洲考古的世界。

在那時,她發現了許多現象、擁有許多素材,卻無從解釋,正當她心煩意亂之時,決定在那個暑假逃到加拿大散心。在加拿大的博物館中,發現許多北美印地安人刻的柱子,柱上有許多圖騰,有青蛙、鯨魚、熊等的圖像;有些動物圖騰是獨立存在,有些則是混合在一起。博物館的說明寫著:「這些圖騰在加拿大代表著家屋組織的象徵,如果通婚並且建立了新的家屋,這個新家屋就會放上兩個家屋的圖騰。」因此,邱斯嘉按著這個邏輯回頭檢視自己手上的素材。

家屋社會不完全是父系、也不是母系,而是以傳承家屋和家名為目的來建立社會組織,邱斯嘉表示,家屋社會的組成並非完全有血緣關係,而中古世紀的歐洲與日本都有相似的概念,家屋的名字、歷史與土地所有權必須持續下去。

由於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大洋洲島民非常重視人際網絡。除了建立人際關係外,也要想辦法維持,而這通常會透過持續的通婚、收養等方式來強化,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的世家大族,透過通婚來鞏固家族地位,而在自然資源缺乏的島嶼,這就更加重要。

眼見太平洋群島上大多屬於家屋社會,加拿大的發現帶給她當頭棒喝,讓她用家屋的概念來詮釋大洋洲陶器。她也提到,在大洋洲考古研究中有幾個重要的元素:土地、家屋以及陶器。從土地的所有權、家屋的建立與翻新與否、陶器上的圖騰紋飾,能看出家屋的力量,因此,她的老師建議她依據這些證據,找出大洋洲史前家屋社會運用符號的方式。

最後,邱斯嘉補充了一個 Lapita 文化命名由來的小故事,她站在一張新喀里多尼亞島的巨大地圖旁邊,指著 13A 遺址的位置,解密 Lapita 名稱的由來。她說,當時在 13A 遺址進行研究的老教授指著發掘所在的沙灘地,問當地人那地方叫做什麼名字,當地人看著考古坑便回答:「xapeta’a」,這是當地「小坑」的意思,耳朵不好的老教授聽成「Lapita」,這就成了 Lapita 文化名稱的由來。

延伸閱讀: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原文為《「家傳故事為何改變?」從 Lapita 陶器解密史前人類的生活》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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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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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即停薪:如何證明你的時間值多少?車禍背後的認知 x 情緒 x 金錢 x 法律大混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1/09 ・328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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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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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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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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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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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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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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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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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細胞的紙 蓪草紙見證台灣產業變遷
顯微觀點_96
・2025/12/26 ・2617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你知道透過顯微鏡觀察紙張,其實很難看到完整的細胞樣貌嗎?因為大多數的紙,常經過搗碎「煮成」紙漿後,才壓製成型。因此將紙張放在顯微鏡下觀看,往往只剩植物纖維的網狀結構。然而,有一種紙在顯微鏡下卻能完整呈現植物細胞的形狀,甚至在太陽光下透光觀察,蜂窩般的六角格紋也能一覽無遺。這就是承載台灣經濟社會變遷史的「蓪草紙」。

蓪草紙為什麼能看到細胞?

和一般造紙方法不同,蓪草紙不是將植物打漿後壓製而成,而是取材自蓪草莖髓。工匠將蓪草莖截斷,取出中央白色的髓心,再將蓪草髓心緊壓在盤面,使用裁刀依髓心邊緣滑行,「削出」一張張輕薄的蓪草紙。蓪草紙的厚度則由銅片與盤面間的高低來調整。

因為蓪草紙是直接由莖髓切片製成,細胞結構未被破壞,保留了幾乎完整的細胞,因此當蓪草紙放在顯微鏡下,便能看到完整地細胞型態。

蓪草紙的微細構造
光學顯微鏡下觀察蓪草髓心切面的蓪草紙結構。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林盈宏攝影

蓪草-台灣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發表的植物

十八、十九世紀中外貿易展開,當時清政府唯一開放對外貿易的港口-廣州開設許多專售外銷水彩畫的商鋪。中國畫家受到西方技法影響,透過精細的分工合作,使用西畫材料在綾絹、蓪草紙等各式媒材上,大量製作帶有中國風土風情的畫作,是當時西方人到中國購買的最佳伴手禮。其中,蓪草紙潔白透明,當時在西方被稱為「米紙(Ric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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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正掀起博物學熱潮,除了透過畫作滿足對東方的想像,畫作所使用的媒材也引發西方人的興趣,因此歐洲植物學家開始疑惑:「米紙到底是從什麼植物而來的?」

正式為蓪草紙材料「蓪草」命名的是英國植物學家威廉.虎克(William Hooker)。

他在1830年發表對米紙的初步觀察,但無法確定來源植物。他曾經這樣形容:「如果將這張紙放在眼睛和光線之間,就會發現一種精美絕倫的細胞組織,這是任何人類藝術都無法創造或模仿的」。

其後,虎克仍陸續針對「米紙」進行研究。他於1841年被任命為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園長後,更是動用了所有官方和非官方的聯繫,透過廣州、廈門的商人與外交人員蒐集標本,不斷比對葉、花與莖髓,最終在1852年發表學名為 Aralia papyrifera,暫歸於五加科的五加屬(A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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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德國植物學家卡爾.科赫(Karl Koch)認為蓪草的花瓣、雄蕊和葉片形態與五加科的其他屬及物種相差甚遠,便將其獨立為新屬,改名為 Tetrapanax papyriferus,並沿用至今。

蓪草在台灣的歷史身影

蓪草在東亞其實早已是社會常用、熟悉的植物,並以多種名稱「蓪草」、「通草」、「通脫木」散見於各類典籍。例如中國六朝史料集《建康實錄》便曾記載晉惠帝曾命宮女準備五彩「蓪草」紙花。唐代藥學著作《本草拾遺》中則記錄著「『通脫木』,生山側。葉似萆麻,心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而虎克則曾經記錄他向長期居住在印度的哈德威克將軍(General Hardwicke)詢問「米紙」事宜。哈德威回復印度當地人將製作「米紙」的植物用於多種用途。他們將最粗的莖切成薄片製作人造花和各種精美裝飾品來裝飾神龕;也利用「米紙」製作帽子。「米紙」的材料對當地漁民來說也非常有用,可以做成適合他們漁網的浮筒。

中國清末因畫在蓪草紙上的外銷畫價格便宜、畫幅小便於攜帶,外銷市場需求日益增加。加上鴉片戰爭爆發後,原本位於廣州的外國行商陸續移到廈門,連帶也帶動台灣的蓪草產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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蓪草在台灣的分布雖遍及全島,但受到氣候、土壤等影響,以新竹以北一帶山區生產的品質最佳,因此過去的新竹可說是蓪草產地的重鎮。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進一步將蓪草列為台灣的重要殖產項目之一,設立農業試驗場改良品種、選定區域推廣栽種,原本野生採集的蓪草變成人工栽培,產量和品質都大幅提升。當時改良的美術蓪草紙被用於製作人造花、婚慶裝飾、扇子、畫材、蓪草卡片等,受到歐美各國的喜愛。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蓪草製品(如蓪草紙、蓪草花及裝飾品)是重要的出口支柱,以外銷美國市場為主。在「客廳即工廠」的五、六〇年代,蓪草加工製品可說是許多家庭生計的依靠。

可惜隨著石化工業興起,價格低廉的塑膠花取代了蓪草花的製作,重創台灣蓪草產業,新竹的老牌業者金泉發蓪草行也在1972年結束長達約130年的蓪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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蓪草的產業消長,反映了出台灣社會經濟的轉型過程。現今市面上雖然幾乎已不見蓪草紙的蹤影,年輕世代甚至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蓪草,但仍有許多人、組織致力於蓪草文化的推廣,開設工藝課程和工作坊、蒐集史料,盼讓這段歷史重新被看見。

蓪草紙不僅是能「看見細胞的紙」具有其科學趣味,也是一段跨越東西方的博物學探險旅程,更是台灣社會經濟史的一頁篇章。 下次當你拿著蓪草紙透著陽光觀察那一格格清晰的細胞形狀時,相信看見的不只是生物結構,也會看見台灣走入世界科學舞台的起點,以及一段歷經繁榮沒落、正在重生的文化記憶。

蓪草心與蓪草紙
蓪草心與蓪草紙。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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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重要還是環境重要?明朝末年發生了什麼事?氣候如何影響國家?——《價崩》導讀
衛城出版_96
・2024/05/07 ・4105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眼皮底下的事實:環境史研究者看《價崩》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著名的漢學家卜正民以如下段落為《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一書定調:

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安慰自我,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的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

他告訴我們,作為一個「長壽之人」,「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他認為也是前所未見。只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還是想問,若我們放大時空的尺度,當代人在過去十年來經歷的變化,真的是前所未見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圖/unsplash

藏在眼皮下的事實是什麼?小冰期如何發生?

一六四○年代初期的中國發生什麼事?這便是卜正民試圖回答的問題。他反對傳統史學的兩大見解:一者是訴諸人禍,即訴諸當時宮廷內的派系鬥爭,統治階層道德淪喪,導致民不聊生;二者是訴諸十六至十七全球的白銀貿易,即當時從美洲與日本湧入中國的白銀,造成物價波動與社會不安。卜正民認為,訴諸人禍與貿易會讓我們看不見「藏在眼皮底下的事實」:小冰河時期(簡稱小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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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地說,小冰期是從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的地球寒化現象,氣溫平均掉了攝氏兩度。乍看之下,攝氏兩度的溫差或許微小,但對作物而言,這樣的溫差已經足夠讓作物減少一次收成,或根本無法收成。再者,必須注意,兩度的溫差是「平均」,即可能是極熱與極寒的氣溫交錯變化造就此兩度溫差。這確實也是在小冰期中發生的事。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影響所及,所謂「聖嬰-南方震盪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即傳統上所說的「聖嬰現象」加「反聖嬰現象」)變得格外激烈,乾旱、水災等極端氣候頻傳。不僅如此,地球科學家也指出,小冰河期也是火山活動格外頻繁的時期。火山噴出的煙塵,遮蔽了太陽輻射,更加速了地球的寒化。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
圖/unsplash

小冰期的起因為何?目前普遍接受的見解是太陽活動改變。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這與所謂歐洲人「發現」新大陸有關。受到所謂「哥倫布大交換」的衝擊,美洲原住民大量消失,森林擴張,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眾所周知,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濃度的減低,讓大氣保溫的能力下降,與前述太陽活動與火山噴發的效果耦合,讓寒化成為不可逆的過程。總之,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地球是個混沌系統,牽一髮不只動全身,甚至整個身體都會分崩離析。

回到《價崩》這本書。卜正民指出,明朝的存續時間(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即落在小冰期,並成為明朝覆亡的主因。他將小冰期之於明朝的影響分為六個泥沼期:一、永樂泥淖期(一四○三年至一四○六年)。二、景泰泥淖期(一四五○年至一四五六年)。三、嘉靖泥淖期(一五四四年至一五四五年)。四、萬曆一號泥淖期(一五八六年至一五八九年)。五、萬曆二號泥淖期(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年)。六、崇禎泥淖期(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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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泥淖期欠缺災荒記載,景泰泥淖期以饑荒收尾,嘉靖泥淖期氣候異常乾冷,萬曆一號泥淖期爆發饑荒、洪水、蝗災與大疫,「人民相食,枕籍死亡」;萬曆二號泥淖期的乾旱與水災頻繁,饑荒再度爆發,「朝廷賑濟的請願如潮水湧來」。崇禎泥淖期是明代乃至於「整個千年期間最慘痛的七年」,「米粟踊貴,餓殍載道」。一六四四年四月末,闖王李自成兵臨北京,致書要求崇禎帝歸順。崇禎不從,在命皇后、貴妃與女兒自盡後,他爬上皇居後的煤山,自縊身亡。李自成稱帝後,滿人入關,將中國納入大清國版圖。

不可忽視的幽靈?拔除合理征服者的解釋,明朝滅亡原因還有哪些?

如此的歷史解釋是否會流於環境決定論?卜正民的回答是:「如果環境決定論的幽靈就在門外徘徊,我也不會在分析時將其拒於門外。」那麼,是什麼讓寫出《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等名著的歷史學者相信環境的決定作用?答案就是糧價。

卜正民先生像。
圖/wikipedia

以他的話來說,「太陽能與人類需求的關係,是透過糧價調節的。從景泰年間到崇禎年間,糧價在五次環境泥淖其中激增,每一次都把價格多往上推一截,這樣的事實也說服我必須採用氣候史的大框架。」卜正民表示,「一旦經濟體仰賴太陽輻射為能源來源,那麼無論大自然是幽而不顯還是顯而易見,都必然是社會或國家生命力的決定因素。」

在結語「氣候與歷史」中,卜正民再次反駁那些把明朝覆滅推給「失德」的見解。他認為,這種論調是「合理化明清兩朝遞嬗的過程」,且「編出這種敘事並為之背書的,就是征服者」。他強調,「明朝的滅亡固然不能推給災荒糧價,但講述崇禎末年重大危機時不把氣候因素納入考慮,那簡直就像莎士比亞所言,宛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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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至於將環境決定論「拒於門外」是一回事,認為社會變遷就此被環境「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卜正民並不認為,面對氣候因素帶來的種種挑戰,明朝各級官員只能雙手一攤,感嘆天要亡我,不做任何努力。就如其他生活在小冰期的人們一般,卜正民認為,明朝人建設基礎設施、育種、建立制度、開發新科技與控制生育力等;但問題是,一六三○年代晚期的種種災害,並未催出社會的適應力,反倒是摧毀其適應力。

拜此時勃發的火山活動與激烈的聖嬰-南方震盪現象「之賜」,不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變不出糧食。卜正民認為,至少在前五個泥淖期,明朝人還是表現出相當的韌性,努力予以調適。然而,進入崇禎泥淖期後,春夏乾冷,田地龜裂,運河無水。當每公斤的米得需要兩千五百公升的水,而老天爺就是不願意降下一滴雨時,糧食供應體系就此崩潰,連帶把物價與政治體系拖下去陪葬。

是誰忽略了眼皮底下的事實?這段歷史帶給我們什麼警訊?

回到卜正民所稱的「眼皮底下的事實」。我們要問,是誰忽略了這項事實?誰是這對眼皮的擁有者?卜正民的答案有二。一則是以研究社會、政治與環境變遷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小冰期的相關研究為例,他表示,當他開始研究明代中國糧價變異與氣候變化之關係時,驚訝地發現,「其他地方的環境史對糧價幾乎不提」。與之對照,精通糧價的歷史研究者,如不是太快地把糧價理解為「公平交易」的指標,便是視之為社會關係的一環,忽略了糧食必得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孕育出來的。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
圖/unsplash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然而,卜正民的分析告訴我們,即便明代中國離現在相當遙遠,所謂的小冰期至少也是一百五十年以上的事,但物價恐怕還是可作為某種氣候指標。換言之,若人們以關心物價的熱誠來關心環境,面對當代的環境危機,說不定人們多少可找出個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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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讓人心生警惕的是,卜正民告訴我們,小冰期多少是個漫長的地球系統變化。小冰期本身並未造成明朝衰亡,是相伴的極端氣候摧毀了明代社會的韌性與調適。他也認為,面對小冰期、火山噴發與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誘發的極端氣候,從後見之明來看,明朝人也做了他們可以做的,但也只多苟延殘喘了七年,且還是生存條件都被剝奪、生活尊嚴都被否定的七年。

那麼,當人類誘發的氣候變遷可能已加劇了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讓去年(二○二三年)夏天成為有紀錄以來地球最熱的夏天,而極端氣候彷彿成為日常,人類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調適?如果說明朝多少是被地球系統的正常運作摧毀,當今地球系統的異常,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數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恐怕無法如卜正民對待明朝人一樣地寬厚,只能說這是咎由自取。諸如此類的思考,都讓《價崩》有了跨越時代的現實意義。

畢竟,明朝人不是外星人,他們跟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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