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是門不確定的科學,同時也是門藝術(Medicine is a science of uncertainty and an art of probability)」──威廉 · 奧斯勒(Sir William Osler),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創始者
一種疾病不一定只有一種治療方法,如何選擇除了透過醫師的專業評估之外、也需要醫病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在2017年的研究發現,當醫師用聽起來「太過專業」的詞彙和患者說明時,竟然會直接影響病患的決定?
醫師聽起來越專業,病人就越緊張?
在面對病人的時候,臨床溝通有時候可能更像是種藝術。「疑似水泡」、「囊腫」、「疑似腺瘤」、「有可能是癌症」都可能被用來形容在超音波上的一顆圓球般的影像。然而言者無心,聽者卻可能有意。即使疾病同時有「侵入性低(如:藥物或持續觀察)」和「侵入性高(如:外科手術)」可供患者選擇,若醫師使用 「聽起來超難懂(技術性高的詞彙)」的用語和病人溝通,患者就有可能會過於焦慮,進而更容易接受侵入性高、傷害性也高的醫療手段。
2017 年,澳洲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團隊針對六種疾病,進一步研究醫師敘述病情時所用的專業用詞,對於病人選擇的治療決策的影響 [1]。以女性的內分泌失調的疾病──多囊卵巢綜合症(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為例,對 181 名年輕女性假設被告知了(診斷)某種疾病,研究人員隨機地用了兩種用語,分別是:
- 多囊卵巢綜合症(原文:PCOS)
- 體內激素不平衡(原文:hormonal imbalance)
結果顯示被告知的用語是「多囊卵巢綜合症」的女性,相較於被告知的用語是「體內激素不平衡」的受試者,不僅自認為病情更嚴重、自尊也較低,同時也更趨向於願意接受進一步的超音波檢查──儘管超音波並非絕對的診斷標準 [2-4] [注 1]。
而在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聯合研究 [1, 5]中指出,若以三種不同用語來向患者說明乳房癌症 [5, 6],則患者選擇的治療手段也不盡相同:
- 非侵襲性癌症(原文:non-invasive cancer)
- 乳房病變(原文:breast lesion)
- 非正常細胞(原文:abnormal cells)
結果發現,當患者被告知「非侵襲性癌症」時,有 53% 選擇了非手術性治療;而醫師用語是「乳房病變」時,選擇非手術的患者提高到 66%;而當患者聽到的是「非正常細胞」的時候,非手術性治療的人更增加到 69%。顯示了醫病溝通時,醫護團隊所選擇的詞彙,確實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決策 [1, 5]。
過度治療指的是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檢查或療程,造成身體的痛苦或心理負擔,而在醫病溝通的用詞造成的過度治療,難以怪罪雙方。但「防禦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所造成的醫療浪費和患者苦痛,卻血淋淋的顯示了現代醫病關係的緊張。
- 編按:防禦性醫療指的是醫護人員的診斷、治療等決策不是依歸於病人的最大利益,而是為了避免被告、造成醫療糾紛而因應的醫療行為。
因為我怕被你告,所以最好什麼檢查都做
「好賺第一賣冰,第二告醫生」,這是我家鄉流傳的一段諺語,明確地形容了現在醫師訴訟纏身、醫病關係緊張的現況。依據我國衛生福利部說明,台灣醫師每年平均約有 36.7 位醫師因醫療糾紛被刑事起訴,遠高於美國的每年約 1.2 位(0.004/百萬人口)及日本(0.12/百萬人口)的每年平均約 15 位,如換算成訴訟率則為美國的 400 倍,日本的 13 倍 [7]。
醫師容易被告的壓力之下,心理自然地會浮現過度治療的念頭──「如果我沒幫患者開這些檢查,就有可能被告」因此容易開立對病患無效的檢查,甚至是較痛苦或昂貴的醫療手段,徒增病患療程的不適與國家醫療資源的浪費。
根據美國在 2005 年的研究指出,詢問高風險科別的醫師(急診、外科、神經科等),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醫生(93%)都曾因畏懼訴訟,而給予「防禦性醫療」的診斷,甚至高達 42% 比例的醫師,承認曾給予病人不需要的醫學影像檢查 [8]。另外國內法學研究也指出,國內每一百名醫師裡,每年就有 5-16 名醫師就得要被刑事檢察官調查,甚至上法庭 [9]。也難怪現今的醫師們,寧可給予對患者不必要的藥物或檢查,造成過度治療、浪費醫療資源,也不願意承擔被告的風險了。
溝通,是門藝術
在儀器敏銳度提升及醫病緊張的時代,「過度治療」已經成了各國政府急待解決的挑戰。而我國的健保帶有社會福利、排除市場機制性質,造就了台灣政府是醫療支出的單一支付者,進而讓醫療浪費、過度治療成了歷屆健保改革最頭痛的問題。
然而, 2017 年的澳洲研究是針對英語醫療用詞,和西方文化的受試者。台灣似乎還沒有人針對中文醫療用詞對於醫療決策的選擇,進行類似的研究,也許政府或學術單位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了解台灣民眾是否也會跟澳洲人有一樣的感受──「醫生講得好難懂,搞得我好害怕」。
- 本文感謝神奇海獅和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檢驗科張昱維(Yu-Wei Chang)協助
注解
- 注 1:該研究後續告知所有的受試者,超音波影像並非絕對的確診工具後,所有的女性接受超音波檢查的意願都降低了,有趣的是,她們認為自己病情的嚴重度也同時下降了。
參考文獻
- Brooke Nickel, Alexandra Barratt, Tessa Copp, Ray Moynihan, Kirsten McCaffery ( 2017 ) Words do matter: a systematic review on how different terminology for the same condition influences management preferences. BMJ Open
- Tessa Copp Kirsten McCaffery Lamiae Azizi Jenny Doust Ben W.J. Mol Jesse Jansen ( 2017 ) Influence of the disease label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on intention to have an ultrasound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 a randomised online study in young women. Human Reproduction, 32, 876-884
- 吳婉華,陳昭源,林忠順。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之診斷與治療。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月刊。第 27 卷第 4 期。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 蕭國明 ( 2017 )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婦產科。
- Zehra B. Omer, BA; E. Shelley Hwang, MD, MPH; Laura J. Esserman, MD, MBA; Rebecca Howe, BA; Elissa M. Ozanne, PhD ( 2013 ) Impact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Terminology on Patient Treatment Preference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3, 1830-1831, DOI: 10.1001/jamainternmed.2013.8405
- 洪博文。乳癌外科治療的爭論議題(1),台灣乳房醫學會。
- 推動醫療責任明確化、扭轉醫療生態、共創三贏,衛生福利部。
- Studdert DM, Mello MM, Sage WM, DesRoches CM, Peugh J, Zapert K, Brennan TA. ( 2005 ) Defensive medicine among high-risk specialist physicians in a volatile malpractic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3, 2609-2617
- 吳俊穎、楊增暐、陳榮基(2014)醫療過失刑事歸責之實證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232 期,第 133-15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