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口中的疾病名稱太專業，會直接影響病人的決策？談醫病互動和過度治療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了解更多PS150助眠益生菌：https://lihi3.me/KQ4zi

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本文由 肺纖維化(菜瓜布肺)社團衛教 合作，泛科學撰文

在現代醫學的警示清單裡，乳癌、大腸癌這些疾病大家都不陌生；但有一個「隱蔽且致命」的威脅卻常被忽視，那就是「肺纖維化」。其中最常見的類型「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其預後往往不太樂觀，確診後的五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常見的癌症還低。

首先，我們得先破解一個迷思：肺纖維化並不是單一疾病，而是許多種間質性肺病的共同表現。當我們聽到「肺纖維化」，腦中常浮現「菜瓜布肺」的形象，患者的肺部外觀充滿一個個空洞與疤痕，像極了乾燥的絲瓜。這精準描繪了肺部組織逐漸硬化、失去彈性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這跟部分 COVID-19 康復者身上、仍有機會復原的肺纖維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肺部為何會變成「菜瓜布」？

為什麼好端端的肺會變成菜瓜布？這其實是一場身體修復機制失控的結果。

「纖維化」的組織，就是肺部間質組織（interstitium）的疤痕化。間質是圍繞在肺泡周圍，包含血管與支持肺部結構的結締組織。在正常情況下，肺部損傷後會啟動修復機制，並再生健康組織。但在肺纖維化的患者體內，這套修復機制卻「當機」了。

身體會不斷地發出訊號，導致負責修復工作的「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被過度活化，進而失控地沉積膠原蛋白疤痕組織，最終在肺部形成永久性的纖維化。

科學家發現，這個過程之所以棘手，在於它是一個「惡性循環」，肺部同時存在著「發炎反應」與「纖維化」這兩條路徑 ，它們相互加乘，演變成難以阻斷的強大破壞力。

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例如抽菸，特定年齡與性別(50歲以上男性)、長期暴露於粉塵環境的工作者(農業、畜牧業、採礦業…)、胃食道逆流者。此外，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的患者，他們併發肺纖維化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人，必須特別警覺。

打斷惡性循環的挑戰，為何只對抗「纖維化」還不夠？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疾病，醫學界長年束手無策，直到 2014 年才迎來一道曙光。美國 FDA 批准了兩種機制不同的新藥：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這兩種藥物的出現是治療史上的分水嶺，首度被證實能夠「延緩」IPF 患者肺功能的惡化速度。

然而，這場戰役尚未結束。現有的治療雖然帶來了希望，卻也凸顯了「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從機制上來看，這些藥物主要抑制的是「纖維化路徑」。

這讓科學界開始思考這個未被滿足的棘手問題：既然疾病的本質是「發炎」與「纖維化」的雙重打擊，那麼，我們是否能找到「同時抑制」這兩條路徑的全新策略，從而更有效地打斷這個惡性循環？

找到同時調控「發炎」與「纖維化」的新靶點

為了解決難題，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一個細胞內的酵素：磷酸二酯酶 4B（PDE4B）。

為什麼鎖定它？讓我們看看它的「雙重作用」機制：

1. 關鍵位置： PDE4B 同時存在於免疫細胞（與發炎有關）與纖維母細胞（與纖維化有關）當中。
2. 作用機制： PDE4B 的主要工作是降解細胞內一種叫 cAMP（環磷酸腺苷） 的訊號分子。cAMP 可以被視為細胞內的「穩定信號」。
3. 雙重抑制： 當我們使用藥物抑制了 PDE4B 的活性，細胞內的 cAMP 就不會被分解，濃度會隨之升高。高濃度的 cAMP 能穩定免疫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同時產生抗發炎與抗纖維化的雙重效應。

簡單來說，鎖定並抑制 PDE4B，就像是同時抑制了免疫風暴與纖維化的工程，有望從雙從抑制打擊這個惡性循環。

全球臨床試驗帶來的新希望

近十年來，全球在肺纖維化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臨床試驗，我們相信，在科學家逐步破解肺纖維化惡性循環的複雜難題後，期盼未來能為無數患者爭取到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與未來。

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面對這個比癌症更致命的對手，雖然現有的治療手段能延緩惡化，但無法逆轉已經形成的肺部疤痕組織，因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對抗肺纖維化最重要的黃金時刻。

COVID-19 疫情延燒，全球死亡人數的增加，令人不禁好奇，面對疾病，甚至是死亡，處在現行體制之下的我們能夠為自己掌控哪些權利呢？

2000 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上路，到了 2015 年，《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通過，再再為我們的權利提供了保障的依據。其中，《病主法》更是全亞洲第一部完整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兩者都是藉由預立醫囑，讓我們得以實踐對於醫療意願的尊重，而今天想談的部分是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破除末期病人才有必要預立醫囑的迷思

預定意願的概念在於個人為其將來可能失去決定能力的情況，在仍具清楚意識及決定能力時，為自己的醫療處置提前預作規劃，以達到減輕或免除自身處於末期病人角色時的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其作法在於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來增進臨終前的生活品質，也因此，並非只有處於末期的病危病人才可以、才有必要簽署，任何人都可以考慮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簽署事後可以定期回顧，作出適當修訂），至於意願書內容的實際執行，則是在病人喪失決定能力時。

簽署意願書可能遇上的阻礙

然而，要面對攸關生死的議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華人社會中，參雜著錯綜複雜的家庭影響。西雅圖港景醫院（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的社會工作者 Andrew J. McCormick 博士，在有關死亡自決權的研究中，便提及在某些親屬群體中，基於家庭而非患者自主權的醫療保健決策可能是常態。

在討論臨終護理時，來自這種傳統的家庭，常常會與醫療人員產生溝通的鴻溝。更有甚者，家庭的定義擴大到包括信任度高的人，他們可能不會被醫院工作人員視為潛在的決策者，但他們希望參與決策或影響當事人的決策。由此，我們可以將預定醫療照顧計劃過程會遇到的問題，歸結成家人和病人兩個面向，分別如下：

對家人而言：

• 基於孝道認為支持簽署等於不孝
• 害怕為他人做主、害怕自己情緒
• 認為隱瞞病情對於病人是種保護

對病人而言：

• 存有談論死亡的忌諱
• 難以想像未來而為自己預先決策
• 憂慮醫師會因簽署而提前放棄自己

簽署意願書＝放棄治療？意願書的實踐——末期病人

從上，我們不難發現病患與家屬似乎都有個共通的迷思：擔心預定醫療意願進而簽署意願書，會致使以後就醫都被醫師消極對待。然而，這樣的憂慮是多餘的。

事實上，「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的實踐只適用於「末期病人」的狀況，所謂的「末期病人」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第二款，便定義為「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這個定義包含三部分，分別為前提要件、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也就是：

• 前提要件：罹患嚴重傷病
• 主觀要件：醫師診斷不可治癒
• 客觀要件：有醫學上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不可避免

綜合以上條件，便澄清了病患與家屬共同的癥結，了解到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只會在處於末期病人的狀態下實踐。反之，在現行規範下，醫師甚至是不能接受非末期之病人的「不急救」請求。根據刑法第 15 條與第 275 條，醫師不得以病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不為救治或維護其生命應有之作為，更不得依家屬之同意而不作為，否則於現行刑法規範之下，將可能涉有刑事責任。

一種負責任的自主

看到這裡，或許會狹隘地認為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所能帶來的好處，便是實踐了近年來我們期待保障當事者自我決定的道德和法律權益。但，回到實務現場，我們不難發現，重症或末期病人意願不明或未簽「安寧意願書」的情況下，家屬彼此對於治療的意見又對立不一的情況不在少數。

也因此，病人自主的實踐不單單是為自己而決定的自主，更也在人與人的關係中，體現了關係性的自主及責任，消除家屬和照顧者為當事者做生死決定的焦慮，減少家屬友人彼此間因意見不同造成的衝突。

參考資料

• 王志嘉、羅慶徽（2010）。〈病人生命身體法益的處分─兼論死亡協助與刑事責任〉。《安寧療護雜誌》，15 卷 1 期，頁 63-80。
• 孫效智（2012）。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末期病患與病人自主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1)，45-91。doi: 10.6523/168451532012060041002
• 病人自主發生爭議怎麼辦？。康達雜誌（2019）。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安寧療護（2019）。
• McCormik, A. J. (2011). Self-determination, the right to die, and culture: a literature review. Social Work, 56(2), 120-128.

「醫學是門不確定的科學，同時也是門藝術（Medicine is a science of uncertainty and an art of probability）」──威廉 · 奧斯勒（Sir William Osler），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創始者

一種疾病不一定只有一種治療方法，如何選擇除了透過醫師的專業評估之外、也需要醫病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在2017年的研究發現，當醫師用聽起來「太過專業」的詞彙和患者說明時，竟然會直接影響病患的決定？

醫師聽起來越專業，病人就越緊張？

在面對病人的時候，臨床溝通有時候可能更像是種藝術。「疑似水泡」、「囊腫」、「疑似腺瘤」、「有可能是癌症」都可能被用來形容在超音波上的一顆圓球般的影像。然而言者無心，聽者卻可能有意。即使疾病同時有「侵入性低（如：藥物或持續觀察）」和「侵入性高（如：外科手術）」可供患者選擇，若醫師使用 「聽起來超難懂（技術性高的詞彙）」的用語和病人溝通，患者就有可能會過於焦慮，進而更容易接受侵入性高、傷害性也高的醫療手段。

2017 年，澳洲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團隊針對六種疾病，進一步研究醫師敘述病情時所用的專業用詞，對於病人選擇的治療決策的影響 [1]。以女性的內分泌失調的疾病──多囊卵巢綜合症（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為例，對 181 名年輕女性假設被告知了（診斷）某種疾病，研究人員隨機地用了兩種用語，分別是：

• 多囊卵巢綜合症（原文：PCOS）
• 體內激素不平衡（原文：hormonal imbalance）

結果顯示被告知的用語是「多囊卵巢綜合症」的女性，相較於被告知的用語是「體內激素不平衡」的受試者，不僅自認為病情更嚴重、自尊也較低，同時也更趨向於願意接受進一步的超音波檢查──儘管超音波並非絕對的診斷標準 [2-4] [注 1]。

而在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聯合研究 [1, 5]中指出，若以三種不同用語來向患者說明乳房癌症 [5, 6]，則患者選擇的治療手段也不盡相同：

• 非侵襲性癌症（原文：non-invasive cancer）
• 乳房病變（原文：breast lesion）
• 非正常細胞（原文：abnormal cells）

結果發現，當患者被告知「非侵襲性癌症」時，有 53% 選擇了非手術性治療；而醫師用語是「乳房病變」時，選擇非手術的患者提高到 66%；而當患者聽到的是「非正常細胞」的時候，非手術性治療的人更增加到 69%。顯示了醫病溝通時，醫護團隊所選擇的詞彙，確實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決策 [1, 5]。

過度治療指的是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檢查或療程，造成身體的痛苦或心理負擔，而在醫病溝通的用詞造成的過度治療，難以怪罪雙方。但「防禦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所造成的醫療浪費和患者苦痛，卻血淋淋的顯示了現代醫病關係的緊張。

• 編按：防禦性醫療指的是醫護人員的診斷、治療等決策不是依歸於病人的最大利益，而是為了避免被告、造成醫療糾紛而因應的醫療行為。

因為我怕被你告，所以最好什麼檢查都做

「好賺第一賣冰，第二告醫生」，這是我家鄉流傳的一段諺語，明確地形容了現在醫師訴訟纏身、醫病關係緊張的現況。依據我國衛生福利部說明，台灣醫師每年平均約有 36.7 位醫師因醫療糾紛被刑事起訴，遠高於美國的每年約 1.2 位（0.004／百萬人口）及日本（0.12／百萬人口）的每年平均約 15 位，如換算成訴訟率則為美國的 400 倍，日本的 13 倍 [7]。

醫師容易被告的壓力之下，心理自然地會浮現過度治療的念頭──「如果我沒幫患者開這些檢查，就有可能被告」因此容易開立對病患無效的檢查，甚至是較痛苦或昂貴的醫療手段，徒增病患療程的不適與國家醫療資源的浪費。

根據美國在 2005 年的研究指出，詢問高風險科別的醫師（急診、外科、神經科等），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醫生（93%）都曾因畏懼訴訟，而給予「防禦性醫療」的診斷，甚至高達 42% 比例的醫師，承認曾給予病人不需要的醫學影像檢查 [8]。另外國內法學研究也指出，國內每一百名醫師裡，每年就有 5-16 名醫師就得要被刑事檢察官調查，甚至上法庭 [9]。也難怪現今的醫師們，寧可給予對患者不必要的藥物或檢查，造成過度治療、浪費醫療資源，也不願意承擔被告的風險了。

溝通，是門藝術

在儀器敏銳度提升及醫病緊張的時代，「過度治療」已經成了各國政府急待解決的挑戰。而我國的健保帶有社會福利、排除市場機制性質，造就了台灣政府是醫療支出的單一支付者，進而讓醫療浪費、過度治療成了歷屆健保改革最頭痛的問題。

然而， 2017 年的澳洲研究是針對英語醫療用詞，和西方文化的受試者。台灣似乎還沒有人針對中文醫療用詞對於醫療決策的選擇，進行類似的研究，也許政府或學術單位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了解台灣民眾是否也會跟澳洲人有一樣的感受──「醫生講得好難懂，搞得我好害怕」。

• 本文感謝神奇海獅和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檢驗科張昱維（Yu-Wei Chang）協助

注解

• 注 1：該研究後續告知所有的受試者，超音波影像並非絕對的確診工具後，所有的女性接受超音波檢查的意願都降低了，有趣的是，她們認為自己病情的嚴重度也同時下降了。

參考文獻

1. Brooke Nickel, Alexandra Barratt, Tessa Copp, Ray Moynihan, Kirsten McCaffery ( 2017 ) Words do matter: a systematic review on how different terminology for the same condition influences management preferences. BMJ Open
2. Tessa Copp Kirsten McCaffery Lamiae Azizi Jenny Doust Ben W.J. Mol Jesse Jansen ( 2017 ) Influence of the disease label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on intention to have an ultrasound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 a randomised online study in young women. Human Reproduction, 32, 876-884
3. 吳婉華，陳昭源，林忠順。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之診斷與治療。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月刊。第 27 卷第 4 期。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4. 蕭國明 ( 2017 )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婦產科。
5. Zehra B. Omer, BA; E. Shelley Hwang, MD, MPH; Laura J. Esserman, MD, MBA; Rebecca Howe, BA; Elissa M. Ozanne, PhD ( 2013 ) Impact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Terminology on Patient Treatment Preference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3, 1830-1831, DOI: 10.1001/jamainternmed.2013.8405
6. 洪博文。乳癌外科治療的爭論議題（1），台灣乳房醫學會。
7. 推動醫療責任明確化、扭轉醫療生態、共創三贏，衛生福利部。
8. Studdert DM, Mello MM, Sage WM, DesRoches CM, Peugh J, Zapert K, Brennan TA. ( 2005 ) Defensive medicine among high-risk specialist physicians in a volatile malpractic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3, 2609-2617
9. 吳俊穎、楊增暐、陳榮基（2014）醫療過失刑事歸責之實證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232 期，第 133-15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