螃蟹擁有一雙構造奇特的複眼，對於周遭光線的改變十分敏感，很容易被奇特的物體和突然的動作驚嚇到，尤其是跟生活環境顏色差別明顯的移動物體。所以為了不讓它們受到驚嚇，有經驗的賞蟹者會小心翼翼的移動身體，以免身上的反光嚇到螃蟹，而讓螃蟹迅速躲藏起來。
因此，穿著深色的衣服是比較聰明的選擇。另外，各種不同的海灘，會潛伏著不同的危機：如泥灘地非常濕滑，加上土質鬆軟，一不小心就會身陷其中；珊瑚礁堅硬銳利，礁岸藻類叢生，非常濕滑，稍一不小心，就容易造成意外而受傷。而且觀察部分種類螃蟹時，還必須涉水，因此，穿著長筒雨鞋或防滑鞋是比較理想的選擇，如果鞋底具有防滑功能或有硬橡膠釘就更合適了。最好戴上一頂能綁緊、能遮陽的帽子，以防皮膚曬傷。
或許是台灣大眾對文蛤非常熟悉，所以 2023 年 4 月新聞報導「台灣文蛤」被認定為新的物種時，引發一波「蛤？」的熱潮。究竟文蛤有哪幾種，真的不一樣嗎？現在的台灣人會吃文蛤，古代人也會嗎？
文蛤住在海岸附近，南亞、東南亞、東亞、東北亞到日本的沿岸，都能見到文蛤生存，物種不少，研究不多，分類有許多討論空間。
這項研究主要關注 3 個物種，包括住在日本、韓國的「麗文蛤（Meretrix lusoria）」，東亞偏北的「中華文蛤（Meretrix petechialis）」，以及全新定義，東亞南部與台灣的「台灣文蛤（Meretrix taiwanica）」。
台灣文蛤不只住在台灣，東亞沿岸也有，所以不算台灣特有種，不過可謂台灣的本土物種。
遺傳上看，中國南北的文蛤各自成群，有所差異，為什麼以前沒有中國學者區分新物種？不清楚，或許是覺得同屬一個中國沒必要獨立，將其視為同一物種內的明顯差異。依照新研究，中國南部的文蛤將改名為台灣文蛤。
這項研究使用外殼型態與 DNA 分辨不同文蛤。遺傳學標記是「CO1 Barcode」。CO1 全名 cytochrome c oxidase 1，是粒線體上的基因。
此基因在不同物種間的差異夠多，又沒那麼多（差異不多會分不清楚，可是倘若差異過多，同一物種內的變異也很大，就失去分群的意義，不適合用來鑑定）。儘管提供的訊息遠不如基因體全面，卻容易定序與分析，所以常常被用於鑑定與分類。
比對文蛤們的 CO1 基因序列，台灣文蛤、中華文蛤彼此最接近，不過兩群內皆明顯自成一群，也就是說台灣文蛤們獨立一群，中華文蛤們也自己一群，不論外貌如何，都可以明確區分出兩個物種。
而麗文蛤們也自成一群，和兩者平行。被新定義為台灣文蛤的物種，和麗文蛤相比，遺傳上離中華文蛤更接近。因此可以確認台灣現今的文蛤，絕對不是以前長期認為的麗文蛤。
依照歷史記載，麗文蛤曾經在日治時代人為引進台灣，但是最近野外採集，都沒見到麗文蛤。
外觀方面，台灣文蛤的顏色與花紋變化多端，可是皆為同一物種。一般人不見得要像研究人員去野外廣泛採集才能體驗這件事，去點一盤或買一袋，應該也相當直觀。
神奇的是，其實 2020 年就有另一組學者，在另一篇論文中也將台灣文蛤定為新物種，建議命名為 Meretrix formosa（福爾摩沙文蛤）。不過這項研究沒有引起什麼關注，甚至被 2023 年的論文直接忽視。
另外還有一個物種「Cytheraea formosa」，在公元 1851 年由英國學者 G.B. Sowerby II 命名。但是此一學名已經遭到取消，過往歸類為該物種的樣本學名應該皆為 Meretrix lusoria，也就是麗文蛤。
台灣西部有一款很稀有的「虎斑文蛤（Meretris tigris）」。2019 年有一篇碩士論文《台灣養殖文蛤的遺傳多樣性及種原鑑定》（指導教授徐德華，研究生莊朝喜），主張虎斑文蛤不算一個物種，只是台灣的文蛤旗下一款。
這篇碩士論文沒有定義新物種，如果依照新分類，可以算是台灣文蛤的虎斑亞種（Meretrix taiwanica tigris）。
除此之外，現今台灣野外不只存在台灣文蛤，也採集到「韓國文蛤（Meretrix lamarckii）」。和麗文蛤相比，韓國文蛤與台灣文蛤的親戚關係更遠，明確為不同物種。兩者棲地也不同：韓國文蛤住在浪較大，純海水的環境；台灣文蛤則偏好坡度平緩的半淡鹹水河口。
還有一種外觀與台灣文蛤類似的「普通文蛤（Meretrix meretrix）」，分布於東南亞，目前沒有在台灣見到。
現今台灣本土的文蛤是台灣文蛤，但是古時候就存在台灣嗎？
台灣各地常常能見到遺棄大量貝殼形成的貝塚，考古遺址也出土不少貝殼，可見貝類是古代常見的資源，不過確認的文蛤並不多。另外更要注意，以前沒有台灣文蛤一說，時常將台灣的文蛤視為麗文蛤。
目前最清晰的紀錄來自新北市海邊的十三行遺址，根據水產試驗所的學者蕭聖代、莊世昌鑑定，這兒出土的文蛤應該是台灣文蛤。另外台北市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台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的標本，僅管以前有不同分類，其實也都是台灣文蛤。
台灣北部，淡水河流域的十三行遺址是住海邊的人群遺跡，文蛤年代至少數百年。不過以常理推論，台灣文蛤應該更早以前就住在台灣，只是存在感不如很多種貝類。
除了文蛤以外，十三行遺址也出土過許多種貝殼，見證古代豐富的貝類生態，例如大蜆、紅樹蜆、牡蠣、黑鐘螺等等。
至於台北市比較內陸的圓山遺址，儘管以貝塚出名，卻沒有出土過文蛤，主要貝類是十三行遺址也有的大蜆（Cyrenobatissa subsulcata）。圓山的大蜆貝殼最長可達 8 公分，約為成人手掌大。
隨著時代變遷，現今大蜆已經從基隆河流域消失，不再能大蜆身手。
由考古研究看來，台灣這塊土地的過去與現在是延續的。古早人吃台灣文蛤與其他貝類，現代人也吃台灣文蛤與其他貝類。
劃重點：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2020 年所命名為 Meretrix formosa那篇，主要問題是其非正式的生物分類報告，僅用精子結構進行判別，未做物種形態比較與描述，並且未指定模式標本，因此只能引用該報告結論作為新種的佐證，但無法成立新種命名。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電影《阿凡達：水之道》中有一幕說道：「海洋環繞著你，也在你體內」、「出生前、死亡後，海洋都是你的歸宿」傳遞了海洋與人類密不可分的關係，四面環海的臺灣是否也有發人深省的海洋故事呢？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國棟研究員，他是熟知「水之道」的一員，從清代粵海關、廣州行商等海上貿易研究，跨入船舶、航海、島嶼等古今海洋知識領域。想了解更多屬於臺灣的水之道故事？快跟著陳國棟潛入記憶中的海洋吧！
你有多久沒有親近大海了？臺灣四面環海，平均一小時車程就能抵達海邊，但我們卻很難說自己是「熟悉海」的海洋民族。在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對臺灣人來說，有種最遙遠的距離叫「海洋」。
時間回到 1949 至 1987 年戒嚴時期的臺灣，政府為了防範對岸軍民入侵，也同步限制一般民眾靠近海岸。當時的法律規定進出海岸需經過申請，讓臺灣的海岸線成為生人勿近的禁地。直到解嚴後，人們才有較多機會親近大海，探索屬於臺灣的海洋文化。
令人陷入回憶的午後時光，我們前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拜訪陳國棟研究員，兒時成長於海邊，長大後研究明清經濟史、東亞海洋史與工藝美術史的他，與我們侃侃而談他的海洋回憶與研究趣事。現在，一起跟著陳國棟潛入記憶中的海洋吧！
陳國棟兒時住在北海岸公路旁一處叫作「灰磘子」的村落，他笑著說，現在的人都喜歡靠海的房子，希望在「海景第一排」坐擁無敵美景，但真正住過海邊的人才能體會，靠海而居有多麼不方便！
夾帶鹽份的海風會侵蝕房屋，在海邊走動容易被礁石割傷，很少漁村居民會享受住海邊的樂趣，只有小孩除外。
「小時候我們很能自得其樂！」陳國棟對海邊的植物印象深刻，特別是臺灣海岸常見的黃槿、林投樹，背後藏有許多兒時回憶與歷史故事。
1950 年代，國民政府執政初期仍有許多美軍駐臺，小朋友會把黃槿花蕊尖端黏在鼻子上，模仿西方人的「凸鼻仔」；或是用刀片把林投葉刺刺的邊緣削去，用來編織笛子、風車之類的玩具。
此外，這些生長在海邊的植物還曾發揮「抵禦外敵」的功用。1883 年清法戰爭爆發，次年 10 月法軍從淡水一帶登陸，必須穿過長滿林投樹和黃槿的海岸。
林投樹的葉緣佈滿小尖刺，法軍越過時不僅被割傷，更被茂密的黃槿樹林給打散隊伍，最終在守軍的伏擊下戰敗。清軍就靠著臺灣的「天然屏障」打了少數一場勝仗。
陳國棟雖然在十歲後離開海邊村落，他與海洋的緣分卻未了，因研究明清貿易史的關係再次接觸海洋。為了解決研究過程中碰到的問題，他開始與不同領域學者共同鑽研船舶、導航、島嶼等海洋知識，更蒐集許多古今中外的海洋故事。
談話過程中，陳國棟拿出有如魔法袋的手提袋，掏出一件件與海洋相關的歷史文獻，帶我們回到大航海時代及清領時期的臺灣，訴說一段段在海上漂泊的故事。
說著說著，陳國棟朗誦起一首收錄在《全臺詩》中的小詩〈理髮〉：
這首詩的作者名叫謝采蘩，是福建侯官謝金鑾的女兒，她在乾隆年間隨父遊宦來到臺灣，搭船渡海的經驗啟發她的創作靈感。
以前的女生會把頭髮綁得比較緊，整理頭髮時需要先用水梳頭，但在船上最缺乏的就是淡水，只好浸了三宵海水，到最後頭髮都鬆了，略顯狼狽！
不同於過去常見的海上絲路、海盜或渡臺悲歌記載，這首詩描述了一幅日常溫馨的畫面，而且更難得的是，這是一名女性在海上留下的回憶。
傳統上，對於女性登船、或在船上作業通常有所禁忌，陳國棟表示，問題出在很多傳說來自握有話語權的文人，禁忌之說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響，不希望女生拋頭露面，更別提出海闖蕩。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海邊常可見到女性掌權或辛勤勞動的身影。例如 19 世紀時，一些西方船隻行經臺灣，就曾驚訝地見到許多女性在海上賣力工作。
臺灣更有一句俗諺「澎湖查某，臺灣牛」，形容澎湖的女性和牛隻一樣吃苦耐勞。陳國棟曾聽聞澎湖有座女人島，島上多由女性獨立操持家務。在航海技術不發達的年代，男人出海後未必能平安回家，女性必須到海邊捕撈魚蝦貝類餵養全家。
雖然討海是一件苦差事，但家中生計迫切到一定程度後，性別已不是太重要的問題了！
不一會功夫，陳國棟又從袋子內掏出多本文獻，乍看圖文並茂的記載，仔細一瞧，上頭的字雖然近似我們熟悉的漢字，卻完全看不懂！
原來這些文獻記載的是造船方法，師傅將帆船不同部位的製作準則寫在傳統的「數簿仔」（siàu-phōo-á；帳本）上，當中包含船舶龍骨的製作、拿捏尺寸和比例的方法等，但紀錄者選擇用自己人才看得懂的符號來記載。
這讓歷史學家著實傷透腦筋，需要參考更多歷史文獻，或與其他造船專家一起合作，才有可能破解這些「有字天書」。
接著，陳國棟再拿出另一張故宮典藏的〈一號同安梭船圖〉，這是清朝海軍仿同安船製作的戰船設計圖，上頭記載了船身長度、樑頭闊（寬）度等細部尺寸。
看似平凡的船圖其實隱藏著一段歷史疑雲，注意看船隻最左邊的船桅上，竟掛了一幅紅白藍橫條構成的荷蘭國旗！這不是清朝時期的戰船嗎？怎麼會掛著荷蘭國旗呢？
揭曉答案之前，讓我們先回到 16、17 世紀風起雲湧的東亞海域。
當時叱吒風雲的海上強權非荷蘭東印度公司莫屬，周遭海域國家的船隻為避免被荷蘭人打劫，也想借用荷蘭人的聲勢來威嚇對手，於是開始在船桅上懸掛荷蘭國旗。
有趣的是，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向明朝投降的前一年（1627 年），其屬下的船舶也曾掛著荷蘭國旗在海上行劫。30 多年後，鄭成功於 1662 年將荷蘭人驅離臺灣，但荷蘭國旗並沒有就此消聲匿跡，一直到 19 世紀中葉，都還能見到清朝的帆船掛著荷蘭國旗。
事實上，隨著荷蘭海上勢力逐漸式微，懸掛荷蘭國旗早已失去自我保護或倚仗聲勢的功能，航海人單純將荷蘭國旗當成裝飾用的綵旗，象徵吉祥、勝利的標誌。
陳國棟相當珍視手上亟待破解的文獻，由於東亞地區多數人受大陸文化影響，生活經驗多與陸地相關，對海洋知識一知半解，即便蒐集到航海人留下的文獻也難以解讀。
此外，每件文獻都是得來不易的文化寶藏，雖然清領時期常有中國官員、赴京趕考學生等知識份子搭船往返兩岸，但真正有心記錄海洋文化、航海經驗者卻是少數。
「很多人可能一上船就開始暈船，昏睡中能記得的事物自然不多！」陳國棟笑著說。在訴說船舶故事的當下，古代的海洋記憶彷彿搭上帆船來到 21 世紀的談話之間。
與陳國棟談話時，時常一不留神就掉入歷史與記憶的漩渦之中，他也特別在著作中寫道：
我歷經人生，因此我珍惜記憶，愛重歷史。
這不禁令我們好奇，對歷史學家來說「記憶」有何特別意義？陳國棟從 40 年前進入中研院的那刻談起，再次帶領我們墜入往日記憶之中。
在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前，陳國棟最初是在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史研究。當時有些研究人員是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外省第一代，在生活記憶上跟臺灣本省人有許多不同之處，他們總喜歡和陳國棟聊聊在中國的往事。
「他們大概覺得，跟我這個歷史學家聊天可以得到比較多反饋吧！」陳國棟笑著說：「人們年紀越大，越會對過去的事情產生興趣。」這段與前輩共事的經歷讓陳國棟開始思考「記憶」與「回憶」對人類的意義所在。
「記憶」與「回憶」在英文裡都可用「memory」表示，不過「回憶」還有另一種更貼切的說法「recollection」，指的是過往的記憶存入腦海深處，某時某刻又再度拾回。
「你必須要有記憶，才能夠回憶。」陳國棟指出記憶的重要性：
因為有記憶，你可以明白自己在歷史、或一段時空中的定位。透過記憶，感受個人的存在感，你會知道你從哪裡來——回憶這些，會讓你感到安心。
陳國棟強調，無論是個人或社會群體的記憶都很重要。例如我們常從祖父母處聽到遙遠時空的故事，不同世代之間經由口耳相傳，建構可以一起回味的家國記憶，進而塑造自己的身分認同。
然而，在這個快速變遷的時代，以往的記憶建構模式正面臨危機，許多記憶還沒被收藏就已消失殆盡，這可能會加深世代之間共享回憶、彼此認同的困難度，讓年輕人與長輩的代溝越來越深。
身為一名歷史學家，陳國棟認為自己是幸運的，不只能保有屬於自己的記憶，還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並記錄其他群體的記憶。
在這個溫暖的午後時光，我們與陳國棟共享了一段屬於臺灣與東亞海域的海洋故事。你與海洋之間又有什麼獨特的回憶呢？不妨找個機會記錄下來、與他人分享吧！
只是，最近一些深海底棲魚類的議題，包含，櫻花蝦其實也算是深海的之後? 就突然覺得，其實古代應該也不太會有遠洋漁業? 因為遠離大陸的表層可能很少魚類? 缺乏鹽的狀況，也不太可能長途儲運? 然後就突然覺得，該不會，主要只剩女性小孩的聚落，可能也包含，其實男性不是只有從事漁業? 是有其他長途非漁業活動?
十九世紀晚期，歐洲強權及美國、日本的殖民腳步踏遍了全世界。臺灣，自然也是這段歷史的一部份。日人領臺初始，就對臺灣展開科學調查，以作為制定產業政策的基礎。因此臺灣總督府設置科學實驗機構，延攬日人學者專家來臺執行。而金平亮三（Ranehira Kanehira）就是在這個機緣下來到了臺灣。1905 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官方的植物調查工作，後由苗圃、林業試驗場、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北帝大等單位接續主導進行。
金平亮三，1882 年 1 月 1 日生，東京帝國大學林學科畢業，28 到 46 歲時光都在臺灣度過，是林業試驗場最後一任場長，也是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的首任部長。金平亮三對臺灣樹木進行過廣泛的調查，並建立分類系統，為第一位取得林學博士的在臺日人，發表過多種新植物。臺灣原生種植物中，牛樟（Cinnamomum kanehirae）、烏來杜鵑（Rhododendron kanehirae）、菱形奴草（Mitrastemon kanehirai）、金平氏冬青（Ilex maximowicziana Loes.）、金平芒（Miscanthus kanehirae）等五種就是以金平為名。
金平亮三既是對臺灣林業極具貢獻的技術官僚，也是優秀的研究者，被譽為臺灣林業史上「凌霄的大樹」。
一開始剛來到臺灣之時，金平亮三的研究並不順利，臺灣充滿了日本少見或根本沒有的植物，無論是臺灣才有的原生種，或是植物生長的地區所造成的差異等，都讓他吃足苦頭。他為了調查臺灣木材，入山採集樹木標本，卻難以辨認樹種，曾自言：「當時我為了蒐集試驗材料經常入山尋找，卻往往無法說出看到樹種的名字」。剛受聘來臺的第一年，金平曾當荒川五郎眾議員的阿里山嚮導，卻連樹木名稱的問題都回答不了，足見當時他對臺灣山林的陌生。
當時日人尚在熟悉臺灣林木，必須進行樹木的「戶籍調查」。金平亮三怎麼進行這項工作呢？他從最擅長的樹木解剖切入，作為分類研究的主要依據，成果彙整於《臺灣樹木誌》、《臺灣有用樹木誌》及《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前兩本針對喬木、灌木、棕梠樹及羊齒科植物等4類樹木，賦予近代植物學名，初步分類為天然林、第二期森林、草生地。而《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論述相對成熟，參考日人已知 3658 種臺灣植物，將臺灣森林帶分為紅樹林帶、海岸森林帶、農耕地帶、闊葉樹帶、針葉樹帶。
《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分析樹種地理分布，還補充原本華萊士線（Wallace Line）的不足。1860 年，生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根據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差異，將馬來半島動物區劃分為兩部分，兩區界線被稱為華萊士線。金平亮三從樹木種類及原生種兩項準則，發現蘭嶼與菲律賓的植物生態相似，與臺灣差異較大，因此主張華萊士線應從菲律賓西方往北延伸，在臺灣與蘭嶼之間增加一條線，成為當時的創新學說。此外，有別於過去學者拉丁文、英文混寫的習慣，金平使用英、日文撰寫此書，閱讀方便，深受專業人員及大眾歡迎，甚至到 1979 年仍有刊行。
從困窘林間不知樹種，到出版《臺灣樹木誌》，僅間隔八年，金平亮三的勤勉認真可想而知。這股拚勁也反映在後續出版的《臺灣有用樹木誌》、《臺灣樹木誌（增補改版）》，都是當時代收錄了最多樹種的專書。金平持續深耕樹木解剖學領域，於林業部部長任內，他用英文撰寫《臺灣產樹木解剖學的研究》，從樹木解剖學，解析氣候變化對樹木組織的影響，獲得東京帝大林學博士學位，又陸續出版印度、菲律賓、日本的樹木解剖試驗報告。
除了樹木的鑑別調查，金平亮三在林試場另一任務為臺灣木材的利用與繁殖栽培試驗。金平運用科學方法進行木材強弱試驗或實用性試驗，檢視樹木的可用性。例如臺灣產林木火柴棒試作及其材質試驗，金平亮三與永山規矩雄總共試了 26 種木材，從點火難易、燃燒時間、餘燼消失等等多方面檢驗木材特性。
金雞納樹的試驗亦值得一提，金雞納樹原產於南美洲，可煉製治療瘧疾的藥物奎寧，日人領臺後，希望能撲滅肆虐全島的瘧疾，且想要突破西方國家對奎寧的壟斷，因此計畫在唯一涵蓋熱帶的殖民地臺灣培植金雞納樹。1912 至 1914 年，金平亮三主導臺灣首次栽培金雞納樹的試驗，分為播種、移植兩階段，試驗結果並不理想，但發現苗株適合生長在中低海拔地區，為後續試驗打下基礎。
對於金平亮三來說，研究植物不只於植物本身，更需重視人與植物的關聯。1911 年 12 月，《臺灣日日新報》刊出金平的受訪報導〈誤植的樹木〉，金平提到，曾在臺北苗圃看到臺灣人爭相觀賞當時罕見的布袋蓮，他說：「臺北苗圃將外來的觀賞植物作為栽培重點是錯誤的，應以栽培本土植物為特色，才是未來應走的方向」，他著重於本土植物的物種生態與普及認識，從而改變苗圃的經營目標，並且也催生了後來的「臺北植物園」。
他重視樹木對人生活的影響，也體現在寫作發表。金平於 1914 年 9 月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發表〈臺灣一些關於樹的迷信〉，蒐集與樹木有關的臺灣風俗，收錄全島 30 餘種樹木。以松樹為例，他說，臺灣人認為松樹樹脂可增加兒童記憶力與智商，在兒童入學時會蒐集樹脂，供奉在孔子像前，祈求保佑。又如桃樹，臺灣人相信，桃樹做成木劍掛在兒童的胸口，就不會生病，另外桃木飯桶讓飯不容易壞掉，也不會引來蜘蛛、蒼蠅。此文記錄當時樹木如何根植在生活中，現在看來相當可貴。
1910 年代，臺灣總督府開始調查南洋諸島，陸續派遣專家前往，金平亮三也曾兩度受命考察南洋，並撰寫報告〈南洋諸島視察復命書〉，這是他林學研究的轉捩點。1921年金平再次被派到南洋出差，花費半年時間調查林業和熱帶有用植物，透過實地探查跟不懈研究，金平亮三在熱帶林學領域漸有所成，1926年出版了《熱帶有用植物誌》，更是當時日本唯一熱帶有用植物主題的著作。
凡爾賽條約之後，原德屬新幾內亞赤道以北群島，正式成為日本的託管地。1929 年至 1932 年間，受南洋廳委託，金平每年都會前往託管地的部分島嶼，進行當時無人能及的植物採集，共計採回 2321 種植物，累積 10000 件以上標本，並將四年所得撰成《南洋群島植物誌》，書中修正了加羅琳群島的華萊士線，受到日本學界矚目，接續賦予日本農學賞、農學會賞、學士院賞等三項至高獎項，確立金平亮三在日本近代熱帶林學權威的地位。
除了林業部行政管理和研究工作外，1925 年至 1927 年，金平同時在農林學校擔任熱帶林業論課程的講師，直到 1928 年春天離開臺灣，返日任教，擔任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教授。16 年後，他被派到日本佔領下的印尼，轉任茂物植物園腊葉館及圖書館館長，二戰後回到日本，1948 年 11 月 27 日病逝東京，享年67 歲。綜觀金平亮三的學術成就，與日本政府的政策方針密不可分。他所建構的知識體系，一方面切合著臺灣總督府政策推展及日本南進擴張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成為臺灣近代林學、日本南洋林學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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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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