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國大學研究發現卵巢癌藥物能減緩病情的發展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年歐盟、英、法、澳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針對台灣主流病毒株 BA.5 及 BA.2.75 具保護力。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³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 作者／照護線上編輯部
• 本文轉載自 Care Online 照護線上《晚期卵巢癌基因檢測，搭配標靶藥物精準治療，婦科醫師圖文解說》，歡迎喜歡這篇文章的朋友訂閱支持 Care Online 喔
• 加入照護線上 LINE 官方帳號，健康資訊不漏接

70 多歲的張女士因為呼吸急促被送到醫院，檢查發現雙側肋膜積水，意識狀態也不太好。電腦斷層影像顯示骨盆腔裡有兩顆很大的腫瘤，腹腔裡的網膜也有相當大顆的腫瘤，懷疑是卵巢癌合併多處轉移。

台灣婦癌醫學會秘書長陳楨瑞醫師回憶，「因為肝臟轉移腫瘤，處理風險較高，與家屬討論之後，決定先做化學治療。經過數次化學治療之後，病人胸腔的肋膜積水完全消退，肚子裡面的腫瘤也縮小到能夠開刀的情況，才能安排手術把腹腔、骨盆腔裡的腫瘤切除。」

術後患者也繼續接受化學治療，陳楨瑞醫師表示，肝臟轉移的腫瘤也隨著化療而逐漸消失，患者的狀況也日漸改善。

除了化學治療外，患者更接受了基因檢測，並發現有 BRCA-1 基因突變，於是便向健保申請使用 PARP 抑制劑口服標靶藥物做維持性治療，希望可以維持在沒有復發的狀態。陳楨瑞醫師說：「能夠看到一位曾經被視為癌症末期、臥床的患者，在經過治療後，產生巨大轉變，實在是件令人高興的事。」

脹氣、腸胃不適，竟是卵巢癌

卵巢位於骨盆腔裡，形成腫瘤時，其實很難發現異狀，陳楨瑞醫師指出，隨著腫瘤變大，常見的症狀，包括脹氣、食慾不佳、體重降低或出現腹水，患者通常會在腸胃不適時而到腸胃科就診，被轉到婦產科才診斷出罹癌。

少數卵巢癌患者可能以陰道出血來表現，陳楨瑞醫師表示，停經後出血一般跟子宮內膜癌、子宮頸癌較有關係，但有少數卵巢癌患者，腫瘤侵犯到輸卵管或子宮，而造成陰道出血。

「卵巢癌可以長到相當大，達 15-20 公分以上，患者平躺時，能夠摸到肚子裡有不正常的腫塊。」陳楨瑞醫師說：「另外，癌細胞可能從肚臍的中間穿出來，嚴重的卵巢癌患者的肚臍甚至會長出腫塊。」

多元治療對抗卵巢癌

只要身體狀況許可，卵巢癌的治療大多會建議患者接受手術，陳楨瑞醫師分析，手術有兩個好處，第一是能夠取得足夠的組織來做病理檢驗，第二是能夠移除掉肚子裡絕大部分的卵巢癌。根據台灣的統計數據，五成以上的患者是屬於第三期卵巢癌，就是在腸壁、腹膜的表面有瀰漫性的癌細胞轉移，如果不把癌細胞清除乾淨，日後的化學治療容易產生較厲害的抗藥性，預後較差。除了手術外，八成到九成的卵巢癌的患者會接受化學治療。

隨著醫學發展，卵巢癌的治療也逐漸朝向個人化精準醫療邁進，透過基因檢測，能夠幫助患者找到適合的藥物。陳楨瑞醫師說，2015 年有三位科學家，因為發現細胞的 DNA 修復機轉而榮獲諾貝爾化學獎。

同源重組修復基因是人體內參與 DNA 修復的重要基因，能協助維持細胞正常穩定生長，當這些基因發生突變或失能（同源重組修復缺失 , 簡稱 HRD）使得 DNA 無法準確地被修復，進而導致基因體的異常或不穩定，罹癌機率也因此提升。

其中同源修復機轉又與 BRCA-1、BRCA-2，以及 PARP 最有關。陳楨瑞醫師解釋，體細胞具有雙股螺旋的修復機轉，癌細胞也有雙股螺旋修復機轉，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干擾癌細胞修復機轉的藥物讓癌細胞凋亡。了解癌細胞基因突變的情況，有助於判斷患者對於藥物的反應，陳楨瑞醫師說，根據目前的治療準則，在建議上皮性卵巢癌的部分患者於接受手術後即考慮基因檢測。

PARP 抑制劑標靶藥物有助延長存活期

陳楨瑞醫師表示：「患者接受化學治療後，癌細胞會受到傷害，導致 DNA 斷裂，這時癌細胞內的修復機轉便會啟動，而 PARP 就是一個單股 DNA 斷裂的修復因子。」如果能抑制 PARP，某些癌細胞便無法修復損傷的 DNA，它就沒辦法繼續分裂，而漸漸凋亡。

「雙股螺旋 DNA 修復機轉中最重要的兩個因子，一個是 BRCA-1、另一個是 BRCA-2， PARP 則是修復單股 DNA 斷裂的重要因子。」陳楨瑞醫師解釋：「當患者具有 BRCA 突變的時候，代表體內修復雙股螺旋 DNA 損傷的能力有缺陷，如果再使用藥物來抑制負責修復單股 DNA 斷裂的 PARP，就會增加 DNA 雙股螺旋斷裂的機會，癌細胞就會因為無法修復 DNA 損傷而凋亡。」

根據臨床研究，約 20% 的上皮卵巢癌患者為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變，PARP 抑制劑對於這類患者有顯著療效，而研究也顯示約半數上皮卵巢癌患者帶有同源重組修復缺失狀態（HRD），了解基因突變狀態有助於制定化療之後的維持性治療方式。陳楨瑞醫師說：「目前健保已有給付部分標靶藥物於晚期卵巢癌，作為維持性治療幫助延緩疾病復發」。

貼心小提醒

卵巢癌是種不容易察覺的癌症，超過五成的患者在發現時已是中後期卵巢癌，陳楨瑞醫師說，只要身體狀況許可，都建議要接受手術治療，盡量把腫瘤清除，同時要搭配化學治療、標靶治療等全身性治療。

透過個人化精準醫療，卵巢癌的治療成效已有顯著的進步，可以搭配基因檢測，了解本身基因突變狀態，後續配合標靶藥物做為維持性療法，延長存活期！

• 作者 / 哈利・柯林斯，崔佛・平區（Harry Collins, Trevor Pinch）
• 譯者 / 李尚仁

評估存活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直到今天，美國還未全面得知心肺復甦術的存活率。沒有全國性的資料庫，醫學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沒辦法知道有多少人接受過心肺復甦術。研究者必須仰賴短期小規模研究所估算的區域存活率。這類數字通常會有很大的差異。

有個研究比較美國二十九個城市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之間接受心肺復甦術後的存活率，發現其差距從愛荷華州的百分之二到華盛頓州金恩郡的百分之二十六。

整體而言，這些存活率和一九七三年的樂觀形成強烈對比。這些研究也確認此時心肺復甦術已建立其普及度，一般大眾學習心肺復甦術，在好幾個社區有一半以上的復甦是由路人主動進行的。此外，大多數的緊急醫療體系已經成功改組。

為何存活率有差異？

研究者開始擔心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存活率出現這樣的差異？愛荷華州百分之二的存活率，意味著每五十次的復甦努力只有一次會成功；而西雅圖則平均每四次努力就有一次可以救活對方。然而，要了解這些數字的意義，西雅圖和愛荷華州的復甦術存活率必須用相同的基準線來計算。

就以反應時間（response time）這個已知會影響存活率的變數為例。這是從昏倒和開始進行復甦術之間的時間。然而，文獻對於「反應時間」沒有清楚的定義。正如米基．艾森保醫師（Dr. Mickey Eisenberg）在回顧文獻時所注意到，它可能包含以下所有或部分的動作：辨識、決定打電話求救、打電話、派遣中心問話、進行派遣、從急救站趕到現場、從現場趕到病人身邊（Eisenberg ，引自Timmermans，70）。

除了反應時間之外，艾森保也發現「心臟停止」、「路人實施心肺復甦術」、「旁人注意到心臟停止」、「心室顫動」以及「入院」等基本名詞的定義分歧。就有效的比較而言，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對復甦與存活（survival）這兩個存活率的關鍵要素有不同的定義。

有些人把任何進行心肺復甦術的嘗試，都界定為復甦的努力，其他人則將此侷限於特定的心律問題，像是心室性心搏過速（ventricular tachycardia）。

「存活」也是含糊的字眼。在某些研究中，它意味著出院時只有很輕微的神經學損傷；其他研究指的則是在進加護病房時還有能夠生存的脈搏。如果還加上各區域醫療系統之間必然會有的差異，那顯然要詮釋存活率就更加困難了。

量化心肺復甦的效果前，先統一標準吧！

為了要克服這個無所不在的定義問題，一九九○年在挪威外海小島上的烏特斯坦修道院舉行了烏特斯坦共識會議（Utstein Consensus Conference），將定義予以標準化，並且提出一套統一的存活率計算公式。

新的公式是「分母是因心臟病導致心室震顫而停止心跳的人數，分子是〔從醫院〕出院還活著的〔病〕人數」（Timmermans，73）。換句話說，患者必須先前就已經有心臟的毛病，而不是由溺水或電擊等其他事件所引起的。

此一存活率定義遠比之前所使用的定義狹隘。它排除了許多的事件和意外（包括溺水），而這些在過去兩世紀都被視為是復甦術的適用範圍。此外它也排除了未被人見證到的心跳停止，以及不是由旁觀者實施第一次心肺復甦術的病人。由於這個定義只含括那些生存機會最佳的案例，因此相較於使用更為廣泛定義的研究，其估算出來的生存率會膨脹很多。

事實上，會用到心肺復甦術的大多數狀況（占所有案例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現在都排除在統計數字之外。另一方面，出院時還活著的病人都列入計算，這樣的標準所創造出來的存活率則相對地高，儘管美國各醫院乃至全世界醫院的出院標準並不一致。

最終效果仍不樂觀

自一九九一年以來，有一些研究是根據烏特斯坦的標準來進行的。雖然選擇了最健康也最均質的樣本，存活率仍舊低得讓人失望，而且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例如一個在芝加哥進行的研究發現，非裔美國人的存活率是百分之零點八，而白人的存活率則是百分之二點六。此一研究結果的論文標題相當適切：〈大都會地區心肺復甦術的結果──存活者在哪裡呢？〉紐約市的存活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一點四。

另一方面，密西根州奧克蘭郡則有百分之十四點九的存活率。正如提摩曼斯所指出（74），醫學文獻總是對數字做樂觀的詮釋。低存活率被歸咎於大都會地區醫療服務的品質不良。心肺復甦術的支持者論稱，只要有更成熟的急救體系和必要的政治意志，任何地方都應該能夠達到西雅圖那般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存活率。

及早進行除顫被視為是改善存活率的關鍵，有些研究指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存活者曾經接受過心室顫動的治療，而這不是路人在沒有他人協助下所能擁有的技術。美國目前所採取的策略是提升除顫器的普及性，以至於它們現在就像滅火器一樣，是飛機、健身房、辦公室等地方的標準配備。

有除顫的存活率數字要比其他的統計數字稍微好一點；然而區域之間還是有差異，而且很少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存活率出現了突破。

也許提摩曼斯提出了一個關於統計數字的深刻論點。他認為由於醫療社群和一般大眾對於心肺復甦術的信念投入很多，因此不管統計數字多低，都無法損及認定它有效的觀念。

存活率不佳被解釋為意味著緊急醫療服務和醫療基礎建設還需要改良，才能得到更好的存活率。至於心肺復甦術的有效性以及必要性則很少受到質疑。

即便強力支持心肺復甦術的美國心臟協會在一九九一年也承認，出現心跳停止之後的人，能夠活著出院的比例不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而且由於資料品質不良，真正的百分比「或許更低」（Timmermans，4）。

——本文摘自《醫學的張力》，2021 年 9 月，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