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國大學研究發現卵巢癌藥物能減緩病情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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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就是一般中年婦女，小腹很大，有點脹氣，但她表示沒有特別不舒服，年屆四十工作忙碌要照顧家庭小孩，只覺得自己就是這三四年一直變胖，也不以為意。很久後才看婦科，沒想到一內診，不僅腹部有狀況、腫瘤蔓延到陰道，並且已經轉移到了肺部，是晚期卵巢癌。」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主任許世典醫師指出，卵巢癌在早期沒有明顯的症狀，且無特異性，故有高達約 50% 至 75% 的卵巢癌患者，確診時已是第三或第四期遠端轉移^[1]。 

根據國健署公布 109 年國人癌症發生資料統計報告，台灣新診斷卵巢癌個案共有 1,824 人，較 108 年新增 8.77%，名列台灣女性好發癌症第七位^[2]。許世典醫師說明，卵巢癌的種類相當多，最常見是上皮性卵巢癌，另外非上皮性卵巢癌包括性索基質癌、生殖細胞癌等。

除了生殖細胞瘤一般發生在 30 歲前，平均發生年齡 16 至 20 歲，其餘類別大概好發在 5、60 歲，但是每個年齡層都有可能發生，除了有明確的家族病史建議定期追蹤，不然由於卵巢癌早期症狀不明確，女性朋友需要特別留心身體異常症狀，若發現近一年，每個月有超過 12 次的下列症狀：

骨盆腔或腹部疼痛、腹部變大或腹脹、無法正常攝食或很快就有飽足感。

除了想到腸胃科，也需做婦科檢查，才有辦法早期發現、及早治療。

許世典醫師以臨床經驗分享，卵巢癌患者確診時的症狀大概分成兩類，大部分患者隨著腫瘤變大，有腸胃不適，或肚脹、腹部變胖，但求助腸胃科檢查後，卻無消化道異常，可能就不以為意因此耽誤黃金治療時間；另一類是急性腹痛到急診就醫，此時卵巢腫瘤常有扭轉或破裂，但因為有症狀，反而能在早期診斷。在此提醒女性朋友，腹部不適或變大，也要考慮到婦產科進一步檢查，以確認婦科狀況。

「很多女性朋友認為自己單身、或沒有性經驗，就不願意進一步檢查。另外很多人雖有接受子宮頸抹片，但是篩檢僅聚焦於子宮頸病變，而非卵巢癌。若有懷疑卵巢問題，當然抽血可以驗卵巢癌指數，但準確度較差。透過陰道或肛門內診、腹部或陰道超音波（但陰道超音波影像比較清楚，更為推薦），更能確認卵巢的狀況！」

許世典醫師指出，特別針對有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女性，得到卵巢癌的風險相較正常人高兩倍以上^[3]，即便是沒有腹脹、腹痛等的腸胃道症狀，亦應定期做卵巢的追蹤檢查，以確保若有卵巢病變能及早被發現。

其他腫瘤通常會先切片化驗以確認是否是惡性細胞才行開刀，但目前卵巢癌診斷不建議用超音波或電腦斷層下做細針抽取，由於要避免若腫瘤破裂，一般建議直接開刀手術，完整移除腫瘤。若最初無法確定惡性與否，也可在發現腫瘤後追蹤一、兩個月後，再次確認這個腫瘤有無變化，才進行開刀。

早期卵巢癌，在可完整移除卵巢腫瘤不弄破腫瘤的前提下，可考慮微創手術，降低疤痕，但若腫瘤太大，有破裂風險，或已有腹內轉移，建議以開腹手術為主。年輕的女性，若病灶局限於單邊卵巢，可討論保有生育功能的手術方式。

許世典醫師說明，卵巢癌雖然因為早期症狀不明顯，許多患者確診時已經晚期，但只要積極治療並與醫師互信，即便是晚期也有機會延續存活期。上文中年婦女案例，手術後化學治療，雖中間有復發但開刀拿掉剩餘腫瘤後，透過癌症精準治療基因檢測，選定適用的標靶藥物後，自確診經過三四年的時間，不僅回歸工作、日常生活，並且腫瘤全部都不見了。

許世典醫師指出，中榮有非常好的手術團隊及先進醫療，因此患者存活率比歐美的平均值更高，並且中榮進行多項卵巢癌臨床試驗，輔以衛教師追蹤患者療程進度需求，再加上病友支持團體，提供患者全人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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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認識卵巢癌：台灣癌症基金會
2.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2022,Dec 29。中華民國109年癌症登記報告
3. Chang, W. et al. (2014, April). Endometriosis and the Subsequent Risk of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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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多歲的張女士因為呼吸急促被送到醫院，檢查發現雙側肋膜積水，意識狀態也不太好。電腦斷層影像顯示骨盆腔裡有兩顆很大的腫瘤，腹腔裡的網膜也有相當大顆的腫瘤，懷疑是卵巢癌合併多處轉移。

台灣婦癌醫學會秘書長陳楨瑞醫師回憶，「因為肝臟轉移腫瘤，處理風險較高，與家屬討論之後，決定先做化學治療。經過數次化學治療之後，病人胸腔的肋膜積水完全消退，肚子裡面的腫瘤也縮小到能夠開刀的情況，才能安排手術把腹腔、骨盆腔裡的腫瘤切除。」

術後患者也繼續接受化學治療，陳楨瑞醫師表示，肝臟轉移的腫瘤也隨著化療而逐漸消失，患者的狀況也日漸改善。

除了化學治療外，患者更接受了基因檢測，並發現有 BRCA-1 基因突變，於是便向健保申請使用 PARP 抑制劑口服標靶藥物做維持性治療，希望可以維持在沒有復發的狀態。陳楨瑞醫師說：「能夠看到一位曾經被視為癌症末期、臥床的患者，在經過治療後，產生巨大轉變，實在是件令人高興的事。」

脹氣、腸胃不適，竟是卵巢癌

卵巢位於骨盆腔裡，形成腫瘤時，其實很難發現異狀，陳楨瑞醫師指出，隨著腫瘤變大，常見的症狀，包括脹氣、食慾不佳、體重降低或出現腹水，患者通常會在腸胃不適時而到腸胃科就診，被轉到婦產科才診斷出罹癌。

少數卵巢癌患者可能以陰道出血來表現，陳楨瑞醫師表示，停經後出血一般跟子宮內膜癌、子宮頸癌較有關係，但有少數卵巢癌患者，腫瘤侵犯到輸卵管或子宮，而造成陰道出血。

「卵巢癌可以長到相當大，達 15-20 公分以上，患者平躺時，能夠摸到肚子裡有不正常的腫塊。」陳楨瑞醫師說：「另外，癌細胞可能從肚臍的中間穿出來，嚴重的卵巢癌患者的肚臍甚至會長出腫塊。」

多元治療對抗卵巢癌

只要身體狀況許可，卵巢癌的治療大多會建議患者接受手術，陳楨瑞醫師分析，手術有兩個好處，第一是能夠取得足夠的組織來做病理檢驗，第二是能夠移除掉肚子裡絕大部分的卵巢癌。根據台灣的統計數據，五成以上的患者是屬於第三期卵巢癌，就是在腸壁、腹膜的表面有瀰漫性的癌細胞轉移，如果不把癌細胞清除乾淨，日後的化學治療容易產生較厲害的抗藥性，預後較差。除了手術外，八成到九成的卵巢癌的患者會接受化學治療。

隨著醫學發展，卵巢癌的治療也逐漸朝向個人化精準醫療邁進，透過基因檢測，能夠幫助患者找到適合的藥物。陳楨瑞醫師說，2015 年有三位科學家，因為發現細胞的 DNA 修復機轉而榮獲諾貝爾化學獎。

同源重組修復基因是人體內參與 DNA 修復的重要基因，能協助維持細胞正常穩定生長，當這些基因發生突變或失能（同源重組修復缺失 , 簡稱 HRD）使得 DNA 無法準確地被修復，進而導致基因體的異常或不穩定，罹癌機率也因此提升。

其中同源修復機轉又與 BRCA-1、BRCA-2，以及 PARP 最有關。陳楨瑞醫師解釋，體細胞具有雙股螺旋的修復機轉，癌細胞也有雙股螺旋修復機轉，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干擾癌細胞修復機轉的藥物讓癌細胞凋亡。了解癌細胞基因突變的情況，有助於判斷患者對於藥物的反應，陳楨瑞醫師說，根據目前的治療準則，在建議上皮性卵巢癌的部分患者於接受手術後即考慮基因檢測。

PARP 抑制劑標靶藥物有助延長存活期

陳楨瑞醫師表示：「患者接受化學治療後，癌細胞會受到傷害，導致 DNA 斷裂，這時癌細胞內的修復機轉便會啟動，而 PARP 就是一個單股 DNA 斷裂的修復因子。」如果能抑制 PARP，某些癌細胞便無法修復損傷的 DNA，它就沒辦法繼續分裂，而漸漸凋亡。

「雙股螺旋 DNA 修復機轉中最重要的兩個因子，一個是 BRCA-1、另一個是 BRCA-2， PARP 則是修復單股 DNA 斷裂的重要因子。」陳楨瑞醫師解釋：「當患者具有 BRCA 突變的時候，代表體內修復雙股螺旋 DNA 損傷的能力有缺陷，如果再使用藥物來抑制負責修復單股 DNA 斷裂的 PARP，就會增加 DNA 雙股螺旋斷裂的機會，癌細胞就會因為無法修復 DNA 損傷而凋亡。」

根據臨床研究，約 20% 的上皮卵巢癌患者為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變，PARP 抑制劑對於這類患者有顯著療效，而研究也顯示約半數上皮卵巢癌患者帶有同源重組修復缺失狀態（HRD），了解基因突變狀態有助於制定化療之後的維持性治療方式。陳楨瑞醫師說：「目前健保已有給付部分標靶藥物於晚期卵巢癌，作為維持性治療幫助延緩疾病復發」。

貼心小提醒

卵巢癌是種不容易察覺的癌症，超過五成的患者在發現時已是中後期卵巢癌，陳楨瑞醫師說，只要身體狀況許可，都建議要接受手術治療，盡量把腫瘤清除，同時要搭配化學治療、標靶治療等全身性治療。

透過個人化精準醫療，卵巢癌的治療成效已有顯著的進步，可以搭配基因檢測，了解本身基因突變狀態，後續配合標靶藥物做為維持性療法，延長存活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與英國的研究發現治療卵巢癌藥物癌思停(Avastin)能減緩病情的發展。

根據多倫多大學、瑪格麗特公主醫院(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PMH)的Amit Oza醫師與英國里茲(Leeds)聖詹姆斯腫瘤研究所(St James’s Institute of Oncology)的Timothy Perren領導的國際臨床試驗結果，以藥物癌思停(bevacizumab, Avastin)治療卵巢癌能延緩疾病發展，也可能提高存活率。

這項研究成果於2011年12月28日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顯示整體而言，該藥物能阻止癌症復發達2個月。而對疾病風險最高的婦女，甚至能延遲五至六個月。而且在這組中的研究成果也顯示強烈的趨勢能改善整體的存活率，此項分析會一直進行到2013年。

領導PMH癌症臨床研究團隊的醫學系教授醫療腫瘤學家Oza表示，「這是15年來第一種能改善病情的卵巢癌新藥，我相信應該考慮讓它成為新的照護標準」。Oza也是醫院的布拉斯家庭藥物開發計畫(Bras Family Drug Development Program)的主持人之一。

這項長達7年的研究於 2004年開始進行，有1528名卵巢癌女性患者參與，分布在263個醫學中心，其中有20個在加拿大。以癌思停配合化學治療，並且持續12個月，每3個星期進行靜脈注射。

這種藥物能阻礙腫瘤內促進新生血管生成的成長因子，使癌細胞挨餓。Oza解釋，這並不能治癒疾病，但有數據顯示能延緩其他類型的癌症，包括大腸癌、肺癌、乳癌、腎臟及腦瘤的發展。

Oza表示，「我們現在知道即使在這樣短的時間使用癌思停，就能改善卵巢癌的病情發展。下一步是確定是否長時間使用這種藥物能帶來更多好處。」

該期期刊也公布另一項有類似結果的美國研究。Oza表示這兩項研究的主要區別在於美國的婦女接受2倍的Avastin藥量。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減少一半劑量但使用2倍的時間是否結果更好？這是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的領域。」

加拿大癌症協會(Canadian Cancer Society)估計今年會有2600個被診斷為卵巢癌的新病例，並有1750名婦女將死於這種疾病。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Toronto[2012/01/02]

轉載自國科會國際合作簡訊網

• 作者 / 哈利・柯林斯，崔佛・平區（Harry Collins, Trevor Pinch）
• 譯者 / 李尚仁

評估存活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直到今天，美國還未全面得知心肺復甦術的存活率。沒有全國性的資料庫，醫學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沒辦法知道有多少人接受過心肺復甦術。研究者必須仰賴短期小規模研究所估算的區域存活率。這類數字通常會有很大的差異。

有個研究比較美國二十九個城市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之間接受心肺復甦術後的存活率，發現其差距從愛荷華州的百分之二到華盛頓州金恩郡的百分之二十六。

整體而言，這些存活率和一九七三年的樂觀形成強烈對比。這些研究也確認此時心肺復甦術已建立其普及度，一般大眾學習心肺復甦術，在好幾個社區有一半以上的復甦是由路人主動進行的。此外，大多數的緊急醫療體系已經成功改組。

為何存活率有差異？

研究者開始擔心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存活率出現這樣的差異？愛荷華州百分之二的存活率，意味著每五十次的復甦努力只有一次會成功；而西雅圖則平均每四次努力就有一次可以救活對方。然而，要了解這些數字的意義，西雅圖和愛荷華州的復甦術存活率必須用相同的基準線來計算。

就以反應時間（response time）這個已知會影響存活率的變數為例。這是從昏倒和開始進行復甦術之間的時間。然而，文獻對於「反應時間」沒有清楚的定義。正如米基．艾森保醫師（Dr. Mickey Eisenberg）在回顧文獻時所注意到，它可能包含以下所有或部分的動作：辨識、決定打電話求救、打電話、派遣中心問話、進行派遣、從急救站趕到現場、從現場趕到病人身邊（Eisenberg ，引自Timmermans，70）。

除了反應時間之外，艾森保也發現「心臟停止」、「路人實施心肺復甦術」、「旁人注意到心臟停止」、「心室顫動」以及「入院」等基本名詞的定義分歧。就有效的比較而言，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對復甦與存活（survival）這兩個存活率的關鍵要素有不同的定義。

有些人把任何進行心肺復甦術的嘗試，都界定為復甦的努力，其他人則將此侷限於特定的心律問題，像是心室性心搏過速（ventricular tachycardia）。

「存活」也是含糊的字眼。在某些研究中，它意味著出院時只有很輕微的神經學損傷；其他研究指的則是在進加護病房時還有能夠生存的脈搏。如果還加上各區域醫療系統之間必然會有的差異，那顯然要詮釋存活率就更加困難了。

量化心肺復甦的效果前，先統一標準吧！

為了要克服這個無所不在的定義問題，一九九○年在挪威外海小島上的烏特斯坦修道院舉行了烏特斯坦共識會議（Utstein Consensus Conference），將定義予以標準化，並且提出一套統一的存活率計算公式。

新的公式是「分母是因心臟病導致心室震顫而停止心跳的人數，分子是〔從醫院〕出院還活著的〔病〕人數」（Timmermans，73）。換句話說，患者必須先前就已經有心臟的毛病，而不是由溺水或電擊等其他事件所引起的。

此一存活率定義遠比之前所使用的定義狹隘。它排除了許多的事件和意外（包括溺水），而這些在過去兩世紀都被視為是復甦術的適用範圍。此外它也排除了未被人見證到的心跳停止，以及不是由旁觀者實施第一次心肺復甦術的病人。由於這個定義只含括那些生存機會最佳的案例，因此相較於使用更為廣泛定義的研究，其估算出來的生存率會膨脹很多。

事實上，會用到心肺復甦術的大多數狀況（占所有案例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現在都排除在統計數字之外。另一方面，出院時還活著的病人都列入計算，這樣的標準所創造出來的存活率則相對地高，儘管美國各醫院乃至全世界醫院的出院標準並不一致。

最終效果仍不樂觀

自一九九一年以來，有一些研究是根據烏特斯坦的標準來進行的。雖然選擇了最健康也最均質的樣本，存活率仍舊低得讓人失望，而且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例如一個在芝加哥進行的研究發現，非裔美國人的存活率是百分之零點八，而白人的存活率則是百分之二點六。此一研究結果的論文標題相當適切：〈大都會地區心肺復甦術的結果──存活者在哪裡呢？〉紐約市的存活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一點四。

另一方面，密西根州奧克蘭郡則有百分之十四點九的存活率。正如提摩曼斯所指出（74），醫學文獻總是對數字做樂觀的詮釋。低存活率被歸咎於大都會地區醫療服務的品質不良。心肺復甦術的支持者論稱，只要有更成熟的急救體系和必要的政治意志，任何地方都應該能夠達到西雅圖那般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存活率。

及早進行除顫被視為是改善存活率的關鍵，有些研究指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存活者曾經接受過心室顫動的治療，而這不是路人在沒有他人協助下所能擁有的技術。美國目前所採取的策略是提升除顫器的普及性，以至於它們現在就像滅火器一樣，是飛機、健身房、辦公室等地方的標準配備。

有除顫的存活率數字要比其他的統計數字稍微好一點；然而區域之間還是有差異，而且很少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存活率出現了突破。

也許提摩曼斯提出了一個關於統計數字的深刻論點。他認為由於醫療社群和一般大眾對於心肺復甦術的信念投入很多，因此不管統計數字多低，都無法損及認定它有效的觀念。

存活率不佳被解釋為意味著緊急醫療服務和醫療基礎建設還需要改良，才能得到更好的存活率。至於心肺復甦術的有效性以及必要性則很少受到質疑。

即便強力支持心肺復甦術的美國心臟協會在一九九一年也承認，出現心跳停止之後的人，能夠活著出院的比例不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而且由於資料品質不良，真正的百分比「或許更低」（Timmermans，4）。

——本文摘自《醫學的張力》，2021 年 9 月，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