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老大？黑猩猩社會的運作機制—《黑猩猩政治學》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延伸閱讀

• 「一條魚半身酥脆、半身活著，你吃不吃？」──吳介民的中國田野札記
•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吳介民，《地犬：吳介民詩集》，印刻，2017
•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文化，2012
• 吳介民個人網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周玉文
• 美術設計｜林洵安

高中升學制度的跨時、跨國比較

2000 年台灣廢除高中聯招，此後多次改革，希望破除只用考試成績決定學生的未來，也減少教育機會的階層不公平。時至今日，我們的制度足夠公平嗎？升學考試篩選了哪些家庭背景、能力的學生？「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黃敏雄，他針對學校之內與學校之間在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及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差異，比較國中與高中階段的差別，並進行跨時期和跨國比較，檢視台灣升學考試制度對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

從戶籍轉向考試入學，產生什麼改變？

不只人人有機會上學，學校教育應該創造有利的條件，竭力減少家庭背景對學習的不利影響，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最大限度地發揮潛力──這是教育改革多年的目標。教育制度能實現這個願景嗎？中研院研究員黃敏雄試圖透過數據尋找解答。

臺灣從小學至國中依照「戶籍入學」，到了高中則採行「考試入學」，舉辦全國性學力考試，依照個人志願、表現和測驗成績分發。理論上，前者涉及居住地區的社經水準，各校會呈現社經地位的落差。後者則僅以學習表現和測驗分數決定，理當打破「階級世襲」，廣泛被視為更公平、有利於弱勢家庭。

但現實真的如此嗎？為了驗證高中入學制度，是否有利於「不分貧富、同讀一校」的公平性，黃敏雄運用兩個資料庫數據，進行國內跨時性、跨國性的比較研究，資料橫貫聯考、基測及會考三個入學政策時期。

就在地數據而言，他採用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科技部共同規劃的一項全國性「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在 2001 年，TEPS 針對各約兩萬名隨機抽樣的臺灣國一及高二學生進行調查，並持續追蹤直到高中畢業，藉此可以評估聯考與基測入學政策下的差異。

跨國及跨年數據的比較，研究則運用每三年針對全球 15 歲學生抽樣調查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臺灣在 2006 年加入，至今累積五輪調查資料，橫跨基測與會考階段。

透過 TEPS、PISA 數據，黃敏雄針對國中與高中生在「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家庭社經地位」三面向，分析各校之間是否有明顯差距，或者校內的異質性更大？也就是說，經過升學考試篩選後，家庭背景較好、認知能力較高、情緒管理較佳的學生，是分散到各校或集中在所謂的明星高中呢？

不同背景、能力的學生，分散在各國中

首先，來看看依照戶籍入學的國中狀況。

根據 TEPS 數據，2001 年國一生的家庭社經背景，各校差異占總差異的 23%，相對而言，校內差異佔總差異的 77%；升上國三後，數據沒有改變。再看看學生的認知能力，結果也很相似，2001 年的國一生，認知能力的差異校內大約占 8 成；到了國三，情況也差不多。

大體來看，國中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認知能力，各校之間的差距不算大，校內的差異相對較高。

進一步和其他各國地區做比較。檢視 PISA 調查（2018） ，九年級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的各校差異，臺灣為 22%，在全球 32 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 4。最高是墨西哥的 64%，明顯區隔出貴族和平民學校；最低則是南韓 16%，各校差異小。

與其他國家相比，臺灣國中階段校與校之間在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區隔，相對較不嚴重。

考試更公平？數據打破迷思

從國中升高中，對臺灣學生是第一道門檻。大家不再如同國中小時期，多數人和鄰居共讀同一間學校，學生進入哪一所高中就讀，需要經過篩選再分發。

過往二十年，這套篩選制度歷經多次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階段：1958-2000 年為「高中聯考」時代，一試決勝負，各校只依照聯考成績決定錄取與否。2001 年後走向多元入學，入學測驗為「國中基測」。2014 年後實施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朝向免試入學，統一考試也更改為以級距評分的「國中會考」。

跨過這道升學門檻後，各校高中生的認知能力、家庭社經地位，出現哪些變化？不同「年代」的入學方案，究竟是越趨公平或擴大階層差距？

就家庭社經地位而言，依據 TEPS，2001 年的臺灣國一學生，各校的家庭社經地位差異佔總差異的 23％；2005 年當他們經過基測進入高中、升上高二後，各校間的差異僅降至 22%，變化非常微小。PISA 數據（2018）也顯示，九年級生的家庭社經校際差異是 22%，經過會考的十年級生則是 25%，不降反升。

那麼，年代更久遠的聯考是否比較公平？2001 年 TEPS 調查的高二生，屬於末代聯考生，他們的家庭背景各校差異為 21%，幾乎等同以戶籍入學的國中階段。

這一串數據顯示，研究結果恐怕將打破「考試更公平」的迷思！經過考試入學後，高中各校之間的社經階層差距，與國中階段相近，甚至些微高於國中階段。

原本以為能「重新分配」的升學考試，並沒有提高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就讀同一學校的機會，包括被認為較有利於社經弱勢的聯考，也未縮小各校的社經階層差距。

「我們會認為按照居住戶籍分發，有可能造成貧富區隔；考試應該更公平，能讓社經弱勢學生有同等機會。但數據結果並不是如此，聯考和戶籍分發相比，並沒有更有效地促成不同背景學生共讀一校。」黃敏雄分析。

聯考、基測或會考，「學科能力」都穩居重點標準

考試制度並沒有提高不同背景的學生共讀一校，那麼，升高中後同學換成了誰？從認知能力差異度的轉變，可以給出部分答案。

根據 TEPS 數據，2001 年的國一生經過基測後升上高二，在綜合學科表現上，各校差異從國一的 19% 大幅跳升至高二 63%，分析能力的校際差異從 16% 升至 45%。PISA （2018）也呈現同樣結果，不論數學、科學或閱讀能力，十年級和九年級生相比，各校差異幾乎都增加兩倍，研究顯示出：高中階段認知能力的各校差距，明顯拉大。

再透過 PISA 的跨國調查，便能突顯出這項另類的「臺灣特色」。

2006 年，臺灣十年級學生數學、科學、閱讀能力的校際差異，從國中時期 25%、21%、25% ，激增至 65%、63%、60%。2014 年實施十二年國教後，差異遽升的情況雖有趨緩，但 2018 年高中各校差異仍高達 43%、43%、40%。攀升的程度，在 32 個國家中排名數一數二！

換言之，臺灣的「高中升學制度」是一套鮮明的篩選機制，明顯依照學科能力分配到不同的高中，在世界各國顯得相當特殊。

黃敏雄解釋，2014 年後數據趨緩，來自於國中會考計分方式的改變。計分不再是鑑別度極高的精密分數，改用級距，各科只區分七個等級，增加了總分重疊的比例，鑑別度降低，因此縮小了校際差異。

從跨年度的數據來看，不論是聯考、基測或會考，高中升學以「學科表現」作為篩選分類的標準，始終沒有太大改變。

「數據會說話，我們的高中升學制度，仍然是以學科表現作為最重要的分水嶺。」黃敏雄分析，儘管十二年國教實施後，政府同時推動免試入學、繁星高中等教育改革措施，希望打破明星高中的傳統迷思，也降低學科考試的重要性，但數據反映結果並非如此。

以國中會考入學制度來看，如果某一所高中的免試入學登記者多過可以錄取的額度，北北基會採用三大計分項目進行超額比序：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與會考成績各占 36 分。志願序絕大多數人可以得滿分，就算不慎選填失手，多數只被扣 1 分，最離譜的選填失手，也僅扣 4 分；多元學習表現涉及升學前途，早有準備的多數學生可以拿到滿分。於是，最終還是考試成績決定學生的分發。

黃敏雄進一步解讀：臺灣升學考試明顯以學科能力做篩選，但沒有提高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同讀一校的機會，等同間接篩選了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

學科強=情商高？高情緒技能沒有集中在明星高中

近年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學生的「非認知能力」（或稱社會情緒技能），對於未來成就、幸福感、健康、工作表現有顯著影響， PISA 也在 2018 年納入非認知能力的學生自評調查，例如：對失敗的負面想法、自我日常感受、努力做好工作的決心、在學校歸屬感等，總計十個面向。

幾十年來，臺灣學生日夜念書補習，為了要搶進明星高中窄門，除了必備的認知能力，也得兼顧高競爭、長時間努力、抗壓性。因此研究假設，明星學校的高中生，除了認知能力較強，也屬於社會情緒技能較佳的族群。

不過 PISA（2018）卻顯示，臺灣九年級與十年級學生自評的各項非認知能力，校際差異都低於 5%。也就是說，學校內的差異非常大，「情商」高的學生是平均分散在各學校，國中如此，高中也是如此。

黃敏雄對數據結果稍有保留，原因是，學生自評時可能拿班上、校內的同儕當作參照對象，各校標準不一，較欠缺客觀精準的依據。但 PISA 的資料仍顯示，不論是在學校或個人層次，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相關微弱。

未來需要的能力超出教科書之外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反映出：臺灣的升學制度始終高度偏重認知能力，特別是學科表現；分析、解決問題等類型的認知能力，各校的差異相對較小。

原因在於，考試成績強烈左右升學結果，學校和補習班會猜題、訓練答題技巧，以及加強考題演練或背誦，因此測出的往往是學生可以專注預備考試的資源條件、意願、努力及能力，而非真實呈現出全面的認知能力。

此外，在升學主義掛帥下，教育體制對學生的期待和訓練，都集中在考試表現上，非認知能力便難以獲得重視，包括對自我的主動探索、社會價值、情緒技能。

然而黃敏雄提醒，全世界政府都積極改革學校課程，期盼培育主動學習、有創新力、具備團隊合作技能、重視內在修為，同時兼備人文關懷及環保意識的新公民，以因應全球化與科技變遷帶來的問題與挑戰。例如，OECD 的「未來教育與技能，2030」計畫（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懂得溝通、相互合作，能主動尋找問題與解方，都是很重要的能力。我們也應該讓學生有機會走出學校，看見社會需要，讓學校教育跟真實世界接軌。」

OECD 網站可見到許多跨國孩子，積極表達他們對環境、社會的關切與期待。好比一名 17 歲哈薩克中學生努拉（Nurai）設定未來志向是成為「窮人的建築師」：與非營利組織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合作，協助世界上人人都有房子可以住。

黃敏雄語帶關切地說：「我希望我們的學生也有這樣的機會，好奇心、充滿關懷，能和社會、國際連結，嘗試多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教育制度應該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被啟發。」

延伸閱讀

• 中學生「課後補習率」跨國研究揭秘：戰鬥民族居冠！——台灣列全球第 7，研之有物
• 從資料分析，看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家庭與學校教育，研之有物
• 黃敏雄 (2021)。〈學生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及家庭社經背景的跨校分布：跨國、跨時期比較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的差別〉，《歐美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頁357-427
• 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 黃敏雄個人網頁

人類的身體結構並非一成不變，穿著打扮、行為習慣都可能影響人體構造。例如壓迫感比較強的鞋子，會增加腳部變形的機率。新發表的論文報告，14 世紀尖頭鞋在英國開始流行以後，劍橋（劍橋大學所在地）居民拇趾外翻的比例明顯增加。

尖頭鞋造成拇趾外翻

拇趾外翻（hallux valgus）是常見的腳部變形。腳的大拇趾正常方向是朝向前方，拇趾外翻意思是，大拇趾向其他四趾的方向彎曲。

拇趾外翻不算少見，也不一定影響正常功能，但是彎曲到某個程度，會讓大拇趾的根部向身體內側方向突出，較可能帶來不良影響。扁平足、行走姿勢、先天遺傳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而會壓迫腳趾的尖頭鞋，也是拇趾外翻的一大原因。

尖頭鞋不是現代的新產物，某些追求時髦的古代人也很流行；趕潮流的同時，尖頭鞋也對他們造成壓迫，在考古紀錄中清晰可見。

英格蘭在 14 世紀後段，接受來自歐陸的尖頭鞋風潮（其實更早就有，不過沒那麼流行），不少人捨棄較為舒適的靴子，把腳腳塞進尖頭鞋趕潮流，尤其是社經地位較高的族群。

為了研究尖頭鞋對身體的影響，英國的考古計畫「瘟疫以後：中世紀劍橋的健康與歷史（After the Plague: Health and History in Medieval Cambridge）」有一部分特別探討這個主題。比較 14 世紀之前和之後，拇趾外翻的比例是否增加。樣本來自劍橋的 4 處墓地。

尖頭鞋流行後，劍橋人的拇趾外翻變多

以劍橋大學聞名的劍橋，位於英格蘭東南部（現在屬於劍橋郡），公元 1280 年是個人口約 3500 的城鎮，主要產業是農業及河運貿易。劍橋大學成立於 1208 年，不過要等到 13 世紀晚期才比較有樣子。大學的師生職員之外，劍橋還住著不少一般鄉民。

研究分析的樣本都超過 18 歲，至少一邊的大拇趾骨頭仍然保存。

活人的拇趾外翻，從外觀很容易直接看出來；但是死人只有骨頭，如果不是比較嚴重的拇趾外翻，多半不會在骨頭留下痕跡，因此這類分析得到的結果，只能算是最低估的比例。

總共分析的 177 人中，31 人拇趾外翻，男生 20 人、女生 11 人。整體拇趾外翻的比例為 18%。

超過 45 歲又有拇趾外翻的遺骸，比起沒有外翻的人，還有骨折等其他創傷的比例較高，或許和拇趾外翻讓平衡感變差有關。

所有樣本的比例為 18%，不過年代早晚明顯有別。能確認年代的樣本，11 到 13 世紀的 52 人中有 3 人拇趾外翻，約 6%；14 到 15 世紀的 71 人有 19 人拇趾外翻，約 27%。由此看來，尖頭鞋流行以後，拇趾外翻的比例有所增加。

社經地位愈高，拇趾外翻愈多

另一方面，4 處墓地的安息者雖然最終都長眠劍橋，生前經歷仍不ㄧ樣。整體來說，社經地位愈高的族群，拇趾外翻的比例也愈高，頗為符合認知。

鄉村墓地（Church End in Cherry Hinton）主要讓農夫安息，和「時尚」關係最遠，37 人中只有 1 人，比例只有 3%。

教區墓地（parish cemetery of All Saints by the Castle）安歇的靈魂來源最廣，以貧窮勞工為主，50 人中有 5 人，比例為 10%。

醫院墓地（Hospital of St. John the Evangelist）中社經地位更高的市民居多，69 人中有 16 人，比例 23%。

修道院附屬墓地（Augustinian friary）的長眠者社經條件普遍最佳 ，21 人中有 9 人，比例達到 43%；這兒埋葬的不一定是修士，不過能確認為修士的 11 人中，也有 5 人。

從這些分析推論，14 世紀後半開始，尖頭鞋在英格蘭的流行，很可能和拇趾外翻有關，增加了外翻的比例。1346 年開始的黑死病，對那段時期的歐洲影響很大；末日般的大瘟疫結束後，彷彿獲得新生的人們，也興起新的時尚。

新潮流傳入英格蘭後，尖頭鞋被視為更時髦的裝備，也因此和階級密切有關。可以看出社經地位更高的人，拇趾外翻的比例也明顯較高。

有趣的是，劍橋這類在當時不太富裕也不算窮的一般城鎮中，修道院的日子過得最好。

基督教（或是你想稱為基督宗教）從基層起家，以服務底層人民為號召，也因此獲得廣大的信眾支持，發展壯大。修道會作為服務羊群的宗教團體，修士原本被要求簡樸度日，卻漸漸變得奢華。

英格蘭的教會高層，曾經在 1215 年下令禁止尖頭鞋（遠早於尖頭鞋在英格蘭開始流行的年代），後來又多次明文規範服飾，不過長期下來應該沒什麼用。

某些修士的物質享受不但樂勝窮苦的工人、農民，也明顯勝過普通市民，不遜於貴族。喬叟 1392 年完工的小故事合集《坎特伯里故事集》，成為文學經典流傳至今，其中就有批判教會奢侈的情節。

總之，以摧殘身體達成目標的時尚，也能在考古紀錄中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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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Fancy shoes and painful feet: Hallux valgus and fracture risk in medieval Cambridge, England
2. Fashion for pointy shoes unleashed plague of bunions in medieval Britain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