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老大？黑猩猩社會的運作機制—《黑猩猩政治學》

本文與 TRPMA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如果把癌細胞比喻成身體裡的頭號通緝犯，那誰來負責逮捕？

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是化療、放療這些外來的「賞金獵人」。但其實，我們體內早就駐紮著一支最強的警察部隊「免疫系統」。

既然「免疫系統」的警力這麼堅強，為什麼癌症還是屢屢得逞？關鍵就在於：癌細胞是偽裝高手。有的會偽造「良民證」，騙過免疫系統的菁英部隊；更厲害的，甚至能直接掛上「免查通行證」，讓負責巡邏的免疫細胞直接視而不見，大搖大擺地溜過。

過去，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問世，為癌症治療帶來突破性的進展，成功撕下癌細胞的偽裝，也讓不少患者重燃希望。不過，目前在某些癌症中，反應率仍只有兩到三成，顯示這條路還有優化的空間。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就是科學家如何另闢蹊徑，找出那些連「通緝令」都發不出去的癌細胞。這個全新的免疫策略，會是破解癌症偽裝的新關鍵嗎？

免疫療法登場：從殺敵一千到精準出擊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先從人類對抗癌症的「治療演變」說起。

最早的「傳統化療」，就像威力強大的「七傷拳」，殺傷力高，但不分敵我，往往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副作用極大。接著出現的「標靶藥物」，則像能精準出招的「一陽指」，能直接點中癌細胞的「穴位」，大幅減少對健康細胞的傷害，副作用也小多了。但麻煩的是，癌細胞很會突變，用藥一段時間就容易產生抗藥性，這套點穴功夫也就漸漸失靈。

直到這個世紀，人類才終於領悟到：最強的武功，是驅動體內的「原力」，也就是「重新喚醒免疫系統」來對付癌症。這場關鍵轉折，也開啟了「癌症免疫療法」的新時代。

你可能不知道，就算在健康狀態下，平均每天還是會產生數千個癌細胞。而我們之所以安然無恙，全靠體內那套日夜巡邏的「免疫監測 (immunosurveillance)」機制，看到癌細胞就立刻清除。但，癌細胞之所以難纏，就在於它會發展出各種「免疫逃脫」策略。

免疫系統中，有一批受過嚴格訓練的菁英，叫做「T細胞」，他們是執行最終擊殺任務的霹靂小組。狡猾的癌細胞為了躲過追殺，會在自己身上掛出一張「偽良民證」，這個偽裝的學名，「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配體-1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縮寫PD-L1。

當T細胞來盤查時，T細胞身上帶有一個具備煞車功能的「讀卡機」，叫做「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受體-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 」，簡稱 PD-1。當癌細胞的 PD-L1 跟 T細胞的 PD-1 對上時，就等於是在說：「嘿，自己人啦！別查我」，也就是腫瘤癌細胞會表現很多可抑制免疫 T 細胞活性的分子，這些分子能通過免疫 T 細胞的檢查哨，等於是通知免疫系統無需攻擊的訊號，因此 T 細胞就真的會被唬住，轉身離開且放棄攻擊。

這種免疫系統控制的樞紐機制就稱為「免疫檢查點 （immune checkpoints）」。而我們熟知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作用就像是把那張「偽良民證」直接撕掉的藥物。良民證一失效，T細胞就能識破騙局、發現這是大壞蛋，重新發動攻擊！

目前免疫療法已成為晚期癌症患者心目中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理由是他們的體能可能無法負荷化療帶來的副作用；標靶藥物雖然有效，不過在用藥一段期間後，終究會出現抗藥性；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卻有機會讓癌症獲得長期的控制。

由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是借著免疫系統的刀來殺死腫瘤，所以有著毒性較低並且治療耐受性較佳的優勢。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有治療反應的患者，也能獲得比起化療更長的存活期，以及較好的生活品質。

不過，儘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改寫了治癌戰局，這些年下來，卻仍有些問題。

CD47來救？揭開癌細胞的「免死金牌」機制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然帶來治療突破，但還是有不少挑戰。

首先，是藥費昂貴。 雖然在台灣，健保於 2019 年後已有條件給付，但對多數人仍是沉重負擔。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單獨使用時，它的治療反應率並不高。在許多情況下，大約只有 2成到3成的患者有效。

換句話說，仍有七到八成的患者可能看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治療反應又比較慢，必須等 2 至 3 個月才能看出端倪。對患者來說，這種「沒把握、又得等」的療程，心理壓力自然不小。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因為這個方法的前提是，癌細胞得用「偽良民證」這一招才有效。但如果癌細胞根本不屑玩這一套呢？

想像一下，整套免疫系統抓壞人的流程，其實是這樣運作的：當癌細胞自然死亡，或被初步攻擊後，會留下些許「屍塊渣渣」——也就是抗原。這時，體內負責巡邏兼清理的「巨噬細胞」就會出動，把這些渣渣撿起來、分析特徵。比方說，它發現犯人都戴著一頂「大草帽」。

接著，巨噬細胞會把這個特徵，發布成「通緝令」，交給其他免疫細胞，並進一步訓練剛剛提到的菁英霹靂小組─T細胞。T細胞學會辨認「大草帽」，就能出發去精準獵殺所有戴著草帽的癌細胞。

而PD-1/PD-L1 的偽裝術，是發生在最後一步：T 細胞正準備動手時，癌細胞突然高喊：「我是好人啊！」，來騙過 T 細胞。

但問題若出在第一步呢？如果第一關，巡邏的警察「巨噬細胞」就完全沒有察覺這些屍塊有問題，根本沒發通緝令呢？

這正是更高竿的癌細胞採用的策略：它們在細胞表面大量表現一種叫做「 CD47 」的蛋白質。這個 CD47 分子，就像一張寫著「自己人，別吃我！」的免死金牌，它會跟巨噬細胞上的接收器─訊號調節蛋白α (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α，SIRPα) 結合。當巨噬細胞一看到這訊號，大腦就會自動判斷：「喔，這是正常細胞，跳過。」

結果會怎樣？巨噬細胞從頭到尾毫無動作，癌細胞就大搖大擺地走過警察面前，連罪犯「戴草帽」的通緝令都沒被發布，T 細胞自然也就毫無頭緒要出動！

這就是為什麼只阻斷 PD-L1 的藥物反應率有限。因為在許多案例中，癌細胞連進到「被追殺」的階段都沒有！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把目標轉向了這面「免死金牌」，開始開發能阻斷 CD47 的生物藥。但開發 CD47 藥物的這條路，可說是一波三折。

不只精準殺敵，更不能誤傷友軍

研發抗癌新藥，就像打造一把神兵利器，太強、太弱都不行！

第一代 CD47 藥物，就是威力太強的例子。第一代藥物是強效的「單株抗體」，你可以想像是超強力膠帶，直接把癌細胞表面的「免死金牌」CD47 封死。同時，這個膠帶尾端還有一段蛋白質IgG-Fc，這段蛋白質可以和免疫細胞上的Fc受體結合。就像插上一面「快來吃我」的小旗子，吸引巨噬細胞前來吞噬。

問題來了！CD47 不只存在於癌細胞，全身上下的正常細胞，尤其是紅血球，也有 CD47 作為自我保護的訊號。結果，第一代藥物這種「見 CD47 就封」的策略，完全不分敵我，導致巨噬細胞連紅血球也一起攻擊，造成嚴重的貧血問題。

這問題影響可不小，導致一些備受矚目的藥物，例如美國製藥公司吉立亞醫藥（Gilead）的明星藥物 magrolimab，在2024年2月宣布停止開發。它原本是預期用來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的單株抗體藥物。

太猛不行，那第二代藥物就改弱一點。科學家不再用強效抗體，而是改用「融合蛋白」，也就是巨噬細胞身上接收器 SIRPα 的一部分。它一樣會去佔住 CD47 的位置，但結合力比較弱，特別是跟紅血球的 CD47 結合力，只有 1% 左右，安全性明顯提升。

像是輝瑞在 2021 年就砸下 22.6 億美元，收購生技公司 Trillium Therapeutics 來開發這類藥物。Trillium 使用的是名為 TTI-621 和 TTI-622 的兩種融合蛋白，可以阻斷 CD47 的反應位置。但在輝瑞2025年4月29號公布最新的研發進度報告上，TTI-621 已經悄悄消失。已經進到二期研究的TTI-622，則是在6月29號，研究狀態被改為「已終止」。原因是「無法招募到計畫數量的受試者」。

但第二代也有個弱點：為了安全，它對癌細胞 CD47 的結合力，也跟著變弱了，導致藥效不如預期。

於是，第三代藥物的目標誕生了：能不能打造一個只對癌細胞有超強結合力，但對紅血球幾乎沒反應的「完美武器」？

為了找出這種神兵利器，科學家們搬出了超炫的篩選工具：噬菌體（Phage），一種專門感染細菌的病毒。別緊張，不是要把病毒打進體內！而是把它當成一個龐大的「鑰匙資料庫」。

科學家可以透過基因改造，再加上AI的協助，就可以快速製造出數億、數十億種表面蛋白質結構都略有不同的噬菌體模型。然後，就開始配對流程：

1. 先把這些長像各異的「鑰匙」全部拿去試開「紅血球」這把鎖，能打開的通通淘汰！
   
2. 剩下的再去試開「癌細胞」的鎖，從中挑出結合最強、最精準的那一把「神鑰」！

接著，就是把這把「神鑰」的結構複製下來，大量生產。可能會從噬菌體上切下來，或是定序入選噬菌體的基因，找出最佳序列。再將這段序列，放入其他表達載體中，例如細菌或是哺乳動物細胞中來生產蛋白質。最後再接上一段能號召免疫系統來攻擊的「標籤蛋白 IgG-Fc」，就大功告成了！

目前這領域的領頭羊之一，是美國的 ALX Oncology，他們的產品 Evorpacept 已完成二期臨床試驗。但他們的標籤蛋白使用的是 IgG1，對巨噬細胞的吸引力較弱，需要搭配其他藥物聯合使用。

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總部在台北的漢康生技。他們利用噬菌體平台，從上億個可能性中，篩選出了理想的融合蛋白 HCB101。同時，他們選擇的標籤蛋白 IgG4，是巨噬細胞比較「感興趣」的類型，理論上能更有效地觸發吞噬作用。在臨床一期試驗中，就展現了單獨用藥也能讓腫瘤顯著縮小的效果以及高劑量對腫瘤產生腫瘤顯著部分縮小效果。因為它結合了前幾代藥物的優點，有人稱之為「第 3.5 代」藥物。

除此之外，還有漢康生技的FBDB平台技術，這項技術可以將多個融合蛋白「串」在一起。例如，把能攻擊 CD47、PD-L1、甚至能調整腫瘤微環境、活化巨噬細胞與T細胞的融合蛋白接在一起。讓這些武器達成 1+1+1 遠大於 3 的超倍攻擊效果，多管齊下攻擊腫瘤細胞。

結語

從撕掉「偽良民證」的 PD-L1 抑制劑，到破解「免死金牌」的 CD47 藥物，再到利用 AI 和噬菌體平台，設計出越來越精準的千里追魂香。 

對我們來說，最棒的好消息，莫過於這些免疫療法，從沒有停下改進的腳步。科學家們正一步步克服反應率不足、副作用等等的缺點。這些努力，都為癌症的「長期控制」甚至「治癒」，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延伸閱讀

• 「一條魚半身酥脆、半身活著，你吃不吃？」──吳介民的中國田野札記
•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吳介民，《地犬：吳介民詩集》，印刻，2017
•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文化，2012
• 吳介民個人網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周玉文
• 美術設計｜林洵安

高中升學制度的跨時、跨國比較

2000 年台灣廢除高中聯招，此後多次改革，希望破除只用考試成績決定學生的未來，也減少教育機會的階層不公平。時至今日，我們的制度足夠公平嗎？升學考試篩選了哪些家庭背景、能力的學生？「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黃敏雄，他針對學校之內與學校之間在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及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差異，比較國中與高中階段的差別，並進行跨時期和跨國比較，檢視台灣升學考試制度對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

從戶籍轉向考試入學，產生什麼改變？

不只人人有機會上學，學校教育應該創造有利的條件，竭力減少家庭背景對學習的不利影響，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最大限度地發揮潛力──這是教育改革多年的目標。教育制度能實現這個願景嗎？中研院研究員黃敏雄試圖透過數據尋找解答。

臺灣從小學至國中依照「戶籍入學」，到了高中則採行「考試入學」，舉辦全國性學力考試，依照個人志願、表現和測驗成績分發。理論上，前者涉及居住地區的社經水準，各校會呈現社經地位的落差。後者則僅以學習表現和測驗分數決定，理當打破「階級世襲」，廣泛被視為更公平、有利於弱勢家庭。

但現實真的如此嗎？為了驗證高中入學制度，是否有利於「不分貧富、同讀一校」的公平性，黃敏雄運用兩個資料庫數據，進行國內跨時性、跨國性的比較研究，資料橫貫聯考、基測及會考三個入學政策時期。

就在地數據而言，他採用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科技部共同規劃的一項全國性「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在 2001 年，TEPS 針對各約兩萬名隨機抽樣的臺灣國一及高二學生進行調查，並持續追蹤直到高中畢業，藉此可以評估聯考與基測入學政策下的差異。

跨國及跨年數據的比較，研究則運用每三年針對全球 15 歲學生抽樣調查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臺灣在 2006 年加入，至今累積五輪調查資料，橫跨基測與會考階段。

透過 TEPS、PISA 數據，黃敏雄針對國中與高中生在「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家庭社經地位」三面向，分析各校之間是否有明顯差距，或者校內的異質性更大？也就是說，經過升學考試篩選後，家庭背景較好、認知能力較高、情緒管理較佳的學生，是分散到各校或集中在所謂的明星高中呢？

不同背景、能力的學生，分散在各國中

首先，來看看依照戶籍入學的國中狀況。

根據 TEPS 數據，2001 年國一生的家庭社經背景，各校差異占總差異的 23%，相對而言，校內差異佔總差異的 77%；升上國三後，數據沒有改變。再看看學生的認知能力，結果也很相似，2001 年的國一生，認知能力的差異校內大約占 8 成；到了國三，情況也差不多。

大體來看，國中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認知能力，各校之間的差距不算大，校內的差異相對較高。

進一步和其他各國地區做比較。檢視 PISA 調查（2018） ，九年級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的各校差異，臺灣為 22%，在全球 32 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 4。最高是墨西哥的 64%，明顯區隔出貴族和平民學校；最低則是南韓 16%，各校差異小。

與其他國家相比，臺灣國中階段校與校之間在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區隔，相對較不嚴重。

考試更公平？數據打破迷思

從國中升高中，對臺灣學生是第一道門檻。大家不再如同國中小時期，多數人和鄰居共讀同一間學校，學生進入哪一所高中就讀，需要經過篩選再分發。

過往二十年，這套篩選制度歷經多次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階段：1958-2000 年為「高中聯考」時代，一試決勝負，各校只依照聯考成績決定錄取與否。2001 年後走向多元入學，入學測驗為「國中基測」。2014 年後實施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朝向免試入學，統一考試也更改為以級距評分的「國中會考」。

跨過這道升學門檻後，各校高中生的認知能力、家庭社經地位，出現哪些變化？不同「年代」的入學方案，究竟是越趨公平或擴大階層差距？

就家庭社經地位而言，依據 TEPS，2001 年的臺灣國一學生，各校的家庭社經地位差異佔總差異的 23％；2005 年當他們經過基測進入高中、升上高二後，各校間的差異僅降至 22%，變化非常微小。PISA 數據（2018）也顯示，九年級生的家庭社經校際差異是 22%，經過會考的十年級生則是 25%，不降反升。

那麼，年代更久遠的聯考是否比較公平？2001 年 TEPS 調查的高二生，屬於末代聯考生，他們的家庭背景各校差異為 21%，幾乎等同以戶籍入學的國中階段。

這一串數據顯示，研究結果恐怕將打破「考試更公平」的迷思！經過考試入學後，高中各校之間的社經階層差距，與國中階段相近，甚至些微高於國中階段。

原本以為能「重新分配」的升學考試，並沒有提高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就讀同一學校的機會，包括被認為較有利於社經弱勢的聯考，也未縮小各校的社經階層差距。

「我們會認為按照居住戶籍分發，有可能造成貧富區隔；考試應該更公平，能讓社經弱勢學生有同等機會。但數據結果並不是如此，聯考和戶籍分發相比，並沒有更有效地促成不同背景學生共讀一校。」黃敏雄分析。

聯考、基測或會考，「學科能力」都穩居重點標準

考試制度並沒有提高不同背景的學生共讀一校，那麼，升高中後同學換成了誰？從認知能力差異度的轉變，可以給出部分答案。

根據 TEPS 數據，2001 年的國一生經過基測後升上高二，在綜合學科表現上，各校差異從國一的 19% 大幅跳升至高二 63%，分析能力的校際差異從 16% 升至 45%。PISA （2018）也呈現同樣結果，不論數學、科學或閱讀能力，十年級和九年級生相比，各校差異幾乎都增加兩倍，研究顯示出：高中階段認知能力的各校差距，明顯拉大。

再透過 PISA 的跨國調查，便能突顯出這項另類的「臺灣特色」。

2006 年，臺灣十年級學生數學、科學、閱讀能力的校際差異，從國中時期 25%、21%、25% ，激增至 65%、63%、60%。2014 年實施十二年國教後，差異遽升的情況雖有趨緩，但 2018 年高中各校差異仍高達 43%、43%、40%。攀升的程度，在 32 個國家中排名數一數二！

換言之，臺灣的「高中升學制度」是一套鮮明的篩選機制，明顯依照學科能力分配到不同的高中，在世界各國顯得相當特殊。

黃敏雄解釋，2014 年後數據趨緩，來自於國中會考計分方式的改變。計分不再是鑑別度極高的精密分數，改用級距，各科只區分七個等級，增加了總分重疊的比例，鑑別度降低，因此縮小了校際差異。

從跨年度的數據來看，不論是聯考、基測或會考，高中升學以「學科表現」作為篩選分類的標準，始終沒有太大改變。

「數據會說話，我們的高中升學制度，仍然是以學科表現作為最重要的分水嶺。」黃敏雄分析，儘管十二年國教實施後，政府同時推動免試入學、繁星高中等教育改革措施，希望打破明星高中的傳統迷思，也降低學科考試的重要性，但數據反映結果並非如此。

以國中會考入學制度來看，如果某一所高中的免試入學登記者多過可以錄取的額度，北北基會採用三大計分項目進行超額比序：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與會考成績各占 36 分。志願序絕大多數人可以得滿分，就算不慎選填失手，多數只被扣 1 分，最離譜的選填失手，也僅扣 4 分；多元學習表現涉及升學前途，早有準備的多數學生可以拿到滿分。於是，最終還是考試成績決定學生的分發。

黃敏雄進一步解讀：臺灣升學考試明顯以學科能力做篩選，但沒有提高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同讀一校的機會，等同間接篩選了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

學科強=情商高？高情緒技能沒有集中在明星高中

近年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學生的「非認知能力」（或稱社會情緒技能），對於未來成就、幸福感、健康、工作表現有顯著影響， PISA 也在 2018 年納入非認知能力的學生自評調查，例如：對失敗的負面想法、自我日常感受、努力做好工作的決心、在學校歸屬感等，總計十個面向。

幾十年來，臺灣學生日夜念書補習，為了要搶進明星高中窄門，除了必備的認知能力，也得兼顧高競爭、長時間努力、抗壓性。因此研究假設，明星學校的高中生，除了認知能力較強，也屬於社會情緒技能較佳的族群。

不過 PISA（2018）卻顯示，臺灣九年級與十年級學生自評的各項非認知能力，校際差異都低於 5%。也就是說，學校內的差異非常大，「情商」高的學生是平均分散在各學校，國中如此，高中也是如此。

黃敏雄對數據結果稍有保留，原因是，學生自評時可能拿班上、校內的同儕當作參照對象，各校標準不一，較欠缺客觀精準的依據。但 PISA 的資料仍顯示，不論是在學校或個人層次，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相關微弱。

未來需要的能力超出教科書之外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反映出：臺灣的升學制度始終高度偏重認知能力，特別是學科表現；分析、解決問題等類型的認知能力，各校的差異相對較小。

原因在於，考試成績強烈左右升學結果，學校和補習班會猜題、訓練答題技巧，以及加強考題演練或背誦，因此測出的往往是學生可以專注預備考試的資源條件、意願、努力及能力，而非真實呈現出全面的認知能力。

此外，在升學主義掛帥下，教育體制對學生的期待和訓練，都集中在考試表現上，非認知能力便難以獲得重視，包括對自我的主動探索、社會價值、情緒技能。

然而黃敏雄提醒，全世界政府都積極改革學校課程，期盼培育主動學習、有創新力、具備團隊合作技能、重視內在修為，同時兼備人文關懷及環保意識的新公民，以因應全球化與科技變遷帶來的問題與挑戰。例如，OECD 的「未來教育與技能，2030」計畫（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懂得溝通、相互合作，能主動尋找問題與解方，都是很重要的能力。我們也應該讓學生有機會走出學校，看見社會需要，讓學校教育跟真實世界接軌。」

OECD 網站可見到許多跨國孩子，積極表達他們對環境、社會的關切與期待。好比一名 17 歲哈薩克中學生努拉（Nurai）設定未來志向是成為「窮人的建築師」：與非營利組織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合作，協助世界上人人都有房子可以住。

黃敏雄語帶關切地說：「我希望我們的學生也有這樣的機會，好奇心、充滿關懷，能和社會、國際連結，嘗試多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教育制度應該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被啟發。」

延伸閱讀

• 中學生「課後補習率」跨國研究揭秘：戰鬥民族居冠！——台灣列全球第 7，研之有物
• 從資料分析，看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家庭與學校教育，研之有物
• 黃敏雄 (2021)。〈學生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及家庭社經背景的跨校分布：跨國、跨時期比較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的差別〉，《歐美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頁357-427
• 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 黃敏雄個人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