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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老大?黑猩猩社會的運作機制—《黑猩猩政治學》

PanSci_96
・2016/10/21 ・2652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SR值 539 ・八年級

雌性黑猩猩與小孩。圖 / By Derek Keats @ flickr
階級地位的基礎在雌性之間,性格與年齡似乎是決定因素。圖 / By Derek Keats @ flickr

雌性的階級

階級地位的基礎與性有關。雄性黑猩猩之間,支配關係由結盟決定。雄性支配雌性,主要是因為體能優勢。雌性之間,性格與年齡似乎是決定因素。

雌性之間極少發生衝突,而且結果難以預測,因此不能以衝突作為決定階序的判準。岡貝也有同樣的狀況,在那裡做研究的拜高特(David Bygott)結論道:「以支配關係來描述雌性之間的對抗,並沒有什麼意義。」在我們的黑猩猩社群中,雄性之間大約每五個小時發生一次衝突,雄性和雌性每十三個小時左右發生一次衝突。雌性之間,則每一百個小時才會發生一次衝突。(這是將夏季時任兩個個體之間的大小衝突都加總起來,得到的平均頻率。)

雌性之間的「參拜」頻率則是衝突的兩倍。雖然頻率還是很低,但是在所有可能的判準中,只有「參拜」才算得上階序指標。這麼看來,雌性階級可分四等:大媽,雌性頭領,自成一等。接著是鮑絲特和葛蕊拉;再來是社群中最早成為母親的三隻──吉咪、芙朗葉和甜波;她們之下是史蘋、可羅牡和安珀。不同等級的個體,比同一等級內的個體,關係清楚得多。雄性階級和雌性階級,最大的差異是:雌性階級很穩定,歷年不變

共處的雌性黑猩猩。圖 / By Michele W @ flickr
雄性階級和雌性階級,最大的差異是:雌性階級很穩定,歷年不變。圖 / By Michele W @ flickr

在人工環境中的一小群獼猴,只要仔細觀察幾天,就能發現雌性階級。然而我們這群雌黑猩猩,得觀察好幾個月才能得到同樣的結論。雌性黑猩猩的階級不易捉摸,主要因為她們不太宣示地位。獼猴、狒狒的雌性,與雄性黑猩猩,會經常展示牠們的支配地位。雌性黑猩猩似乎沒有這個需要。雌性黑猩猩看來缺乏雄心,也許是因為,在野外,黑猩猩不會生活在像阿納姆那樣的緊密社群中,牠們通常自行覓食。黑猩猩不會像獼猴與狒狒那樣競爭食物,因為獼猴與狒狒的社群密度較高。也就是說,在自足的黑猩猩中,沒有爭取較高階級的理由,而阿納姆的雌性反映了這個模式。

在我們的黑猩猩社群中,雌性階級似乎建立在下對上表現的敬意,而非上對下展現的威脅與力量。雌性極少做出威嚇動作,而且「參拜」中有 54% 是自發的,雄性之間只有 13%。與其他大猿的雌性一樣,接受支配可能比展示支配還重要。例如,雌性紅毛猩猩如果第一次一起關進籠子裡,她們會毫不遲疑地建立一個穩定的支配模式,不以打鬥或是威嚇見真章。這種支配關係不是由體型大小決定,也許是某些個體的品格就是能啟發尊敬。在野外,年齡和住處似乎是關鍵因素。也許雌性迅速評估了一些這樣的因素,就決定臣服於具有優勢的個體。不過,如果因為雌性會迅速建立階級,支配關係又很穩定,就認為她們對地位毫不在乎,可能就錯了。她們之間會發生慘烈的競爭,雖然罕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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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圖 / By Nils Rinaldi @ flickr
吼叫中的黑猩猩。圖 / By Nils Rinaldi @ flickr

除了正式支配和權力之外,黑猩猩還有第三種支配類型,使得黑猩猩的階級更複雜難懂了。例如,雄性頭領把輪胎放在室內的鼓上,打算躺在上面睡覺。但是,一隻雌性推開他,自己坐上去。有時,雌性還會從雄性的手中拿走物品、甚至是食物,卻沒遭到任何反抗。我的學生羅納德(Ronald Noë)比較了年紀較長的雄性和地位較高的雌性的三種互動。若從誰「參拜」誰的判準來看,雄性的支配能力是100%;若從誰在衝突中獲勝的判準來看,雄性的支配能力是80%;然而,若從取走對方物品或佔據對方座位的行為來看,雌性的支配能力卻是 81%。雌性缺乏體型優勢,不可能以暴力硬搶,她們的優先權,必定是因為雄性的寬容。

問題來了:雄性為何寬容雌性的這些行為?難道雌性擁有力量以外的武器?她們擁有雄性想要、又無法以暴力強奪的東西,像性與政治方面的利益;此外,她們的沉默外交有助於冷卻雄性的火爆脾氣。這就使雌性獲得了許多影響力:如果雌性的歡迎是雄性穩居大位的關鍵因子,那麼雄性最好表現對她們寬容大度。

參觀黑猩猩圈養區的遊客總想知道誰是老大,我喜歡讓他們感到困惑:「尼基是地位最高的猩猩,但是他完全依賴野倫。勞特是最強的。但是,要是說有誰能把其他猩猩推到一邊,大媽才是老大。」人類學家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35-)認為,打破強者為王的法則是人獨有的特質:「人與其他靈長類相反,必須慷慨大度才能贏得尊敬。」要是他說的是狒狒、獼猴,他說得對極了。要是他以人類的近親──人形猿──為例,情況就複雜多了,也與人相似多了。最近,西田利貞報導了馬哈勒一隻雄老大的故事:他透過一套複雜的「賄賂」系統,維持權位達十年以上。真是非凡的成就。他會與特定成員分享肉,換取他們的支持對抗潛在的挑戰者。

註解

  • 從人工豢養黑猩猩的社群組成以及野生黑猩猩的研究中,都可看出雌黑猩猩的野心。在底特律動物園,剛引進的雌黑猩猩之間曾經發生嚴重衝突。貝克(Kate Baker)與史末資(Barabara Smuts)針對這點做出以下結論(1994, p.240):「雌黑猩猩開始與彼此形成關係時,會使用各種複雜的競爭策略,令人想起雄黑猩猩為了獲取地位所用的策略。這些結果……挑戰了先前認為雌黑猩猩天生就比雄黑猩猩還不具有競爭力的說法。」過去三十年來詳細紀錄岡貝溪的黑猩猩,發現雌黑猩猩的支配關係對於繁殖具有很大的影響;測定支配關係的方法為計算雌黑猩猩發出咕噥喘氣聲的對象。地位較高的雌黑猩猩,其後代的存活機率與成熟速度,比地位較低的雌黑猩猩之後代還大、還快。也就是說,支配關係對野生雌黑猩猩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地位愈高,居住範圍愈大、食物品質愈好(Pusey et al., 1997)。人工豢養的黑猩猩群食物充足,每個成員都吃得飽。針對雌黑猩猩引入群體這件事,我的經驗是,雌黑猩猩通常不需打鬥,很快就能確立支配關係。然而,即使底特律動物園的情況十分特殊,兩隻雌黑猩猩同時居於上位,但是她們爭奪地位的各種手段仍然顯示出,雌黑猩猩有好鬥的潛能。若觀察阿納姆雌黑猩猩的穩定階級,是不可能猜到雌黑猩猩具有這種潛能的。

黑猩猩政治學正封面

 

 

本文摘自《黑猩猩政治學:如何競逐權與色?》,開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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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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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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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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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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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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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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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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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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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如何刺激中國經濟起飛?——吳介民解析中國的「官僚尋租」現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2/16 ・6667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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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歷經舉家欠債、還債、輟學做工,吳介民回憶起成長歷程,「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圖│研之有物
歷經舉家欠債、輟學做工,「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吳介民回憶自己的成長歷程,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
圖│研之有物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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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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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直到考入台大,吳介民仍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他笑說自己從小特別愛讀書,高中讀的是被體制放棄的「流氓補校」,仍立志考上大學。進入台大後兩度休學,他依舊不改其志,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吳介民
考入台大後,吳介民仍日日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但他依舊不改選擇政治系的初衷,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為翻拍人間雜誌社報導,當時吳介民與學運夥伴從鹿港調查反杜邦運動回到台北,整理問卷資料後,在消基會舉辦的記者會上報告。
圖│吳介民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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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圖│吳介民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
圖│吳介民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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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圖│吳介民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
圖│吳介民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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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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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引入農民工,持續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圖│吳介民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常見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大量引入農民工(簡稱民工),持續提供勞動力。
圖│吳介民
民工、職工被國家區隔,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民工、一般勞工被國家區隔分開。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圖│吳介民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
圖│吳介民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數十年磨一劍,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科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圖│臺大出版中心
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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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入學管道越來越多元了?——數據打破理想:學科能力仍是關鍵分水嶺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2/15 ・5994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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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周玉文
  • 美術設計|林洵安

高中升學制度的跨時、跨國比較

2000 年台灣廢除高中聯招,此後多次改革,希望破除只用考試成績決定學生的未來,也減少教育機會的階層不公平。時至今日,我們的制度足夠公平嗎?升學考試篩選了哪些家庭背景、能力的學生?「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黃敏雄,他針對學校之內與學校之間在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及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差異,比較國中與高中階段的差別,並進行跨時期和跨國比較,檢視台灣升學考試制度對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

從戶籍轉向考試入學,產生什麼改變?

不只人人有機會上學,學校教育應該創造有利的條件,竭力減少家庭背景對學習的不利影響,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最大限度地發揮潛力──這是教育改革多年的目標。教育制度能實現這個願景嗎?中研院研究員黃敏雄試圖透過數據尋找解答。

臺灣從小學至國中依照「戶籍入學」,到了高中則採行「考試入學」,舉辦全國性學力考試,依照個人志願、表現和測驗成績分發。理論上,前者涉及居住地區的社經水準,各校會呈現社經地位的落差。後者則僅以學習表現和測驗分數決定,理當打破「階級世襲」,廣泛被視為更公平、有利於弱勢家庭。

但現實真的如此嗎?為了驗證高中入學制度,是否有利於「不分貧富、同讀一校」的公平性,黃敏雄運用兩個資料庫數據,進行國內跨時性、跨國性的比較研究,資料橫貫聯考、基測及會考三個入學政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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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地數據而言,他採用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科技部共同規劃的一項全國性「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在 2001 年,TEPS 針對各約兩萬名隨機抽樣的臺灣國一及高二學生進行調查,並持續追蹤直到高中畢業,藉此可以評估聯考與基測入學政策下的差異。

跨國及跨年數據的比較,研究則運用每三年針對全球 15 歲學生抽樣調查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臺灣在 2006 年加入,至今累積五輪調查資料,橫跨基測與會考階段。

透過 TEPS、PISA 數據,黃敏雄針對國中與高中生在「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家庭社經地位」三面向,分析各校之間是否有明顯差距,或者校內的異質性更大?也就是說,經過升學考試篩選後,家庭背景較好、認知能力較高、情緒管理較佳的學生,是分散到各校或集中在所謂的明星高中呢?

臺灣的高中入學前會舉辦大型學力測驗。這道篩選機制是否讓同一類型的學生集中,因而擴大各校之間的差距?篩選基礎是家庭社經地位、學科表現或者非認知能力?能否促進社會公平性?這些皆是尚待研究的議題。圖|iStock
臺灣的高中入學前會舉辦大型學力測驗。這道篩選機制是否讓同一類型的學生集中,因而擴大各校之間的差距?篩選基礎是家庭社經地位、學科表現或者非認知能力?能否促進社會公平性?這些皆是尚待研究的議題。
圖|iStock

不同背景、能力的學生,分散在各國中

首先,來看看依照戶籍入學的國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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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TEPS 數據,2001 年國一生的家庭社經背景,各校差異占總差異的 23%,相對而言,校內差異佔總差異的 77%;升上國三後,數據沒有改變。再看看學生的認知能力,結果也很相似,2001 年的國一生,認知能力的差異校內大約占 8 成;到了國三,情況也差不多。

大體來看,國中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認知能力,各校之間的差距不算大,校內的差異相對較高。

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認知能力,學校之間差異約占總差異的 2 成,學校內的差異則佔總差異的 8 成。 (TEPS 認知能力評量包含兩部份:第一部分是和學科相關,如數學、科學、語言能力;第二部分和課程無直接相關,如分析、生活應用、創造能力)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認知能力,學校之間差異約占總差異的 2 成,學校內的差異則佔總差異的 8 成。
(TEPS 認知能力評量包含兩部份:第一部分是和學科相關,如數學、科學、語言能力;第二部分和課程無直接相關,如分析、生活應用、創造能力)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進一步和其他各國地區做比較。檢視 PISA 調查(2018) ,九年級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的各校差異,臺灣為 22%,在全球 32 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 4。最高是墨西哥的 64%,明顯區隔出貴族和平民學校;最低則是南韓 16%,各校差異小。

與其他國家相比,臺灣國中階段校與校之間在家庭社經地位上的區隔,相對較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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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更公平?數據打破迷思

從國中升高中,對臺灣學生是第一道門檻。大家不再如同國中小時期,多數人和鄰居共讀同一間學校,學生進入哪一所高中就讀,需要經過篩選再分發。

過往二十年,這套篩選制度歷經多次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階段:1958-2000 年為「高中聯考」時代,一試決勝負,各校只依照聯考成績決定錄取與否。2001 年後走向多元入學,入學測驗為「國中基測」。2014 年後實施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朝向免試入學,統一考試也更改為以級距評分的「國中會考」。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跨過這道升學門檻後,各校高中生的認知能力、家庭社經地位,出現哪些變化?不同「年代」的入學方案,究竟是越趨公平或擴大階層差距?

就家庭社經地位而言,依據 TEPS,2001 年的臺灣國一學生,各校的家庭社經地位差異佔總差異的 23%;2005 年當他們經過基測進入高中、升上高二後,各校間的差異僅降至 22%,變化非常微小。PISA 數據(2018)也顯示,九年級生的家庭社經校際差異是 22%,經過會考的十年級生則是 25%,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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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年代更久遠的聯考是否比較公平?2001 年 TEPS 調查的高二生,屬於末代聯考生,他們的家庭背景各校差異為 21%,幾乎等同以戶籍入學的國中階段。

這一串數據顯示,研究結果恐怕將打破「考試更公平」的迷思!經過考試入學後,高中各校之間的社經階層差距,與國中階段相近,甚至些微高於國中階段。

戶籍分發的國中生,家庭背景的校際差異大約在 19%~23%,不論聯考、基測或會考時期,升高中後則在 21%~25%,顯示經過考試分發,並未縮小各校之間的社經差距。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戶籍分發的國中生,家庭背景的校際差異大約在 19%~23%,不論聯考、基測或會考時期,升高中後則在 21%~25%,顯示經過考試分發,並未縮小各校之間的社經差距。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原本以為能「重新分配」的升學考試,並沒有提高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就讀同一學校的機會,包括被認為較有利於社經弱勢的聯考,也未縮小各校的社經階層差距。

「我們會認為按照居住戶籍分發,有可能造成貧富區隔;考試應該更公平,能讓社經弱勢學生有同等機會。但數據結果並不是如此,聯考和戶籍分發相比,並沒有更有效地促成不同背景學生共讀一校。」黃敏雄分析。

聯考、基測或會考,「學科能力」都穩居重點標準

考試制度並沒有提高不同背景的學生共讀一校,那麼,升高中後同學換成了誰?從認知能力差異度的轉變,可以給出部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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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TEPS 數據,2001 年的國一生經過基測後升上高二,在綜合學科表現上,各校差異從國一的 19% 大幅跳升至高二 63%,分析能力的校際差異從 16% 升至 45%。PISA (2018)也呈現同樣結果,不論數學、科學或閱讀能力,十年級和九年級生相比,各校差異幾乎都增加兩倍,研究顯示出:高中階段認知能力的各校差距,明顯拉大。

再透過 PISA 的跨國調查,便能突顯出這項另類的「臺灣特色」。

2006 年,臺灣十年級學生數學、科學、閱讀能力的校際差異,從國中時期 25%、21%、25% ,激增至 65%、63%、60%。2014 年實施十二年國教後,差異遽升的情況雖有趨緩,但 2018 年高中各校差異仍高達 43%、43%、40%。攀升的程度,在 32 個國家中排名數一數二!

換言之,臺灣的「高中升學制度」是一套鮮明的篩選機制,明顯依照學科能力分配到不同的高中,在世界各國顯得相當特殊。

黃敏雄解釋,2014 年後數據趨緩,來自於國中會考計分方式的改變。計分不再是鑑別度極高的精密分數,改用級距,各科只區分七個等級,增加了總分重疊的比例,鑑別度降低,因此縮小了校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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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年度的數據來看,不論是聯考、基測或會考,高中升學以「學科表現」作為篩選分類的標準,始終沒有太大改變。

「數據會說話,我們的高中升學制度,仍然是以學科表現作為最重要的分水嶺。」黃敏雄分析,儘管十二年國教實施後,政府同時推動免試入學、繁星高中等教育改革措施,希望打破明星高中的傳統迷思,也降低學科考試的重要性,但數據反映結果並非如此。

以國中會考入學制度來看,如果某一所高中的免試入學登記者多過可以錄取的額度,北北基會採用三大計分項目進行超額比序:志願序、多元學習表現與會考成績各占 36 分。志願序絕大多數人可以得滿分,就算不慎選填失手,多數只被扣 1 分,最離譜的選填失手,也僅扣 4 分;多元學習表現涉及升學前途,早有準備的多數學生可以拿到滿分。於是,最終還是考試成績決定學生的分發。

黃敏雄進一步解讀:臺灣升學考試明顯以學科能力做篩選,但沒有提高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學生同讀一校的機會,等同間接篩選了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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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中升學考試對「學科能力」,會產生明顯篩選分類,且高居世界前位。2018 年,數學和科學表現的校際差異升高幅度,在 32 個國家中高居第一;閱讀能力的校際差異升高 22%,名列第二,僅次於俄羅斯的 24%。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臺灣高中升學考試對「學科能力」,會產生明顯篩選分類,且高居世界前位。2018 年,數學和科學表現的校際差異升高幅度,在 32 個國家中高居第一;閱讀能力的校際差異升高 22%,名列第二,僅次於俄羅斯的 24%。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黃敏雄)

學科強=情商高?高情緒技能沒有集中在明星高中

近年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學生的「非認知能力」(或稱社會情緒技能),對於未來成就、幸福感、健康、工作表現有顯著影響, PISA 也在 2018 年納入非認知能力的學生自評調查,例如:對失敗的負面想法、自我日常感受、努力做好工作的決心、在學校歸屬感等,總計十個面向。

幾十年來,臺灣學生日夜念書補習,為了要搶進明星高中窄門,除了必備的認知能力,也得兼顧高競爭、長時間努力、抗壓性。因此研究假設,明星學校的高中生,除了認知能力較強,也屬於社會情緒技能較佳的族群。

不過 PISA(2018)卻顯示,臺灣九年級與十年級學生自評的各項非認知能力,校際差異都低於 5%。也就是說,學校內的差異非常大,「情商」高的學生是平均分散在各學校,國中如此,高中也是如此。

黃敏雄對數據結果稍有保留,原因是,學生自評時可能拿班上、校內的同儕當作參照對象,各校標準不一,較欠缺客觀精準的依據。但 PISA 的資料仍顯示,不論是在學校或個人層次,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相關微弱。

未來需要的能力超出教科書之外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反映出:臺灣的升學制度始終高度偏重認知能力,特別是學科表現;分析、解決問題等類型的認知能力,各校的差異相對較小。

原因在於,考試成績強烈左右升學結果,學校和補習班會猜題、訓練答題技巧,以及加強考題演練或背誦,因此測出的往往是學生可以專注預備考試的資源條件、意願、努力及能力,而非真實呈現出全面的認知能力。

此外,在升學主義掛帥下,教育體制對學生的期待和訓練,都集中在考試表現上,非認知能力便難以獲得重視,包括對自我的主動探索、社會價值、情緒技能。

然而黃敏雄提醒,全世界政府都積極改革學校課程,期盼培育主動學習、有創新力、具備團隊合作技能、重視內在修為,同時兼備人文關懷及環保意識的新公民,以因應全球化與科技變遷帶來的問題與挑戰。例如,OECD 的「未來教育與技能,2030」計畫(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懂得溝通、相互合作,能主動尋找問題與解方,都是很重要的能力。我們也應該讓學生有機會走出學校,看見社會需要,讓學校教育跟真實世界接軌。」

OECD 網站可見到許多跨國孩子,積極表達他們對環境、社會的關切與期待。好比一名 17 歲哈薩克中學生努拉(Nurai)設定未來志向是成為「窮人的建築師」:與非營利組織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合作,協助世界上人人都有房子可以住。

黃敏雄語帶關切地說:「我希望我們的學生也有這樣的機會,好奇心、充滿關懷,能和社會、國際連結,嘗試多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教育制度應該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被啟發。」

你心中的教育應該是怎樣?17 歲的哈薩克學生 Nurai 說:「現在的學校教育偏重科學的學習,卻忘記向年輕的世代闡述社會問題,其中包括居住問題,這個問題已經擴及全世界,相當重大。」資料來源│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黃敏雄譯)
你心中的教育應該是怎樣?17 歲的哈薩克學生 Nurai 說:「現在的學校教育偏重科學的學習,卻忘記向年輕的世代闡述社會問題,其中包括居住問題,這個問題已經擴及全世界,相當重大。」
資料來源│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黃敏雄譯)
「我們不應該錯誤的貼標籤,給一些人希望,又讓一些人絕望。」黃敏雄長年研究教育社會學,核心關懷環繞著制度政策的合理性。他強調,學生未來的成就並不只是依靠學科表現,教育制度不能讓孩子因為測驗分數,便被貼上負面標籤。圖|研之有物
「我們不應該錯誤的貼標籤,給一些人希望,又讓一些人絕望。」黃敏雄長年研究教育社會學,核心關懷環繞著制度政策的合理性。他強調,學生未來的成就並不只是依靠學科表現,教育制度不能讓孩子因為測驗分數,便被貼上負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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