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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思書齋】這些歷史名人是否非死不可?

Gene Ng_96
・2016/08/31 ・2026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528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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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常聽見的詛咒,有「不得好死」或「安怎死都莫宰羊」等等,看來知道自己怎麼死,還有最好是有尊嚴的自然死,是一個人一生中,堪稱最幸運和幸福的事之一了!

既然這是人類最想追求的事……哦不對,人類最希望的不是永生不死嗎?

永生不死幾乎可以確定是不可能的,別再自欺欺人了。人生中所有人唯一確定的事,就是一定會死,任何偉人、帝王、宗教崇高的教主和先知都不例外,生老病死本來就是人生中注定要面對的苦。

好吧,既然永生不死是絕對不可能的,那麼「得好死」呢?這可能又成了人生中最不可預測的事之一了,有多少人能確定自己一定會「得好死」呢?人類歷史上,恐怕大多數活過的人,是因意外、戰爭、謀殺、生病而死的,只是拜醫學的進步,我們能活得愈久也愈能有尊嚴地死。

雖然現在仍然有許多電視電影中熟悉的場景會不時上演,那就是醫生走出病房、手術房或急診室,對著家屬說「我們真的盡力了……」可是拜醫學和科學昌明所賜,有許多過去必死無疑的重傷和重病,現在不但可能苟延殘喘,甚至可能完全康復。

也因為如此,過去家常便飯的死亡事件,現在對親友家屬,成了晴天霹靂的大打擊。三不五時就要習慣死亡,怎會哭天搶地呢?古早時代,大多數幼兒都未必能長大成人,更甭提許多婦女死於難產,人命恐怕真的比較賤。而今天確實比過去難死了,難死到還要先立遺囑以避免使用維生儀器苟延殘喘,或者難死到家屬要花費數十年照料失能的親人。

如果他們生在現代,會怎麼死?

先不管自己會安怎死,你知道歷史上的名人們是怎麼死的嗎?如果他們生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雖然他們仍注定最終一定會死,可是死法會有差嗎?

為了探究歷史上有名的死亡事件,還有研究命案假使發生在今天,這些死者是否仍非死不可?劉育志和白映俞這對醫師夫婦 cosplay 成了福爾摩斯和華生,一同潛入歷史命案現場,玩起 CSI 遊戲,為現代人解析名人們的真正死因,追擊害死他們的元凶,開出了死亡證書合集《難道他非死不可:現代福爾摩斯解密死亡醫學》。過去沒有「非死不可」(Facebook),所以他們就只能玩真的「非死不可」嗎?

據說,死亡有兩次,一次是肉體的死亡,一次是終於被世人遺忘。「生有輕如鴻毛,死有重如泰山」,一般人像小弟我輕如鴻毛,死後恐怕很快被親朋戚友遺忘,但歷史上有過種種轟轟烈烈壯舉的偉人名人,當然是重如泰山的。

能拿到小志志夫婦開的死亡證書的名人,有贏得南北戰爭、解放黑奴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也遭暗算的美國廿任總統賈菲德(James A. Garfield,1831–1881),還有慘遭暗算的美國廿五任總統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被放血放到死的美國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血壓高到爆的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提出劃時代相對論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飆車飆到死的阿拉伯的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洋基之光賈里格(Henry L. Gehrig,1903–1941)、傳奇的天王巨星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1958–2009),創造蘋果傳奇的賈伯斯(Steve Jobs,1955–2011),偉大的居禮夫人(Maria Curie,1867—1934),終結冷戰的雷根(Ronald Reagan,1911–2004),還有慘遭惡性高熱、血友病、伊波拉出血熱和流感荼毒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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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洋基之光」的棒球一壘手賈里格(Henry Louis Gehrig),在職業生涯中達到連續出賽 2130 場比賽的輝煌紀錄,後因罹患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而宣告退休,於 1941 年病逝。圖/By Pacific & Atlantic Photos, Inc – Heritage Auctions,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除此之外,小志志夫婦還要成為死亡流言終結者,告訴世人:落地人頭會說話嗎?死後有沒有知覺嗎?生龍活虎的無頭人可能嗎?死人也能射精嗎?死人骨頭可以治病強身嗎?死後肉體如何變化呢?死後為啥會出現屍斑呢?死人可以復活嗎?屍體為啥會硬梆梆呢?毀屍滅跡難不難呢?永生不死如何實現呢?靈魂究竟有多重啊?電流如何殺死人呢?

為了開出令人心服口服的各式死亡證書,《難道他非死不可》除了還原歷史現場,當然要用小志志夫婦最擅長的醫學專業來提出各種醫學見解來說服大家。《難道他非死不可》為我們解析,有些傷病如果發生在今天,確定只是小 CASE 一椿,不過卻還是有連今天的神醫都難救的疑難雜症,仍要節哀順變。

死亡是天注定的,問題只是人活得精不精彩和有沒有意義。與其裝著死亡不存在,還不如搞懂人會怎麼死,來讀一讀《難道他非死不可》吧。雖然下面要說的話這看來怪怪的,不過理性一些,還是祝大家都得好死吧!

《難道他非死不可》 from Readmoo電子書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The Sky of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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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難易度
Gene Ng_96
295 篇文章 ・ 20 位粉絲
來自馬來西亞,畢業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暨碩士班,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遺傳學博士班,從事果蠅演化遺傳學研究。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從事鳥類的演化遺傳學、基因體學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研究。過去曾長期擔任中文科學新聞網站「科景」(Sciscape.org)總編輯,現任台大科教中心CASE特約寫手Readmoo部落格【GENE思書軒】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個人部落格:The Sky of Gene;臉書粉絲頁:GENE思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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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起,視訊會議減少接觸風險,卻會讓你更累、更沒創意?

Te-Yi Hsieh_96
・2022/05/13 ・35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疫情下,許多會議都改以視訊方式進行,但這對我們大腦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圖/Giphy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視訊會議疲勞」讓疫情中的工作者更容易過勞!圖/Giphy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想想看,「飛盤」除了跟狗狗玩丟接遊戲之外,還可以有哪些創意用法?圖/Giphy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面對面開會比較有助於創意發想。圖/Giphy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視訊時,我們眼中、腦中幾乎就只有螢幕裡的東西,這對需要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其實很不利。圖/Giphy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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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i Hsieh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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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後冬眠期,目前專職文字工作。寫心理、寫機器人,寫趣的、新奇的、跟人相關的 。 學術、科普發表詳見 👉 https://hsadeline.wixsite.com/teyihsieh (Twitter: @TeYiHsi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