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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思書齋】塞爾登先生的南中國海地圖

Gene Ng_96
・2016/07/22 ・3261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54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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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爭議。圖/Voice of America,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最近南海主權問題極為敏感,台灣參了一腳,馬來西亞也參了一腳,更甭提中國和美國簡直就是劍拔弩張。美軍第七艦隊所屬「斯坦尼斯號」航空母艦一度在巡洋艦「莫比灣號」和「安提坦號」、驅逐艦「史托克代爾號」和「鐘雲號」的伴隨下,正駛入南海。雖然膚淺的主流媒體從未全面完整地探討這個問題。

南海是一個位於東南亞,被中國大陸、台灣本島、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及中南半島所環繞的陸緣海,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東南亞國家對南海有不同的稱呼,如越南稱其為東海(越南語:Biển Đông/㴜東),菲律賓則稱其為呂宋海(他加祿語:Dagat Luzon)或西菲律賓海(Dagat Kanlurang Pilipinas)。中國漢朝、南北朝時稱其為漲海、沸海,清朝以後逐漸改稱南海,並延續至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英殖民時期的香港等從國際上通用的英語名稱「South China Sea」稱之為南中國海(馬來語:Laut China Selatan;印尼語:Laut Tiongkok Selatan)。

南海海域面積有 350 萬平方公里,有超過 200 個無人居住的島嶼和岩礁,被合稱為南海諸島。除了是主要的海上運輸航線外,南海還可能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因此圍繞南海海域及島嶼的主權爭議,一直被視為亞洲最具潛在危險性的衝突點之一。中國政府認為其對「南海」的主權是不容質疑的,其他國家也不放棄其對南海海域的主權要求。目前,中華民國、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南海週遭國家均宣稱對南海諸島或部分島嶼擁有主權,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地區。

一張 350 年沒人注意的古地圖,意外引發的故事

不僅南海周圍的主權國家都來參上一腳,連英國人也不甘示弱!《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就是要揭示一個和南海有關的歷史故事。

1659 年,倫敦的商業律師、政治活動家及前國會議員約翰‧塞爾登(John Seldon,1584–1654)把他的遺物送給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in Oxford) 。塞爾登先生是倫敦的「東方通」,贈送給博德利圖書館的一張長 160 公分、寬 96 公分的巨大中國古地圖,卻在圖書館內沒沒無聞地待了長達 350 年。

點擊看大圖。

2008 年,美國南喬治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伯特‧班切勒(Robert K. Batchelor)等人訪問牛津大學時,發現這張不可思議的中國古地圖。為何那是個不尋常的地圖呢?因為這張手工彩繪的地圖,繪製了大面積的海域,地圖中心也非中國,而是爭端四起的南海,把整個中國大陸擠到地圖左上方,一半的版面繪滿了中國南部沿海、東亞、東南亞海域和島嶼,地圖對中國以外世界描述得異常精準,一點也不像中國歷朝以天下自居的態勢。

塞爾登地圖的範圍北起西伯利亞,南至今印尼爪哇島和馬魯古群島(香料群島),東達北部的日本列島和南部的菲律賓群島,西抵緬甸和南印度,比任何明朝地圖覆蓋的範圍廣許多,呈現的並非明朝人所認知的領土。可是地圖上無疑全都用中文標示,老外在狀況外是正常的,可是任何有中文閱讀能力的人都不會懷疑那是張中國地圖。

長年研究全球史的班切勒發現,這不是一般的中國古地圖,而可能是一張珍貴的明朝遠洋航海圖!塞爾登地圖一條條依稀可辨的細線標示了六條東洋航路和十二條西洋航路,從福建泉州延伸而出把中國福建沿海與東南亞各港口連接起來,揭示了明朝福建海商在海外的活動範圍、航海路線和主要港埠等資訊。這顯示明朝雖然有「尺板不得出海」的海禁,可是山高皇帝遠,當時官方未知的貿易量據說高得驚人。

 著迷中國的外國人,說中國歷史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藉由塞爾登地圖,呈現了 17 世紀中國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以及中國在亞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這可是連福建人的後裔可能都未必知道的。對當時海洋貿易有重要地位的台灣而言,也是瞭解自己歷史的好資料,對我這閩南泉州後裔來說,也能瞭解祖先的過去。 卜正民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英國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教授等。他研究以明朝社會文化史、全球史為主,著述豐富,包括《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等書。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中,塞爾登和英國 17 世紀幾位為中國著迷的學者,在早期現代歷史中持續地強化著中英兩種文化的聯繫,《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還牽起塞爾登和一位改信天主教的中國人沈福宗(Michael Shen,1658-1691),他是南京醫師之子,耶鮮會傳教士柏應理的弟子,在 1680 年代之間進行了中英文化交流。沈福宗與博德利圖書館助理館長湯瑪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合註了塞爾登地圖。

南海最混亂的,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倒底幾個「中國」,搞得我好亂啊)宣稱主權的海域,可是卻和許多東南亞國家的領海重疊,各家都有各家的法理依據,搞得大家都好亂啊。《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也來漟渾水,探討早期法津如何定義領海概念,塞爾登本人寫的《閉鎖海洋論》(Mare clausum),主張國家擁有領海主權。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中還講述了公海上的航行經驗,卜正民把中西的航海技術的異同描述得很詳盡生動,例如水手如何使用羅盤等等,彷彿讓人身歷其境地在大海中航行。塞爾登地圖有個詭異之處,就是有羅針圖及尺,因為中國地圖從不出現那樣的東西,《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書中也比較了諸如此類中國和西方地圖表現手法的不同之處。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結合了傳記、歷史和科學,生動地講述了一個謎團,雖然最後我們還是不知塞爾登地圖的原作者以及製作的目的,可是卻令人大開眼界。除了塞爾登地圖,《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還談了本《順風相送》,其副頁有一行拉丁文,是明朝的一部海道針經。現存鈔本也被收藏在博德利圖書館,著者姓名及成書年代不詳,封面有「順風相送」四字,因此得名。《順風相送》內容豐富,包括氣象觀察、天氣預報、危險警告、指南針導航紀錄、天文導航紀錄、水文觀測、地文觀測紀錄、拜神等等,簡直就是當時的航海百科吧。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這本由一位加拿大學者寫的和中英關係有關的歷史,雖然讀起來頗有趣,可是對真正在南海周遭生活的人來說,恐怕還是有點隔靴搔癢的感覺。南海曾經對各國商人來說是重要的商路,可是我們對南海的認識,卻要透過老外的書寫,那片南海究竟又是誰的南海?南海的古往今來,和南海有關的諸國,又能否心平氣和地客觀研究出我們所共有的南海歷史?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The Sky of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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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難易度
Gene Ng_96
295 篇文章 ・ 20 位粉絲
來自馬來西亞,畢業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暨碩士班,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遺傳學博士班,從事果蠅演化遺傳學研究。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從事鳥類的演化遺傳學、基因體學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研究。過去曾長期擔任中文科學新聞網站「科景」(Sciscape.org)總編輯,現任台大科教中心CASE特約寫手Readmoo部落格【GENE思書軒】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個人部落格:The Sky of Gene;臉書粉絲頁:GENE思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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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起,視訊會議減少接觸風險,卻會讓你更累、更沒創意?

Te-Yi Hsieh_96
・2022/05/13 ・35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疫情下,許多會議都改以視訊方式進行,但這對我們大腦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圖/Giphy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視訊會議疲勞」讓疫情中的工作者更容易過勞!圖/Giphy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想想看,「飛盤」除了跟狗狗玩丟接遊戲之外,還可以有哪些創意用法?圖/Giphy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面對面開會比較有助於創意發想。圖/Giphy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視訊時,我們眼中、腦中幾乎就只有螢幕裡的東西,這對需要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其實很不利。圖/Giphy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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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i Hsieh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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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後冬眠期,目前專職文字工作。寫心理、寫機器人,寫趣的、新奇的、跟人相關的 。 學術、科普發表詳見 👉 https://hsadeline.wixsite.com/teyihsieh (Twitter: @TeYiHsi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