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如何參與科學？參考公民共識會議制度
我不清楚日本政府要如何「推動讓國民廣泛地參與和策劃的措施」，但是公民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是可以參考的方法。這是一種讓公民參與評估科技的方法，是一九八七年從丹麥開始的。
具體來說該怎麼做呢？首先，在舉辦共識會議的半年前，先選出能在專家和公民之間居間協調、協助會議進行的主持人。然後，公開徵求公民小組，組成專家小組，並提供學習用的資料給公民小組，深化他們的知識。共識會議舉辦的二、三個月前，公民小組從想要討論的問題裡選出「關鍵提問」，交給專家小組。
這些都是正式會議前的準備。舉辦共識會議的第一天，先讓專家小組回答關鍵提問，然後請公民小組思考專家的回答，列出想要追問的問題，第二天早上再度詢問。前面的這些過程都是公開的。第二天下午舉行公民小組的閉門會議，討論之後做成共識報告。例如，讓公民小組討論「社會該如何面對基因改造食品」，做成共識報告。
第三天的會議則再次公開，由公民小組公布共識報告，然後讓所有參與者討論。共識報告在會議後出版。會議的程序大致如上所述。
據說，舉辦共識會議可收集到具有說服力的公共觀點，做出水準很高的共識報告，不會得到「基因改造很恐怖，堅決反對！」這種結論。
事實上，丹麥政府實施的政策反映了共識報告的內容。舉例來說，根據一九八七年的會議結論，丹麥政府決定不提供經費給發展動物基改技術的研究計畫，而根據一九八九年的會議結論，則禁止使用放射線照射乾燥種子以外的食品。
而在日本，則是由留學丹麥學習公民共識會議的若松征男主導，一九九八年於大阪以基因治療為主題，一九九九年在東京以網路技術為主題，試辦了公民共識會議。由農林水產省資助的農林水產先端技術產業振興中心，則在二○○○年舉辦了日本第一次規模擴及全國的共識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基因改造作物。當時擔任主持人的小林傳司，在他的《誰在思考科學技術》（誰が科学技術について考えるの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裡，記錄了會議的過程。
「要問什麼問題」最重要：以基因改造作物為例
舉辦公民共識會議有一點很重要：由公民先提出問題。把什麼樣的問題當成問題，稱為「構框（問題框架）」（framing）。構框的本意是製作出框架，引申的意義就是指針對某個主題，決定什麼樣的問題應該納入考慮。以往，我們常常連問題框架都丟給專家決定。這麼一來，公民所害怕的事情和想要提出的問題，很可能一開始就被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了。
公民共識會議由公民來主導問題框架。公民在學習奈米科技或基因改造科技的基本知識後，針對這些科技來決定「要問什麼問題」。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能夠可以瞭解，公民科學素養的核心是有沒有提問的能力。實際上，我們會發現，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科學的爭議，其實常常因為提問的框架在一開始就不一樣，而導致問題框架成為爭議焦點。也就是說，雙方對於必須提出什麼問題的理解不一致。一邊認為是問題的，另一邊卻覺得不是問題。這種問題框架上的爭議到處都有。
平川秀幸關心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他研究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一九九三年生效）相關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簡稱卡塔赫納議定書）簽訂前的協商，分析各方企圖主導問題框架的過程（平川秀幸，〈風險的政治學〉〔リスクの政治学〕，收於小林傳司編，《實現公共目的之科技》〔公共のための科学技術〕，玉川大學出版部，第五章）。各方的協商是為了制定基改作物（GMO）進出口的規範。表面上的問題是基改作物跨越國境進口時的風險評估，但實際上，大多數的爭議都在爭論基改作物的風險應該包括哪些，各方為此相持不下。
簡單地說，要出口基改作物的先進國家，想要盡可能地縮小風險問題的範圍，而可能進口基改作物的開發中國家，則想把風險問題涵蓋的範圍盡可能地擴大。爭議的焦點在於像是過敏反應這種健康風險、抗藥性病原的出現、對生態體系的不利影響此類生態風險，以及社會、經濟、文化上的風險，該不該都當成基改作物的風險問題。
舉例來說，單一作物的大量栽培可能導致飲食文化傳統的衰退，如果歉收的話也可能會發生飢荒。此外，若是使用基改作物，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每年都得向先進國家的種子公司購買種子，那麼自給自足的農業是否會因此衰退，又會不會導致農民貧窮化等問題，也令人擔憂。
事實上，還沒有人發生過吃基改作物致死的事件，所以基改作物的健康風險很小。如果只用健康風險的問題框架來評估基改作物的風險，可能就會因為風險很小而決定要大量採用。
因此，針對科技的社會決策，專家與公民的問題框架可能會有歧異。此外，專家往往把能夠數量化、能夠用他們熟悉的科學語言表達的事物，才當成問題。正是因為如此，對於公民的科學素養來說，恰當地提出問題，也就是提出適當的問題框架，才更顯得重要。
順道一提，關於超科學的問題，也就是「可以向科學提出，但科學無法解答的問題」，網路上提供了很多例子，但我認為那些都不是好的例子。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問的都是科學可以回答的問題。因此，如果放任科學不管，就有一些問題會被系統性地忽略，社會、經濟、文化風險正是具代表性的例子。
前面我曾說過，我不贊同溫伯格所說的：超科學的問題在可能的範圍內應該要當成科學的問題來解決。那是因為我擔心，在將超科學的問題重新塑造成「科學的問題」時，科學難以處理的問題就被遺忘了。
超科學的問題是可以向科學提出，但科學無法解答的問題，也是不能等著科學自己來提問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公民才必須主導問題框架，將科學的提問範圍之外的問題重新放上檯面來討論，與科學一起來設想解決之道。
本文摘自《「科學的思考」九堂課》，游擊文化， 2017 年 10 月出版。
狐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