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擁有很美好的時光──很難想像有更好的了。……我的人生很有意思，也非常、非常令人滿意。」
1983年，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頒給了細胞遺傳學家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以表彰她發現轉位因子（transposable element）的成就；這也是史上第一次由女性單獨獲得該獎項。在當時的記者會上，她這麼評論了自己的過往。然而，只要深入了解其生平，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輕鬆；尤其，對一度考慮放棄研究工作的年輕麥克林托克而言，更是如此。
不像個女孩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1902年6月16日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父親是醫生，奮力於建立自己的醫療診所；母親擅長彈奏鋼琴、繪畫和詩詞，靠教鋼琴課貼補家用。
出於種種家庭因素考量，芭芭拉從三歲開始、直到小學入學前，都與麻薩諸塞州的姑媽、姑丈同住。姑丈開著小貨車販賣魚貨，芭芭拉則跟著他到處跑，也常興致盎然觀察姑丈苦惱地修理車輛故障。
1908年，麥克林托克全家搬到紐約市布魯克林。可能天性使然，芭芭拉很早就顯露出獨立自主的性格，甚至在襁褓時期就習慣獨處。她鍾情於運動、以及個人就可以做的活動，例如閱讀、或靜靜坐著想事情。她會跟男生們一塊兒打球，卻跟小女生玩不起來。那時候的她，就像個小男生。
芭芭拉的父母，一直秉持著相對開明的教養態度，讓她發展自己的興趣、也不會要求她表現得像個女孩。四歲時，父親還送了拳擊手套作為芭芭拉的生日禮物。他們認為，學校只是教育的一環，其他的生活教育一樣重要。例如，當芭芭拉表示出對溜冰的興趣，家裡就準備了最好的溜冰鞋給她，甚至允許她蹺課去溜冰。
芭芭拉和父親相當地親密。父親不但理解她，也樂於給予回應、和無微不至的照顧；母親雖然和她關係緊繃，卻也全力支持女兒的特立獨行。有次，鄰居大嬸指責芭芭拉，說她不但穿褲子[1]、還在街上跟男孩們遊玩，很不應該；必須好好學習當個女孩。獲知這件事後，她的母親立刻打電話給鄰居，堅定地要求對方不得再向芭芭拉講類似的話。
高中時期，麥克林托克發展出對科學和知識的興趣，不只常幫同學解答習題，還會試著找出不同的解法。她也開始察覺，要貫徹自己想做的事似乎並不容易；但無論如何，她都必須要順從自己的內心、不受外界限制。
特立獨行
高中畢業後，儘管她想上大學，母親卻抱持反對意見：一方面，家境並不寬裕；二來，接受高等教育會讓女兒結不了婚。芭芭拉的兩位姊姊確實也在母親的勸說之下，沒有上大學（即使其中一位還獲得獎學金補助）。但母親的考量並不難理解。當時，美國女性連投票權都沒有，女人的生涯基本上完全仰賴於丈夫。
無可奈何之下，芭芭拉工作了幾個月，並利用下班時間在圖書館自學。恰好，第一次世界大戰落幕，父親從軍旅歸來，帶來新的契機。她的父親雖然同意母親的說法、也預期芭芭拉的學術之路會走得相當艱辛，但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同意她進入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農學院就讀。即使求學之路波折不斷，她的父母最終都還是選擇了在背後默默支持芭芭拉的決定。
時值1920年代，隨著戰爭結束，年輕士兵返鄉引起了新一波的社會風氣轉變。爵士樂誕生、較開放的性關係、非法酒吧[2]裡的飲酒作樂、原住民和同性戀等少數族群得到稍微平等的對待；女性的地位亦有所提昇，包括取得投票權。人稱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特立獨行的她如魚得水，率校園女學生之先，將頭髮理成鮑伯頭式的短髮、在公開場合抽菸；玩爵士樂，隨當地爵士樂團到酒吧或餐廳彈奏班卓琴（五弦琴）。她盡情地修習有興趣的科目，而且一點也不在意成績。
在大學裡，不論社交上、或智識上，麥克林托克都得到許多成長，不但獲選為女性新生的級長，也被邀請加入姊妹會；不過，當她發現姊妹會相當排外、並非所有人都能進入時，就拒絕了邀約。
頭兩年，她也常常約會，不過這些關係都沒持續下去。日後她回憶：「我並沒有強烈的需求要和某人有依附之情，我就是感覺不到它。我永遠不了解婚姻，現在依然……我從來沒經歷過需要它的時刻。」獨處帶給她的舒適，以及對理解、學習新事物的狂喜，才真正構築了她的一生。對麥克林托克而言，最大的喜悅永遠來自於科學研究工作和解開謎團。
她不顧家人反對，選擇了就讀大學；也不顧旁人目光和社會對性別的枷鎖，盡情做自己想做的事；她不想受到感情的束縛，只願專注在喜歡的科學研究。
明確的志向
除了修習植物學系夏普教授（Lester W. Sharp）[3]所開的細胞學，1921年秋，她也選修了植物育種系哈奇森教授（C. B. Hutchison）的遺傳學；學期結束後，可能因為對麥克林托克的表現印象深刻，哈奇森打電話邀她繼續修習研究所的遺傳學課程。芭芭拉很高興地允諾了。「很明顯地，這通電話為我的未來定了調。此後我就一直待在遺傳學領域。」在自傳裡，她這麼回憶。
1923年，麥克林托克以很普通的成績（比B稍低一些），獲得主修植物育種和植物學的學士學位。正如她在生活各方面一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她對研究所的方向一點都不感到懷疑──那必須同時包含遺傳學和細胞學兩者；簡而言之，細胞遺傳學。
她天殺地擺明是個新品種！
當時，康乃爾大學擁有一群傑出的遺傳學家，但遺傳學是由植物育種系開設，而該系卻不接受女性研究生[4]。所以，芭芭拉在植物學系註冊為研究生，主修細胞學，並副主修遺傳學和動物學。為了工作方便，她捨棄裙裝，改穿及膝五分褲──這在當時是很前衛的選擇。
麥克林托克很擅於使用顯微鏡，常常可以發現別人看不出的細胞結構和變化。對喜愛的事物，她的專注力與熱情令人驚訝。她曾講過這麼個小故事：
「當我還是大學裡的菜鳥時，修了地質學──而且我真的很愛地質學。所有人沒有例外地都必須參加期末考。……我對這門科目太熟了，懂得的遠多過課堂傳授的，所以迫不及待希望期末考趕快來。……我一點都不想被寫名字這種事干擾，打算先看題目。我很開心地馬上作答，且極度享受這個過程。當一切順利完成，正打算寫下名字時，我卻一點也想不起來。我只能窘在那裡、無能為力。我也不好意思問其他人自己的名字到底是什麼──他們只會當我腦袋有問題。我愈來愈焦慮，直到約二十分鐘後名字才浮現在腦海中。」
進入研究所後，她擔任細胞學家蘭多夫（Lowell Randolph）的助理。這段合作關係雖然短暫，但他們共同研究了玉米花粉裡染色體的減數分裂行為，並發表論文──這也催生了玉米的細胞遺傳學。
雖然麥克林托克還沒拿到學位，剛到康乃爾大學工作的博士後研究員羅茲（Marcus Rhoades）卻發現了她的才能。「見鬼了！」他說：「她天殺地擺明是個新品種！[5]」在（後來成為她終生好友的）羅茲支持下，芭芭拉在康乃爾大學擔任研究生及博士後研究員期間，逐漸組織起一個小研究群組，成員包括了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與教授，甚至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喬治．比德爾（George Beadle）。
1927年博士班畢業後，麥克林托克留在康乃爾大學擔任講師。延續之前的研究，她發展出辨別玉米全部十條染色體的技術，並於1929年發表了玉米的染色體組型（idiogram）；隨後，成功辨識出玉米最小染色體裡的基因連鎖群（linkage group）；同時，又跟女研究生克萊頓[6]證實同源染色體在減數分裂時的染色體互換（crossover）作用；1931年，她發表了史上第一份玉米基因圖譜。
短短數年間，康乃爾大學研究群在玉米細胞遺傳學得到飛躍般的進展。
獨身主義和尋找機會
雖然芭芭拉取得博士學位、事業亦蒸蒸日上，她的母親還是希望她能夠找到個好人家嫁了。在生活上，她非常地嚴以律己，時間也安排得有條不紊：所有行程都預先規劃得無縫接軌，以達最大的工作效率；相較之下，對於婚姻她卻是一點都沒有想要處理。她也曾有過對象，但麥克林托克認為自己太獨立、無法接受過於親密的關係。
「婚姻只會是災難。男人不夠強……而且我知道我會是那個主導關係的人……我會讓他們的生活變得一團糟。」
1931年開始，在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及其他一些單位的經費支援下，除了康乃爾大學，她也分別到密蘇里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工作，開著她的福特A型車到處跑，並做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尤其，密蘇里大學的教授施泰德（Lewis Stadler）教導她如何利用X光引發玉米染色體的基因突變，這成了日後麥克林托克很重要的研究工具。她回憶道：「我每天早上都迫不及待地想趕快去實驗室，我痛恨睡覺。」
1933年，她短暫去了德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德國，社會氣氛並不好，以至於她很快就返回了美國。
此時她已得到博士學位接近七年，也做出許多重要成果。麥克林托克的名聲愈來愈響亮，但一直找不到全職的研究工作；她有著最傑出的學術成就，卻只能長期待在學術職位的最底層。那是艱困的經濟大蕭條年代，工作機會本就不多，提供給學術頂端女性的職缺更是幾乎沒有。即使如此，她卻依然堅持走著自己的路，尋找任何可能的機會。
若結婚就滾蛋
1936年，在好友施泰德的力薦下，麥克林托克終於得到密蘇里大學的助理教授一職。然而，這依然不是終身職，而且教員間的會議她也不能參與；不但升職無望，更可能隨時得捲鋪蓋走路。
有次，一位跟芭芭拉同名同姓的女士在報紙上刊登了結婚告示[7]，密蘇里大學植物系主任氣急敗壞找了她來：「如果妳結婚，就會被炒魷魚。」在密蘇里大學的狀況真是「太糟了、太糟了、太糟了。[8]」麥克林托克多年後這麼抱怨：「女性的處境是令人難以置信地惡劣。」
她總是穿著褲裝；週末忘記帶系所鑰匙還會爬窗戶進去，引發軒然大波。同時，她的課堂教學也實在不亮眼。對於她種種「所謂」不得體的作風，以及差強人意的授課表現，密蘇里大學校方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
1941年，麥克林托克最終忍無可忍，衝進院長辦公室，直截了當詢問是否有任何可能被晉升為終身職。對方搖著頭，給了否定的答案。事實上，只要施泰德離開密蘇里大學的話，她可能就會被革職──他又補充道。麥克林托克當下立刻做了決定，不想再留在這鳥地方了！即使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裡，她收拾行李、開著愛車，頭也不回地離開。總之，她是絕不會再回來了，即使轉行、再也不做遺傳學研究，也在所不惜。
當時，她的成就已經引發了遺傳學的革命，還是美國遺傳學會的副會長；她的早期實驗也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生物學實驗之一。然而，她就是找不到穩定的經濟來源──終身職的研究工作幾乎只保留給男性，女性要得到是難上加難。
一直以來，麥克林托克總是順從自己的內心而行；即使路途艱險，尚能披荊斬棘、化險為夷。唯獨這次，她恐怕真的是無法再隨心所欲了……
絕望與轉機
離開密蘇里後，萬念俱灰，但麥克林托克仍念茲在茲自己的玉米田。她寫了信詢問好友羅茲的種田計畫。「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她得到如此答覆。
在羅茲的居中引介下，麥克林托克得到卡內基華盛頓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在冷泉港實驗室的一年聘研究職。雖然仍有所疑慮，不確定是否要持續這種生活，但她還是答應赴約。可能上天終於看到了她的努力。過不了多久，麥克林托克即被聘為終身職研究員──她總算可以專心種玉米了。
冷泉港實驗室對她來說，是最完美的工作場所：所有人都穿著牛仔褲、每週工作七、八十小時、而且都喜歡生物學研究；不需要教書，研究也沒有任何限制。「我有完全的自由……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而且不會有任何的反對意見，可說是完美。你無法找到比這更好的工作了──其實就像是沒工作一樣。」她這麼形容這份工作。
1944年，麥克林托克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史上第三位女院士；緊接著，1945年又獲選美國遺傳學會的會長。當她接到消息時，並沒有歡欣鼓舞，反而是百感交集地留下眼淚。如果她是男人，應該會很高興地接受這一切；但作為女人，感受就相當不同了──喜悅、壓力與責任夾雜而來。在寫給朋友的書信中，她說：「猶太人、女人和黑人已經習慣那些針對他們的各樣歧視，所以通常沒太多期待。我不是女性主義者，但我非常樂見那些加諸在猶太人、女人跟黑人等的不合理疆界被打破──這種事情對我們所有人都有益處。」
轉位因子與飽受冷落
從自己種的玉米田，麥克林托克發現，有別於她原先的預期，玉米顏色似乎呈現某種奇怪的模式。經過一番研究，她在玉米的染色體中發現了兩個特殊的基因位點（loci）；二者不但可以在染色體中轉移位置，之間還存在緊密的關係。因為它們能夠控制其他基因的開啟或關閉，所以芭芭拉稱之為控制因子（controlling elements）；隨著控制因子的移動，基因是否作用、和基因突變產生的效應，都不是固定不變的。甚至，外在環境也可能影響到基因的運作。
在此之前，基於過往的證據，遺傳學界認為，染色體裡基因的位置和順序是固定的、不太會發生變動。然而，麥克林托克的細心和追根究底，讓她發現了嶄新的、調節與控制基因的動態性運作機制。不僅如此，她更看出箇中蹊蹺：同樣的機制，或許也能為許多動、植物變種（如變種人X-Men）的成因提供解釋。現今，我們將這些自發移動的基因稱為轉位因子（transposable element），或是跳躍基因（jumping genes）。
1948年，麥克林托克寫了份報告，披露她的階段性發現；1951年，在冷泉港生物學專題討論會上，她正式發表了完整的論文。只不過，學界的反應一點兒也不好：不是困惑、就是質疑。緊接著，她又持續發表了數篇論文，社群的反應卻同樣冷淡；可以想見，芭芭拉感到非常地失望。最後，她將研究成果彙整成一篇長論文，於1953年出版；果不其然，還是乏人問津。
在那之後，她大都將研究成果紀錄在筆記本上、封存到書架的一角；僅偶爾出版一些簡短的研究摘要，甚至也不太發表演講了。即使沒人欣賞，她仍繼續著她那高深莫測的研究；同時，也廣泛涉獵其他不同的生物學領域。
「我知道的科學家裡，沒有人能有這樣的紀律和自信去堅持所做的事。」日後，她的分子生物學家朋友如此形容那段時期。「當我發現他們不理解、也不當它一回事的時候，我很驚愕，但我並不在意。我就是知道我是對的。……光是研究本身就帶給了你莫大的愉悅。」芭芭拉本人倒是這麼描述。
或許，也不能怪罪生物學界的同行。當時，遺傳學的研究焦點已經改變；物理和化學原理被廣泛運用在生物學研究上，分子生物學正蓬勃發展，也獲得許多成果。另一方面，麥克林托克的實驗既困難又艱深；她也實在不擅長把複雜的研究講得淺顯易懂；即使是世界頂尖的遺傳學家都不見得明白她的研究。
此時，她已經偏離學界主流很遠，也沒辦法說服同儕相信她的成果。要一直到60年代晚期，細菌的轉位因子被發現；以及70年代，玉米基因被成功複製，其轉位因子亦被詳加分析之後，麥克林托克當初研究的重要性才被理解。名氣和名譽、也慢慢地聚集而來。
生命的榮光
1983年，在第一份轉位因子報告的35年後，諾貝爾獎的榮耀降臨於麥克林托克身上。雖然獎金對財務很有幫助，她卻很厭煩隨名氣而來的各式邀約與打擾；她一向不喜歡曝露在公眾的目光之下。
「我不認為有比這裡（冷泉港實驗室）更好的機構，能如此讓人盡情做想做的事。如果是在其他單位，我肯定早就因為我做的那些事而被開除了。」她這麼回顧自己的研究生涯。冷泉港實驗室對研究員完全尊重與放手，就麥克林托克而言，是最好的工作環境；她也明白，自己的隨心所欲並不見容於大多數的研究單位。換言之，冷泉港實驗室和芭芭拉，若少了其中任何一者，轉位因子的重大發現都不可能那麼迅速出現。
雖然，在名義上她1967年就退休了，但她其實從未離開科學研究。直到接近九十歲了，麥克林托克才把工作時數縮減為每天八至九小時。她的研究，經歷了長時間的不被讚賞；她的人生，勇於對抗加諸在性別上的枷鎖。她也教導了我們，最重要的科學發現不見得馬上就會被社會認可、甚至也不會是最受注目的。她的學術成果直到現在都還是非常有用；她的成就與故事，也成為女性科學家的楷模。
1992年，她的朋友、學生和同事為她舉辦了盛大的生日派對，並出了專書紀念她的貢獻[9]。就在這個生命中最難忘的派對之後沒幾個月，1992年9月2日，麥克林托克瀟灑地離開了世界。當我們仔細回顧她的人生，正如同她終身所信奉的圭臬「我想要自由，[10]」所有的一切都是這麼率性、有主見、不受束縛──她是真正順從自己內心的自由人。
參考資料
- 《Barbara McClintock》； J. Heather Cullen（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3）
- 《The Tangled Field: Barbara McClintock’s search for the patterns of genetic control》；Nathaniel C. Comfo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 《Barbara McClintock: Pioneering Geneticist》；Ray Spangenburg & Diane Moser（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8）
-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usanna Hornig Priest（SAGE Publications, Inc.）（2010）
- 《Biographical Memoirs》；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9）
- 《Nobel Prize Women in Science: Their Lives, Struggles, and Momentous Discoveries》；Sharon Bertsch McGrayne（Joseph Henry Press）（1998）
- 《Handbook of Maize: Genetics and Genomics》；Jeff L. Bennetzen & Sarah C. Hake（Springer）（2009）
- 《Classical Genetic Research and Its Legacy: The Mapping Cultures of Twentieth-Century Genetics》；Jean-Paul Gaudillière & Hans-Jörg Rheinberger（Taylor & Francis）（2005）
註釋
- [1] 當時，褲裝並不算是女性的穿著。有興趣可以參考這篇文章。
- [2] 當時美國實行禁酒令，全面禁止一切酒精飲料的製造、販賣和進出口。
- [3] 後來他成為麥克林托克的研究所指導教授。
- [4] 根據近期的研究，當時植物育種系確實有女性研究生。這裡的矛盾還有待科學史研究者釐清。
- [5] 原文：“Hell. It was so damn obvious. She was something special.”
- [6] Harriet Creighton，日後亦成為植物學家和大學教授。
- [7] 當時的人結婚，常常會利用刊登在報紙上的方式昭告天下。
- [8] 原文：“Awful, awful, awful.” 因為很重要所以她說了三次。
- [9] 《The dynamic Genome: Barbara McClintock’s Ideas in the Century of Genetics》; Cold Spring Harbor Press, 1992.
- [10] 原文：“I want to b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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