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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圖片／The Book Cellar
我住院將近一個星期了，但是，時間在醫院裡彷彿是不存在的一樣。史提芬說那地方有點像大西洋城，只是吃角子老虎機器被嗶嗶叫的血壓機取代，傷心難過的賭徒換成了傷心難過的病人。就像賭場一樣，這裡沒有時鐘，也沒有月曆。那是個靜止的地方；唯一打斷它的靜止的，只有無止盡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們。就我的家人觀察發現，我愈來愈喜歡其中兩名護士：愛德華（Edward）和亞德琳（Adeline）。愛德華身材魁梧，但是笑容溫暖。他是這個層樓唯一的男護士，所以經常被誤以為是醫生，但是個性開朗的他不以為意；他老是愛開洋基隊，還有他最喜歡的報紙《紐約郵報》的玩笑。亞德琳則是個講求效率、口直心快的中年菲律賓女士，有她在，大家都多了點紀律。她很明顯有一種讓我冷靜下來的能力。
現在，我的家人發展出一套規律。因為我已經習慣爸爸在我身邊了，所以早上他會過來餵我吃早餐，通常是優格、卡布奇諾咖啡，然後我們會玩牌，只不過我經常搞不懂那些遊戲規則。接著，他會唸書或雜誌給我聽，或是靜靜的坐在我旁邊看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寫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他每天都會帶些自己做的美食來，像是我最喜歡的甜點草莓派。只是我仍舊沒有什麼胃口，所以食物通常都是進了史提芬的肚子。我父親的媽媽是個愛爾蘭護士，他小時候就常看她在急診室沒有排班的空檔做吃的。就像他的母親一樣，煮東西是我父親紓解壓力的方式。這麼做，除了幫助我度過那段住院的日子，也讓我父親在一片陰霾中，有個可以轉移注意力的事情。
我媽媽則是在她的午休時間和工作結束後來看我，而且一定帶著她那份重要的問題清單。她經常坐在窗前，盯著東河上那些在百事可樂招牌前駛過的船隻，眼腈看得出神，但是雙手卻緊緊擰握，那是她緊張時的習慣。我們會一起看洋基隊的比賽，她會跟我報告我們喜愛的球員的現況。但是大多時候，她只是坐在我身邊，確保我沒有不舒服的地方，最重要的，是確定那些最好的醫生有定期來看我。
史提芬大概在晚上七點過來，一直待到半夜左右，等我睡著為止。雖然遠超過可以會客的時間，但是護理人員沒有特別介意，因為史提芬可以讓我保持冷靜，我也就不會想要逃出去了。我和史提芬每晚都會看二十四分鐘的萊恩．亞當斯（Ryan Adams）在《奧斯汀極限》（Austin City Limits）的表演。那張DVD會自動重播，史提芬要回家時不會關掉它。〈行前一吻〉（A Kiss Before I Go）、〈重重跌落〉（A Hard Way to Fall）等另類鄉村歌曲，就像悠揚的安眠曲一樣，一次又一次的播放，直到我睡去。這時，夜班護士會過來把電視關掉。史提芬懷抱著一個希望，希望那些音樂會喚醒原來的我。
但是，每次看這些影片時，我都像是第一次看一樣。有可能是處理新記憶的海馬迴出了錯，導致我的短暫記憶被刪除了。我們的海馬迴會將形成某個記憶的神經細胞迴路短暫「儲存」，接著，再將它們轉交給大腦負責保存長期記憶的部位：枕葉的視覺皮質負責視覺記憶，顳葉的聽覺皮質負責聽覺記憶等等。
想要知道海馬迴對大腦迴路的重要性，看看除去海馬迴後，會造成什麼影響就明白了。最有名的一個案例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七歲大的亨利．哥斯托夫．莫雷森（Henry Gustav Molaison）【[1]】在康乃迪克州哈特佛（Hartford）附近被一輛腳踏車撞到，導致腦部嚴重受損。在這次致命意外後，亨利就經常發生癲癇，而且情況一次比一次劇烈。二十年過後，就在他二十七歲時，醫生決定移除他大腦裡看似會引起癲癇的一小部分組織，也就是海馬迴。手術復原後，亨利果然不再有癲癇發作的情形，但也同時失去了產生記憶的能力。在手術之前的記憶都還原封不動，但是手術後發生的事，他就什麼都記不住了。所有的新訊息都只能停留二十秒左右，之後便消失了。他一直誤以為自己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就是他動手術時的年紀。
亨利獨特又驚人的狀況，讓他成為醫學研究史上相當著名的案例，研究人員從他身上證實了近事失憶症（anterograde amnesia）的存在，患者特徵即是無法產生新記憶。（電影《記憶拼圖》〔Memento〕的主角遇到的，就是和亨利一樣的情形）。我們也因為他的病例得知，記憶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記得地方、名字、物品和事件），另一種是程序性記憶（procedural，像是繫鞋帶、騎腳踏車）。亨利雖然沒有辦法建立新的陳述性記憶，但仍舊保有程序性記憶，也就是可以經由練習而不自覺增強的能力。【[2]】
將年代拉近一點，一位名叫克萊夫．韋爾林（Clive Wearing）的樂團指揮家，則是因為感染了單純性皰疹腦炎（herpes simplex encephalitis），破壞了大腦的海馬迴。就像亨利一樣，韋爾林也沒有辦法留住新的陳述性記憶，對他來說，這個世界永遠像新的一樣。他不認得他的孩子，每次見到他結婚多年的妻子，都像是初次墜入愛河的戀人一樣。他的妻子黛柏拉（Deborah）後來把他的故事寫成《永遠的今天》（Forever Today）這本書。她在裡頭寫到：「克萊夫總以為自己剛從昏迷中醒過來，因為他從不記得曾經醒過。」韋爾林自己也寫了不少，但是內容無關他的見解或幽默，而是像這樣的東西：
上午八點三十一分：我現在完全清醒了。
上午九點零六分：我現在再清醒不過了。
上午九點三十四分：現在我超級清醒的。
黛柏拉引用了她先生的話：「我從沒聽過任何聲音、看過任何東西、摸過任何東西、聞過任何氣味。就像是死了一般。」
很慶幸的，我的病情沒有上述兩人這麼嚴重，但是許多大腦的關鍵功能確實逐步消失。我還是會為一些小事情感到開心：我期待我緩慢而顛簸的小散步，這麼一來我就不會因為長期臥床，而需要打針來防止血栓了。除此之外，還有兩件我很執著的事，蘋果和乾淨。每當有人問我想要吃什麼時，我的答案一定是「蘋果」。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想吃蘋果，於是，來看我的人帶來了各式各樣的蘋果，有紅的、綠的、甜的、酸的，我也都欣然的把它們吃掉了。我也不懂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念頭；或是許是受到「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這句話的影響吧。也可能是來自更深層的需求：蘋果所含的類黃酮具有抗發炎和抗氧化的效果。難道是我的身體和我的大腦之間有溝通，而醫生們卻不知道？
我還堅持衣服要每天換洗。我媽媽認為那是因為潛意識裡的我亟欲除掉這個病，不管它究竟是什麼病。我的頭髮因為一直有腦波儀導線黏在上頭，所以總是糾成一團，但是我會要求醫護人員幫我洗澡。兩名來自牙買加的護士助理會用熱毛巾擦拭我的身體，幫我穿上衣服，並逗弄我，叫我是她們的「寶貝」。在她們照護下，我顯得挺放鬆的。看著她們清潔我的身體時，我感到心滿意足。我父親不禁懷疑，會不會是她們說話的腔調讓我回到童年時期，當時的西碧一直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照顧。
第一個星期六，我父母終於答應讓另一名訪客來看我。這名訪客是我的表妹漢娜（Hannah）。進到病房時，她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但她還是若無其事的在我身旁坐了下來，彷彿她本來就打算這麼做一樣。在場的還有我媽媽和史提芬，漢娜一下子就融入大家了，她安靜、不亂說話，而且帶來支持。
「蘇珊娜，這些是妳的生日禮物，一直沒有機會拿給妳，」她開朗的說，並拿給我一個包裝好的禮物。我兩眼無神的看著她，表情僵硬的對她笑了笑。我和漢娜原本計劃在二月幫我慶生的，但是因為我得了「接吻病」取消了。
「謝謝，」我說道。漢娜神情緊張的看著我用半蜷的手抓著禮物。我竟然連拆開禮物都沒辦法了。我不協調的動作和笨拙的說話方式，讓漢娜聯想到帕金森氏症的病人。她輕輕的從我手上拿回禮物，幫我把它打開。
「是《死神放長假》（Death with Interruptions）」，她說道。「我和我媽媽記得妳喜歡《所有的名字》（All the Names），所以想說你也會喜歡荷西．薩拉瑪戈（José Saramago）的另一本書。」大學時期，我曾經讀了《所有的名字》，並且花了好幾個晚上的時間和漢娜的媽媽談論那本書。但是現在，我卻無助的看著作者的名字，回她：「沒聽過。」漢娜很貼心的表示認同，然後就轉開了話題。
「她累了，」我媽媽很抱歉的說，「所以注意力沒辦法集中。」
腦波監測影片，三月三十日，上午六點五十分，長度六分鐘
影片的開頭是一張空的床。我媽媽坐在床邊，幽幽凝視著窗外。她身上穿著麥絲瑪拉（Max Mara）的套裝，準備待會兒去上班。床頭有花和雜誌，電視機小聲的播放著《大家都愛雷蒙》（Everybody Loves Raymond）。
我進了螢幕，爬上床。我沒有戴帽子，一搓導線從我的亂髮中露了出來，披在我的背上，看上去像是長了鬃毛一樣。我把被子拉到蓋住脖子。我媽媽揉了揉我的大腿，幫我蓋上毯子。我掀開毯子，坐了起來，然後不停的摸著頭上的導線。
影片結束。
- [1]〔原註〕為了顧及他的隱私，醫界過去一直以 H.M.稱呼他。
- [2]〔編註〕長期研究亨利．莫雷森的科學家蘇珊．科金（Suzanne Corkin）將他的故事寫成了《永遠的現在式：失憶患者H.M.給人類記憶科學的贈禮》（Permanent Present Tense: The Unforgettable Life of the Amnesic Patient H.M.），這本書在台灣由夏日出版社翻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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