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個案系列：小腦病變的感覺像…騷擾？！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 文／蔡宜欣
• 雅文基金會聽語科學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全球耳鳴的盛行率約 10% 到 20%，最常發生在 40 至 60 歲的成人身上，且該比率有隨著年齡增長上升的趨勢（Kleinjung, 2020; Pinto, 2010）。

然而，整合過去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的研究發現，聽力正常的孩子得到耳鳴的比例在 4.7% 至 46% 不等，而聽力損失的孩子得到耳鳴的比例為 23.5% 至 62.2%，大幅高於一般聽力正常者 （Rosing, 2016）。顯然，耳鳴並非成年人的專利，我們的孩子也可能面臨耳鳴的困擾。

只有我聽得到，是「耳鳴」還是「幻聽」？

人們常混淆「耳鳴」與「幻聽」這兩者同樣都是屬於環境中不存在，但卻是自己聽得見聲音的徵狀，然而，其實二者可以從所聽見的聲音是否有所意義加以區隔。

幻聽（Auditory hallucinations）顧名思義是指出現聽的幻覺，幻聽者認為自己聽到了某種感覺真實存在的聲音，事實上聲音並不存在，而聲音的類型通常為一種或多種有意義的聲音，如：聽見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但事實上沒人叫我；聽見手機鈴響，但實際上手機並未有來電等。

部分偶發性幻聽是由於心理壓力所造成，若未實質影響生活品質或許暫時可以忽略。然而，若是因疾病（如：思覺失調症、躁鬱症、感官系統疾病或腦瘤等）而頻繁出現幻聽，則建議進一步就醫治療（新生精神康復會，2016）。

同樣都是聽見並不存在的聲音，耳鳴（Tinnitus）則是指聽到單調且不具意義的聲音，如：一段連續或間斷的「嗡嗡聲」、「逼逼聲」、「嘶嘶聲」、「沙沙聲」等，每個人出現耳鳴的狀況不太一致：時間從短短幾秒鐘至持續不斷，頻率從偶發的一次性至每天數次皆有可能。

揮之不去的耳鳴也可能找上孩子！

有研究指出，耳鳴並非一種疾病，而是屬於多種潛在疾病的症狀（Han et al., 2009），如：中耳炎、耳垢栓塞（impacted cerumen）或噪音暴露等，即很可能是兒少引發耳鳴的原因（Baguley, 2013; Coelho, 2007）。

一項針對 1100 位 6 歲至 16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研究顯示，僅有 6.5% 的兒少會主動抱怨耳鳴，在進一步詢問之後，發現有耳鳴的兒少比例提升至 34%，這也表示大人可以透過一些問題的引導，能幫助兒少描述出耳鳴的經驗與感受，譬如：

「是否感覺到耳朵裡有噪音？」
「在什麼情況下會聽見這些噪音？」
「這些噪音像什麼樣子的聲音？」
「哪一隻耳朵會聽見聲音？」

以及請他們回想耳鳴發生的頻率和持續時間、耳鳴帶來的困擾程度等。

兒少之所以很少會主動表明自己有耳鳴，可能是他們已經習慣了長期存在的耳鳴，或者他們本身並不清楚耳鳴是一種症狀；除此之外，也可能是曾經主動提到過他們的耳鳴問題，但這些感受被大人們忽略了。（Savastano, 2002; Savastano, 2007; Savastano, Marioni, & de Filippis, 2009）。

耳鳴最常見的影響包含：焦慮、抑鬱、失眠、認知和專注力下降、語音辨識能力下降、行為或情緒問題等（Han et al., 2009; Kleinjung & Langguth, 2020），耳鳴還可能讓孩子出現煩躁、緊張、語言能力下降、學習或寫作困難等情況（Savastano, Marioni, & de Filippis, 2009），家長可以留意孩子是否會摀住／拍打／拉扯耳朵、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說「我的耳朵好吵」、「一直有聲音」等，來傳達他們聽見了不存在的聲音，若發現孩子出現這類情況，宜盡速就醫。

找出原因、及時治療，兒少耳鳴就有機會改善

雖然大部分的人遇到的耳鳴並非永久性，經過休息也可能可以改善，但若耳鳴發生的頻率過高，特別是出現其他併發症，如：頭痛、頭暈，或已經影響到生活時，建議尋求醫生的協助，找出引發耳鳴的原因和合適的改善方式。一般來說，常見的耳鳴改善策略如下（Han et al., 2009）：

一、直接降低耳鳴的強度

1. 藥物治療：服用特定藥物可以降低耳鳴強度或舒緩耳鳴所帶來的不適。
2. 電抑制（Electrical suppression）：對耳蝸進行電刺激以抑制耳鳴。

二、減緩耳鳴所帶來的困擾

1. 認知及行為治療：運用積極的思維取代消極的思維、將注意力轉移至令人愉快的事物、圖片上等方式面對耳鳴困擾。
2. 聲音治療：透過撥放自然環境音，如雨聲、瀑布聲進而減緩耳鳴者對於耳鳴的感受。
3. 配戴助聽器：亦屬於聲音治療。針對聽力損失程度較重者，透過助聽器將環境音、語音放大，藉以將注意力從耳鳴上面轉移。
4. 音樂治療：模擬出與耳鳴頻率、強度相符，但相位相反的音樂，透過音樂與耳鳴聲波的疊加，進而削弱耳鳴聲，讓耳鳴者達到減敏的效果（Liu et al., 2023）。
5. 耳鳴再訓練療法／耳鳴減敏療法（Tinnitus Retraining Therapy, TRT）：結合聆聽低頻率背景音的生理減敏，及醫生引導正向面對耳鳴的心理減敏達到治療效果。
6. 頸部、咀嚼肌的按摩與伸展：針對下顎、頸部疾病患者，透過頸部、咀嚼肌的按摩和伸展可以有效改善耳鳴。

雖然耳鳴好發於成年人，但是兒童和青少年也容易因為噪音傷害、中耳炎、耳垢栓塞等引起耳鳴，家長除了多加觀察孩子的反應，也可以透過引導的方式幫助孩子表達聽到異聲的頻率、持續時間和困擾。若孩子疑似面臨到耳鳴的困擾，建議儘早帶孩子尋求醫生的診治，以免錯過黃金治療期。

參考文獻

1. Kleinjung, T., & Langguth, B. (2020). Avenue for future tinnitus treatments. Otolaryngolog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3(4), 667-683.
2. Pinto, P. C. L., Sanchez, T. G., & Tomita, S. (2010). The impact of gender, age and hearing loss on tinnitus severity. Brazilian journal of otorhinolaryngology, 76, 18-24.
3. Rosing, S. N., Schmidt, J. H., Wedderkopp, N., & Baguley, D. M. (2016). Prevalence of tinnitus and hyperacusi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BMJ open, 6(6), e010596. 
4. 新生精神康復會（2016）。改變幻聽的世界。香港：香港經濟日報有限公司。
5. Han, B. I., Lee, H. W., Kim, T. Y., Lim, J. S., & Shin, K. S. (2009). Tinnitus: characteristics, causes, mechanisms, and treatm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Neurology, 5(1), 11-19. 
6. Baguley, D., McFerran, D., & Hall, D. (2013). Tinnitus. The Lancet, 382(9904), 1600-1607. 
7. Coelho, C. B., Sanchez, T. G., & Tyler, R. S. (2007). Tinnitus in children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166, 179-191.
8. Savastano, M. (2002). A protocol of study for tinnitus in childh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 otorhinolaryngology, 64(1), 23-27.
9. Savastano, M. (2007). Characteristics of tinnitus in childhood. 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166, 797-801.
10. Savastano, M., Marioni, G., & de Filippis, C. (2009). Tinnitus in children without hearing impair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 otorhinolaryngology, 73, S13-S15. 
11. Liu, Y., Yang, S., Wang, Y., Hu, J., Xie, H., Ni, T., & Han, Z. (2023). Efficacy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outcomes of customized mu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a follow-up system in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Journal of Otolaryngology-Head & Neck Surgery, 52(1), 1-11.

難得有空抽手出來寫長文，再加上最近《我推的孩子》正紅，來聊聊最近這段時間一直很想講的擬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好了。（不過雖然講了這麼多，還是不足以涵蓋擬社會互動的所有面向跟相關議題，如果對此議題感興趣歡迎去找其他論文來看，或是在下面提問，我會盡可能回應）（倒地

擬社會互動是什麼？

擬社會互動，是指某人透過某種媒介，在對方不知情的前提下建立的單向人際關係。

正常的人際關係，歸功於人際互動中的各種你來我往，讓參與者可以在有覺察（或未覺察）的情況下逐漸修正自己的行為，最終找到適合的平衡點。然而擬社會互動的本質是虛構的「擬態」、欠缺實際互動打底，其內涵完全取決於建立者的想像，很容易發生極端的偏差甚至是扭曲。

現在在討論擬社會互動時，最常舉的例子是網路紅人，包括 YouTuber、VTuber，以及其他在社群媒體上活躍的公眾人物。確實，網路世界的可觸及性大幅度擴張了擬社會互動發生的規模，個人資訊在無意間被洩漏、濫用的風險也在過去十年呈現指數級的飆升。

精心設計的「人物設定」

當受眾不再受制於實體線路與媒介，「紅人」們要面對的粉絲組成自然更複雜，導致雙方對這段關係的認知落差越來越嚴重。特別是當網紅的工作便是討好受眾時，單方面的不對等訊息，能潛移默化粉絲認知中的人際界線，讓他們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位網紅建立起情感連結——即便對那位網紅來說，他很可能只是在扮演「角色（persona）」，對一顆鏡頭、一行網路 ID 說話。

這也是擬社會互動的癥結點之一。當事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投射情感的對象，很可能只是組精心捏塑、下班後就會跟灰姑娘禮服一樣消失不見的「人物設定」。

「畢竟是死忠的」 資訊不對等下的盲目心理

想當然，會有部分網紅（或其經紀公司）瞄準這個心理現象，利用擬社會互動，吸引死忠且願意付出實質資源的追隨者。例如幫後援會取親暱的綽號、透過（類）會員制的小圈圈分享私生活等。這些看似沒有特定指涉對象的粉絲回饋（當然還有更親近的互動，但那已非擬社會的範疇），其實都會助長擬社會互動，在粉絲心中種下虛妄的關係種子。

除了網紅產業，政治領袖也是受益於擬社會互動的群體（之一）。尤其是主打親民、大家長形象的政治人物，刻意塑造擬社會互動有助於昇華支持者的動機，從單純的理念或利益相符上升到更加私人的情感連結。一但支持者對政治人物產生家人般的親暱感，他們對於瑕疵的包容度也會提高，甚至陷入盲目的認知失調。

即便對方是真誠展現自我，不是在刻意討好受眾，不對等的問題依然存在。

如同演唱會時歌手對著舞台某處揮手，至少會有數十甚至數百人產生「我跟他對到眼了！他在跟我揮手」的錯覺。但歌手眼中，很可能只看見一片密密麻麻的黑點，連你頭髮的顏色都分辨不出來。

在聚光燈的照射下，每位觀眾都只是歌手眼中的「之一」，但歌手卻是每位觀眾眼中的「唯一」。

擬社會互動引發的社會問題

從這個比喻出發，不難看出擬社會互動確實有助於強化粉絲黏著度。但長遠來看，這個心理現象並不全然是優點，反而有不少潛在風險需要注意。

像《我推的孩子》裡面的危險瘋狂粉絲並不是想像出來的產物，而是當前人類社會真實存在的問題。因為當事人無法覺察到擬社會互動的存在，很難及時做出正確的應對，往往都得等到對方開始越界、侵犯到自己的私領域，才驚覺事態嚴重，卻已來不及阻止。

擬社會互動與明星們的自我揭露

拆解擬社會互動，這份單向的人際關係認知，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不對等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上。

這並不奇怪，自我揭露本就是人際關係的基礎，是互信關係的體現。我們願意對自己信任的人敞開心胸，同樣也會在被人傾訴時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被信賴」的溫暖，進而建立起正向的迴圈，加深彼此的情感連結。

正是「距離」產生信任

但這理所當然的心理現象，有個尷尬的例外。出於奇妙的心理機制，比起半生不熟的點頭之交，人類更容易對僅是萍水相逢的人放下戒備。

大家可能都看過社群媒體或網路論壇莫名其妙變成告解室或團體治療空間，又或者你曾經對計程車司機或首次見面的酒保傾訴積壓在心裡、不敢讓身邊人發現的苦水。這既是一種健康的宣洩，也可能成為建立新關係的基石。

但這與其說是信任眼前的陌生人，倒不如說我們信任的是這份陌生感，以及它代表的「距離」。

因為相信彼此只會有這一次的相遇機會，分別之後繼續兩不相干，所以反而能把對方當成秘密樹洞，什麼東西都往裡面倒。這份「陌生」帶來的安全感是如此真實，讓它成為心理師能締結治療關係、引導個案打開心防的重要工具之一。

自我揭露 讓人誤解的熟悉感

但問題在於，對沒有對等認知的接收端（受眾）來說，這些自我揭露帶來的熟悉感很容易混淆他們的判斷。明明沒有真的見過面，卻知道對方的好惡、星座血型、休閒嗜好、時尚品味，甚至連深入許多的童年創傷跟過往戀情都能如數家珍，這些照理說只有熟識朋友才會了解的個人訊息，都是擬社會互動的基礎。

有趣的是，在相關心理學研究中，發現具有焦慮與矛盾型依附的人，特別容易對物理上未曾接觸過的人產生擬社會互動的依賴。

或許是擬社會互動欠缺實體交流、單向的本質，讓這些依附型有了可以放心透放不安全感的對象——畢竟，想像總是最美。就像蒙娜麗莎的微笑，明明他只是盯著前方的某塊虛空，卻讓每個觀畫者都覺得自己與之有了眼神交流，甚至迷戀起這份完美。

事情從此開始，會變得有些麻煩。

擬社會互動與情愛妄想

程度嚴重的擬社會互動，有可能發展成臨床診斷上的情愛妄想（erotomanic delusions），開始相信自己與擬社會互動的對象發展出不存在的親密關係。

不容易被人覺察的「妄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疾病的臨床診斷上幻想（fantasy）、幻覺（hallucination）與妄想（delusion）是不同的症狀。前兩者涉及經驗事實上不存在的刺激或想像，後者則是過度解讀或扭曲既存的瑣碎，最終得出與客觀現實有所出入的結論。

妄想必須有所依據（例如把超商店員的營業用笑容當成調情，又或者覺得鴿子都是政府派出來監視你的生化兵器），這也代表妄想者的「失現實感」，往往只會體現在與妄想對象有關的事物上，比明顯與現實脫節的幻覺或幻想症狀更難在第一時間被他人覺察，遑論獲得需要的幫助（甚至是外力介入）。

妄想引發的過激行為

畢竟在認為對方有精神疾病之前，一般大眾更傾向把妄想內容視為刻意為之的謊話，又或者是虛榮心作祟的自欺欺人。這些針對妄想的否定，可能刺激妄想者去證明妄想為真，進而做出對他人有危害的過激行為。

不只是情愛妄想，諸如被害妄想、嫉妒妄想，或是身體臆形妄想，都有惡化出自傷傷人的案例。

需要理解的是，妄想者不一定是帶著惡意去傷害他人，很多時候在他們的世界觀裡自己才是受害者，被客觀不存在的加害者逼著進行困獸之鬥。

以情愛妄想為例，當妄想者的「愛意」滿溢而出、不再受控，等待他們的往往是拒絕、排斥，還有赤裸裸的嫌惡與恐懼。這些與妄想不符的負面回應有可能一記暮鼓，把妄想者帶回現實；但若情況惡化，無法被捨棄的妄想，會迫使當事人合理化明顯與想像相悖的現實。至於如何合理化一個你深信與自己相愛的人，突然明確表達出對你的排斥，甚至宣稱根本不認識你？嗯，看一些社會新聞，應該能理解這樣的思考歷程有多危險。

惹出一堆麻煩的擬社會互動

講了這麼多關於擬社會互動的壞話（？），那要該怎麼避免擬社會互動呢？

真的，很難。

人類本就內建對自我揭露有情感反應的迴路，而自我揭露又是人類社會中不可避免的一環，這個微妙的因果關係又在資訊科技的一日千里下被無限制地放大，在我們還沒學會如何自處前，便先製造出各種各樣的麻煩。

老實說，擬社會互動根本不是現代的特產或文明病，只是建立起這類情感連結的人，有了更多手段去「實踐」他心中認定的關係，大幅度提升了潛在風險。

但就前面所提到的依附相關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大多情況下擬社會互動都不是一個「選擇」，而是自然發生的「現象」。當事人能力所及的，很可能只有事後覺察，然而這又回到老問題：當你意識到它的存在，它已經對你產生足夠顯著的影響或傷害了。

早期論述會把擬社會互動歸咎於現實生活中匱乏人際互動，但這點已被近代心理學研究駁斥。

個人認知的孤獨感與社會支持可能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強加因果關係反而會讓我們忽略其他重要變項。包括前面提到的依附型，還有成長過程中在社交場合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刺激，都可能潛移默化人們對社交行為的期許與需求，進而驅使他們投向擬社會互動營造出來的舒適圈。

擬社會互動一定不好嗎？

近年來有些研究指出適量的擬社會互動，能為現實生活的離群分子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支持、社群凝聚力，甚至藉由效仿情感連結的對象而成長（當然也有負面的案例）。有些學者則認為擬社會互動是現代人適應網路生活的重要策略，與其排斥不如接受它、完善它。

然而不管是哪種論述，大多都有一個共識：適可而止。越界的擬社交互動，就跟任何其他社會互動一樣，只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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