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女輕男的雞蛋國度

本文由 鼎新數智 與 泛科學 共同規劃與製作

你有沒有想過，當 AI 根據病歷與 X 光片就能幫你診斷病症，或者決定是否批准貸款，甚至從無人機發射飛彈時，它的每一步「決策」是怎麼來的？如果我們不能知道 AI 的每一個想法步驟，對於那些 AI 輔助的診斷和判斷，要我們如何放心呢？

馬斯克與 OpenAI 的奧特曼鬧翻後，創立了新 AI 公司 xAI，並推出名為 Grok 的產品。他宣稱目標是以開源和可解釋性 AI 挑戰其他模型，而 xAI 另一個意思是 Explainable AI 也就是「可解釋性 AI」。

如今，AI 已滲透生活各處，而我們對待它的方式卻像求神問卜，缺乏科學精神。如何讓 AI 具備可解釋性，成為當前關鍵問題？

黑盒子模型背後的隱藏秘密

無法解釋的 AI 究竟會帶來多少問題？試想，現在許多銀行和貸款機構已經使用 AI 評估借貸申請者的信用風險，但這些模型往往如同黑箱操作。有人貸款被拒，卻完全不知原因，感覺就像被分手卻不告訴理由。更嚴重的是，AI 可能擅自根據你的住所位置或社會經濟背景給出負面評價，這些與信用風險真的相關嗎？這種不透明性只會讓弱勢群體更難融入金融體系，加劇貧富差距。這種不透明性，會讓原本就已經很難融入金融體系的弱勢群體，更加難以取得貸款，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雪上加霜。

AI 不僅影響貸款，還可能影響司法公正性。美國部分法院自 2016 年起使用「替代性制裁犯罪矯正管理剖析軟體」 COMPAS 這款 AI 工具來協助量刑，試圖預測嫌犯再犯風險。然而，這些工具被發現對有色人種特別不友好，往往給出偏高的再犯風險評估，導致更重的刑罰和更嚴苛的保釋條件。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決策缺乏透明度，AI 做出的決策根本沒法解釋，這讓嫌犯和律師無法查明問題根源，結果司法公正性就這麼被悄悄削弱了。

此外，AI 在醫療、社交媒體、自駕車等領域的應用，也充滿類似挑戰。例如，AI 協助診斷疾病，但若原因報告無法被解釋，醫生和患者又怎能放心？同樣地，社群媒體或是 YouTube 已經大量使用 AI 自動審查，以及智慧家居或工廠中的黑盒子問題，都像是一場越來越複雜的魔術秀——我們只看到結果，卻無法理解過程。這樣的情況下，對 AI 的信任感就成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

為什麼人類設計的 AI 工具，自己卻無法理解？

原因有二。首先，深度學習模型結構複雜，擁有數百萬參數，人類要追蹤每個輸入特徵如何影響最終決策結果，難度極高。例如，ChatGPT 中的 Transformer 模型，利用注意力機制（Attention Mechanism）根據不同詞之間的重要性進行特徵加權計算，因為機制本身涉及大量的矩陣運算和加權計算，這些數學操作使得整個模型更加抽象、不好理解。

其次，深度學習模型會會從資料中學習某些「特徵」，你可以當作 AI 是用畫重點的方式在學習，人類劃重點目的是幫助我們加速理解。AI 的特徵雖然也能幫助 AI 學習，但這些特徵往往對人類來說過於抽象。例如在影像辨識中，人類習慣用眼睛、嘴巴的相對位置，或是手指數量等特徵來解讀一張圖。深度學習模型卻可能會學習到一些抽象的形狀或紋理特徵，而這些特徵難以用人類語言描述。

深度學習模型通常採用分佈式表示（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來編碼特徵，意思是將一個特徵表示為一個高維向量，每個維度代表特徵的不同方面。假設你有一個特徵是「顏色」，在傳統的方式下，你可能用一個簡單的詞來表示這個特徵，例如「紅色」或「藍色」。但是在深度學習中，這個「顏色」特徵可能被表示為一個包含許多數字的高維向量，向量中的每個數字表示顏色的不同屬性，比如亮度、色調等多個數值。對 AI 而言，這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但對人類來說，卻如同墨跡測驗般難以解讀。

試想，AI 協助診斷疾病時，若理由是基於醫生都無法理解的邏輯，患者即使獲得正確診斷，也會感到不安。畢竟，人們更相信能被理解的東西。

打開黑盒子：可解釋 AI 如何運作？我們要如何教育 AI？

首先，可以利用熱圖（heatmap）或注意力圖這類可視化技術，讓 AI 的「思維」有跡可循。這就像行銷中分析消費者的視線停留在哪裡，來推測他們的興趣一樣。在卷積神經網絡和 Diffusion Models 中 ，當 AI 判斷這張照片裡是「貓」還是「狗」時，我需要它向我們展示在哪些地方「盯得最緊」，像是耳朵的形狀還是毛色的分布。

其次是局部解釋，LIME 和 SHAP 是兩個用來發展可解釋 AI 的局部解釋技術。

SHAP 的概念來自博弈，它將每個特徵看作「玩家」，而模型的預測結果則像「收益」。SHAP 會計算每個玩家對「收益」的貢獻，讓我們可以了解各個特徵如何影響最終結果。並且，SHAP 不僅能透過「局部解釋」了解單一個結果是怎麼來的，還能透過「全局解釋」理解模型整體的運作中，哪些特徵最重要。

以實際的情景來說，SHAP 可以讓 AI 診斷出你有某種疾病風險時，指出年齡、體重等各個特徵的影響。

LIME 的運作方式則有些不同，會針對單一個案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近似原始複雜模型的行為，目的是為了快速了解「局部」範圍內的操作。比如當 AI 拒絕你的貸款申請時，LIME 可以解釋是「收入不穩定」還是「信用紀錄有問題」導致拒絕。這種解釋在 Transformer 和 NLP 應用中廣泛使用，一大優勢是靈活且計算速度快，適合臨時分析不同情境下的 AI 判斷。比方說在醫療場景，LIME 可以幫助醫生理解 AI 為何推薦某種治療方案，並說明幾個主要原因，這樣醫生不僅能更快做出決策，也能增加患者的信任感。

第三是反事實解釋：如果改變一點點，會怎麼樣？

如果 AI 告訴你：「這家銀行不會貸款給你」，這時你可能會想知道：是收入不夠，還是年齡因素？這時你就可以問 AI：「如果我年輕五歲，或者多一份工作，結果會怎樣？」反事實解釋會模擬這些變化對結果的影響，讓我們可以了解模型究竟是如何「權衡利弊」。

最後則是模型內部特徵的重要性排序。這種方法能顯示哪些輸入特徵對最終結果影響最大，就像揭示一道菜中，哪些調味料是味道的關鍵。例如在金融風險預測中，模型可能指出「收入」影響了 40%，「消費習慣」占了 30%，「年齡」占了 20%。不過如果要應用在像是 Transformer 模型等複雜結構時，還需要搭配前面提到的 SHAP 或 LIME 以及可視化技術，才能達到更完整的解釋效果。

講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我們距離能完全信任 AI 還有多遠？又或者，我們真的應該完全相信它嗎？

我們終究是想解決人與 AI 的信任問題

當未來你和 AI 同事深度共事，你自然希望它的決策與行動能讓你認可，幫你省心省力。因此，AI 既要「可解釋」，也要「能代理」。

舉例來說，當一家公司要做一個看似「簡單」的決策時，背後的過程其實可能極為複雜。例如，快時尚品牌決定是否推出新一季服裝，不僅需要考慮過去的銷售數據，還得追蹤熱門設計趨勢、天氣預測，甚至觀察社群媒體上的流行話題。像是暖冬來臨，厚外套可能賣不動；或消費者是否因某位明星愛上一種顏色，這些細節都可能影響決策。

這些數據來自不同部門和來源，龐大的資料量與錯綜關聯使企業判斷變得困難。於是，企業常希望有個像經營大師的 AI 代理人，能吸收數據、快速分析，並在做決定時不僅給出答案，還能告訴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傳統 AI 像個黑盒子，而可解釋 AI （XAI）則清楚解釋其判斷依據。例如，為什麼不建議推出厚外套？可能理由是：「根據天氣預測，今年暖冬概率 80%，過去三年數據顯示暖冬時厚外套銷量下降 20%。」這種透明解釋讓企業更信任 AI 的決策。

但會解釋還不夠，AI 還需能真正執行。這時，就需要另一位「 AI 代理人」上場。想像這位 AI 代理人是一位「智慧產品經理」，大腦裝滿公司規則、條件與行動邏輯。當客戶要求變更產品設計時，這位產品經理不會手忙腳亂，而是按以下步驟行動：

1. 檢查倉庫物料：庫存夠不夠？有沒有替代料可用？
2. 評估交期影響：如果需要新物料，供應商多快能送到？
3. 計算成本變化：用新料會不會超出成本預算？
4. 做出最優判斷，並自動生成變更單、工單和採購單，通知各部門配合執行。

這位 AI 代理人不僅能自動處理每個環節，還會記錄每次決策結果，學習如何變得更高效。隨時間推移，這位「智慧產品經理」的判斷將更聰明、決策速度更快，幾乎不需人工干預。更重要的是，這些判斷是基於「以終為始」的原則，為企業成長目標（如 Q4 業績增長 10%）進行連續且動態地自我回饋，而非傳統系統僅月度檢核。

這兩位 AI 代理人的合作，讓企業決策流程不僅透明，還能自動執行。這正是數智驅動的核心，不僅依靠數據驅動決策，還要能解釋每一個選擇，並自動行動。這個過程可簡化為 SUPA，即「感知（Sensing）→ 理解（Understanding）→ 規劃（Planning）→ 行動（Acting）」的閉環流程，隨著數據的變化不斷進化。

以偉勝乾燥工業為例，他們面臨高度客製化與訂單頻繁變更的挑戰。導入鼎新 METIS 平台後，偉勝成功將數智驅動融入業務與產品開發，專案準時率因此提升至 80%。他們更將烤箱技術與搬運機器人結合，開發出新形態智慧化設備，成功打入半導體產業，帶動業績大幅成長，創造下一個企業的增長曲線。

值得一提的是，數智驅動不僅帶動業務增長，還讓員工擺脫繁瑣工作，讓工作更輕鬆高效。

數智驅動的成功不僅依賴技術，還要與企業的商業策略緊密結合。為了讓數智驅動真正發揮作用，企業首先要確保它服務於具體的業務需求，而不是為了技術而技術。

這種轉型需要有策略、文化和具體應用場景的支撐，才能讓數智驅動真正成為企業持續增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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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環境部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政策環評是什麼，跟一般環評差在哪？

隨著公共建設的規模越來越大，傳統的環境影響評估（EIA），難以應對當今層層疊疊的環境議題。當我們評估一項重大政策時，只看「單一開發案」已經不夠，就像評估一棵樹，卻忽略了整片森林。因此，政策環境影響評估（SEA）應運而生，它看樹，也看森林，從政策的角度進行更全面的考量與評估。

與只專注於「單一開發案」的個案環評不同，政策環評更像是一場全面性的檢視，強調兩個核心重點：「整合評估」與「儘早評估」。簡單來說，這不再是逐案評估的模式，而是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就先全面分析可能帶來的影響，從單一行為的侷限中跳脫，轉而聚焦在整體影響的視角。無論是環境的整體變化，還是多項行為累計起來的長期影響，政策環評的目的就是讓這些潛在問題能儘早浮現、儘早解決。

除此之外，政策環評還像是一個大型的協商平台，以永續發展為最高指導原則，公開整合來自不同利益團體、民眾與各機關的意見。這裡，決策單位不再只是單純的「評分者」，而是轉為「協調者」或「仲裁者」，協調各方的意見看法在這裡得到整合，讓過程更具包容性。

政策環評並沒有所謂的「否決權」，而是側重意見的蒐集與整合，讓行政機關在政策推動時，能更全面地掌握各方意見。政策環評旨在建立系統化、彈性的決策評估程序（包含量化、特徵化等評估方式），也廣納社會面或民眾滿意度等影響因子，把正式與非正式的作法一併考量進去。再來，決策程序中能層層檢討、隨時修正，也建立了追蹤機制和成效評估標準（如環境殘餘效應、累積效應等），透過學習來強化決策品質與嚴謹度。就像一場球賽，隨時根據變化、調整策略。

這樣的制度設計，就非常適合離岸風電這類規模大、跨區域、影響層面廣泛的能源政策評估，讓我們可以在政策推動初期就想到整個工程對環境、產業發展與社會的諸多影響，也為後續政策執行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離岸風電為何需要的是政策環評？

離岸風電是能源轉型的重要策略之一，但這不是只在某塊空地上架幾個風車，而是要在廣闊的大海中進行大規模建設，牽涉的不僅是發電，還涉及海洋保育、航空交通、水下文化資產等議題，更與當地漁民的權益息息相關。

這樣的大型離岸風電工程，因海洋環境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極高，很容易讓人擔心生態影響。如何在海洋生態保護和綠能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這就需要政策環評的把關，從多方檢視這些複雜的挑戰，確保政策推行既能穩妥，又能達成發電目標。

2016 年 3 月，經濟部自願提出「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是臺灣首次針對再生能源政策所進行的政策環評。根據這份評估說明書，政府將採分期公告、逐年檢討的方式，每三年開放 0.5~1 百萬瓩（GW）的電量額度鼓勵業者投入開發。當時環保署（現為環境部）歷經九個月召開 2 次意見徵詢會議，蒐集環評委員、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民眾等意見，最終於同年 12 月的環評委員會作出徵詢意見。這些協商和檢討的過程，讓政策「名正言順」，得以充分顧及各方利益與生態平衡。

共通性環境議題與因應對策

在「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中，環評會議盤點了開發過程中共通的環境議題。

首先，對於海洋生態保育的重點，特別是對中華白海豚的保護。環評會要求風機基座必須距離白海豚棲地1公里以上，以減少對其生態的干擾。實際上，這項規範在後續的實務執行中更為嚴格，例如，福海二期示範風場已退縮到 2.5 公里外，臺電二期風場甚至退到 4.2 公里外，顯示政策環評確實發揮了實質作用。此外，針對施工期間的聲音干擾，要求施工需有 30 分鐘以上的打樁緩啟動時間，並限制聲量不得超過 180 分貝等。

針對鳥類保育，政策環評也訂立了具體規範。其中，包括風機之間必須留設 500 公尺以上的鳥類穿行廊道，並在施工期間避開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的候鳥過境期。同時，為確保這些措施確實生效，工程方也被要求設置「鳥類活動監測系統」，持續追蹤、評估風場對鳥類的影響。

此外，環評會也確立了「先遠後近」的開發原則，要求優先開發較單純的航道外側區塊，待累積足夠經驗及相關資料後，再進行近岸區域的開發。這項原則考量了近海生態系的複雜性，也顧到養殖漁業的漁民權益，展現出政策環評在平衡發展需求與環境保護上的價值。

新一代的審查機制：達成能源轉型及環境保護雙贏

為提升環評效率並確保審查品質，環境部參考過去離岸風電審查經驗，制定「風力發電離岸系統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初審作業要點」，建立了全新的二階段審查機制。

這套新機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像「初步檢查」，由環境部依照檢核表進行初審，並由環評審查委員會執行秘書邀集 2-5 位環評委員進行初審，通過第一階段初審之業者，可取得經濟部遴選資格，其初審結果有效期為兩年，必要時可申請展延一年。接著進入「第二階段」，開發單位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的容量證明文件等資料，提供更詳細的環境影響說明書以進行實質審查。

檢核表明確規範了 15 大項審查事項、112 項檢核項目，涵蓋開發案的全生命週期。

在工程面，包含風機及海上變電站基礎設置、海域電纜路線規劃、陸域設施工程等硬體設施的規範。其中，風機基礎設置必須避開海岸保護區、河口、潮間帶等環境敏感區域，且須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海域電纜部分，除特殊情形外，埋設深度至少須達 1.5 公尺，且不得跨越中華電信海底電纜 1 公里的範圍。

環境保護上，檢核表則對施工噪音管制訂立了明確標準。舉例來說，打樁期間警戒區 750 公尺範圍內的水下噪音不得超過 160 分貝，且必須全程採用最佳噪音防制工法。同時，每個開發案或聯席審查的風場，同一時間內只能進行一支基樁施作，而日落前一小時到日出前也不得啟動新的打樁作業。

環境監測計畫更是檢核表中的重點，分為「施工前、施工期間、營運期間」三階段，每個階段都規定了詳細的監測要求（包括海域底質監測、水下噪音監測、鯨豚目視監測等）。以鯨豚監測為例，每年需執行20趟次，四季中每季至少執行 2 趟次。此外，所有監測數據都必須上傳至環境部「環保專案成果倉儲系統」（https://epaw.moenv.gov.tw/）供各界查閱。

這套標準化的審查機制不僅解決了「同一風場可能有多家廠商重複調查或審查」的資源浪費，也透過明確的檢核項目，讓開發單位在規劃階段就能掌握更具體的環境保護要求。不僅如此，該機制亦確保了環境保護標準前後一致，避免不同案件之間標準不一。

結語

透過新的審查機制，環境部正積極推動再生能源開發案的環評審查作業，在提升行政效率之餘，也確保環境影響評估的品質，支持臺灣的離岸風電開發及國家能源轉型政策，也做好把關。藉由標準化檢核表和二階段審查制度，期待能在推動能源轉型的同時落實環境保護。

為確保制度能持續精進，環境部每半年至一年會進行制度檢討，並持續公開所有環評書件於「環評書件查詢系統」（https://eiadoc.moenv.gov.tw/eiaweb/）。此外，環評會議召開前一週，也必須在指定網站公布開會訊息，讓民眾能申請列席旁聽或發表意見。透明化措施一方面展現了政府推動永續發展的決心，另一方面也確保全民能共同參與監督離岸風電的發展過程。未來，這套制度將在各界的檢視與建議中持續完善，為臺灣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發揮環評作業的最大效益。

• 【科科愛看書】我們的性別，到底是如何決定的？由天氣、運氣還是神的旨意？多年以來，我們漸漸知道性別背後的科學根據，然而，仍然有太多未知是我們不曾發現的。跟著《變身妮可》一起走過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相信在這條路上，唯有更多的理解方能帶來尊重及包容。

由雪若．卻斯（Cheryl Chase）成立的「北美間性人社團」有項重要訴求是：醫生不該直接對間性嬰兒動手術，而是到適當的年齡後交由他們自己決定。之所以提出這項訴求，是因為他們認為性矯正手術常基於文化壓力而非生物因素。對此卻斯表示：

間性人不該被視為畸形、不正常或怪異的個體，因此醫生首先建議的處置不該是手術。

行為主義的大騙局：性別不是他人可以決定！

卻斯和間性人社團反對在 1960、70 年代箝制整個心理、精神及性政治圈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此主義最熱切的支持者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約翰．莫尼（John Money）博士，他深信性別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因此在面對外生殖器曖昧或不正常的嬰兒時，父母應該直接決定自己想要哪一個性別的孩子，然後提供適當的衣物並引導孩子走向特定性別道路，之後自然會得到理想的結果。

莫尼用來展示的「樣品」是一名在 1965年 8月出生的孩子：他是一個名叫布魯斯的健康男嬰──其實是同卵雙胞胎的其中一位──8 個月大時，一場手術中為了移除梗阻而進行的燒灼治療意外燒掉了布魯斯的陰莖，莫尼於是建議家長把他以「布蘭達」的身分撫養長大，所以這名男嬰被移除睪丸，得到女生的名字與衣物，並被當作女孩撫養。布蘭達進入青春期後，他們還在本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女性荷爾蒙治療，使她在那段時間長出胸部。

布蘭達的童年總是充滿無止盡的霸凌與嘲諷，因為除了女性衣著與荷爾蒙之外，她完全不覺得自己是女生，行為舉止也不像。直到青少女時期，她滿腦子都是輕生念頭，父母才告訴她真相，讓她在 14 歲時準備變性為男生。到了 30 歲，已經改稱自己為大衛．瑞默爾（David Reimer）的布蘭達經歷了乳房切除術、睪酮注射及兩次的陽具重建手術，最後結婚也收養了孩子，但仍被莫尼醫生和父母的決定所折磨。他的雙胞胎兄弟一生都有心理方面的疾病，最後因為過度服用抗憂鬱劑身亡，兩年之後，38 歲的大衛也自殺了。

這段過程中，病患都還在世，莫尼卻一直向大眾更新這個「實驗」案例的性別重建手術進度，還在 1972 年和 1977 年發表了歡慶實驗成功的文章。直到 1990 年代，米爾頓．戴蒙醫生（Dr. Milton Diamond）找到治療青少女布蘭達的精神科醫生，才揭發了這個謊言。莫尼口中的大成功其實是場無從挽回的悲劇，布蘭達在成長過程中始終想要撕爛衣服、踩壞洋娃娃，而且總是被人騷擾，還被說成「黑猩猩」或「穴居婦女」。大衛．瑞默爾備受折磨的故事被發表在 1997 年的一篇學術文章中，2000 年還出版了一本相關書籍，大程度地扭轉了「先天╱後天」論辯中的焦點，至少在大腦性別這塊領域是如此。

多樣化性別選項，讓人勇敢界定真正的自己

當時逐漸廣為接受的觀點認定性別天生，而且在出生前就已決定，但瑞默爾的案例無法解釋性解剖學與性別認同之間的落差。其實瑞默爾的處境讓許多細節更難被理解。1953 年，曾為美國大兵的喬治．約振森（George Jorgensen）從歐洲以克莉絲汀．約振森（Christine Jorgensen）的身分回到美國，他是首先接受性別重建手術的美國人，不過當時出生為男性者想變成女性並沒有被視為醫療問題，而是精神問題，因此，大眾會被給予這些人一些聳動的稱謂，像是「性倒錯者」、「類陰陽人」或「性調包怪」。

到了 1970 年代，英國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和網球選手瑞妮．理察斯（Renee Richards）由男性變性為女性，不但出了暢銷書還登上主流媒體頭條，但這些現在被稱為跨性別者的人畢竟還是邊緣人、自然的偏查產品，或者科學上無法解釋的存在。

直到最近十年，性別才逐漸被視為一個光譜，人們並不一定全然陽性或陰性，而是兩者的混合體：舉例來說，男孩子的女生和女孩子氣的男生比比皆是。最近臉書和約會網站「OK邱比特」都在男性與女性之外加了一個自訂的性別選欄，其中包括「無性別」（agender）、「雙性別」（bigender）、「泛性別」（pangender）、「性別酷兒」（genderqueer）和「兩性」（androgyny）等十數個選項。

首先採取非性別二元分類的大多是學術機構，全國許多學校都在校內資訊系統內增添了性別中立選項，因此，教授拿到學生名單時，上面會包括每位學生想被稱呼的代名詞資訊，包括「他」、「她」、「他們」，或是性別中立的「xe」、「xyr」和「xem」。

身心性別不一致，是揮之不去的折磨

但對於那些性解剖構造與心理認同不相符的人而言，並沒有所謂的「性心理中立」。他們或許同意性別是光譜，但也非常清楚自己落在光譜的什麼位置。紐約石溪大學的研究在 2015 年也證實了這點。

研究者找來 32 位 5～12 歲的孩童，他們全是來自支援系統良好家庭的跨性別者，也都仍未進入青春期，在問了他們一系列足以精確檢驗性別認同的問題之後──那是一種間接連結測驗，意圖估算受試者將男性與女性的概念與「我」及「非我」連結起來的速度──結果發現跨性別組（包含由男變女及由女變男兩者）和控制組的順性別孩童（也就是性解剖結構與性別認同相符者）的反應並無差別。

正是這種身體與心靈的不一致導致折磨人的身體疏離感，順性別者當然也有喜歡或不喜歡自己身體的分別，並試圖進行改變或加強，但他們不會否認自己的身體。

那是一種大多藏於潛意識的親密認知，所以跨性別者在面對身體自我的議題時，幾乎是清醒及呼吸的時時刻刻都感覺到真我被否定。對於這些人而言，身體和他們的自我認知相左，或者說跟他們認為自己該有的樣子相左。他們對於維持自己活在世上的載體感到疏離，但沒有任何心理諮商或行為制約能處理這種衝突，唯一的出路就是使身體與心靈一致。

擁抱自己的女孩

2008 年在德國，16 歲的金姆．佩卓斯（Kim Petras）經歷了性別重建手術，她和懷特一樣出生時為男性，但兩歲就開始熱愛芭比娃娃及穿洋裝，隨著時光流逝，金姆的家長都意識到兒子堅持自己是女生是有原因的，其中父親所說的話更呼應了凱莉從一開始看待懷特的方式：「我們把金姆視為一個女孩，而不是個問題。」

世界上許多人都不同意這句話強調的概念，甚至包括許多跨性別者家長與醫界專業人士。過去（現在也常是如此）許多家長總帶著自我認同為女性的兒子到處求醫，但最後只得知自己的孩子需要密集治療，或需要被送到精神醫學機構，但仍有其他人意識到，強迫這些孩子在不是自己的身體裡經歷青春期會帶來多大的傷害。

正因如此，金姆．佩卓斯的機長終於找了一位表示可以幫忙的醫生，他是伯恩德．梅耶伯格（Bernd Meyenburg），法蘭克福醫院大學（University of Frankfurt Hospital）認同障礙之孩童與青少年的精神科特別病患門診（Psychiatric Special Outpatient Clinic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Identity Disorders）院長，他告訴他們很少有小兒科醫生理解性別不安，也請他們想像一個女孩臉上長出鬍子、聲音變低沉或一個男孩長出胸部又有了月經會是什麼情況。

金姆．佩卓斯在 12 歲時開始了女性荷爾蒙治療。在德國，性別重建手術必須滿 18 歲才能進行，但金姆得到特殊豁免，並在 16 歲時成功完成療程。之後她的父親告訴媒體，「我以為自己會比妻子更難接受這件事，但金姆是個非常有說服力的女孩，她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知道該怎麼達成目標。我以她成就的一切為榮，包括她如何完成這趟旅程，以及無論多難、多苦都要追求夢想的決心。」

21 世紀開始之前，跨性別孩童無法在青春期之前採取行動，也無法推遲青春期，以爭取身體成為徹底男性或女性之前的寶貴時間，因此，所有性別重建手術都是在完全發育的男體或女體身上執行。跨性別者想將身體與心靈同步的深植慾望促使他們接受性別重建手術，但要是結果不如預期，此時必須付出的心理後果極具毀滅性，而且大多情況確實都是如此。

被身體囚困的運動記者

40 歲的麥克．潘納（Mike Penner）是《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的資深運動記者，2007 年 4 月 26 日，他固定刊出的週四專欄出現了一個驚人的標題：「過去的麥克，明日的克莉絲汀。」文章的頭四段非常驚心動魄，甚至可說史無前例：

在時報的運動部門工作了 23 年，我扮演過各種角色，擁有過各種頭銜：網球賽寫手、安納罕天使隊專屬記者、奧運賽寫手、雜文家、運動媒體評論員、國家美式橄欖球聯盟專欄作家，最近則是時報「晨間簡報」的推手。

但從今天開始，我即將休假幾個禮拜，之後將帶著全新的生命回到崗位。

以克莉絲汀的身分。

我是一名跨性別運動寫作者。我花費了超過 40 年、無止盡的淚水及數百小時探索靈魂深處的治療，才終於鼓起勇氣打下這些文字。我知道許多讀者、同事和朋友讀到這裡一定非常震驚。

他們確實很震驚，但潘納心意已決，也選好「克莉絲汀．丹倪爾」作為新名字。之所以選擇「克莉絲汀」是為了向跨性別先鋒克莉絲汀．約振森（Christine Jorgensen）致敬，「丹倪爾」則是他原本的中間名。接下來就是為期 31 個月的狂喜、輿論稱讚、私生活挑戰、憂鬱，但最後終究還是性別重建回男性。潘納身高 190 公分，肩膀寬闊，聲音低沉，面對身邊所有人時總隱藏自己的性別不安，包括他的妻子。雖然公開自己的決定在心理上是一種解放，但也讓他失去了婚姻，而以女性身分過活也非常困難。

第一個徵兆出現在他宣布變性後數週，她出席了英國足球明星貝克漢在洛杉磯的記者會，那是潘納首次以丹倪爾的新身分出席體育活動，之後她將這段經驗寫在部落格上：

他（貝克漢）穿著一身銀灰色的巴寶莉（Burberry）西裝抵達，身旁圍滿助理及支持者。我穿著羅斯（Ross）的金色調上衣及埃姆斯（Ames）的多彩佩斯利圖樣裙子出席，腳上穿著愛柔仕（Aerosoles）的開趾高跟鞋，身邊一個人都沒有。

另外一位出席的記者決定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提到克莉絲汀：

我實在不想指指點點，但克莉絲汀實在不是個有吸引力的女人。她看起來就像穿著洋裝的男人，真的，就算有人曾被那些資深變裝癖唬過去，但今天只要注意看她的人都不可能受騙。或許這樣說很殘酷，但那個空間內有人出生就是女性，靈魂也是女性，而她們和克莉絲汀之間的差異在我看來實在太大了。我們簡直像在配合某人的角色扮演遊戲。

對丹倪爾來說，這一切都太殘酷、太傷人了，他攝取女性荷爾蒙、化妝、戴假髮、著女裝，但外表就各方面而言仍不幸地就是麥克．潘納。丹倪爾同意接受《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專訪，也安排了攝影，事後，攝影師試圖解釋過程如何成為一場災難，他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表示，自己努力想說出正確的話，但「面對一個看起來就像男人的人，你要怎麼說出『你是個美麗的女人』？」書寫這篇報導的記者也為這項說法背書，並表示，因為害怕丹倪爾因此出現自殺傾向，所以在攝影浩劫之後，他決定抽掉這篇訪談。

丹倪爾的妻子提出離婚申請，許多朋友也消失了，雖然她交了新朋友，也得到許多支持者，但輿論平息後，她發現自己孤身一人住在小公寓內，還失去了幾乎陪伴他整段成年生活的夥伴。

因為被憂鬱淹沒，丹倪爾停止攝取女性荷爾蒙，也疏遠了所有新舊朋友。她覺得自己作為女性失敗了，並在寂寞的折磨下決定變回男性，甚至在《洛杉磯時報》的專欄作家姓名也改回了麥克．潘納。因此，2009 年 11 月 27 日，穿著藍色襯衫、黑色牛仔褲和黑白愛迪達球鞋自殺的是麥克．潘納。在小公寓地下車庫內那台 1997年分的豐田凱美瑞車中，他因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本文摘自《變身妮可：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