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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包在臺灣: 產品掛帥 專業無奈

洪朝貴
・2011/10/02 ・4926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62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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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主導 (傳統/筆記/平板) 電腦輔助教學的力量來自電子資訊產業,而不是來自教學專業。在這一波電子書包狂熱當中,專業意見再度缺席, 而這也將造成「科技提升教學效果」機會的再次流失,與國家龐大教育資源的浪費。

sin 函數的定義; 從割線到切線
sin 函數的定義; 從割線到切線

一、微積分教師所需要的數位平等電子書包

數理化教學很可以受惠於互動學習–不論是理化的實驗,或是操作橢圓規動手體驗幾何定義,經常都比黑板上的抽象符號更能讓親手操作的學生「感受」數學/物理/化學。 今日的電腦,提供了過去的教師所沒有、甚至無法想像的教育機會。筆者曾在電腦教室上過一學期的微積分課,部分主題使用電腦輔助教學,包含:

  1. 複習拋物線的幾何定義與代數定義 (使用 drgeo 與 gnuplot)
  2. 複習三角函數的定義 (使用 drgeo 與 gnuplot)
  3. 極限與連續/不連續的定義 (使用 gnuplot)
  4. 曲線的割線與切線 (使用 drgeo)
  5. 徒手繪製 (不需要認識的) 複雜函數的導函數 (並用 gnuplot 驗證)
  6. 徒手繪製 (不需要認識的) 複雜函數的積分 (並用 gnuplot 驗證)
  7. 分部積分的應用 (使用 maxima 驗算)
  8. 二次連續 vs 二重連續 (使用 gnuplot)

從一位數學專業教師的角度來看, 不論是誰出錢, 如果要配發電子書包給學生, 這個電子書包應該至少包含:

  1. drgeo 或 geogebra 或 kig 幾何互動軟體
  2. gnuplot 函數繪圖軟體
  3. maxima 代數符號運算軟體
  4. 自由授權的中英文微積分講義

以最低的硬體需求來說,一片稍加修改的 ezgo DVD或一顆安裝slax的2G可開機隨身碟,再搭配零管理的無硬碟電腦,就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當然,國高中數學老師的需求與微積分課程不盡相同;但不論是哪個年級的數學課程,在教學現場真正最有幫助的資源,以上面的配備為基礎再擴充其他數學教學自由軟體,都可以創造出電腦時代之前不曾見過的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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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露西亞 St.Joseph's Convent School 數理化教師驚艷 drgeo 與 ghemical
聖露西亞 St.Joseph's Convent School 數理化教師驚艷 drgeo 與 ghemical

而且這些技術並非新穎的技術。筆者於2003年開始介紹drgeo的數學教育應用、更早介紹gnuplot的數學教育應用;但很遺憾的是:十多年下來, 這一類的科技輔助教學產品似乎一直沒有受到數學教育界的重視。這也並不是僅有數學一個學科才會受益的技術,而是一整個「已有成功示範、有待推廣擴散」的廣大領域。這類技術偶爾會在自由軟體相關研討會上看見;但畢竟研討會的目標通常是提出新穎的議題而不是促成既有創新的普及。然而使用 數位平等 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最大的挑戰向來就是擴散而不是創新。從Everett Rogers「創新的擴散」 一書的角度看來,”observability”–數理化教師對於創新成效的體會–可以是一個提升擴散效果的施力點。筆者自身的經驗是:只需要半小時到兩小時的時間,數理化教師就可以感受到此類教學的優越。可惜的是,在我國似乎不曾見過任何縣市大規模舉辦此類師研習,更不用說後續的相關教材教案開發與推廣。於是,我國多數的數理化教師對於「資訊融入學科教學」的想像,停留在單向播放Powerpoint或flash動畫;只有少數教師有機會透過部落格、噗浪等等網路資源及研討會,而體認到學生動手操作的可能性與效果。而在高層選擇電子書包決策的過程當中,學科專業真實需求的聲音也就不會出現。

二、教學互動功能貧乏、 行銷聲勢強大的科技產品

但另一方面,校園內卻彌漫著產品掛帥、商品主導教學的氣氛。以強大商業力量作為後盾的實體商品,在未經教學專業人士公開透明評估討論的情形下,就透過媒體及行政力量以海嘯般驚人的聲勢排山倒海攻佔校園; 而教師們對於這些產品的接受度,也因為新鮮感、實體具象,而有熱烈的反應。蘋果電腦的iPad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撇開言論管制的爭議不談,單純從休閒娛樂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角度來看,iPad的確是一項操作介面高度友善的產品,很適合作為一種被動閱聽的休閒工具–例如讓無意深究科技的年長者上網閱覽及欣賞音樂影片等等。此外,以被動閱聽者的單純需求眼光來看,蘋果電腦的iPad政策禁止解譯器之類的應用軟體,確實可以降低病毒及木馬程式入侵的機會。

但從互動學習的角度來看,嚴格控管的環境也扼殺了許多可能性。互動科學教學網站PhET的常問問題集當中回答這個問題:”PhET 可以在平板電腦/iPad/Android 裝置上執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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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平板電腦/iPad/Android 裝置無法完整支援Java或Flash,而PhET需要這兩者。

  1. iPad不支援Java跟Flash,所以完全無法執行PhET。
  2. Android對Java的支援太差,所以PhET使用Java所撰寫的模擬完全無法使用。PhET使用Flash所撰寫的模擬,Android裝置則可以支援一部分;但這些模擬的效果很差。

要讓這些裝置執行PhET,補足平臺與環境並非唯一需要克服的問題。就算用別的程式語言重寫PhET也無法解決問題,因為PhET的設計裡,假設操作的介面是滑鼠與鍵盤。有些事情用觸控螢幕來做就是不順手–例如「按右鍵」和打字(尤其是虛擬鍵盤會蓋到畫面的時候)–而有些事則是完全不可行 –例如滑鼠移動到物件上方。

如果貴學區正在考慮購買iPad或平板電腦,請注意PhET的模擬會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效。我們推薦解析度至少1024×768的筆電或小筆電。詳見系統需求。

另一個深具教育意義、由MIT所開發、在 每童一機(OLPC)計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互動學習環境 Scratch, 也被排拒在iPad 門外

非常遺憾蘋果電腦 (依據其禁止解譯或執行程式碼應用軟體的政策)決定不允許iPhone或iPad執行 Scratch。在我們看來, 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培力兒童,讓他們可以用新形式的媒體設計、創作、表達自我。 這正是Scratch背後的理念。全世界的孩子們用 Scratch 在設計他們的互動故事、遊戲、動畫、模擬器,並且在線上分享他們的作品。在這個過程當中,孩子們學會創意思考、系統性地推論、合作。

Android並沒有蘋果電腦的「禁止解譯器」政策,而且也確實已有 在 Android 上執行 Scratch 的成功報告,所以比 iPad 更適用於需要互動的教育環境。不過話說回來,既然筆記電腦沒有「欠缺滑鼠」的問題、既然筆記電腦早就已經完整支援 PhET和Scratch以及drgeo、gnuplot、maxima、stellarium、ghemical、…等等其他眾多教育軟體,那麼我們堅持捨筆電就平板的理由又是什麼呢?遺憾的是,面對這波的平板狂熱,過去(追隨微軟)強勢主導國家政策的PC產業節節挫敗,現在卻又似乎不懂得善用學科教師的專業意見來支持自己的產品。

三、教育不敵利益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趙麗雲委員在 「電子書包上路,新教學與學習體系亟須建置」 一文中提到:

根據國外研究機構報告指出,迄2013年前全球電子書的複合成長率將達到124%,其產值將超過25億美元。另據推估,國內電子書產業鏈去(97)年產值為120億元,在行政院擬訂電子書產業行動方案的推波之下,其產值在2013年可望達千億元。

Zdnet的文章則更直接露骨。標題為「電子書包促進會成立 推動數位化學習500億商機」的文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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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電腦公會、國科會、教育界及掌上型裝置軟硬體製造商等產官學界人士今日組成電子書包促進會,以更具規模及組織的行動促使我國中小學電子書包普及。

根據電子書包促進會表示,依據台灣國小到高中380萬學生,每人一萬元的費用,以及3600所實施學校的無線網路佈建,共90億,加上其他費用, 估計約有500億的產值。

用國家教育資源餵養電子產業利益團體
用國家教育資源餵養電子產業利益團體

於是在未經公開徵求專業教師發表意見的情況下,臺北市決定 推廣電子書包並設計專屬教案

教育局表示,100學年度提供給市內16所國中小,每校70台,共1120台的平板電腦,均由國內業者提供,每台單價約1萬元,所有費用均由經濟部工業局埋單。

101年學年度推廣至30校、102年50校、103年再加70所學校。明年起,所需費用都由市府支付,學生或家長不用出半毛錢。

當然,文中沒有提到的是:哪些專業人士參與推薦這樣的電子書包推廣專案?是第一線的專業教師,還是視國家教育資源為提款機的利益團體?文中也忘記陳述一個簡單的事實:經濟部工業局的經費來自納稅人–全國的納稅人,而非僅有臺北市的納稅人。於是在各縣市不願吃虧的本位主義氣氛之下,後續的輿論呼聲將是電子產業利益團體的最佳推銷員,全國納稅人於是集體將國家整體教育資源送入利益團體手中,換取送至全國每一位學童手上、不一定能夠發揮教育效果的新穎玩具。

身為一位大學數學教師,如果我的學生必須購買電子書包,我最希望看到的是這些電子書包支援哪些互動式幾何與代數教學軟體 (drgeo、 gnuplot、maxima 等等)而不是我學生的家長作為一位被迫中獎的消費者對於國家電子產業的產值有多少貢獻。身為一位家長,如果我家族裡小學年紀的小孩必須購買電子書包,我最希望看到的是這些電子書包支援哪些互動式創作工具 (例如 PhET 與 scratch) 而不是我自己作為一位被迫中獎的消費者對於國家電子產業的產值有多少貢獻。

「以平板電腦作為電子書包」一事,對臺灣社會的意義淪為師生家長的新玩具、縣市長的業績及電子產業的產值。 至於 [數、理、化、…] 學科專業觀點的教育論述,則是近乎靜音,就連在教育界裡面,也很難得聽到。在臺灣,主導電腦輔助教學、電子書包導入校園的聲音,既不是來自MIT的遠見,也不是來自基層學科教師的需求,而是來自「把教育市場視為大餅」的電子產業,以及政治體系當中的代言人。但是,當我們集體決定捨棄 「比較符合數位平等與教學需求」 的技術, 改用 「即將擴大城鄉數位落差且不符教學需求」 的技術時,國家教育資源所滋養的對象到底會是求知的學童,還是求利潤的電子產業? 我們,真的是一個在乎教育的民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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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誰能阻止反客為主?

平板 vs 桌機筆電: 何者比較適合教育?
平板 vs 桌機筆電: 何者比較適合教育?
MIT每童一機計畫主持人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談論今日主流資訊教育淪為 Word/Excel/PowerPoint職業訓練時,大膽地道出許多教師不敢說出口的質疑

我認為那 (教小孩子 Office) 根本就是一種罪行–小孩子應該做的事情是創作、溝通、探索、分享,而不是操作辦公室自動化工具。

至少十多年前開始,商業利益就透過政治力量主導科技教育,而一般民眾及教育界則渾然不覺,甚至透過輿論及教育機構系統性地協助炒作。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極為深遠,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很難走出這個框框。那麼現在如果我們再次盲目地、拒絕思考地追隨商業炒作,未來又將剝奪掉自己的下一代多少的真實教育機會?

這種「產品行銷主導政策;原始公共議題失焦」的現象,在別的產業也層出不窮。比爾蓋茲與美琳達基金會僱用 Trevor Mundel 擔任基金會全球健康計畫總裁。Mundel 現任職於瑞士藥廠Novartis Pharma開發部門國際主席。Novartis藥廠的作為近年來在印度引許多爭議,最近一次的事件是 Novartis 企圖以「永遠的專利」 (evergreening) 手法阻止廉價的普通藥品上市。 Techdirt 網站評論

今日醫療健保問題的主要爭議之一是:藥品議題取代健康議題成為鎂光燈的焦點。沒錯,藥品是健康問題的環節之一,但並非全部。 遺憾的是許多決策者讓藥廠來主導辯論;而過去一長串的事件顯示,藥廠關心的並不是大眾的健康,而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藥廠爭取自己的利益並沒有錯;我的問題是:為什麼讓他們主導公共政策、甚至讓他們用不公平及可疑的手段爭取利益,以至於社會大眾無法取得 (或無法以合理價格取得) 藥品?

本文和Techdirt一樣,我們所主張的並不是反對業商業利益,而是商業利益不應該反客為主,不應該將整個社會的教育思考導入精美華麗的牢籠, 不應該將整個社會的健保思考導入藥到病除的想像。電子書包與電腦輔助教學,應該從教育專業人士的真實需求出發;政策的形成,應該透過公開透明的討論。由教育專業人士參與公開討論,找到真正有助於提升學童創作/思考/理解/合作能力、真正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然後再由 (理想上是 [本地設廠且僱用本地員工的國內自有品牌] 的)電子產業配合教育專業的需求,量產真正有助於教學現場的廉價方案,順便在過程當中創造真實屬於我國產業自身的產值。這才是真正有利於社會整體的政策。至於我們學科專業教師自己也需要更積極地發聲,促成縣市政府教育局舉辦「教學為主, 科技為輔」的學科教師研習,並善用既有的數位平等軟體工具開發教材與教案(例如drgeo的互動圖案),讓早就存在的創新 有機會真正地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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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 資訊人權貴ㄓ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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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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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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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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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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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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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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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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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學童在教育現場面臨哪些挑戰?老師、家長又面臨哪些抉擇?——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中心曾凡慈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4/03/08 ・5646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為什麼「特別」=不正常?

回想求學過程中,你是否曾煩惱特立獨行的行為會成為老師和同學眼中的「異類」?當社會慣用同一套標準檢視每個人,你我都可能被貼上「污名標籤」。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她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探討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特別在臺灣的教育現場,有一群「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學童,經常被貼上社會加諸的「疾病污名標籤」。一起來認識 ADHD ,聽聽成人患者、家長與老師們的親身經歷,了解他們如何面對污名?怎麼看待正常與異常的界線?

圖|iStock

ADHD 學童與教育者會遇到哪些困境?

就讀小學五年級的小曉,外表與一般小女孩無異,卻經常坐立不安、注意力難集中,甚至瞬間情緒崩潰。在班上不只被同學霸凌孤立,還被其他家長視為問題兒童,責備小曉的父母沒有善盡教養義務。

小曉的父親長年在國外工作,導致養育責任、就醫治療的重擔全落在母親薇芳身上。面對女兒一天到晚闖禍,在家又不按時吃藥,母女兩人經常爆發衝突。龐大的身心壓力讓薇芳不禁心想:「如果沒有妳,我是不是能做自己?」

從香港來的新老師保羅試圖幫助小曉融入學校生活、緩解薇芳的壓力,成為母女兩人的避風港,也背負是否因特殊原因而關照小曉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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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小曉》道盡「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 )學童在臺灣教育環境經常發生的狀況,以及家長與老師面臨的教養與照護困境。

究竟 ADHD 在兒童間的盛行率有多少?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 2022 年發行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顯示, ADHD 在全球兒童中的盛行率推估為 7.2 % 。臺灣 2019 年對全國中小學生進行的抽樣調查研究則發現,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 ADHD 診斷準則(DSM-5)的學生比例高達 10 % 。

換言之,每 100 名學生中約有 10 名有明顯的 ADHD 症狀。面對這麼高的比例,社會大眾對 ADHD 的認識卻不夠普及。究竟 ADHD 有什麼樣的表現?如何協助孩子調整身心狀況、應對治療伴隨的疾病污名標籤?家長、老師等照護者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容易被污名化的「隱性障礙」!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
圖|之有物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試圖理解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近年來持續探討 ADHD 等「隱性障礙」在教育場域如何被醫療化、標籤化,以及親職角色面臨的各種教養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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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隱性障礙」是指:病況模糊、有爭議或不可見,需要精神藥物、心理與特殊教育介入,從而為家長帶來尋求診斷與治療的複雜挑戰。

ADHD 即是一種隱性障礙,對生活的影響通常反映在人際互動與學習表現上,詳細診斷標準可參考臺大神經部衛教說明,主要症狀整理如下:

圖|之有物(資料來源|臺大神經部衛教說明

由於 ADHD 的行為樣態多元、表現程度不一,而且可能隨著成長過程而改善或惡化,讓位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經常面對的難題是:究竟孩子只是不夠努力,還是真的無法控制自己?

這種判斷困難常出現在孩子重新分班、需適應新環境時。大部分老師會先觀察半學期至一學期,如果孩子的行為一直沒有改善,就會試著與家長溝通,評估是否帶孩子就醫檢查。因此,求學階段通常是孩子被診斷出 ADHD 的高峰期。

由於臺灣社會長期缺乏隱性障礙的觀念,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會認為是小孩天性調皮,只要嚴加管教就會慢慢改善,並不會直接想到看醫生,而且民眾普遍對看精神科有不好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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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老師提議帶孩子就醫,多數家長一時之間可能難以接受,再加上每個家庭具備的文化與經濟資本不同,對親職角色的焦慮程度不一,也進而影響家長選擇的回應方式。

為了深入了解隱性障礙對親職造成的挑戰,曾凡慈訪談了 50 位家中有隱性障礙學童的家長,分別具備不同教育程度、家庭型態、社經地位等條件,並藉由發展「道德工作」概念來考察這種獨特的親職任務。什麼是「道德工作」呢?

道德工作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判斷哪些目標值得追求?怎樣的做法比較適當?又應該相信什麼、感受什麼與做什麼,才算善盡職責?

這對一般父母來說絕非易事,應該讓孩子養成乖巧懂事還是自由自在?要努力培養未來競爭力還是享受快樂童年?一道道選擇題已夠令人煩惱,如果孩子的氣質特殊,情緒行為不符合大部分孩子的常態時,將更難仰賴一套明確的價值指引行事,因此需要透過更加複雜的道德工作來幫自己和孩子應付日常難題。

對孩子有隱性障礙的家長來說,道德工作要處理的問題通常包括:該不該用「病」的框架來解釋孩子的違常行為?如果能治療,什麼才是「應該的」目的?要讓孩子擁有公開的障礙身分,還是盡量隱瞞以避免污名?面對孩子持續表現出失序的狀態,該體諒包容還是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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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看看與 ADHD 孩童朝夕相處的家長與老師們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家長面對 ADHD 子女時須處理的道德工作
圖|之有物

ADHD 學童與其家長面臨哪些選擇?

曾凡慈發現,從親職的角度考量,家長首先須設法釐清問題屬性:究竟孩子的行為是個性、環境或病理所致?才能決定該往什麼方向努力。

承認孩子可能患有 ADHD 是家長要克服的首要難題,尤其在臺灣想獲得特殊教育資源,或讓學校接受孩子的差異、提供相應的對待,通常得先取得醫療診斷,使得就醫並接受藥物治療成為某些家長維護孩子受教權的策略。

緊接著家長要摸索的是,怎麼教導孩子看待吃藥行為可能帶來的「污名標籤」。例如有孩子因為吃藥而被同學取笑,與同學發生紛爭時也常被問「今天是不是沒吃藥」。如果沒有妥善處理,診斷用藥將增加孩子被歧視的風險,也會降低孩子配合治療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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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家長則教孩子以「尋常化」的態度看待用藥。例如告訴孩子「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點病,像是阿公也每天在吃糖尿病的藥」。或者說吃的是「聰明藥」、「專心藥」,吃藥不代表「有病」,而是能在學校表現的更好。

也有部分家長採取「以醫療模式轉移污名」的策略,讓孩子相信只要「治好」就不會發生污名問題。

例如有的孩子主要是注意力不足( ADHD 的一種次類型),家長引用醫生的說法向孩子強調「你是注意力不足不是過動」。每當孩子接受積極治療、在學校的表現明顯進步時,家長也會藉此培養孩子有自信的應對方式,下次再被同學取笑時可以勇敢回覆:「我只是注意力不足」、「我現在都好了」。

吃藥行為常讓 ADHD 患者被貼上「有病才吃藥」的污名標籤,如何教導孩子正向看待吃藥,是家長面臨的挑戰之一。
圖|iStock

當然也有比較特殊的案例,曾凡慈訪談的家長中,有位媽媽教孩子不要主動挑釁他人,可是一旦別人欺負到你頭上,就一定要捍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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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人罵孩子吃藥就是神經病,她要孩子大力反擊:「你才有病!又不是你要吃藥,關你什麼事?」雖然這麼做無法改善孩子的人際關係,但曾凡慈指出,我們的社會存在一種奇怪的權力,自以為「正常」的人能隨便對被視為「異常」的人指指點點,這種權力應該被揭露和挑戰:

教養方式沒有絕對好壞,教孩子言語反擊,看似在破壞社會互動秩序,實際上是讓孩子正面回擊污名化背後的權力關係。

環境、家庭、教育現場不同會造成什麼差異?

從事隱性障礙的道德工作時,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家長的教養方式可能因不同的文化和經濟資本而產生差異,這將影響家長與老師的溝通,以及孩子可得到的教育與醫療資源。

例如某些家長比較有能力與老師對等討論,一起摸索出適合孩子的學習方式,也比較有能力爭取醫療資源、進行污名管理。課餘時間還會陪孩子完成課業、調整情緒行為,甚至自費取得其他輔助資源。

其中一位有教育學博士學位的家長令曾凡慈印象深刻。這位母親為了讓患有 ADHD 的孩子得到最佳照護,自行創辦了幼兒園,過程中投入的金錢與時間精力,超乎一般家長所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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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並非每位家長都有能力為孩子做那麼多,許多家長可能因工作繁忙、手頭不寬裕,或對 ADHD 等隱性障礙缺乏認知,因而無法長期陪伴孩子、或與老師密切溝通,也沒有餘裕定期請假帶孩子回診。

如果老師跟家長的溝通卡關,又正好遇到老師的教學標準較高,可能會認為只要家長不願帶孩子就醫,就沒有立場對疑似有 ADHD 症狀的學生進行個別調整或導入特教資源,這將導致各方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近期曾凡慈也開始訪問教過 ADHD 學生的老師,希望了解他們遇到的教學難題與處理經驗。

老師的壓力之大在於,既要在教學上符合全班學生對「公平性」的期待,又要對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進行「彈性調整」。如果家長不願讓學生接受診斷,面對看似 ADHD 的學生,究竟要用平常標準要求還是寬容對待?如何避免其他人抱怨老師沒有一視同仁?都將陷老師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面對教育現場因不同理念而產生的紛爭,老師非常需要家長與專家的支持,也需要額外人力幫忙分擔並改善孩子在學校的狀況,否則老師疲於應付、教學品質也難以維持。

曾凡慈訪談的老師們也分享了有助增進教學知能的資源,例如現在的教師研習會將 ADHD 等隱性障礙的基本知識與教學策略納入課程,參加教學互助社群也有助交流在教學現場可應用的實務技巧。

此外,老師們也希望有彈性的人力調度,能適時支援臨時狀況。例如孩子坐不住、或行為失控需要拉開距離時,可以有行政體系的老師陪孩子出去走走、緩和情緒。如何讓專業資源與輔助人力能及時支援教育現場,是日後值得關注的課題。

曾凡慈認為彈性的教學設計日趨重要,過去會要求孩子都乖乖坐著上課,字都要整齊寫在方格內,讓精力旺盛的孩子備感挫折。比較務實的做法是,透過教室管理技巧吸引孩子注意力,藉由教學設計來滿足探索與運動等需求,並依據孩子不同的能力來調整標準。
圖|iStock

「可不可以讓我們的差異變成獨特?」

未來曾凡慈也將持續訪談成人 ADHD 患者,了解他們怎麼走過求學與治療階段,怎麼看待自己的身心狀態。訪談過程中發現,雖然成長過程有其艱辛之處,但也出現正向看待 ADHD 的社群。

許多在童年時期被診斷出 ADHD 的孩子已長大成人,並開始透過聚會重新思考 ADHD 對自己的意義,致力推動社會大眾以正向心態看待 ADHD,甚至語帶自信地以「A 咖」自稱!

曾凡慈非常樂見創造正向標籤的行動能延續下去。例如「 A 咖」社群中有人認為 ADHD 就是一種個人特質,有天馬行空的創意、勇於跳脫常軌,擅長抓住大方向且不拘小節。此外,「怕無聊」的個性讓他們幾乎終其一生都在尋求新鮮挑戰,過著樂在學習的精彩人生。

然而,曾凡慈也注意到,部分 A 咖仍需要藥物及諮商資源,協助他們應付大學生活,以及工作職場上更加嚴峻的挑戰。有些人很需要心理師擔任一對一的「 ADHD 教練」,訓練人際相處應對、生活安排與工作規畫,或調適因外在刺激而累積的壓力。

然而,目前心理諮商或治療都所費不貲,如果不住在大都市,相關資源將更難取得,導致他們只能靠自助或社群互助,慢慢摸索自我調適策略,比一般同齡人更加辛苦。

因此,有些成年患者會為了使用校內免費的心理諮商服務,選擇延畢或繼續念研究所,導致出社會的時間往後拖延、影響職涯發展。

我們不能否認病症會為患者帶來應付生活的困難,但隨著隱性障礙逐漸被視為人類行為多元光譜的一環,我們也看到了改變的契機。

曾凡慈期許:「我們不該只想著指認孩子的內在缺失,甚至期待醫師將他們治癒,使他們能適應主流環境。」更該轉向思考的是:

如何支持個別差異,發展有利於所有人的教育文化與社會體系。

曾凡慈期許社會大眾能轉向思考:如何支持個別差異,發展有利於所有人的教育文化與社會體系。
圖|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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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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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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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無聊是誰的錯?數學家其實很幽默?——《數盲、詐騙與偽科學》
大牌出版.出版大牌_96
・2024/01/08 ・2441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雖然很少有學生小學畢業後還不懂乘法表,但有很多人確實不會算,如果一個人開車的速度是每小時 56 公里,開了 4 小時之後,他就開了 224 公里。要是每公克花生賣 40 美分,而 1 袋花生賣 2.2 美元,那麼,這袋花生裡就有 5.5 公克花生。假如全世界人口中有 1/4 是中國人,其餘的 1/5 是印度人,那麼,印度人在全世界的人口中就占了 3/20,或說是 15%。當然,要理解這些問題,並不像學會算 35×4=140、(2.2)/(0.4)=5.5、1/5×(1–1/4)=3/20=0.15=15% 這麼簡單。對很多小學生來說,這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的東西,要靠做很多很實用、或是純屬想像的問題,才能進一步學會。

至於估計,學校裡除了教一些四捨五入之外,通常也沒有別的了。四捨五入和合理的估計與真實人生大有關係,但課堂上很少串起這樣的連結。學校不會帶著小學生估計學校砌一面牆要用掉多少塊磚、班上跑最快的人速度多快、班上同學爸爸是禿頭的比例多高、一個人的頭圍與身高之比是多少、要堆出一座高度和帝國大廈等高的塔需要幾枚 5 美分硬幣,還有他們的教室能否容納這些 5 美分硬幣。

幾乎也沒人教歸納推理,也不會用猜測相關性質和規則的角度,來研究數學現象。在小學數學課裡談到非形式邏輯(informal logic)的機率,就跟講到冰島傳說一樣高。當然,也不會有人提到難題、遊戲和謎語。我相信,這是因為很多時候,聰明的 10 歲小孩輕輕鬆鬆就能打敗老師。

數學科普作家葛登能最不遺餘力探索數學和這些遊戲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寫了很多極有吸引力的書,也在《科學美國人》撰寫專欄,而這些都是會讓高中生或大學生感到很刺激的課外讀物(前提是有人指定他們去讀的話)。此外,數學家喬治.波利亞(George Polya)的《怎樣解題》(How to Solve It)和《數學與合情判讀》(Mathematics and Plausible Reasoning),或許也屬於這一類。有一本帶有這些人的文風、但屬於較初階的有趣好書,是瑪瑞琳.伯恩斯(Marilyn Burns)所寫的《我恨數學》(The I Hate Mathematics! Book),書裡有很多啟發性的提示,帶領讀者解題與發想各種奇思異想,是小學數學課本裡罕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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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nvato

有太多教科書仍列出太多人名和術語,就算有說明解析,也很少。比方說,教科書上會說加法是一種結合律運算(associative operation),因為(a + b)+ c=a +(b + c)。但很少人會提到非結合律運算,因此,充其量來說,結合律運算的定義是畫蛇添足。不管是結合律或非結合律,你知道了這些資訊之後要怎麼應用?書上還會介紹到其他術語,但除了用粗體字印在書頁中間的小框框裡,看起來很了不起之外,也沒什麼值得提的理由。這些術語滿足了很多人認為,知識就好比一門普通植物學,每種學問都可以在體系中,找到自己的類別和位置。相比之下,把數學當成有用的工具、思維方式或是獲得樂趣的途徑,在多數小學教育課綱中都是很陌生的概念(即使教科書內容不錯也一樣)。

或許有人會認為,在小學階段,可以用電腦軟體,來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算數原理及相關應用(應用題、估計等等)。可惜的是,目前可用的程式通常是從教科書上擷取無趣的例行練習,轉化成電腦螢幕版本而已。我不知道有任何軟體可用整合、一致且有效的方法,來教算術與解題應用。

小學階段的數學教學品質普遍不佳,最終必會有人怪罪於老師能力不足,而且對數學沒什麼興趣、或不懂欣賞數學。我認為,這當中有一部分又要歸咎於大專院校的師資培養課程中,很少或根本不強調數學。以我自己的教學經驗來說,我教過的學生中,表現最差的是中學生,而不是大學主修數學的學生。準小學老師的數學背景也很糟,很多時候甚至根本沒有相關的數學教學經歷。

而每所小學聘用一、兩位數學專才,在學校裡每天分別到不同班級輔導(或教授)數學,或許可以解決部分問題。有時我認為,如果大學數學教授和小學老師每年可以交換個幾星期,會是個好方法。同樣的,把主修數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交到小學老師手裡,不會造成傷害(事實上,後者或許能從前者身上學到一些東西)。而三、四、五年級的小學生則可以在完全適任的老師教導下,接觸到數學謎題與遊戲,將可大大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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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nvato

稍微打個岔,謎題與數學之間很有關係,而且相關性會一直延續到大學與研究階段的數學。當然,把謎題換成幽默也通。我在《數學與幽默》(Mathematics and Humor)書中試著說明,數學和幽默都是某種益智遊戲,與猜謎、解題、遊戲和悖論多有共通之處。

數學和幽默都是把概念組合、拆開再拼回來,然後從中得到樂趣。慣用的手法包括並列、歸納、迭代和倒向(比方說「aixelsyd」就是把「dyslexia」﹝閱讀障礙﹞的字序倒過來)。那麼,如果我放寬這個條件,但緊縮另一個條件會怎樣?某一個領域的概念(像是綁辮子),和另一個看來完全不同領域的概念(如某些幾何圖形的對稱性)有什麼共通點?當然,即便不是數盲,可能也不熟悉數學這個面向,因為你必須要先具備一定程度的數學概念,才可以拿來耍弄。其他像獨創性、不協調感以及精簡的表達,對於數學和幽默來說也都同樣重要。

可能有人說過,因為所受訓練之故,數學家有一種特殊的幽默感。他們往往會接受字面意義,但字面上的解讀又常和標準用法的意義不同,因此很好笑。比方說,哪種運動比賽時要蓋臉?答案是,冰上曲棍球以及痲瘋病人拳擊(按:原文「Which two sports have face-offs」,「face-off」其中一個字面意義為「蓋臉」,而這也是冰上曲棍球常用的術語,意指「爭奪球權」)。他們也很沉溺於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或設定極端前提條件然後做邏輯演練,以及各式各樣的字組遊戲。

如果可以透過小學、中學或大學階段的正式數學教育,或是非正式的數學科普書籍,傳達數學有趣的面向。我認為,數盲就不會像現在這麼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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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摘自《數盲、詐騙與偽科學》,2023 年 11 月,大牌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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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出版.出版大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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