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思書齋】鳥類的命運就是人類的命運

• 作者／照護線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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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細胞融合病毒（RSV）傳染力強，易致新生兒重症與未來氣喘風險。醫師建議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出生即刻提供至少5個月保護力，是給寶寶最好的健康見面禮。

隨著預產期接近，為了迎接孩子的出生，父母往往會開始進行規劃與安排，無論從嬰兒用品、奶粉選擇、甚至到疾病預防，都讓人傷透腦筋，因為每一項選擇都可能影響寶寶未來的健康，帶來長期的影響。

聖馬爾定醫院小兒科李欣蓉醫師指出，呼吸道細胞融合病毒（RSV）具有高度傳染力，感染後初期症狀不明顯，但可能在短短數日就會發展成重症、需要住院；就算康復了，也可能增加未來氣喘的風險。聖馬爾定產後護理之家龔亭方主任也提醒，RSV很容易在產後護理中心或托嬰中心發生交叉感染，特別是RSV可能潛伏在往來的家長衣服、手上，甚至存活於牆壁上，若沒有主動為孩子預防，無疑是將心肝寶貝暴露在感染風險中。

為了讓孩子健康、父母安心，給寶寶第一份重要的見面禮，就是RSV長效型單株抗體。因RSV長效型單株抗體安全性極高，可直接在寶寶出生後立即施打，且不需等待免疫反應，可直接建立起戰力，保護力更可持續至少5個月以上，近期有更多文獻證實抗體保護時間可達一年以上，無疑是家中新生兒早期防護的重要選擇。

呼吸道細胞融合病毒（RSV）威脅不容忽視：病程快速且具長期影響

李欣蓉醫師提醒，RSV具有極高的傳染力，僅1個感染個案，就可能傳播給4至5人。日常的接觸、甚至環境都可能成為傳染途徑。更令人擔心的是，就算嬰幼兒看起來康復了，但體內仍可能存有RSV，傳染期長達3至4週。也就是說，RSV可能潛藏在環境、身邊親友、甚至其他嬰幼兒間，而家長卻不自知。

嬰幼兒感染後，初期症狀常不明顯，僅輕微咳嗽、流鼻水，但因為嬰幼兒呼吸道較狹窄，一旦發炎產生分泌物，容易造成呼吸道阻塞，進而出現呼吸急促、喘鳴等症狀。很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惡化為細支氣管炎或肺炎，嚴重者甚至需住院或接受氧氣、呼吸器治療。根據研究顯示，1歲以下嬰兒因RSV感染導致住院的機率約為流感的16倍。

除了急性重症風險外，RSV感染也可能帶來長期影響。研究指出，嬰幼兒在生命早期感染RSV未來罹患氣喘的風險可能增加約3倍。對此，李欣蓉醫師表示，這主要與呼吸道發炎後產生的敏感化、高反應性有關，因為會提高未來罹患氣喘的風險，請家長務必要提高警覺。

照護場所群聚與日常接觸皆可能成為呼吸道細胞融合病毒（RSV）感染來源

在產後護理中心或托嬰中心中，RSV感染風險往往來自日常接觸、甚至環境。龔亭方主任提醒，RSV病毒可在平滑牆面、門把、扶手上存活超過24小時，在衣物上也可存活長達1小時。在家長、照護者與寶寶的互動中，就可能悄悄的傳染給寶寶。因此，政府建議除了要勤加消毒、洗手以外，甚至要視情況縮短在機構內的時間。

龔亭方主任鼓勵，父母無需過度擔心，在進入產後護理之家或是托嬰中心前，如有施打RSV長效型單株抗體，就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機會以及重症的風險，透過安全且直接的方式，為寶寶建立關鍵保護力，避免孩子暴露於RSV風險而不自知。

也提醒，許多家長會覺得孩子已經感染過RSV了，就無需再預防了。但事實上，感染RSV後並無法終生免疫RSV，嬰幼兒仍可能面臨反覆感染的情況，因此即使感染過仍可考慮施打RSV長效型單株抗體，保護孩子最脆弱的一年。

新生兒照護環境下的呼吸道細胞融合病毒（RSV）　建立「出生即防護」成為關鍵

針對RSV預防方式，目前臨床上常見預防措施包括RSV長效型單株抗體與RSV孕婦疫苗。李欣蓉醫師說明，RSV長效型單株抗體可在寶寶出生後施打，直接提供抗體防護，施打後即可發揮保護效果。單次施打可提供5個月以上的保護力，近期也有更多文獻證實，抗體保護時間可達一年以上，對於免疫系統尚未成熟的新生兒而言，可在生命初期建立穩定且可預期的防護。另外，RSV孕婦疫苗是透過母體產生抗體，再經胎盤傳遞給胎兒，保護力會依據母體健康狀況等有所變化。

即時建立呼吸道細胞融合病毒（RSV）防護，是給寶寶最重要的健康見面禮

隨著預防醫學的進展，RSV已不再是只能被動面對的感染風險。透過為新生兒施打RSV長效型單株抗體等，家長可以在寶寶出生後就建立重要的防護力。李欣蓉醫師表示，若能在寶寶出生之際，就提供直接且穩定保護力，有望避免嬰幼兒感染RSV後的健康衝擊，正是父母送給孩子的第一份重要「見面禮」

龔亭方主任也補充，除了醫療預防，也別忘了日常感染控制措施，雙管齊下更能降低感染風險。舉例而言，照護者接觸寶寶前應落實手部清潔、定期清潔消毒環境表面（如門把、床欄、玩具）、維持室內通風，以及適度控管訪客數量與接觸距離等，都是降低RSV傳播風險的關鍵重要措施。

筆記重點整理

• 呼吸道細胞融合病毒（RSV）具有極高的傳染力，僅1個感染個案，就可能傳播給4至5人。
• 一歲前若反覆感染RSV，未來孩子衍生氣喘體質的機率高達3倍
• RSV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於出生後施打，提供寶寶立即到位的「抗體大軍」，單次施打可提供5個月以上保護力，近期也有更多文獻證實，抗體保護時間可達一年以上；同時呼籲除醫療預防外，須結合日常感控措施，也有助降低感染風險與照護負擔

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科學：一場每天進行的淘汰賽

在以錦標賽理論（tournament theory）運作的專門領域中，贏家獲得的獎勵將遠超出輸家，即使兩者的實際表現、累積貢獻僅有毫釐之差。就像奧運百米賽跑，0.005 秒決定了金牌與銀牌，只慢了 0.01 秒的第四名沒有資格出現在頒獎台。

諾貝爾獎、終身職制度、學術獎金、研究計畫的經費審核，也依照近乎贏者全拿的錦標賽理論運作。錦標賽制度在運動賽事中可以促進選手與隊伍不斷提高表現水準，但在科學領域呢？

諾貝爾獎作為額外的最高榮譽，嚴格維持其傳統限制（獎項最多由 3 人共享、僅頒發給在世者），許多傑出科學家成為遺珠，但這不阻礙他們在專業領域得到足以安心的資源，作出重要貢獻。

但是，目標包含鼓勵尖端學術研究、探索重要問題的學術終身職制度與計畫審查系統，它們的錦標賽特質卻在普拉修身上呈現負面效果。

若說錦標賽模式的獎勵機制可以鼓勵科學家投入潛力豐厚的研究題材，以及努力實踐靈感的能力。那麼普拉修和查菲一樣，及早意識到能夠獨立發光的 GFP 是生物學研究的金礦，可以用來追蹤活體細胞中的基因與蛋白質表現。而且普拉修更早著手研究，優先踏上 GFP 基因轉殖的跑道。

「要是我們在普拉修完成 GFP 序列後馬上展開合作，他應該不需要離開伍茲霍爾。」
說起自己與普拉修在 1989 年到 1992 年之間的失聯，查菲如此猜測

查菲和錢永健之所以能夠找到普拉修，搶先實現 GFP 應用（當時有其他競爭團隊在研發細胞內的螢光標記），是因為當時網路快速發展，使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的線上文獻查詢系統 Medline 在 1992 年進入大學圖書資訊系統，他們才能起身實踐靈感，唾手找到普拉修的最新研究。

就普拉修的運氣來說，網路卻發展得不夠快。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的電子郵件若早個幾年普及化，普拉修更可能維繫與查菲的合作，及時得到經費與GFP轉殖成果，並晉升終身職。

當年普拉修的電話留言渺無回音，他以為查菲退出學術圈（查菲年輕時確實曾刻意遠離科學）。而查菲則猜測普拉修挫敗於GFP基因選殖，連個通知都沒有。在網路、電子郵件還不普及的 1990 年，要維持與合作者的聯繫需要付出更多心力與時間。通訊的困難與少許不足的人際積極性，導致兩年的延遲發表，讓普拉修耗盡研究經費與終身職的機會。

查菲團隊實現 GFP 基因轉殖的時候，實驗室裡甚至連一台螢光顯微鏡都還沒添購，他們必須和其他學者借用、排隊等候系所共用的共軛焦顯微鏡，才能觀察大腸桿菌與線蟲體內新生的螢光。後來，查菲多次要求顯微鏡供應商帶螢光顯微鏡來提供「試用」，團隊才得以更便利地檢驗轉殖成果。

GFP 的應用需求，大力刺激光學顯微技術的進展。它最早期的轉殖實驗成果，竟是由免費試用的螢光顯微鏡呈現。這聽起來是令人莞爾的科學史軼聞，但能夠靈活周轉的人脈、儀器，也是孤立的普拉修和著名大學教授查菲的學術資本落差之一。

透過改變訓練技巧與累積訓練量、最大化優勢、競賽當下的意志與觀察力，運動員偶有逆轉資本落差的機會，以黑馬之姿獲勝。但是在學術領域，研究題材的重要性與個人的才華、執行能力卻不像跑道上的衝刺秒數一樣清晰。

「他們大可以把我從諾貝爾獎名單去掉，換上普拉修。」
查菲總是對媒體表示，普拉修的貢獻不可忽視

在科學這個由同儕評價定勝負的錦標賽中，多數科學家難以逆轉經費、人脈等資本差距，也很難讓不同領域的專家了解自己的研究重要性，只能努力支撐、累積資本，期待自己贏得經費與知名度的時刻。等待運氣與環境好轉的餘裕，得以截長補短的經濟與社會資本，卻正是學術領域錦標賽中多數年輕科學家所缺乏的。

落敗的運動員至少獲得在競賽中表現的機會，以及某個程度的肯定。論文發表日期稍微落後競爭對手的科學家，則連努力被看見的機會都非常稀少。

普拉修與諾貝爾化學獎失之交臂、鬱鬱不得志的職涯是段引人喟嘆的個人史，並非科學體系的挫敗。他只是科學錦標賽持續依照慣例淘汰的諸多優秀人才中，有幸被贏家們提及的一位。

比普拉修年輕一歲，學術晉升之路卻順暢許多的錢永健曾說，「下村脩和普拉修對 GFP 研究的貢獻是無可取代的。」而且在普拉修 1992 年發表 GFP 基因的純化與定序，並且樂意對任何人分享之後，

「後面那些以研發 GFP 獲得榮譽的人，與其他人的不同可能只有些微的進度落差。」

錢永健在 2004 年至 2008 年之間，積極地建議諾貝爾獎委員會頒獎給下村脩與普拉修，但結果並非如此。

後續發展

普拉修從斯德哥爾摩回到亨茨維之後，受到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科學》期刊、亨茨維時報等美國媒體關注。但在訪談與報導的熱潮過後，普拉修依然坐困時薪 8.5 美元的豐田接駁車裏頭。

從諾貝爾頒獎典禮的輝煌榮譽，回到乏味、有時不受尊重的駕駛座上，失落的普拉修不敢相信自己依然找不到科學研發相關的工作。他喪氣地想，「經歷了這一切，我竟然還是沒有辦法回到科學領域。這中間一定出了什麼錯。」

在最憂鬱的那天，普拉修一度把接駁車停在路邊，撥號向亨茨維自殺防治熱線求助。過不多時，他在 2010 年找到科技研發的職位，2012 年他接受錢永健的提議，進入他的實驗團隊擔任研究員。重新在一個充滿支持與資源的環境投入科學研究，讓普拉修再度感到生活的動力與快樂。

2016 年錢永健逝世，實驗團隊解散，而普拉修在前一年就已離開 UCSD，從此沒有留下任何公開痕跡。曾被自殺防治熱線的機械式留言激怒到啞然失笑，決定繼續活下去的普拉修今年已經 73 歲，科學錦標賽的勝負再也不能困擾他，但科學思考帶給他的樂趣或許能夠不斷更新。

延伸閱讀：

• 缺席的普拉修，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第 4 位得主 (1)
• 缺席的普拉修，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第 4 位得主 (2)

參考資料：

• Scientist turned shuttle van driver is back in the lab The San Diego Tribune
• How Bad Luck & Bad Networking Cost Douglas Prasher a Nobel Prize Discover Megazine
• What Ever Happened to Douglas Prasher? The Scientist
•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Science Adviser

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科學遠見的現實基礎

儘管 GFP 基因定序研究在 1992 年受到查菲和錢永健重視，普拉修卻已經決定轉換跑道，停止在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的苦悶掙扎。他向所內評審委員會提出中止審核，放棄晉升，並將在一年內離職。

延伸閱讀：缺席的普拉修，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第4位得主(1)

當普拉修把查菲和錢永健要求的 GFP 基因樣本送到，他一面感到終結的哀傷，一面認知到「不問報酬地把 GFP 基因交棒給其他人，是當下最合理的選擇。」尤其是像自己這樣使用公共經費進行研究的學者。

除了對社會的責任感，普拉修也意識到學術現實面，研究資源充沛的成功學者，更有機會實現GFP的潛力。在知名大學任教的查菲和錢永健已在各自領域中奠定名聲，更容易申請經費。而且他們可以用既有經費支應 GFP 轉殖實驗的開銷，不需要特意申請高門檻的 GFP 獨立經費，更不會落到像普拉修一樣，經費耗盡還慘澹經營 GFP 基因選殖一整年。

此外，查菲和錢永健還有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的充沛學術勞動力，而普拉修則總是獨力進行所有研究勞動。孤立、勞累而缺乏成就感，普拉修沒能成功以綠色螢光照亮細胞生理，也無法驅散他自己周遭的職業陰霾。

查菲能在 1992 年重新連繫上普拉修，是因為查菲向研究生尤斯克亨（Ghia Euskirchen）感嘆，普拉修從未回報 GFP 的基因選殖成果，或許是個難以成功的任務。

尤斯克亨當下便和查菲一起打開實驗室電腦，用剛安裝的線上論文資料庫 Medline 搜尋相關文獻。他們不可置信地在搜尋結果第一位看見普拉修的 GFP 基因選殖論文，接著飛奔到圖書館尋找實體期刊，在上面找到普拉修的電話，重新建立聯繫。

在查菲的指導下，尤斯克亨只花一個月就完成了大腸桿菌的 GFP 轉殖，成為第一個螢光轉殖生物的拍攝者。接著，查菲團隊順利地讓線蟲的神經細胞表現綠色螢光，證明 GFP 可以在不同生物體內獨立發光，無須其他來自水母的分子。微觀生物學的未來一片光明。

錢永健則是透過與同儕的討論，知道生命科學仍然缺乏合適的螢光標記蛋白，進而在 UCSD（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新安裝的 Medline 資料庫上搜尋「綠色螢光蛋白」，驚訝地發現普拉修的論文摘要。和查菲一樣，錢永健衝進圖書館影印實體論文，並馬上連繫普拉修，比查菲更早確保 GFP 基因序列的樣本。

查菲團隊轉殖 GFP 的同時，錢永健團隊建構出多種 GFP 變異體，人類開始以不同螢光蛋白觀察細胞內部運作。兩個團隊的成果啟動了學術界和生技產業洪流般的關注與需求，錢永健團隊甚至設立了自動化的樣本供應網頁，只要填寫線上申請書，錢永健實驗室就會無償將螢光蛋白基因載體寄送到府。

值得一份晚餐，或是更多

接下來的十多年，GFP 相關蛋白照亮細胞內的奧秘，成為「生化研究的領航星」，並帶領研發者邁向諾貝爾化學獎。而捨棄 GFP 研究的普拉修，則像是失去指引一般，不僅沒能獲獎，更經歷了顛簸困頓的人生苦旅。

離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普拉修在美國農業部轄下獲得分子生物學技師職位。在政府機構經歷職場摩擦、調職搬遷，使緊繃難熬的氣氛瀰漫普拉修全家之後，他前往亨茨維應徵 NASA 承包商的工程師職缺。在火箭城研發太空診斷器是讓普拉修覺得相對有趣的任務，經費短缺卻再次扼殺了他的期待。

NASA 在 2006 年裁減生命科學研究經費，普拉修因此被裁員，轉而成為接駁車司機。他在駕駛座上友善健談，意外發現自己其實喜歡工作中和陌生人互動的部分。但是 8.5 美元的時薪讓他入不敷出，連他和查菲共享的 GFP 專利金都在幾年內消耗殆盡。

儘管事業成果的對比相當符合美國媒體對「不公平」題材的嗜好，普拉修不曾在訪談間表現對查菲和錢永健的嫉妒。

2008 年 10 月 8 號早餐之前，普拉修聽到三位科學家因為 GFP 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若無其事地換上灰色制服前往公司開車。不過，上班前他打了通電話到當地電台，糾正他們對錢永健姓氏的發音。

查菲和錢永健在諾貝爾獎致詞與回憶錄中，不約而同地感謝普拉修的研究貢獻，錢永健更經常提供普拉修回到學術領域的工作機會。不願接受研究職位作為恩惠、從斯德哥爾摩回到亨茨維開接駁車的普拉修則笑說「如果他們來到亨茨維，該請我吃頓晚餐。」

「他們總是有提到我的功勞，而且他們有傑出的科學事業，完成重大貢獻之後，繼續發展他們傑出的科學事業。」普拉修一向對媒體表示，查菲和錢永健是更值得諾貝爾獎的人選，而非中輟離開科學領域的自己。

但是，普拉修並非真正「離開」科學領域。他結束 GFP 研究後，不論在政府機構或私人企業，依然從事超過十年的科學相關工作，並作出實際貢獻。相對於逃離科學，他其實是被不理解 GFP 潛力的終身職審查委員會給排除，被迫離開「高賭注的尖端學術領域」（high-stakes academic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