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占據台灣傳統媒體多數版面時段的政治傳播，科學傳播則顯得冷清許多。這類報導關注科學發展與新知研究，對於傳播操作與資訊考證的細節，又較其他非知識類報導更為講究。儘管科學傳播談的是「科學研究」，其中仍有許多的政治面向，會對社會發展造成影響，然而科學內容及其傳播，是如何搖擺政策制定？而科學傳播在新型態媒體的興起下，又會產生什麼變化？
這次PanSci來到哲學星期五，這是一個始自2010年的公民論壇，因為各方人馬支持不斷，目前已經邁入第五年，並於2012年增設了「非星期五」的系列，以便機動地討論哲學以外的「非」主流議題，開發公民性與想像力。
針對開場的命題，隸屬於德國最大的研究機構亥姆霍茲聯合會(Helmholtz-Gemeinschaft, Helmholtz Association)，來自德國由利希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 Jülich Research Center)神經科學與醫學研究所，專精於科學傳播的Hans Peter Peters教授非常明確地點出科學傳播與民主政治的關係：
當今大眾覺得需要了解科學知識，而科學家也將承擔這個責任，因為科學傳播如今不僅是提高大眾科學素養，也是為了監督國家出資支持的科學研究，到底將經費用於哪些方向，是否使用得當。因為科學與技術在現代政治決策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重要，需要被納入民主體制中以利監督，而科學傳播正是讓研究體系與內容得以被民主掌握的重要初步環節。
他分析現有的科學傳播，主要是透過科學記者與新聞(Science journalist/journalism)，以及科學部落客(Science blogger)兩種方式進行：
前者是將科學家視為報導對象，由記者將研究中的進展與成果，轉譯為大眾可以理解的內容。這個過程中，對話關係是單向的，即由科學家及科學文獻被動地傳達給記者，最後再以新聞報導的形式披露於大眾，而當記者決定好報導題材時，其中機制便蘊含了價值的判斷：無論新發現是否比較獵奇，或是對人類社會可能有重大貢獻，而整個階層關係便決定了各種研究在社會中的位置，塑造了科學的社會政治性。
第二種方式則是科學家透過部落格、社群網路或其他新型媒體，自行講述研究的概況與最新發展。現今網路媒體的多向性特質，使科學家在這種關係中，會直接面對各色各樣的閱覽者與聽眾，以及隨時湧入的質疑與批評，這也造成科學家在寫作時必須調整書寫風格、用字遣詞、與對話討論的方式。
相較於透過記者轉譯與篩選的科學新聞，代表大眾挑選有趣的主題，網路的科學傳播則提供科學家與閱聽者更直接的方式，在科學知識表達的準確性與趣味性間取得平衡。在較大型的網路平台中，則會需要科學編輯的角色，以降低科學工作者寫科普文的戒心，促進並協助作者寫作，並可在文章發佈後引導討論的發生與進行。
而上述的新型態科學傳播媒體，亦部份反映了科學傳播的典範由「大眾科學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 轉向「大眾參與科學與科技」(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 Technology, PEST)。前者認為透過傳播提升素養，可讓大眾更積極參與並認同科學，然而政策執行的結果，卻發現知識與態度之間的關係，並不如假設般單純；更為關鍵的因素，則是彼此之間的信任感，對話與溝通於是取代了原有的知識灌輸。
而在國家差異的比較上，就其2011年針對台灣與德國進行的統計比較，Hans教授與台灣博士生羅尹悅發現兩國科學家一致認為能見度的增加，例如媒體曝光，對於科學研究會有正面的影響：如獲得政治性的支持、對專業生涯發展的幫助等。在差異上，台灣科學研究者較德國相信媒體可能帶來的正面效果，反之他們則認為國內學術機構在政策上並不那麼鼓勵媒體曝光。(配表1)
Dr. Peters總結表示：雖然新媒體大幅度地增進了科學傳播的方式與生態，但是科學記者的存在依然是必要的，若缺少了他們的判斷力與品味把關，他擔憂各種公關與廣告公司會取而代之，影響新聞的專業性。相對而言，雖然不少科學家嫌浪費時間且不夠專業，而不跟網路打交道，但當偽科學占據了所有版面時，科學家依然會選擇挺身而出，維護科學傳播的可靠性，以及科學的價值。
這是少數關於科學新聞與科學部落客的研究，而且還比較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多國資料，如果想知道更多研究細節，可以與PanSci編輯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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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Prof. Dr. Peters 屬於神經倫理學研究組(Ethics in the Neurosciences, INM-8)，而非神經倫理學家，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