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氣價格與再生能源投資的關係

2014/1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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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議題漸受重視，《京都議定書》訂下了全球先進國家的減碳目標，澳洲遲至2007才簽訂，然而，澳洲是電力結構的碳排放強度最高、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也高的國家。澳洲礦藏豐富，還是世界第三大鈾礦出產國（僅次於哈薩克與加拿大），但澳洲的電力75%仰賴燃煤[1]，並未使用核能發電。在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的壓力下，澳洲不得不重新思考能源政策，調整電力結構是降低碳排放量的關鍵環節，而燃氣與再生能源看似為當前最佳選項。

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環境與能源市場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Markets, CEEM ）提出研究報告[2]，以澳洲的國家電力市場（National Electric Market, NEM）[3]為對象，評估以燃氣與再生能源邁向低碳發電的途徑。現在制定的政策會影響往後十年──甚至更長久的能源投資決策，研究模組計算未來各種變數，分析出2030與2050年較佳的發電組合，報告建議澳洲應減少對天然氣的依賴，同時提高再生能源佔比，以降低發電成本與風險。

以往發電組合研究大多比較各發電方式的預期成本、成本風險、溫室氣體排放量等，再從中取捨。此研究則採用適於處理隨機因子的「蒙地卡羅模擬法」[4]，將未來具有高度不確定的天然氣成本、碳價格[5]與電力需求也納入考量。輸入的資訊涵蓋未來科技成本、電力需求、燃料費用、碳價格與相關影響因素，最後計算出396種2030年可行的發電組合，與66種2050年可行的方案。

主導研究的珍妮・瑞茲博士（Jenny Riesz）說：「現今澳洲東岸採用燃氣的幅度還不大，有政黨視燃氣為減低溫室氣體排放與清整電業的重要選項。」然而，在所有模擬情況中，不論於2030或2050年，仰賴天然氣發電的發電組合，其成本與風險皆比其他選擇明顯高出許多。假設有95%電力來自燃氣，費用將比只有20%燃氣的發電組合高了四成，以典型的澳洲四人家庭而言，相當每年多了五千美元的能源花費，高度仰賴天然氣的成本風險也可能提高達三倍。

澳洲作為主要天然氣出口國，但天然氣價格波動與碳價難以掌握，瑞茲說明：「國內天然氣價格與國際價格是連動的。但沒有人確切預測未來國際市場價格，以及國內價格會如何受牽連。」相較於再生能源，燃氣發電的不確定性較大、風險較高，燃氣排出的大量溫室氣體也不利達到排放減量標準。

瑞茲說，燃氣可作為備用電源，但將之作為基載電力可能會讓成本高攀，模型顯示2050年成本最低的發電組合是燃氣比例小於20%，其餘皆以再生能源發電。澳洲可以結合多元的再生能源發電如風力、太陽能光伏、水力等等，搭配既有的燃煤支援尖峰用電，便能達到減低碳排、降低電力成本與風險，而不需要額外大量投資燃氣發電。

回顧台灣的發電結構，早期電力供應以水力為主，過渡時期轉移至燃煤與石油發電，目前發電主力為燃煤（38.4%）、天然氣（31.1%）與核能（18.8%）。火力發電占比達75.2%，再生能源加上水力占比僅為4.5% [6]。澳洲可自產近九成能源，台灣卻恰恰相反，能源有98%仰賴進口燃料，除了能源成本深受國際價格波動影響，還有運輸風險，如去年七月蘇力颱風來襲，從中東運輸液化天然氣的輪船無法進港，造成天然氣存量不足，一度出現斷電、限電危機。

行政院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13出版資料計算[7]，2011年台灣碳排放量全球排名第23，人均碳排放量為全球排名第21。雖然台灣在政治層面被排除在《京都議定書》機制之外，但氣候變遷無國界，台灣也應將視角拉高一點，從整體角度討論能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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