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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幫我們做出好決定?評《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

洪靖 Ching Hung
・2014/11/09 ・8482字 ・閱讀時間約 17 分鐘 ・SR值 631 ・十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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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dge》 原書出版於 2008 年,副標題是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中文初版於隔年(2009)問市,書名即為《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2014 年再版更名為《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本文標題採用初版而非再版書名,原因詳後)。此書在美國推出時,對學界與政界影響巨大,其中一位作者 Sunstein 因為此書理念被延攬進入美國歐巴馬(Obama)政府擔任重要職務,另一位作者 Thaler 也被英國首相卡麥隆(Cameron)邀請主持政策研究小組。不過,本書極富爭議,因此引發英美社會的大辯論,不論學界、政界、或是民間都有許多堅定的反對者。有趣的是,中文版在台灣雖已出版將近五年而且再版,但除了少數幾篇書評與概念引介之外[1],大致就像石頭丟到深河裡──沒有激起什麼討論的水花。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此書再版之後,提供一個比較仔細討論,也探究此書對於台灣的意義。

Nudge 原版、中文初版與再版的封面
《Nudge》原版、中文初版與再版的封面

本書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開場:學校自助餐廳的管理人為了要讓學生吃得更健康,在不改變既定菜色的情況下,把蔬菜與低卡食物盡可能放在靠近餐臺的位置、高度也盡量與學生眼睛同高,同時把薯條之類的高卡食物放在不顯眼地方,結果學生選擇健康食物的比例大幅提高。作者把這種規劃或設計稱為 Nudge──原意是「用手肘輕推」之意,與 push(推動)和 force(強迫)不同(因此,nudge 翻譯成「輕推」會比「推力」要好,為了維持傳神的原意,本文一律採用原文 nudge)。如果管理人直接改變菜色、刪掉所有垃圾食物,那麼這不算是 nudge;或者校方直接明文禁止學生選擇垃圾食物,那麼這也不是 nudge。再舉書中一個知名例子:荷蘭 Schiphol 機場的男廁小便斗裡頭貼有一隻蒼蠅圖案,竟然有效降低男性「尿歪」的比例達高到 80%(在台灣也有類似的設計,它的原創就是荷蘭)!

Nudge 的重點在於,設計者就像是「選擇設計師」(choice architect),透過情境打造與物質安排──就像建築師設計房屋一樣──可以促進使用者做出正確的決定與舉動。作者認為,Nudge 應當成為政府思考的政策方向──如果政府希望國民生活的更健康、更快樂、有富裕的話。這也是 nudge 的背後的政治概念,作者稱之為「自由家(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這個詞一方面指向政府應當照顧與指引人民,另一方面也保留政府不侵犯自由選擇的底線。

荷蘭 Schiphol 機場男性小便斗的蒼蠅大幅提高射準。Photo credit: Vincent Lau, CC BY-SA 2.0
荷蘭 Schiphol 機場男性小便斗的蒼蠅大幅提高射準率。Photo credit: Vincent Lau, CC BY-SA 2.0

在堅定的自由經濟學派眼中,這個建議有待商榷甚至必須反對(美國尤其如此)。人類是理性的動物,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清楚自己的需求為何,為何需要政府越俎代庖?自由經濟市場是供需取得自然平衡的最佳法則,而政府的干預可能破壞市場平衡,甚至讓天平不公正地倒向某些群體,豈不危險?作者認為,這種傳統經濟學裡面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在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中早已站不住腳──我們多半只是一般人而已,不是什麼經濟人。就像許多心理學研究──例如《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暫時擱置翻譯不佳的爭議)與《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所示,人類其實有兩個系統在導引思考與動作,一個反應很快,有點像是直覺(名為自動系統),例如我們不假所思地躲開迎面而來的一顆球;另一個反應較慢,經過刻意地思考與計算(名為省思系統),例如我們考慮要走哪一條路去大賣場。當我們使用母語的時候,通常就是依靠自動系統,但當使用外語(如英文)的時候,則多半是省思系統主導(除非久居國外已經非常熟練當地語言)。又例如,當飛機大力搖晃時,自動系統會在腦中響起「完蛋了,我要死了」聲音,並且使你緊張盜汗,但省思系統卻會告訴你「根據統計飛機失事率極低,可以安然度過的」,讓你平靜不至於站起來尖叫。雖然自動系統可以幫助我們迅速做出反應(這在演化上具有優勢),但卻容易犯錯,尤其是當情況變得複雜的時候;而省思系統雖然可做出正確決定,卻需要大量資訊、經驗、與練習,當然也耗費很多時間。不幸的是,根據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人類經常依靠自動系統來理解事情與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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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國語言聽說讀寫都會比較緩慢,因為並非自動系統主導 (Photo credit: Sarah Ross, CC BY-NC 2.0)
使用外國語言聽說讀寫都會比較緩慢,因為並非自動系統主導
(Photo credit: Sarah Ross, CC BY-NC 2.0)

書中列舉許多已被證實普遍存在的認知謬誤,本文在這裡舉例比較有趣的幾個。(1)人類對於日常生活中風險的感受,通常和對於該事件的認識印象有關。例如,我們擔心空難通常遠遠超過擔心車禍,但實際上後者死亡率遠遠高於前者,我們會這麼想只因為對前者的印象比較深刻;或者美國民眾大多相信龍捲風比氣喘更容易造成死亡,然而實際上後者致死率是前者的二十倍,而大眾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前者造成死亡的意象比較鮮明。(2)人類常有「嫌惡損失」(loss averse)的特性。例如,班上的一半學生獲贈馬克杯,老師鼓勵這群學生將馬克杯賣給另外一半同學,可是多少錢他們才願意賣呢?平均願意出售的價格是馬克杯原價的兩倍。即使馬克杯是免費獲得的,售出可以馬上賺進本來就沒有的現金,但卻幾乎沒有學生願意這麼做,因為在心理上,失去的痛苦往往超過獲得的快樂。(3)人們的回答經常受到問題架構的影響。例如,當你選擇是否接受一個高難度手術,醫生告訴你「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患,五年內有九十人還活著」,跟告訴你「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患,五年內有十人去世」,哪一個會讓你比較願意簽署術同意書?這兩個問題內涵完全相同,但根據統計,收到第二種問題的人比較不願意進開刀房。(4)對於未來過於樂觀──其實只要看看多少工程沒有在預期時間內完工,還有我們多常想要認真運動一個星期最後還是變成看電視吃零食,就知道這個謬誤有多常見了。

這些謬誤有時候很輕微,對生活影響不大,但問題在於,一旦這些謬誤在我們面對重要決定──例如投票給哪個人、要不要動手術、是否買保險、簽不簽器官捐贈卡──發揮作用時,那怎麼辦?我們會犯下多少錯誤?又會造成多大影響?作者用這例些子,主要是想「簡單分析人性的弱點,現代人都很忙碌,這個世界又很複雜,人們面對許多事情通常無法一一深思熟慮再做決定,於是只好採取經驗法則──有時卻會因此迷失方向。正因為太忙碌,能夠專注的範圍又有限,人們通常不會去思考同一個問題若換個方式陳述,自己得答案是否也會跟著不同。然而人是可以可輕推的,在我們看來這才是最重要的。」(頁 54)。換句話說,作者認為,如果人類不是理性的動物、如果人類有許多認知謬誤,加上客觀條件不允許人們延後決定或推遲行動(生活還是要過下去),那麼 nudge 無疑是一個理想的作法。對於本文的論證來說,人類謬誤正是「正當化」(justify) nudge 的最重要根據。

你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卡嗎? (Photo credit: 陳年, CC BY-NC-SA 2.0)
你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卡嗎?
(Photo credit: 陳年, CC BY-NC-SA 2.0)

那麼,可以如何 nudge?作者也在書中提供許多策略和建議(有些已經實行),在此本文僅列舉一二(略過金融操作的例子,因為筆者不熟悉金融事務)。(1)提供立即反饋:例如在跑步機上顯示熱量消耗表,讓我們不必等到運動三天之後站上體重機才知道結果,而是可以直接看到消耗的卡路里,這可以鼓勵我們持續運動;或者,調高電價或許可以促進用戶節能,但一個附在家中牆壁上的耗電計量器──指標是電費而不是電量──可能更有效果,畢竟電費總是要到月底收到帳單才知道。(2)避免預期錯誤:例如女性避孕藥正常來說要吃三週停一週,但是人們常常忘記,因此乾脆將避孕藥做成二十八天份──前三週是正常藥,後一週是安慰劑,讓人們可以依賴自動系統──習慣成自然──每天一顆,而不必設定鬧鐘提醒自己停藥和吃藥;或者,現在許多提款機都要提款人先取回卡片之後才吐出現金,正是因為早年都是先領錢再取卡,導致許多提款人就把卡片留在機器上,所以後來的程式設計才改變順序。(3)設定預設值(default):這個策略在軟體產業很常使用,例如安裝 Microsoft Office 的時候,假若要我們一項一項選擇什麼要裝什麼不裝,那麼我們肯定煩死或者根本不知道怎麼選,但好在有一個幫我們勾選好的「一般安裝」;或者,在公共政策上有人主張器官捐贈的預設值應該是「是」,不願意捐贈者再選擇退出(opt-out),因為根據研究,這確實能夠有效提高捐贈比率,背後的原因是,人們在面對這種比較重大的抉擇時,通常不願意做出決定或者傾向拖延(然後往往沒做決定)。不過,有論者認為預設同意過於侵犯個人意願,因此建議採用「強制選擇」:例如要求人們必須決定是否願意捐贈器官之後才可以領取駕照。但,無論是哪一種方式,其實都意在克服人類天性的缺陷,也都是一種 nudge。(4)物質限制──如果想要減重,就把家裡餐具換上小一點 size 吧!研究證實,碗盤越大,人們就會不自覺地吃得越多。

做成二十八天份的女性避孕藥,其中七天其實是安慰劑 (Photo credit: Selbe B, CC BY-NC-ND 2.0)
做成二十八天份的女性避孕藥,其中七天其實是安慰劑
(Photo credit: Selbe B, CC BY-NC-ND 2.0)

人類在決策與行動時帶有不少天性上的弱點,這在行為經濟學來說並非新鮮事。設計師透過物質安排有效引導人們行為,在設計領域來說也不是新點子。但,此書之所以引起注目,是因為結合兩者之後賦予一個普遍化的 nudge 概念,並且主張政府可以運用 nudge 作為公共政策。也正因為如此,nudge 可以說碰觸到了自由民主主義者(liberal democrats)的地雷。即使作者一再強調 nudge 的運用必須基於自由家長制的框架,也就是無論如何保持人們以極低成本選則退出的自由,但仍然無法讓自由民主主義者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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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作者面對質疑並非沒有準備,書中第十五章就試圖回應各種反駁意見。例如,有人認為一旦我們接受政府自由家長式的 nudge,政府很有可能越撈越過界,大肆干擾與指導人民生活,逐步趨近極權統治,不過,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滑坡謬誤」,其實沒有真正反駁書中提出的建議與概念。再者,有也人擔心 nudge 是否會淪為一種操縱( manipulation)──如果我們做出選擇是因為某個連我們都不知道的 nudge,難道這不是一種政府對於人民的無形控制嗎?為了因應這個問題,作者提出「透明度」原則,亦即所有 nudge 作為都需要開誠布公、揭露資訊,以便人民進行監督(這其實和民主政治無甚差異)。最後,最重要的一點,即作者認為大部分的憂慮都可以在「低成本退出 nudge」的前提下降低或消失──如果人民可以輕易選擇退出政府的政策方向,那麼其實不需要擔心政府的 nudge 成為強力的統治工具。

從書中的許多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nudge 實為相當有用的策略和工具,nudge 的概念也因為此書逐漸成為西方政府的政策重心之一。不過,本文認為,雖然作者對於各種質疑的回應在實務上算是令人滿意或至少可以接受,但在理論上其實仍待深耕。原因在於,那些焦慮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是西方文化中人類對於自身 autonomy (自主、自治)的定位。哲學家康德(Kant)認為,人類最珍貴的資產就是理性,人類行為是否合宜、思考是否合理,端看我們是否能獨立地妥善運用這個理性──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也應該依據本性、不受污染地運用理性做出判斷。這種康德式(Kantian)人類主體,成為啟蒙時代以降的基礎假設,整個文化習慣與政治制度都建立在這個假設之上。

因此,「個人」成為社會的主要組成,任何對於個體 autonomy 的侵犯都須要被質疑、被檢查,而政府的設立是為了保障各種基本的個體自由,除此之外,政府對於人民干預應該越少越好,因為原則上沒有任何人能夠知道或理解另一個人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多元文化的基礎)。個人可以自主,而團體可以自治,這正是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必須相互尊重彼此。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一再證明人類其實相當脆弱(vulnerable)──不是理性的動物──的時候,關於個體 autonomy 的預設以及建立其上的理論就開始面臨瓦解。換句話說,nudge 之所以引發「不民主」的反彈聲浪(有的甚至把作者之一 Sunstein 譽為「全美最危險的男人」),正是因為大家難以接受我們並非那種康德筆下可以不受干擾、自由做出判斷的人類個體。如果作者不能積極討論 nudge 對於 autonomy 的意義,那麼反對 nudge 的聲浪就不可能停息,甚至可能越來越大〔2〕。

自由牌衛生紙:英國人對於政府管太多的諷刺 (Photo credit: rUssEll shAw hIggs, CC BY-NC-ND 2.0)
自由牌衛生紙:英國人對於政府管太多的諷刺
(Photo credit: rUssEll shAw hIggs, CC BY-NC-ND 2.0)

Nudge 不只受到英美政府的歡迎,此風近年也逐漸吹進歐洲,例如荷蘭政府就在今年(2014)舉辦 nudge 政策的討論會,當然也引起不少辯論〔3〕。相較之下,引進此書在台灣的效果可以說是平靜無波。為何如此?一旦明白 Nudge 一書在西方社會引爆爭議的原因,我們也就不難推測 nudge 在台灣缺乏辯論的原因。這可以分為學界民間兩個層面來看。台灣學界一向受到西方理論的深入影響,因此此書兩個本版的學者導讀都提出類似西方反對者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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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導讀(政大商學院李瑞華教授撰)中「影響力愈大的『選擇設計師』,濫用其影響力的風險愈高」的文字即顯示了類似的擔憂,而初版導讀(中研院經濟所朱敬一教授撰)更是明白表達對於 nudge 的反對,認為 「比較能夠接受的輕推,是一種觀念、一種提醒,而不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哲學。讀者若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閱讀,當然就能夠避開前述的『操控』的危險。」(頁 8)〔4〕

不過,除了這兩篇之外,就很難找到學界相關討論了。原因為何?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行為經濟學在台灣仍屬年輕學科,所以相關學者與學生並不太多,在網路上找得到的中文行為經濟學作品也多屬引介性質〔5〕。另一個原因,我猜測或許與台灣學界的風氣有關:我們在許多西方學說預設上的堅持有時甚至超過這些學說的原生地,這使得我們在某些議題上顯得更為「基進」──例如對自由的堅持與對權力的反抗(當然,這有其歷史淵源)〔6〕。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西方理論預設的挑戰反而不容易被看見,或者,有時候直接被視為無效果或無意義的反對──「普世價值有什麼好反對的?」──因此沒有必要給出立即的回應〔7〕。

在民間,nudge 雖然同樣沒有什麼討論,但理由可能與學界完全相反──民間相當熟悉也習慣政府的 nudge。家(父)長制(paternalism)──nudge 的基礎之一──一直是政治學對於亞洲/中國治理文化的定位。這當然與儒家傳統極其相關,在這種體系中,在上位者有責任照顧人民、帶領人民前進,換句話說,統治者要像爸媽愛護與提攜孩子一樣對待人民。這就是為何多數民眾仍然認為鄉鎮縣市長是「地方父母官」,而即使學界普遍不認同蔣經國時代的極權治理,但民眾仍會在國家經濟與社會狀況不佳時(例如近期的食安風暴)緬懷與期待蔣經國這種政治強人。不得不說,學界與民間其實存在著某種斷裂。當學界專注探討與深耕西方理論和精神時,傳統文化仍在民間生活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

這就是為何,當有孩童未注意警告標示跳進河裡戲水以至於不幸喪命,家長與輿論總是在第一時間指向政府,認為政府的警告標示不夠清楚,或者沒有安排管理人員,甚至要求任何(危險)水域都應該裝設欄杆圍籬。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渠道四處可見的荷蘭只有很少欄杆作為阻擋,但台灣的風景區則不乏這些「岸邊扶手」。換句話說,台灣民間並不反對政府 nudge,甚至是期待 nudge──只要這些 nudge 能夠確保民眾身家財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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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的沿岸其實看不太到欄杆或圍籬(作者拍攝於荷蘭 Almere)
荷蘭的沿岸其實看不太到欄杆或圍籬(作者拍攝於荷蘭 Almere)

姑且不論家(父)長制傳統就學理而言是好是壞,但至少目前的狀態表示 nudge 的概念在台灣大有可為。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做得不錯的設計(即使設計之初並沒有 nudge 的概念作為支撐),例如:高鐵與捷運的月台地面通常貼有排隊引導線,這些引導線並沒有強迫乘客排隊等候上車,但顯然發揮了塑造秩序的作用。相反地,臺鐵的月台很少看到這樣的排隊引導線(這倒是跟荷蘭一樣),所以臺鐵的上車狀況總是令人不敢恭維。另外,與其做盡各種宣導教育要人民減少開車以達節能減碳、遵守交通規則以維交通安全,何不減少車道寬度──台灣車道多數採用美國規格,比起歐洲一般道路大上不少──來促使民眾購買小車並且降低行駛速度?再例如,酒駕一直是台灣社會痛恨的車禍肇因,比起耗時耗力的隨處臨檢,何不讓每一輛車都安裝「酒精鎖」,讓酒精濃度超標的駕駛無法發動車輛?這個概念其實內政部在 2012 年就曾經提出,但不知為何至今似乎仍無下文。雖然這個作法不一定能完全防堵酒駕(但又有什麼方案可以?),但在技術早已可行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個節省成本又有效果的 nudge。Nudge 在台灣有許多應用的空間與機會,也不像在西方社會──至少就民間而言──容易引起反彈,因此政府應當好好思考如何善用 nudge 來讓國民生活得更環保、更健康。

高鐵乘客守秩序排隊,多虧月台上貼的排隊引導線 (Photo credit: Yu-Cheng Chuang, CC BY-NC 2.0)
高鐵乘客守秩序排隊,多虧月台上貼的排隊引導線
(Photo credit: Yu-Cheng Chuang, CC BY-NC 2.0)

此書深入淺出、易讀易懂,能夠翻譯出版,無疑是台灣讀者的一大福音。不過,此書的中文譯名始終不讓人滿意。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整本 Nudge 其實聚焦在公共政策與政府作為,著重的是團體生活的共善,而不是個人偏好的優先──在 nudge(與行為經濟學) 的討論裡,這兩者常常是衝突的。但是,中文書名卻強調個人層次。初版的《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出現「你」字,而這在英文書名中並沒有對應字眼。再版的《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 更為誇張,還多了一個「每個人」,把 nudge 弱化或偏化在個人層次的互動和較勁。這種意象無疑會加深台灣學界對於設計者掌權的擔憂──「誰」是設計建築師?「誰」可以影響人們的行動?「誰」被允許這麼做?──進而忽略 nudge 對於共同生活的意涵。

總的來說,面對 nudge 及其紛爭,我們必須追問:如果我們接受法律限制人們的作為,為什麼我們需要擔心 nudge 對於個體自由的干預?如果我們認為教育是合理形塑大眾的方式,為什麼 nudge 就顯得難以接受?更符合台灣脈絡的問題是:nudge 背後的家(父)長制是我們需要擔心的嗎?nudge 是不是在台灣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如果是的話,我們可以怎麼做?唯有仔細考慮這些問題,一個極富價值的理論,才有在台灣成熟、轉化、與獲得應用的可能。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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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書評有〈決定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推力(Nudge)〉〈Nudge〉、與〈推出你的影響力:改善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決策方式〉;概念引介則有〈節能行為的「推力」〉〈透過推力來達成目標〉、與〈1分鐘帶你認識綠色心理學:「Nudge」〉。在台灣期刊資料庫中,幾乎找不到學術文獻。
  2. 西方關於 nudge 的討論方興未艾,只要簡單上網搜尋一下 nudge 就可以看到許多相關報導、評論、以及回文。
  3. 更多訊息請見 Nudge: The Real Ethical Debate? 一文。
  4. 不知道初版與再版的導讀不同的原因與用意為何。
  5. 例如謝明瑞(2007),〈行為經濟學理論的探討〉。《商學學報》 15: 1-46。以及陳恭平(2009),〈人非聖賢:簡介行為經濟學〉。《文社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4): 16-28。謝文中提及,行為經濟學在西方學界受到重視也是在早期開創者 Daniel Kahneman 與Vernon Smith 獲得 200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才開始;而陳文則被放在「前瞻學術議題深入報導」這個系列專題當中。當然,兩篇文章至今都是不超過十年。
  6. 朱敬一也曾為文指出經濟學界也有不少學者把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市場」假設奉為圭臬、基本教義化。請見〈鸚鵡是台灣經濟政策的「害蟲」〉
  7. 其實這多少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相符。在 Nudge 出版之前,我就在 2009 年的碩士論文提出「用設計導引人們從事環保行為」的看法,強調設計者必須導引使用者去做對的事情,而不能只是順應使用者偏好。雖然沒有使用 nudge 這個概念,但核心意涵其實與 nudge相去不遠。在不同場合報告這個看法,往往收到幾種回應:「精英主義」、「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人們自發的環保行為才是真正的環保行為」、或者直接相應不理。關於我的論點,比較簡短的版本請見〈科技、環境與社會:重新思考綠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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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靖 Ching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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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子科學轉向歷史學再跑到社會學最終棲身哲學但始終很關心技術與科學的假研究者真部落客,現職〔社技哲學〕部落格站長順便擔任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 技術哲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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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衛生紙」開始的環保行動:一起愛地球,從 i 開始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2/03 ・1592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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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也曾在抽衛生紙的瞬間,心頭閃過「這會不會讓更多森林消失」的擔憂?當最後一張衛生紙用完,內心的愧疚感也油然而生……但先別急著責怪自己,事實上,使用木製品和紙張也能很永續!只要我們選對來源、支持永續木材,你的每一個購物決策,都能將對地球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氧化碳是「植物的食物」:碳的循環旅程

樹木的主食是水與二氧化碳,它們從空氣中吸收二氧化碳,並利用這些碳元素形成枝葉與樹幹。最終這些樹木會被砍伐,切成木材或搗成紙漿,用於各種紙張與木製品的製造。

木製品在到達其使用年限後,無論是被燃燒還是自然分解,都會重新釋放出二氧化碳。不過在碳循環中,這些釋出的二氧化碳,來自於原本被樹木「吸收」的那些二氧化碳,因此並不會增加大氣中的碳總量。

只要我們持續種植新樹,碳循環就能不斷延續,二氧化碳在不同型態間流轉,而不會大量增加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總量。因為具備循環再生的特性,讓木材成為相對環保的資源。

但,為了木製品而砍伐森林,真的沒問題嗎?當然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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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吸碳到固碳的循環

砍對樹,很重要

實際上,有不少木材來自於樹木豐富的熱帶雨林。然而,熱帶雨林是無數動植物的棲息地,它們承載著地球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當這些森林被非法砍伐,不僅生態系統遭到破壞,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黃碳,也就是那些大量儲存在落葉與土壤有機質中的碳,會因為上方森林的消失重新將碳釋放進大氣之中。這些原本是森林的土地,將從固碳變成排碳大戶。

不論是黃碳問題,還是要確保雨林珍貴的生物多樣性不被影響,經營得當的人工永續林,能將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是紙漿和木材的理想來源。永續林的經營者通常需要注重環境保護與生態管理,確保砍下每顆樹木後,都有新的樹木接續成長。木材反覆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成,因此不用再砍伐更多的原始林。在這樣的循環經營下,我們才能不必冒著破壞原始林的風險,繼續享用木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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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保你手中的紙張來自永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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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FSC 與 PEFC 標章只是第一步,你還可以在購物時認明家樂福的「從 i 開始」價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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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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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後,我們將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臺灣的淨零轉型之路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4/19 ・6308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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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迎接我們的是什麼樣的未來?

想像 30 年後,生活將發生什麼改變?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針對能源、產業、生活與社會轉型提出多項政策,倡導人們逐步展開淨零新生活。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臺灣淨零科技研發政策建議書》諮詢委員──中研院經濟研究所蕭代基兼任研究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從與生活最貼近的經濟及社會政策出發,深入剖析臺灣如何在淨零路徑上穩健前行。迎接我們的是什麼樣的未來?一起來關心!

2022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 COP27 綠區(Green Zone)場館一隅。圖/UNclimatechange

時間來到 2050 年,一覺醒來,生活將發生什麼改變?望向窗外,鄰居的屋頂架設了太陽能板,馬路上一輛輛電動車川流不息。打開衣櫃,穿上隨租隨送的流行服飾。走進早餐店,煎台上的人造雞肉散發迷人香氣。打卡進辦公室,充滿朝氣的一天在高強度木竹構造大樓展開,固碳的木竹建材來自永續經營的森林。

上述情景啟發自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淨零生活藍圖」,究竟什麼是「淨零」(Net zero)?推動的原因為何?又將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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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風潮席捲全球,臺灣該如何因應挑戰?

在解開「淨零」謎團之前,我們先來看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 2018 年公布的全球暖化特別報告,當中預測 2030 年左右,地球表面均溫將比工業革命前高出 1.5℃。

如不在 2030 年前有效減碳、發展生質能源與除碳技術,並在 2050 年左右達到「淨零排放」,將引發更劇烈的極端氣候、糧食與水資源短缺、海平面上升等危機,嚴重威脅全人類與自然萬物的生存。

4 種不同情境的模型皆指出,2030 年左右需大量減碳,並在 2050 年左右達到淨零排放,方可避免溫升超過 1.5℃ 引發的不可回復危機。本圖橫軸指年代;縱軸指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不是溫室氣體(GHG)。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Figure SPM.3B, IPCC, 2018, Special report Global Warming of 1.5°C.

「淨零排放」指的是,在特定時間內,人為產生的溫室氣體(主要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人為移除量相互抵消,達到「淨零」目標。

為此,全球掀起一股淨零風潮,其中以 1994 年生效、多達 197 個締約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最具指標性,各國領袖定期出席氣候變遷大會,做出減碳承諾,簽定了「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等重要協議。

臺灣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也無法置身事外,隨著各國紛紛祭出碳邊境稅、綠色供應鏈等政策,出口導向的臺灣必須盡快做出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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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棘手問題是,臺灣的慣用能源、主要產業多偏向高碳排、高耗能、高汙染性質,養成高度碳鎖定的褐色經濟體質。產出的低附加價值商品,使勞工的薪資水準難以提升,生產過程造成的環境汙染更會損害人民健康。

淨零轉型政策有助挽救瀕臨崩潰的地球環境,更是臺灣百年難得一遇的經濟綠色轉型契機!

2022 年 3 月 30 日,在眾人的期盼下,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了「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預計在 2030 年前編列約 9 千億預算,執行能源、產業、生活、社會四大轉型策略,以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礎,並輔以十二項關鍵戰略,計畫於 2050 年與世界同步邁向淨零目標。

然而,比較可惜的是,當中並沒有納入「碳定價」制度,也沒有針對「社會公正轉型」提出細緻的規劃,這些都是推動產業轉型、兼顧民眾權益的重要政策。

有鑑於此,中央研究院召集各界專家研擬《臺灣淨零科技研發政策建議書》,其中〈經濟與社會促成因素〉一章由多位經濟與社會學者集思廣益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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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經濟研究所蕭代基兼任研究員、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就經濟與社會政策提出建言。究竟臺灣的產業現況如何?有哪些推動淨零的誘因工具?如何降低淨零轉型對民生的衝擊?

我們必須先面對什麼問題?

臺灣現在比較大的難題是,我們是高碳排的國家。根據臺大風險中心的調查,2019 年臺灣十大溫室氣體排放企業中,有 6 家是石化業、2 家是鋼鐵業,排放總量約 1.034 億公噸,約佔當年度全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36.05%。

雖然現在畫出淨零排放路徑,2020 年也宣示發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還是要以 2050 年為新目標,盤點臺灣產業正面臨的困境與價值。

例如石化業除了要思考如何解決高碳排問題,還需討論要留下什麼價值?畢竟在短鏈經濟時代,石化業是各國關注的戰略產業。否則就要形成區域的經濟聯盟,透過各國的資源交換來維持經濟發展。這都有賴針對產業現狀進行問題盤點,才能討論未來的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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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田教授指出,臺灣 2050 淨零轉型的首要工作:盤點國內產業的困境與價值。圖/研之有物

如何兼顧淨零轉型與產業發展?

我國政府長期的產業政策在於幫助產業降低生產成本,因此將許多能源價格維持得很低。例如汽油價格調整的原則之一是保持「亞洲鄰國最低價」,讓業者用較低的成本生產物美價廉的商品,保有與他國競爭的優勢。

然而,長年的低價策略卻導致賺得利潤、附加價值也連帶偏低,而附加價值內很大一塊便是薪資,因此人民的薪資水準難以提升,跟過度的產業保護政策脫不了關係。

國家與產業競爭力大師 Michael Porter 在 1991 年提出「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他觀察 1970 年代以來,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的環保政策對產業的影響,發現嚴格的環保政策能促使產業創新,不但減少污染,還能提高生產效率與競爭力。

所謂溫室裡的花朵沒有競爭力,有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一處佔地廣闊的人造溫室「生物圈二號」(Biosphere 2),宛如另一個自給自足的地球。溫室裡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樹木,從小到大沒碰過風,導致枝條橫向生長且越來越長,最後支撐不住、硬生生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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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存在各種壓力,會讓樹木為了生存而長得更堅韌。環保政策就是外在壓力,能促使產業思考,如何在環保與減碳成本增加的情況下,發展新的競爭優勢。

蕭代基教授分析,臺灣產業政策所導致的結構性問題,並舉「波特假說」說明嚴格的環保政策有助產業發展新競爭優勢。圖/研之有物

徵收碳費,但不徵收碳稅——差別是什麼?

國際上常見由政府制定「碳定價」措施,包含:碳稅費、能源稅、碳排放交易等制度,能讓氣候暖化的外部成本轉化成需付費的內部成本,促使企業主動減少碳排量。

我國政府預計 2024 年開始向排放者徵收「碳費」,而原訂徵收的「碳稅」則因財政部有重複課徵疑慮而暫緩。究竟碳費、碳稅有何差別?

首先,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皆是針對化石能源、商品或服務所產生的碳排放量來課稅,目的為促使排放者自願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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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處在於徵收機關與用途限制,碳稅由財政部徵收,用途沒有特別限制,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一部分;碳費則由環保署徵收,只能專款專用於相關污染防治。

註:受限於大法官釋字第 426 號,環保署徵收各種污染防制費,應專供該種污染防制使用。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蕭代基)

照理來說,政府收「費」是為了提供服務,例如收垃圾處理費是為了幫民眾處理垃圾。然而,如今徵收目的是要促使排放者自願減量,為了降低成本壓力,轉而從事綠色投資以推動產業轉型。不應該由政府收了錢去幫排放者做減量,因為政府做不到、也做不好減排!

建議未來要課徵「碳稅」,而不是只收「碳費」。因為碳稅的用途不受限制,能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促使排放者肩負起減碳責任。同時也要完善碳排放交易機制,讓業者可以交易總量管制下的排放額度,增加減碳誘因。

善用「森林碳匯」,不只減碳,更要除碳!

政府除了利用各種政策工具促成排放者主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還要鼓勵大家移除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才能達成淨零排放。

現行除碳技術主要有:生物質吸收、自然界無機化學反應、大氣中直接移除。當中最便宜的除碳技術就是「森林碳匯」,透過新植造林、更新造林、永續森林經營,讓植物與土壤發揮固碳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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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有多達 60% 土地是森林,應將森林視為再生資源,經營「永續林」。政府可用除碳費帶頭收購森林碳匯,讓業者有誘因將農地改成林場,並在樹木最佳固碳年齡時砍下,同時種植一批新樹,收穫的木材應拿去製成可持久利用的家具和建材。

假設輪伐期是 60 年,我們就能循環經營 60 座森林。而森林生長的過程,對空氣品質、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等都有莫大好處。

過去 30 年來,政府推行國有林禁伐政策,讓森林健康及永續林經營受到很大限制,連帶影響森林碳匯的預估值。

行政院在「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中,規劃碳匯將從 2019 年 21.4 百萬公噸成長到 2050 年 22.5 百萬公噸,等於 30 年來只成長 1.1 百萬公噸的碳匯量,是相當保守的做法。如改成經營永續林,加入造林誘因及持久利用木材,應可增加更多碳匯量。

「森林碳匯」是最便宜的除碳技術,臺灣多達 60% 土地是森林,如改成經營永續林、由政府帶頭收購碳匯,有潛力吸引業者投入造林、增加碳匯量。圖為林業盛行一時的阿里山,如今只留下公共藝術追憶過往的林業發展史。圖/研之有物

如何落實淨零轉型政策?

淨零轉型政策的研擬需仰賴「社會強健性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意指在生產跨領域、高度複雜的政策時,必須讓各領域專業人士參與,賦予政策強健的知識基礎。

英國早在 2008 年依據《氣候變遷法》(Climate Change Act)成立「氣候變遷委員會」,這是一個獨立的監督機關,由自然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組成,有權編列各部會的減碳預算、審查減碳計畫,再送交國會複審。

如成立監督機關行不通,可參考歐盟成立「氣候諮詢委員會」,雖然沒有審核碳預算的職權,卻具備監督和專業諮詢的智庫功能。

我國行政院預計將淨零排放督導工作交給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但為了強化執行力道與效率,建議行政院建立具備預算權的「氣候會報」,由行政院長總指揮各部會,畢竟氣候變遷是需要跨部會一起解決的問題。

此外,還要建立鼓勵公民參與的「轉型行動溝通平台」,當中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各領域學者、文史工作者、非營利組織等各方人士。先由政府提出政策、廣邀各界參與討論、檢視現況與問題,最後回饋意見並調整政策方向。

轉型行動溝通平台運作程序。圖/研之有物

碳定價政策可能導致減碳成本被納入生產成本,造成民生物價上漲,建議採取什麼配套措施?

2023 年初修法通過的《氣候變遷因應法》有條文提到:「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中立原則」意指,推動新的稅費機制時,為了不增加人民負擔,會從其他地方減稅,或將新增的碳稅費收入還給人民,使得政府總稅收不增不減。

建議還稅於民的措施加上排富條款,將這筆錢集中移轉給低所得者,有助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提升民眾對政策的支持。

應執行還稅於民措施的原因在於,碳稅費是有累退性質的間接稅,會讓所得分配惡化。因為高所得者新增的碳稅費稅負佔所得的比例遠小於低所得者,而且低所得者的有限收入大部分用於民生消費,易受碳稅費引發的物價上漲影響。這就是為什麼要將稅收拿來彌補低所得者增加的花費。

適應淨零新生活的方法

如果擔心影響民生物價,民生用電可制定徵收級距、或暫緩調漲,但工業界的電價沒道理不調漲!這樣的整體思維將擱置臺灣的轉型進度。

事實上,臺灣現階段非常緊張,整個能源轉型進度遲滯,跟不上國際要求的 2030 年減碳 55% 進度,也難以因應各國祭出的碳邊境稅、綠色供應鏈等政策。

因此,業界現在多不會反對淨零轉型政策,反而希望政府趕快制訂規則,業界盡快配合調整內部作業。但目前政府考量民眾觀感,不敢大動作調漲能源價格、推動碳定價政策。

制定改變民眾習慣的政策時,應採取「行動取向的制度主義」,循序漸進設計出人民容易遵守的規定。

以限塑政策為例,從量販店、便利商店、飲料店等開始停供免費的塑膠袋與塑膠餐具,如自備環保餐具可享有優惠,逐漸養成民眾自備環保杯、購物袋的習慣。

淨零轉型政策相對來說更敏感,例如很多弱勢家庭為了省電費,晚上讓孩子到便利商店唸書,或只買得起耗電的二手家電,這些都需納入政策考量,可廣邀企業投身公益,和政府一起補貼弱勢家庭更換節能家電。

限塑政策依循「行動取向的制度主義」,制定民眾容易遵守的規定,養成自備環保杯、購物袋的習慣。圖/Unsplash

留給下一代「零碳未來」

你可能覺得淨零轉型議題遙不可及,但淨零排放路徑告訴我們,只剩不到 30 年的時間守住 1.5℃ 溫升防線,而臺灣起步的時間較他國晚了許多,更要急起直追落後的進度,否則我們將錯失產業轉型契機,承受大自然更殘酷的反撲。

根據臺大風險中心 2020 年民調顯示,臺灣民眾對能源轉型政策的公平性、計畫性、迫切性,平均感受只有 3.83 分,且獲知能源訊息頻率以「一年一次或很少聽到」的 25.5% 最高,顯示政府尚需加強宣導淨零觀念,將零碳理念紮根於教育,提升社會對永續價值的認同。

好消息是,62% 民眾接受因推動能源改革而調漲電價,56.7% 民眾可接受因徵收碳稅而調整油價。整體看來,約一半的民眾願意配合加稅與漲價來節能減碳,雖然多數能接受的幅度不大(約 1-5%),但已是好的開始。

淨零排放路徑的公布只是一個開端,尚需建構完善的治理框架以促成公私協力,許自己與未來世代一個零碳未來!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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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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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幫我們做出好決定?評《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
洪靖 Ching Hung
・2014/11/09 ・8482字 ・閱讀時間約 17 分鐘 ・SR值 631 ・十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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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dge》 原書出版於 2008 年,副標題是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中文初版於隔年(2009)問市,書名即為《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2014 年再版更名為《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本文標題採用初版而非再版書名,原因詳後)。此書在美國推出時,對學界與政界影響巨大,其中一位作者 Sunstein 因為此書理念被延攬進入美國歐巴馬(Obama)政府擔任重要職務,另一位作者 Thaler 也被英國首相卡麥隆(Cameron)邀請主持政策研究小組。不過,本書極富爭議,因此引發英美社會的大辯論,不論學界、政界、或是民間都有許多堅定的反對者。有趣的是,中文版在台灣雖已出版將近五年而且再版,但除了少數幾篇書評與概念引介之外[1],大致就像石頭丟到深河裡──沒有激起什麼討論的水花。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此書再版之後,提供一個比較仔細討論,也探究此書對於台灣的意義。

Nudge 原版、中文初版與再版的封面
《Nudge》原版、中文初版與再版的封面

本書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開場:學校自助餐廳的管理人為了要讓學生吃得更健康,在不改變既定菜色的情況下,把蔬菜與低卡食物盡可能放在靠近餐臺的位置、高度也盡量與學生眼睛同高,同時把薯條之類的高卡食物放在不顯眼地方,結果學生選擇健康食物的比例大幅提高。作者把這種規劃或設計稱為 Nudge──原意是「用手肘輕推」之意,與 push(推動)和 force(強迫)不同(因此,nudge 翻譯成「輕推」會比「推力」要好,為了維持傳神的原意,本文一律採用原文 nudge)。如果管理人直接改變菜色、刪掉所有垃圾食物,那麼這不算是 nudge;或者校方直接明文禁止學生選擇垃圾食物,那麼這也不是 nudge。再舉書中一個知名例子:荷蘭 Schiphol 機場的男廁小便斗裡頭貼有一隻蒼蠅圖案,竟然有效降低男性「尿歪」的比例達高到 80%(在台灣也有類似的設計,它的原創就是荷蘭)!

Nudge 的重點在於,設計者就像是「選擇設計師」(choice architect),透過情境打造與物質安排──就像建築師設計房屋一樣──可以促進使用者做出正確的決定與舉動。作者認為,Nudge 應當成為政府思考的政策方向──如果政府希望國民生活的更健康、更快樂、有富裕的話。這也是 nudge 的背後的政治概念,作者稱之為「自由家(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這個詞一方面指向政府應當照顧與指引人民,另一方面也保留政府不侵犯自由選擇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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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Schiphol 機場男性小便斗的蒼蠅大幅提高射準。Photo credit: Vincent Lau, CC BY-SA 2.0
荷蘭 Schiphol 機場男性小便斗的蒼蠅大幅提高射準率。Photo credit: Vincent Lau, CC BY-SA 2.0

在堅定的自由經濟學派眼中,這個建議有待商榷甚至必須反對(美國尤其如此)。人類是理性的動物,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清楚自己的需求為何,為何需要政府越俎代庖?自由經濟市場是供需取得自然平衡的最佳法則,而政府的干預可能破壞市場平衡,甚至讓天平不公正地倒向某些群體,豈不危險?作者認為,這種傳統經濟學裡面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在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中早已站不住腳──我們多半只是一般人而已,不是什麼經濟人。就像許多心理學研究──例如《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暫時擱置翻譯不佳的爭議)與《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所示,人類其實有兩個系統在導引思考與動作,一個反應很快,有點像是直覺(名為自動系統),例如我們不假所思地躲開迎面而來的一顆球;另一個反應較慢,經過刻意地思考與計算(名為省思系統),例如我們考慮要走哪一條路去大賣場。當我們使用母語的時候,通常就是依靠自動系統,但當使用外語(如英文)的時候,則多半是省思系統主導(除非久居國外已經非常熟練當地語言)。又例如,當飛機大力搖晃時,自動系統會在腦中響起「完蛋了,我要死了」聲音,並且使你緊張盜汗,但省思系統卻會告訴你「根據統計飛機失事率極低,可以安然度過的」,讓你平靜不至於站起來尖叫。雖然自動系統可以幫助我們迅速做出反應(這在演化上具有優勢),但卻容易犯錯,尤其是當情況變得複雜的時候;而省思系統雖然可做出正確決定,卻需要大量資訊、經驗、與練習,當然也耗費很多時間。不幸的是,根據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人類經常依靠自動系統來理解事情與做出決定。

使用外國語言聽說讀寫都會比較緩慢,因為並非自動系統主導 (Photo credit: Sarah Ross, CC BY-NC 2.0)
使用外國語言聽說讀寫都會比較緩慢,因為並非自動系統主導
(Photo credit: Sarah Ross, CC BY-NC 2.0)

書中列舉許多已被證實普遍存在的認知謬誤,本文在這裡舉例比較有趣的幾個。(1)人類對於日常生活中風險的感受,通常和對於該事件的認識印象有關。例如,我們擔心空難通常遠遠超過擔心車禍,但實際上後者死亡率遠遠高於前者,我們會這麼想只因為對前者的印象比較深刻;或者美國民眾大多相信龍捲風比氣喘更容易造成死亡,然而實際上後者致死率是前者的二十倍,而大眾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前者造成死亡的意象比較鮮明。(2)人類常有「嫌惡損失」(loss averse)的特性。例如,班上的一半學生獲贈馬克杯,老師鼓勵這群學生將馬克杯賣給另外一半同學,可是多少錢他們才願意賣呢?平均願意出售的價格是馬克杯原價的兩倍。即使馬克杯是免費獲得的,售出可以馬上賺進本來就沒有的現金,但卻幾乎沒有學生願意這麼做,因為在心理上,失去的痛苦往往超過獲得的快樂。(3)人們的回答經常受到問題架構的影響。例如,當你選擇是否接受一個高難度手術,醫生告訴你「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患,五年內有九十人還活著」,跟告訴你「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患,五年內有十人去世」,哪一個會讓你比較願意簽署術同意書?這兩個問題內涵完全相同,但根據統計,收到第二種問題的人比較不願意進開刀房。(4)對於未來過於樂觀──其實只要看看多少工程沒有在預期時間內完工,還有我們多常想要認真運動一個星期最後還是變成看電視吃零食,就知道這個謬誤有多常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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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謬誤有時候很輕微,對生活影響不大,但問題在於,一旦這些謬誤在我們面對重要決定──例如投票給哪個人、要不要動手術、是否買保險、簽不簽器官捐贈卡──發揮作用時,那怎麼辦?我們會犯下多少錯誤?又會造成多大影響?作者用這例些子,主要是想「簡單分析人性的弱點,現代人都很忙碌,這個世界又很複雜,人們面對許多事情通常無法一一深思熟慮再做決定,於是只好採取經驗法則──有時卻會因此迷失方向。正因為太忙碌,能夠專注的範圍又有限,人們通常不會去思考同一個問題若換個方式陳述,自己得答案是否也會跟著不同。然而人是可以可輕推的,在我們看來這才是最重要的。」(頁 54)。換句話說,作者認為,如果人類不是理性的動物、如果人類有許多認知謬誤,加上客觀條件不允許人們延後決定或推遲行動(生活還是要過下去),那麼 nudge 無疑是一個理想的作法。對於本文的論證來說,人類謬誤正是「正當化」(justify) nudge 的最重要根據。

你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卡嗎? (Photo credit: 陳年, CC BY-NC-SA 2.0)
你願意簽署器官捐贈卡嗎?
(Photo credit: 陳年, CC BY-NC-SA 2.0)

那麼,可以如何 nudge?作者也在書中提供許多策略和建議(有些已經實行),在此本文僅列舉一二(略過金融操作的例子,因為筆者不熟悉金融事務)。(1)提供立即反饋:例如在跑步機上顯示熱量消耗表,讓我們不必等到運動三天之後站上體重機才知道結果,而是可以直接看到消耗的卡路里,這可以鼓勵我們持續運動;或者,調高電價或許可以促進用戶節能,但一個附在家中牆壁上的耗電計量器──指標是電費而不是電量──可能更有效果,畢竟電費總是要到月底收到帳單才知道。(2)避免預期錯誤:例如女性避孕藥正常來說要吃三週停一週,但是人們常常忘記,因此乾脆將避孕藥做成二十八天份──前三週是正常藥,後一週是安慰劑,讓人們可以依賴自動系統──習慣成自然──每天一顆,而不必設定鬧鐘提醒自己停藥和吃藥;或者,現在許多提款機都要提款人先取回卡片之後才吐出現金,正是因為早年都是先領錢再取卡,導致許多提款人就把卡片留在機器上,所以後來的程式設計才改變順序。(3)設定預設值(default):這個策略在軟體產業很常使用,例如安裝 Microsoft Office 的時候,假若要我們一項一項選擇什麼要裝什麼不裝,那麼我們肯定煩死或者根本不知道怎麼選,但好在有一個幫我們勾選好的「一般安裝」;或者,在公共政策上有人主張器官捐贈的預設值應該是「是」,不願意捐贈者再選擇退出(opt-out),因為根據研究,這確實能夠有效提高捐贈比率,背後的原因是,人們在面對這種比較重大的抉擇時,通常不願意做出決定或者傾向拖延(然後往往沒做決定)。不過,有論者認為預設同意過於侵犯個人意願,因此建議採用「強制選擇」:例如要求人們必須決定是否願意捐贈器官之後才可以領取駕照。但,無論是哪一種方式,其實都意在克服人類天性的缺陷,也都是一種 nudge。(4)物質限制──如果想要減重,就把家裡餐具換上小一點 size 吧!研究證實,碗盤越大,人們就會不自覺地吃得越多。

做成二十八天份的女性避孕藥,其中七天其實是安慰劑 (Photo credit: Selbe B, CC BY-NC-ND 2.0)
做成二十八天份的女性避孕藥,其中七天其實是安慰劑
(Photo credit: Selbe B,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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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決策與行動時帶有不少天性上的弱點,這在行為經濟學來說並非新鮮事。設計師透過物質安排有效引導人們行為,在設計領域來說也不是新點子。但,此書之所以引起注目,是因為結合兩者之後賦予一個普遍化的 nudge 概念,並且主張政府可以運用 nudge 作為公共政策。也正因為如此,nudge 可以說碰觸到了自由民主主義者(liberal democrats)的地雷。即使作者一再強調 nudge 的運用必須基於自由家長制的框架,也就是無論如何保持人們以極低成本選則退出的自由,但仍然無法讓自由民主主義者安心。

當然,作者面對質疑並非沒有準備,書中第十五章就試圖回應各種反駁意見。例如,有人認為一旦我們接受政府自由家長式的 nudge,政府很有可能越撈越過界,大肆干擾與指導人民生活,逐步趨近極權統治,不過,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滑坡謬誤」,其實沒有真正反駁書中提出的建議與概念。再者,有也人擔心 nudge 是否會淪為一種操縱( manipulation)──如果我們做出選擇是因為某個連我們都不知道的 nudge,難道這不是一種政府對於人民的無形控制嗎?為了因應這個問題,作者提出「透明度」原則,亦即所有 nudge 作為都需要開誠布公、揭露資訊,以便人民進行監督(這其實和民主政治無甚差異)。最後,最重要的一點,即作者認為大部分的憂慮都可以在「低成本退出 nudge」的前提下降低或消失──如果人民可以輕易選擇退出政府的政策方向,那麼其實不需要擔心政府的 nudge 成為強力的統治工具。

從書中的許多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nudge 實為相當有用的策略和工具,nudge 的概念也因為此書逐漸成為西方政府的政策重心之一。不過,本文認為,雖然作者對於各種質疑的回應在實務上算是令人滿意或至少可以接受,但在理論上其實仍待深耕。原因在於,那些焦慮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是西方文化中人類對於自身 autonomy (自主、自治)的定位。哲學家康德(Kant)認為,人類最珍貴的資產就是理性,人類行為是否合宜、思考是否合理,端看我們是否能獨立地妥善運用這個理性──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也應該依據本性、不受污染地運用理性做出判斷。這種康德式(Kantian)人類主體,成為啟蒙時代以降的基礎假設,整個文化習慣與政治制度都建立在這個假設之上。

因此,「個人」成為社會的主要組成,任何對於個體 autonomy 的侵犯都須要被質疑、被檢查,而政府的設立是為了保障各種基本的個體自由,除此之外,政府對於人民干預應該越少越好,因為原則上沒有任何人能夠知道或理解另一個人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多元文化的基礎)。個人可以自主,而團體可以自治,這正是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必須相互尊重彼此。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一再證明人類其實相當脆弱(vulnerable)──不是理性的動物──的時候,關於個體 autonomy 的預設以及建立其上的理論就開始面臨瓦解。換句話說,nudge 之所以引發「不民主」的反彈聲浪(有的甚至把作者之一 Sunstein 譽為「全美最危險的男人」),正是因為大家難以接受我們並非那種康德筆下可以不受干擾、自由做出判斷的人類個體。如果作者不能積極討論 nudge 對於 autonomy 的意義,那麼反對 nudge 的聲浪就不可能停息,甚至可能越來越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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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牌衛生紙:英國人對於政府管太多的諷刺 (Photo credit: rUssEll shAw hIggs, CC BY-NC-ND 2.0)
自由牌衛生紙:英國人對於政府管太多的諷刺
(Photo credit: rUssEll shAw hIggs, CC BY-NC-ND 2.0)

Nudge 不只受到英美政府的歡迎,此風近年也逐漸吹進歐洲,例如荷蘭政府就在今年(2014)舉辦 nudge 政策的討論會,當然也引起不少辯論〔3〕。相較之下,引進此書在台灣的效果可以說是平靜無波。為何如此?一旦明白 Nudge 一書在西方社會引爆爭議的原因,我們也就不難推測 nudge 在台灣缺乏辯論的原因。這可以分為學界民間兩個層面來看。台灣學界一向受到西方理論的深入影響,因此此書兩個本版的學者導讀都提出類似西方反對者的質疑。

再版導讀(政大商學院李瑞華教授撰)中「影響力愈大的『選擇設計師』,濫用其影響力的風險愈高」的文字即顯示了類似的擔憂,而初版導讀(中研院經濟所朱敬一教授撰)更是明白表達對於 nudge 的反對,認為 「比較能夠接受的輕推,是一種觀念、一種提醒,而不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哲學。讀者若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閱讀,當然就能夠避開前述的『操控』的危險。」(頁 8)〔4〕

不過,除了這兩篇之外,就很難找到學界相關討論了。原因為何?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行為經濟學在台灣仍屬年輕學科,所以相關學者與學生並不太多,在網路上找得到的中文行為經濟學作品也多屬引介性質〔5〕。另一個原因,我猜測或許與台灣學界的風氣有關:我們在許多西方學說預設上的堅持有時甚至超過這些學說的原生地,這使得我們在某些議題上顯得更為「基進」──例如對自由的堅持與對權力的反抗(當然,這有其歷史淵源)〔6〕。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西方理論預設的挑戰反而不容易被看見,或者,有時候直接被視為無效果或無意義的反對──「普世價值有什麼好反對的?」──因此沒有必要給出立即的回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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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nudge 雖然同樣沒有什麼討論,但理由可能與學界完全相反──民間相當熟悉也習慣政府的 nudge。家(父)長制(paternalism)──nudge 的基礎之一──一直是政治學對於亞洲/中國治理文化的定位。這當然與儒家傳統極其相關,在這種體系中,在上位者有責任照顧人民、帶領人民前進,換句話說,統治者要像爸媽愛護與提攜孩子一樣對待人民。這就是為何多數民眾仍然認為鄉鎮縣市長是「地方父母官」,而即使學界普遍不認同蔣經國時代的極權治理,但民眾仍會在國家經濟與社會狀況不佳時(例如近期的食安風暴)緬懷與期待蔣經國這種政治強人。不得不說,學界與民間其實存在著某種斷裂。當學界專注探討與深耕西方理論和精神時,傳統文化仍在民間生活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

這就是為何,當有孩童未注意警告標示跳進河裡戲水以至於不幸喪命,家長與輿論總是在第一時間指向政府,認為政府的警告標示不夠清楚,或者沒有安排管理人員,甚至要求任何(危險)水域都應該裝設欄杆圍籬。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渠道四處可見的荷蘭只有很少欄杆作為阻擋,但台灣的風景區則不乏這些「岸邊扶手」。換句話說,台灣民間並不反對政府 nudge,甚至是期待 nudge──只要這些 nudge 能夠確保民眾身家財產的安全。

荷蘭的沿岸其實看不太到欄杆或圍籬(作者拍攝於荷蘭 Almere)
荷蘭的沿岸其實看不太到欄杆或圍籬(作者拍攝於荷蘭 Almere)

姑且不論家(父)長制傳統就學理而言是好是壞,但至少目前的狀態表示 nudge 的概念在台灣大有可為。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做得不錯的設計(即使設計之初並沒有 nudge 的概念作為支撐),例如:高鐵與捷運的月台地面通常貼有排隊引導線,這些引導線並沒有強迫乘客排隊等候上車,但顯然發揮了塑造秩序的作用。相反地,臺鐵的月台很少看到這樣的排隊引導線(這倒是跟荷蘭一樣),所以臺鐵的上車狀況總是令人不敢恭維。另外,與其做盡各種宣導教育要人民減少開車以達節能減碳、遵守交通規則以維交通安全,何不減少車道寬度──台灣車道多數採用美國規格,比起歐洲一般道路大上不少──來促使民眾購買小車並且降低行駛速度?再例如,酒駕一直是台灣社會痛恨的車禍肇因,比起耗時耗力的隨處臨檢,何不讓每一輛車都安裝「酒精鎖」,讓酒精濃度超標的駕駛無法發動車輛?這個概念其實內政部在 2012 年就曾經提出,但不知為何至今似乎仍無下文。雖然這個作法不一定能完全防堵酒駕(但又有什麼方案可以?),但在技術早已可行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個節省成本又有效果的 nudge。Nudge 在台灣有許多應用的空間與機會,也不像在西方社會──至少就民間而言──容易引起反彈,因此政府應當好好思考如何善用 nudge 來讓國民生活得更環保、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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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乘客守秩序排隊,多虧月台上貼的排隊引導線 (Photo credit: Yu-Cheng Chuang, CC BY-NC 2.0)
高鐵乘客守秩序排隊,多虧月台上貼的排隊引導線
(Photo credit: Yu-Cheng Chuang, CC BY-NC 2.0)

此書深入淺出、易讀易懂,能夠翻譯出版,無疑是台灣讀者的一大福音。不過,此書的中文譯名始終不讓人滿意。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整本 Nudge 其實聚焦在公共政策與政府作為,著重的是團體生活的共善,而不是個人偏好的優先──在 nudge(與行為經濟學) 的討論裡,這兩者常常是衝突的。但是,中文書名卻強調個人層次。初版的《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出現「你」字,而這在英文書名中並沒有對應字眼。再版的《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 更為誇張,還多了一個「每個人」,把 nudge 弱化或偏化在個人層次的互動和較勁。這種意象無疑會加深台灣學界對於設計者掌權的擔憂──「誰」是設計建築師?「誰」可以影響人們的行動?「誰」被允許這麼做?──進而忽略 nudge 對於共同生活的意涵。

總的來說,面對 nudge 及其紛爭,我們必須追問:如果我們接受法律限制人們的作為,為什麼我們需要擔心 nudge 對於個體自由的干預?如果我們認為教育是合理形塑大眾的方式,為什麼 nudge 就顯得難以接受?更符合台灣脈絡的問題是:nudge 背後的家(父)長制是我們需要擔心的嗎?nudge 是不是在台灣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如果是的話,我們可以怎麼做?唯有仔細考慮這些問題,一個極富價值的理論,才有在台灣成熟、轉化、與獲得應用的可能。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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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書評有〈決定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推力(Nudge)〉〈Nudge〉、與〈推出你的影響力:改善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決策方式〉;概念引介則有〈節能行為的「推力」〉〈透過推力來達成目標〉、與〈1分鐘帶你認識綠色心理學:「Nudge」〉。在台灣期刊資料庫中,幾乎找不到學術文獻。
  2. 西方關於 nudge 的討論方興未艾,只要簡單上網搜尋一下 nudge 就可以看到許多相關報導、評論、以及回文。
  3. 更多訊息請見 Nudge: The Real Ethical Debate? 一文。
  4. 不知道初版與再版的導讀不同的原因與用意為何。
  5. 例如謝明瑞(2007),〈行為經濟學理論的探討〉。《商學學報》 15: 1-46。以及陳恭平(2009),〈人非聖賢:簡介行為經濟學〉。《文社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4): 16-28。謝文中提及,行為經濟學在西方學界受到重視也是在早期開創者 Daniel Kahneman 與Vernon Smith 獲得 200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才開始;而陳文則被放在「前瞻學術議題深入報導」這個系列專題當中。當然,兩篇文章至今都是不超過十年。
  6. 朱敬一也曾為文指出經濟學界也有不少學者把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市場」假設奉為圭臬、基本教義化。請見〈鸚鵡是台灣經濟政策的「害蟲」〉
  7. 其實這多少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相符。在 Nudge 出版之前,我就在 2009 年的碩士論文提出「用設計導引人們從事環保行為」的看法,強調設計者必須導引使用者去做對的事情,而不能只是順應使用者偏好。雖然沒有使用 nudge 這個概念,但核心意涵其實與 nudge相去不遠。在不同場合報告這個看法,往往收到幾種回應:「精英主義」、「科技官僚統治(technocracy)」、「人們自發的環保行為才是真正的環保行為」、或者直接相應不理。關於我的論點,比較簡短的版本請見〈科技、環境與社會:重新思考綠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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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靖 Ching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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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子科學轉向歷史學再跑到社會學最終棲身哲學但始終很關心技術與科學的假研究者真部落客,現職〔社技哲學〕部落格站長順便擔任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 技術哲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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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黑暗的森林,文明是帶槍的獵人」——從《三體》的「黑暗森林法則」看契約論中自由與權利的角力
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2021/11/19 ・3075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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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張哲瑜╱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大一生,尚在探索人生的辯論俗人

《三體》是中國作家劉慈欣所著之長篇科幻小說,出版後陸續發行了包括《三體II:黑暗森林》以及《三體III:死神永生》的三部曲,後更榮獲 2015 年雨果獎最佳小說獎。

《三體》三部曲。

《三體》的內容主要闡述人類對太空發射的信號,被四光年以外的「三體文明」截獲,兩個文明從此開始博弈與較量的故事。其中,作者對於宇宙文明的發展引入了一套理論──黑暗森林法則。

這個法則除了解釋不同文明間,在發展上的博弈心態以及自保心理之外,筆者更發現,這與霍布斯與洛克等人所建構的「社會契約論」有很深的關係!

什麼是黑暗森林法則?

圖/envato elements

該法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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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像幽靈般潛行於林間,竭盡全力隱匿自己的蹤跡,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迅速被他人消滅,在這座森林中,他人即是地獄,就是永恆的威脅。」

而這樣的原則,主要建構在兩個想法之上:

  1. 生存是文明的首要需求
  2. 文明不斷擴張的同時,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

同時另外兩個重要概念也起到了很深的作用:

  1. 猜疑鍊:由於距離間隔,以及文化、物種的差異,文明之間無法確認對方是否為善意文明;亦無法確定對方是否認為自己是善意文明(作者定義的善意是:不主動攻擊和消滅其他文明)。
  2. 技術爆炸:文明進步的速度不見得是一致的,弱小文明可能在短時間內超越強大的文明。

基於後二個概念,不同文明間由於資訊的落差難以確認對方是敵或是友,且即便對方比自己弱小,也可能透過集中快速發展超越自己進而形成威脅;再根據前兩個想法,這樣的威脅將不利於自身文明在宇宙中的資源運用,甚至會影響自身的生存狀況。

「讓你知道我的存在或是讓你繼續存在下去,對我來說都是危險的。」

這樣的想法最終歸結出:若是暴露自身的存在,就有可能被快速消滅,所以各個文明都需要努力隱藏自身的蹤跡,而這也就是前述的黑暗森林法則的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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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書中的地球人便利用這樣的恐懼,威脅三體人「若攻擊地球,就向宇宙發出『三體星球』位址」,成功與他們相互制衡,達成一段和平的時期。

書中還提到,主角們為了突破「黑暗森林法則」的侷限,試圖思索可能的解決方針。

其中一個,便是向其他文明發送「安全宣言」──透過聲明自身的非攻擊性,換取對方的和平共識。因此主角們研究出「黑域計畫」,試圖用數千個光速飛船的航跡包裹住太陽系,由於航跡中真空中的光速被降低,太陽系中的光速就會被降低至第三宇宙速度以下,太陽系就會變成一個低光速黑洞。

而在低光速黑洞裡,光速無法達到脫離恆星引力的逃逸速度,而由於光速不可超越,於是一切物質永遠無法逃離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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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nvato elements

簡而言之,透過將自身文明侷限在一定區域,使黑域裡的文明無法威脅到黑域外的文明,黑域外的文明就不會浪費資源攻擊他們,形塑出宇宙文明間的安全宣言。

從宇宙大規模戰爭看社會契約論

看完充滿科幻奇想的小說情節,讓我們回到法律思維的世界。

英國政治哲學家湯瑪斯 ‧ 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在對於國家起源的探討中,討論過類似黑暗森林法則的概念。他認為,在「沒有國家」的初始狀態下,人類處在一種充滿風險的「自然狀態」。

「即便是最強壯的人也需要睡覺;即便是最弱小的人也可能教唆他人以殺害別人」(Leviathan, xiii.1-2),在自然狀態下,由於缺乏強制性規範的控管,加上每個人都有可能具有殺死其他人的能力,因此每個人對其他人都可能是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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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由於「人對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人們彼此之間並未具備如現今的對等權利概念,對於任一人而言,其他人不過是如同樹上蘋果一樣的「資源」。因此,基於三種狀況(1)確保資源獲取(2)確保自身安全(3)追求聲譽,避免他人攻擊。基本上所有人都將會以暴力作為生存的首要手段,形成一種「萬人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狀態。

圖/envato elements

簡言之,鑑於自我保有的欲求,以及對死亡的恐懼,更基於理性計算下的功利選擇,人們便會同意訂定契約,將權力讓渡給主權者,透過進入政治社群的方式,以保全自身的存有,形塑了社會契約論的濫觴。

無獨有偶,英國哲學家約翰 ‧ 洛克(John Locke)也認為,在充滿風險的自然狀態下,必須透過契約,建立人和人之間的「共識」。

唯有當人意識到另一個人也是和其對等的「人」,並達成不互相侵犯的共識,將原本主觀上對於資源的「霸佔」,轉換為大家所共同認知的「所有」,並保持尊重,人們才能集體脫離自然狀態,以此建立社群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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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權利的角力

從《三體》對於黑暗森林法則的設定,可以發現霍布斯所看見的「萬人戰爭」──被比擬為黑暗森林的宇宙,就像他眼中的自然狀態,由於對各種環境與資訊充滿不確定性,所有文明都可能對他者產生威脅,因此暴力將是生存的首要手段。

而如果想突破此一窘境,便須打造所謂的「安全聲明」,利用對自身所發動的客觀限制,消除他者所意識到的生存風險。這也如同「社會契約論」這個概念,想像上便是藉由人民與國家之間,簽訂不互相侵犯的契約,打造「自我拘束的共識」,藉此減少環繞彼此的生存風險。

圖/envato elements

那麼,從前述故事以及理論的討論中可以發現:現今的權利保障其實根本上是建立在對於個體自由的限制之上。在自然狀態下,沒有任何規範的限制,講白了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甚至包括現今被歸納為違法的事項,可說是「自由自在」,不過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在我們什麼都能做的情況下,其他人也是沒有什麼事情不能做;所以當我們企圖享受恣意掠奪帶來的利益,同時間我們也壟罩在遭受恣意掠奪帶來的弊害──那種隨時隨地被侵害的風險之中,「號稱完全自由的人,其實才是最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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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那樣隨時膽顫心驚、深怕隨時被殺害的「自然狀態」,不會是我們認為的合理世界。這也讓權利的保障,勢必建立在對於自由的「拘束共識」上。正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說:

「自由就是,可以做該做的事,不可以做不該做的事」。

雖然霍布斯和洛克的社會契約論不盡相同,但都能讓我們更理解現今人類對「自由」與「權利保障」兩大概念的互動關係,甚至是兩者之間的角力關係:愈是不自由,不見得會削減所享有的權利;反之,愈是自由也不一定能完整保障權利。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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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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