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跟台灣社會最大的分別,在於香港人不熱衷討論思想與價值問題,然而受益於近年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就道德論題的公開講學,使我在逛書店時或網上討論也碰到人們談起「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s)的抉擇,尤其那經典的 — 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1]可是,我們被這道「假」的道德兩難戲弄太久,那暗含的詭辯浪費了許多時間。
一條戲弄人的經典問題
事實上,電車難題最終廣為人知,卻是由於哈佛大學的另一位教授,心理學家馬克.豪塞(Marc Hauser)曾對三十萬人重新提出這經典問題[2]:
設想你眼前有列失控的電車,以時速六十英里迎面衝來,你卻看到電車不遠的前方分別有五個鐵路工人,以及一個鐵路工人在兩條軌道上專心工作,將來不及逃離險境。
正好在你的面前是可以令電車轉轍軌道的控桿,如果你不操控轉轍軌道,便即有五位工人被撞死,假如你及時轉轍,便有一個工人被撞死;面對這個緊急情況,你將如何抉擇?
許多對道德議題敏感的人,面對這樣的難題也不知所措,甚至有朋友跟我說,轉轍軌道要自己親手碰上那控桿,即使只有一人撞死,是我親手促成他的死亡,但如果我不碰,那失控的電車撞死五人也不是我的責任﹗
也有些人變相支持了這一觀點,他們最掙扎之處,是決定生命存亡的價值,怎可以單憑數量來衡量哩﹗於是,他們也認為選擇轉軌撞死一人的朋友,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但是,實情真是這樣嗎?
根本不存在「兩難」﹗
首先我們要將問題除去一些旁枝末節,無論你碰不碰那控桿,依然是一個選擇,等於是「選擇去碰」或是「選擇不去碰」的問題,而後果是人人都知道究竟是一人還是五人死亡的直接結果。不錯,那列失控的電車撞死工人的悲劇不是你所促成的,可是你同樣是無法避免地置身其中,並需要進行抉擇,不可能因為你刻意不碰那控桿,就等於取消了承擔選擇的責任,這顯然是一種詭辯。
其二,一些朋友本來接近了難題的核心,卻沒有再思考下去。的確,假如被迫要去選擇人的生死,怎能僅僅以數量來衡量呢?而且,兩條軌道不過合共六人,不過,這正是電車難題最艱難與最淺白的關鍵之處:
你根本無法從這六人的價值作出判斷/抉擇。
電車難題設置過於空洞,基本上取消了「兩難」的困境,涉及如此少量的生命,在你抉擇前,沒有任何更多的內容加以考量。於是令原本可無須以量化作為考慮的問題,被扭曲成只能選擇一人撞死的定局,這也是如此設問底下,「唯一」沒有違反道德的抉擇。
你根本沒想過撞死「誰」
我們看看德國哲學家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如何將這問題發揚光大。他把握機會在德國四處訪問人對電車難題如何抉擇,發現四分之三的德國人都會轉轍軌道,選擇撞死一個人。接著,他相當「鬼馬」地調整設問,問人們如果那站在軌道的一人是你的子女呢?
結果,「沒有任何受訪者」會選擇令電車轉軌,寧願去犧牲那五個工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人們回答調整後的難題是否違反道德,而是點出了電車難題最弔詭的地方:只要輕輕把軌道上的幾個人填上生命內容,例如子女、某國總統、殺人犯、情人、某市長候選人等等,選擇的困難便翻天覆地改變。[3]
所以,桑德爾在課堂引用電車的第一重設問,旨在觸發思考,問題並不屬於「道德兩難」。反而,到了第二重設問:如果我們站在天橋上,只要將眼前那位旁觀意外的胖子推下去,觸碰控桿轉軌便能「殺一救五」,你將如何抉擇?兩難的本質立即呈現,因為你選擇令胖子死亡,不同於那逼於無奈身陷險境的鐵路工人,胖子本來就跟你一樣,是事件中的「旁觀者」,而且「身型肥胖」增添了一種意味,好像我們將他當成工具,因為他胖,所以活該被犧牲救人。
可見,涉及生命數量極少的道德抉擇,除了具體的道德情境外,也必須了解生命對象的內容進行道德判斷,假如我們對對象一無所知,不過就是抉擇 「ABCDEF君」的生死,變成了抽象的數字遊戲,毫無「兩難」可言。
演化直覺陰魂不散
然而更有趣的是,回到普列希特作出的回答,他發現只要將電車軌道上的受害者,轉換成自己的親人,便成了理性思考的強烈阻礙。人們必定認為自己的親人比更多的生命來得重要,甚至比任何人都重要,猶如筆者在《從亂倫、凌虐、搭訕看道德直覺》一文提及海特教授(Jonathan Haidt)的「道德直覺」研究。或許,正如演化心理學家艾卡.佛蘭(Eckart Voland)所言:「圈子裡的人和外人的道德是有差別的。它在結構上總是雙重道德的」。
的確,那些研究演化如何影響人類道德直覺的學者們,曾訂立過一張道德模組清單,他們認為人類長年的演化形成了強烈的直覺反射,干預了我們的行為抉擇,而且有普世性,這五大模組包括:互惠行為、苦難、階級、內團體與外團體聯盟、純淨。[4]
其中,所謂「內團體與外團聯盟模組」,簡單來說就是「親疏有別」,原始社會最直接的團體,首要是「親屬」,除了遺傳因素以外,視為親屬的群體長年居住一起,形成互相照顧、聯繫、忠誠的團體,當然,也可以不斷延伸開去,以膚色、打扮、嗜好等分成不同的親疏團體。這類二分思維雖然簡陋,迅速將對象分成「內外、敵我」範圍,但面對遠古的原始競爭,卻非常好用,有利生存,極快決定誰人可以信任和合作,誰人應該攻擊或戒懼,向誰分配有限的資源等等。
筆者並非藉解答思考難題,暗示我們進行道德抉擇時,「只需」考慮演化而來的直覺感受,也並非說「親疏有別」在生活上有何嚴重道德問題,卻是希望帶出一些經典的思考難題背後,涉及許多潛藏的人性規律。如此,人們判斷時往往不是基於純粹理性,也不易化成抽象概念加以推理,幾乎無可避免地混入諸般錯覺、直覺底下作出判斷,假如過於高估自我的理性客觀程度,不但自欺欺人,更無助提升生活上理智的程度。
參考資料:
-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之電車問題 (雙語字幕)
- Trolley problem. wikipedia
-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無私的藝術—為什麼我們樂於為善?阻止為善的又是什麼?》,臺北市:啟示出版,2010年,p.246 – p.248。
- The 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of Moral Judgement SIM. [November 23,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