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故事】別讓科研野外考察變成性騷擾高發區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 作者：黃伊平／執業律師，台北大學法學碩士

編按：在出現Deepfake之後，網路世界進入了「眼見不為憑」的年代。

本次泛科學和法律白話文合作策畫「Deepfake 專題」，從Deepfake 技術與辨偽技術、到法律如何因應。科技在走，社會和法律該如何跟上、甚至超前部署呢？一起來全方位解析 Deepfake 吧！

網紅小玉涉嫌利用人工智能 AI「Deepfake」（深度造假）技術，把多位公眾人物的臉部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的主角身上，重製成「換臉影片」，並成立「台灣網紅挖面」社群，供人付費觀看，以獲取不法利益。被害人數眾多，其中不乏藝人、政治人物、知名網紅等。

而未經當事人同意，製作「換臉」的影片，這樣的行為會觸犯那些法律呢？

換臉影片觸犯《刑法》哪些罪名？

換臉影片屬於新型的數位性犯罪，在台灣還沒有處罰前例，目前大多認為可能會涉犯《刑法》的「散布猥褻罪物品罪」和「妨害名譽罪」。

「散布猥褻物品罪」包括哪些具體行為？

首先，刑法處罰「散布猥褻物品」的行為，依照實務見解是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的描繪與論述聯結，且引起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的狀態」。

具體來說，「Deepfake」換臉影片的劇情，如果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的情節，或雖然無關「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但有引起一般人羞恥的性器官裸露、性行為的內容，且缺乏適當的安全阻隔措施（例如沒有用包裝隔絕並標示「18 禁」），就會違反《刑法》的散布猥褻物品罪，刑度是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實務上，曾有人不滿女友提分手，憤而把交往時拍攝的女友裸體照片散布在社群網站 Instagram，被法院判拘役 50 天，並以「一天 1000 元」易科罰金。

還有一則案例是前男友在兩人分手後，在網路論壇上傳親密影片供人瀏覽，被害人直到聽朋友說網路上有疑似自己的性愛影片，才知道受害。而觸法的前男友，也被法院判有期徒刑 3 月，緩刑 2 年。

另外，如果換臉影片的內容涉及「未成年人」，加害人除了違反《刑法》的散布猥褻物品罪外，還會同時觸犯保護兒少所特別制定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如「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以及「散布少年為性交及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而且，基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加害人將會被用刑責較重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罪》來處罰。

舉例來說，有個案例是被告在拍攝自己跟未成年人的性愛影片後，用影片要脅被害人，又把影片上傳到色情網站。針對拍攝影片的行為，被法院處有期徒刑 1 年 1 個月；恐嚇未成年人的部分，則被處有期徒刑 3 個月，得易科罰金；最後，散布猥褻影片的部分，被處有期徒刑 6 個月，得易科罰金。

不過，並非所有傳送裸露照片的人都會被定罪，還需要達到「散布」的程度，實務就曾有被告先拍攝被害人跟自己性交時的照片，還有被害人的大腿、胸部等私密處，再將照片傳送給某位網友觀賞；法院認為，被告只有把照片傳給「1 名」網友，不算是「散布」，就不能用散布猥褻物品罪處罰。

換臉影片又為何符合「妨害名譽」？

所謂妨害名譽罪，包含「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兩種類型。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在保護人民的名譽免於侵害，但差別在於：前者是透過「表達意見」來侵害名譽，後者則是用「陳述事實」的方式來做。

實務上，有法院用「事實能否驗證」的判準來區分「公然侮辱罪」和「誹謗罪」。

換言之，如果行為人的言論，語意脈絡空洞而無意義，無法客觀檢驗所依附的事實，僅讓被害人主觀評價下的感情或名譽意識受損，就屬於「侮辱」；反之，如果語意脈絡具體而有意義，客觀上可以清楚理解、辨識指摘的特定事實是什麼，此時就傷害到被害人客觀外部的名譽，就是「誹謗」要處理的範疇。

舉例來說，曾有被告在他人臉書專頁文章下留言「智障超譯的女表子」等文字，法院認為「婊子」是針對撰文者的「性別」的侮辱性用語，判被告犯刑法的公然侮辱罪，處罰金2千元。

另則案例是：被告在臉書社團爆料公社上，張貼指摘被害人是「史上地表最強小三」等內容的文章，法院認為被告用散布文字的方法，指受害人是介入他人婚姻關係的第三者，足以貶損人格尊嚴與社會評價，所以觸犯刑法的加重誹謗罪，處拘役 45 日，得易科罰金。

那 Deep fake 換臉影片到底觸犯「公然侮辱罪」還是「誹謗罪」呢？

由於影片已直接將被害人的臉置換到 AV 內容當中，雖然沒有明確使用侮辱或謾罵被害人的文字，但影片本身已足以向觀賞者傳達「羞辱、侮蔑」被害人的意味，並讓被害人感受到極大的輕視和痛苦，所以可能會成立刑公然侮辱罪。

而含有性交和裸露鏡頭的換臉影片，一旦在網路流出後，不免有人會相信影片主角有拍攝的事實，將嚴重影響被害人在一般人心中的名譽和社會地位，所以也可能會成立加重誹謗罪。

而觸犯刑法公然侮辱罪，可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觸犯刑法加重誹謗罪，則將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換臉影片還觸犯了《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謂「個人資料」，依規定包括：任何足以辨識個人的資料，包括姓名、生日、特徵等。由於製作「Deepfake」換臉影片，勢必會擷取被害人的臉部照片，而可以辨識個人的「臉部特徵」，實務肯認這就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要保護的「個人資料」。

而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及利用，原則上需要得到當事人本人的同意，僅當政府機關基於法定目的，或私人基於契約關係、或其他重要的公共利益時，才能在不經同意的前提下，合理使用，但無論如何都不能侵害當事人的利益。否則，可能就會違反「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最高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

類似案例像是：被告未經被害人同意，就在臉書社團張貼被害人的姓名、年齡、地址、個人大頭照、生活照、住家外觀照片，同時發表「小心這個人外表會騙人，目前侵占案避不見面」等言論。法院認為，被告把自己跟被害人間的債務糾紛私怨訴諸公眾，將被害人的個人資料揭露在臉書社團專頁，顯然侵害被害人的資訊隱私或自決權，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罪名，處有期徒刑 3 月，得易科罰金。

此外，為了製作 Deep fake 換臉影片，勢必使用明顯能夠辨識被害人的臉部照片，且非出於任何公益目的；依個資法，加害人就該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

肖像權被侵害，可依《民法》請求賠償

《民法》保障每個人的肖像權，這是一種「個人決定肖像是否公開的權利」，肖像權人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揭露自己肖像，並決定在何種範圍內、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

因此，如未經同意，就拍攝、重製他人的肖像等，就會侵害肖像權。

過去曾有案例，被告未經他人同意，就把被害人的照片後製，在臉上增加手掌圖案，並刊登在網路，表示「打臉」的意思，即使被告辯稱是為了評論與公益有關的事項，才製作網路圖片，但法院認為被告「並沒有」利用被害人肖像的權利，而以網路方式公開打臉圖片，已嚴重侵害被害人的肖像權。被害人除了可以請求刪除打臉圖片，也可以要求賠償自己的精神上損害。

因此，那些臉部照片遭盜用、被製成換臉影片的被害人，可以依法請求製作者刪除影片，並請求慰撫金──具體來說，法院將依照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的影響、被害人痛苦的程度、雙方的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確認合適的賠償金額。

換臉也是「性騷擾」，可以申訴啟動調查

什麼是性騷擾行為？《性騷擾防治法》指出：像是那些違反被害人意願，播送跟性或性別有關的影像，而有損害被害人的人格尊嚴，造成被害人感受敵意或冒犯的情境。

而換臉影片將被害人照片後製成 A 片主角，彷彿讓眾人看見赤裸裸的自己，使被害人深感冒犯和不舒服，就是一種性騷擾。

性騷擾事件的被害人可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主管機關即應開啟調查程序，並可依法對行為人處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而有鑑近年數位和網路性別暴力案例頻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更在今年 110 年 2 月 3 日，發布「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一文，內容是參酌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19 號第 6 段意旨，明確定義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明列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的態樣，其中就包括「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並表態有意擬定相關防治政策、訂修法規，有待後續明顯進展。

要求換臉影片下架，有法律機制嗎？

被害人若發現某網路平台上有換臉影片，可以要求業者將影片下架嗎？

關於網路平台業者有無管制用戶言論的責任，曾有判決指出：網路業者並非司法機關，沒有判斷用戶行為是否構成侵害他人權利的權限，且若平台判斷錯誤，將有侵害言論自由的疑慮。為了兼顧用戶的言論自由及保護被害人權利，網路業者只有在「明知或有相當理由足認確實發生侵權行為」時，才有採取防止措施（例如刪文）的義務。

換言之，在侵權事實水落石出之前，依照法院的慣例，網路平台業者可能沒有主動和積極管制用戶言論的權責，被害人除非能證明權利受到侵害，才能要求網路平台業者下架影片，較難及時避免損害繼續擴大。

為了處理這樣的進退兩難，行政院在 107 年 4 月 27 日提出《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明定網路業者對提供使用的資訊，應負擔法律責任──當被害人告知或警察機關通知有侵權的內容，網路業者就應採取適當的處置並保全證據。

業者如果確實在合理期間內移除侵權資訊，並好好保全相關證據，就可以免除後續的賠償問題。因此，本草案如經未來立法院三讀通過，可望附加網路業者更多積極管制換臉影片的措施。

此外，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要求，須設立「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申訴管道」。若民眾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的網路色情內容時，可以向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提起申訴，iWIN 機構將依規定進行查證，如查證屬實，即通知業者移除或改善，若屆期未移除或改善，主管機關可以對業者進行裁罰。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的發展原意是要改善人們的生活，然而一旦遭有心人濫用，所造成的危害，將是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如長期氾濫的虛假訊息、以及層出不窮的網路性暴力威脅，除了有賴立法管制，也不該忽略加強對網路使用者的教育宣導，而將性別平權的概念深植到每個人的心中，才能從根本解決網路／數位的性別暴力現象。

願立法追上科技的腳步前，我們每個人都自動自發地成為 Deep fake 換臉影片的終結者。當看見非法的色情影片，不下載、也不分享，提出檢舉，終結那些血淋淋傷害持續擴大的可能性。

文/Ivyp

對於進行野外考察的科研工作者們來說，除了要面臨繁重的科研工作和艱苦的自然環境外，還有可能面臨隊內成員造成的傷害——最新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性騷擾和性侵犯在野外考察地時有發生，而受害人則基本舉報無門，施暴者也逍遙法外。這項研究^[1]於7月16日發表在《科學公共圖書館·綜合》（PLOS ONE）上。論文作者、美國斯基德莫爾學院的羅賓·尼爾森（Robin Nelson）教授對此研究接受了果殼網的採訪。

對於許多人類學、考古學、地質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來說，進行實地考察是科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能夠親自去探索各種生態和文化背景也是吸引眾多年輕研究者選擇這些學科的首要原因之一。另有研究顯示，進行實地工作越多的科學家，所發表的文章和獲得的基金也相應越多。此前對很多職業的工作環境及人際關係的研究顯示，工作場所發生的性騷擾和性侵犯事件並不少見。不過對於野外考察時的工作環境我們還不甚了解，特別是性騷擾和性侵犯事件發生的具體情況。

研究者藉由電子郵件和網絡問卷的方式進行了調查，主要關注三個問題：

1. 受訪者是否在實地考察期間經歷（目擊或遭受）過性騷擾或性侵犯？如果有，那麼——
2. 誰是施暴者，誰是受害者？
3. 考察地點是否有行為準則或是有效的舉報機制？

最終，研究者們收到了666份有效回复，包括142名男性和516名女性。其中，約75%的受訪者來自美國；約75%的受訪者來自人類學和考古學專業，其餘專業包括生物學、地質學等。

調查結果顯示，高達64%的受訪者親身經歷過性騷擾，比如不恰當的或者與性相關的言辭、對於身體美的評論、言語上揶揄性別差異等類似的玩笑等。更糟糕的是，超過20%的人經歷過性侵犯，包括受害人非自願的身體接觸，或是受害人不能或沒有表示同意的身體接觸，或者是因為怕遭受暴力威脅而沒有表示拒絕的身體接觸。受害者中，超過90%的女性和70%的男性為學生或者僱員。還有5位受害者表示他們是在高中時遭受性騷擾的。

調查還發現，女性遭受性騷擾的比例比男性高出3.5倍，而女性遭到性侵犯的比例更是比男性高出5.5倍。另外一個不同是，對男性實施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多為受害者的同級，而對女性實施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多為她們的上級。尼爾森教授告訴果殼網：「由於女性大多被她們的上級所侵犯，其中有權力等級因素存在，所以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許多受害者並不知道合適的舉報機制。而且對這些受害者來說，即使舉報，也是在拿自己的工作和職業前途冒險。」研究者們承認，他們的研究數據可能存在偏差，因為性騷擾和性侵犯的受害者更有可能來參與調查。不過，也有一些受害者告訴他們，由於性侵犯事件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太大，所以不願再回憶起當時慘痛的經歷。

研究項目領導者、伊利諾伊大學的人類學教授凱特·克蘭西（Kate Clancy）對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她指出：「我們擔心性騷擾和性侵犯事件的高發，可能是迫使女性離開科研領域的原因之一。」研究者們指出，這些野外考察團隊的領導人知道如何獲得併管理研究基金、遵循研究方案，並為團隊提供後勤保障。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不懂得如何處理可能出現的人際關係衝突。

基因會決定我們的膚色、身高等外在特質，這幾年有一些研究顯示，我們的性格或許也會受到基因影響。近日，一份刊登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的研究指出，基因可能會決定一個人從事性犯罪的機率。如果這個說法屬實，未來我們也許可以對潛在的性犯罪者採取預防措施，藉此大幅降低性犯罪發生的可能性。

這個研究團隊由來自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及瑞典卡羅琳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所組成，他們利用統計學的方法分析瑞典在1973年至2009年間共兩萬多名男性性犯罪者的資料（在瑞典的性犯罪案件中，加害者為女性的比例只佔不到百分之一，因此研究團隊沒有將她們列入考量）。結果研究團隊發現，在導致男性成為性犯罪者的因素中，基因就佔了百分之四十，是影響最大的因素，成長環境則只佔了百分之二。研究團隊還發現，如果一位男性的父親或兄弟曾因性侵害或性騷擾而被定罪，這位男性從事性犯罪的機率就會是一般男性的五倍。

不過許多科學家也指出這個研究的多項限制。例如該研究指出，如果一位男性疑似帶有性犯罪傾向基因，那他從事性犯罪的機率會是一般男性的五倍。但任教於牛津大學精神病學系的教授、同時也是該研究作者之一的Seena Fazel（席南‧法哲）表示，這些數據的實際差異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進一步觀察這些數據，我們會發現在瑞典的全部人口中，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只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而如果一位男性帶有疑似性犯罪傾向基因，那他從事性犯罪的機率也只有百分之二點五。

對此，研究團隊的領導者Niklas Långström說：「儘管相對來說，性犯罪發生率仍不高，我們的研究仍然可以證實基因對於性犯罪行為是有影響的。如果我們能在憾事發生之前，就對擁有性犯罪基因的高危險群家庭採取預防措施，那我們就可以大大減少性犯罪受害者的數量。」

其他科學家也指出研究的其餘不足之處。例如，許多研究都指出，孩童期曾遭受虐待的人們在成年後也較容易有虐待傾向。然而此研究並沒有把孩童期是否曾遭到虐待等因素包含在內。另外，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心理學家Cathy Spatz Widom也指出，社會大眾普遍對有性犯罪者的家庭帶有偏見，導致這些家庭的其它成員因性犯罪而被定罪的機率也提高許多。

法哲表示，他們的研究目前主要聚焦在流行病學上，未來的研究可以包含更多、更廣的生物學樣本。這樣一來，研究人員也許能夠找到會引發人們犯下性侵害、性騷擾等罪行的基因片段。

資料來源：

• Reality check: Is sex crime genetic? Science Now [Apr 9, 2015]
• Sex offending: genes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Apr 9,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