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不限於一時一地，而是全球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在國際發聲上，台灣是否有足夠的機會？在國際參與上，台灣是否能做出超乎期待的貢獻？為此，我們特別採訪了長期關注氣候變遷議題、親身參與過許多國際重要會議的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林子倫，請他跟我們談談氣候變遷下台灣該如何透過科技實力與實踐切入國際議程。
近年來，氣候變遷議題下的科學角色產生哪些變化？
科學在環境議題上是兩面刃，一方面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因，一方面也是目前提出來的解決之道。過去歷史上，冷媒被視為重大發明，使人類能夠保存食物，但直至數十年後，我們才發現臭氧層破洞與冷媒的關聯。全球暖化也是近年來備受討論的問題，直到後來我們才漸漸明白它與跟工業革命的關係。
1980年代國際間成立了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簡稱IPCC)，運用科學的方法尋找氣候變遷的原因。到目前為止IPCC已經發表了四次評估報告，第四次報告指出「氣候變遷與工業革命有90%的機率是相關的」。事實上，每一次IPCC的報告對國際談判、各國政策會產生重大影響。
儘管在科學界已經漸漸達到共識，科學的爭議在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美國的兩黨政治之下，民主黨與共和黨有不同的認知，美國人相信全球暖化與不相信的比例幾乎是平分秋色，然而東亞國家卻有九成以上的人相信，包括台灣。
為什麼我們與西方社會的思考如此不同？有一種說法是我們的科普教育程度高，宗教影響較小，但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們太依賴西方主流科學，當國外有主流科學報告出來時，我們很少會去批判、檢視它的正確性，幾乎是全盤接受。
隨著國際公約演進，人類對氣候變遷的認識從無知、未知到漸漸理解
1992年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提倡溫室氣體減量的概念，到1997年京都議定書實際訂定二氧化碳排放的減量標準，我們看到國際公約的演進。但是京都議定書範圍侷限於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卻沒有納入規範範圍。
我們現在也知道氣候變遷不只是需要碳排放減量，還包含了「災害調適」這個重點，單憑碳排放減量是緩不濟急的。
2007年峇厘島路線圖同時納入「減量」與「調適」兩個面向，考慮了「財務」和「技術」兩個全球治理的重要問題，比起過去只談減碳目標，更實際的討論技術因應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儘管發展中國家需要許多技術來應對氣候變遷，但國際間仍然很少實踐技術轉移，即便是已經普遍運用在已開發國家的科技。主要原因是考量到智慧財產權和經濟利益，先進國不見得願意轉移技術給開發中國家。
這兩年聯合國成立科技委員會和國家調適委員會，正式處理科技轉移這個問題，也在南韓成立綠色基金委員會來處理技術轉移所需的資金。台灣一直想要加入國際組織，其實可以從這些委員會著手，透過提出具體技術上的貢獻，再進而要求正式成為會員。
台灣長期國際地位困擾，台灣學者沒有被正式納入IPCC國際社群，難以參與IPCC報告的討論協商，只能接受。學界在此議題上多為單打獨鬥，透過個人的網絡去集結資訊；民間環保團體也會參與國際會議。然而不論是學界、企業界、外交界，台灣在氣候變遷的國際議題參與上都需要整體性的戰略。
面對氣候變遷，地方治理新趨勢
城市做為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單位，因為它有個別的都市規劃、公部門設施規劃權限，又作為政府接觸民眾的第一線，能夠彈性的因應問題，所以也有人說在氣候變遷因應上，「市長比總統重要」。氣候變遷的地方環境行動國際理事會(ICLEI)，這是全球最大的城市聯盟，從2006年有六百多個城市參與，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兩百多個城市加入，地方治理重要性增加是新的趨勢。
台灣以城市作為參與國際會議的單位，可以稍微避開國家主權上的困擾。最近六、七年來的推動下已經有許多進展，從2006年台灣的地方政府正式參與地方環境行動國際理事會，當時的高雄市、台北縣政府都有加入，到現在已經累積了十個縣市，國際交流對於地方政府的因應知能有許多幫助。
2005年美國西雅圖市長在前總統小布希不願簽京都議定書的情況下，倡議要帶頭以地方政府名義簽訂京都議定書。一般人對美國兩黨政治，可能會有民主黨支持環保、共和黨則相反的印象，但當時以地方名義簽訂國際公約的風氣卻跨黨派，紐約市市長、芝加哥市長、加州州長都是共和黨的成員，但是他們也支持了京都議定書的簽訂。
台灣的政府組織、政策方向應該有哪些改變？
究竟氣候變遷調適的重要任務應該放在政府哪個部門、哪個層級？像是美國將氣候變遷放在總統府的國家安全層級，或者有人提出在行政院成立院長層級的辦公室，畢竟氣候變遷不是單一部會的工作，要能夠協調各部會並進行整體規劃。
實際上，目前氣候變遷主要的工作是由經建會、環保署進行，但是各部會之間並不清楚整體規劃與確切的職權分配。最近行政院底下即將成立環境資源部，規畫氣候變遷司來主掌氣候變遷的問題，但是由於層級相對較低，難以協調其他部會。
氣候變遷還牽涉到能源、產業全面的規劃。今年在巴西里約的高峰會議上當中提到了「綠色經濟」，希望能夠同時解決經濟危機、環境危機以及氣候危機。台灣目前將氣候變遷、能源、產業視為個別獨立的問題，也需要強化全面性的思考。
第三世界國家對於綠色經濟的想法還持有疑慮，擔心綠色經濟將成為已開發國家再次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手段。不過台灣鄰近的幾個國家已經開始推行「綠色新政」，像是南韓、中國大陸都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結合不同的產業進行大量投資。
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我們準備好了嗎？
政府專業角度的防災演練，和民眾現實應變狀況是有一段距離的。
今年六月颱風來時，早上十點宣布停課，可是我們多數人都不清楚怎樣是最好的避難作為，也許暫時留在教室內是當時最安全的做法，但是全部的學生卻必須在宣布放颱風假的時刻離開學校，反而暴露在危險的環境中。
防災手冊指示避難路線、避難處所，但是有些人在災害發生時明明知道避難路線，卻往危險的地方跑，為什麼？試想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在學校上課，你會先自己逃生還是去學校找孩子？回歸人性，防災訓練應該要有家庭、小團體的考量，讓我們知道通訊中斷的時候，哪裡是緊急連絡的地點。
相對於核災、地震，氣候變遷造成的災難給了我們相對長的時間來因應，像是颱風可能在幾天前就會發布警報，但是我們現在還停留到紙上作業和規劃階段，現實中民眾究竟該如何應變？對氣候變遷的認知、實際的防災教育都還有待落實。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觀園「科技新知」。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