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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說的形上學:法庭語言與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

tml_96
・2023/01/16 ・7312字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很多人從小就把福爾摩斯的故事讀到滾瓜爛熟了,我也是如此。但我近年來用貝氏統計學與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觀點來重讀這些故事,別有一番意趣。

《邏輯哲學論》的作者——路德维希·维根斯坦。圖/wikipedia

這兩個閱讀角度,其實也適用於閱讀其它的偵探故事,包括美國 1930 年以來影響廣泛的冷硬派推理小說。如果說貝氏統計學是推理小說的方法論,那麼《邏輯哲學論》就是推理小說的形上學。

我之前已寫過推理小說方法論的文章;請見跟名偵探學習推理—回溯推理與貝氏定理分析(上)〉跟名偵探學習推理—回溯推理與貝氏定理分析(下)〉

本文在方法論的基礎上論述其背後的形上學: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

一、「資料!資料!資料!」

先簡略複習方法論。〈回溯推論法、貝氏定理、及推理小說〉一文就福爾摩斯使用的貝氏推理方法已有詳細論述。除了此文所舉〈皮膚變白的軍人〉一案外,收在《冒險史》系列中的〈銅山毛櫸案〉更是絕佳的貝式推理辦案例子。(按:銅山毛櫸是一種樹木,英文 Copper Beech,這種樹的葉子像擦亮的金屬。這個故事中犯罪現場的住宅外種了很多銅山毛櫸,因此以「銅山毛櫸」名之。)

收在《冒險史》系列中的〈銅山毛櫸案〉更是絕佳的貝式推理辦案例子。圖/wikipedia

這個故事的客戶亨特小姐得到了一個待遇奇高、雇主又有些不尋常要求的家庭教師工作。她受高薪吸引,但雇主要她剪短長髮、穿他女兒衣服等奇怪要求卻令她不安,因而來貝克街 221B 尋求諮商。福爾摩斯也覺得其中必有蹊蹺,答應她在遇到危險時去幫助她。

福爾摩斯在聽到亨特小姐的初步陳述之後,並未立即說出他心中的想法。他坐下來蹙眉深思。華生忍不住問他,他只是不耐煩地嚷道:「資料!資料!資料!」(Data! Data! Data!)。他又說:「沒有粘土,我做不出磚頭!」

不久之後,亨特小姐果然來電要求福爾摩斯前往協助。在搭火車前往「銅山毛櫸」所在的溫徹斯特途中,福爾摩斯終於向華生透露了他的想法:

「我曾設想過七種不同的解釋,每一種都適用于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事實。但它們當中哪一種是正確的,只能在得到無疑正在等著我們的新消息後才能做出決定。」

貝式推理辦案

這兩句話,可以視為貝氏統計學的絕佳註解。福爾摩斯在聽過亨特小姐的敘述之後,經過深思,已經用他擅長的「回溯推論法」發展出七種可以推論出已知事實的解釋。

在這個階段,這七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換句話說:七種解釋都有不等於零的機率。這個機率分布,就是貝氏統計學的「先驗機率」。貝氏統計學的功能,便是在獲得進一步的資料之後,用貝式定理算出「後驗機率」的機率分布。後驗機率更新了先驗機率。

如果新資訊是有用的,後驗機率分布通常會比先驗機率有較小的標準差,也就是更集中在較少的解釋上。如果一開始資料不足,貝式統計學家可能會假設所有的解釋都有相同的機率為真,這就是統計學所謂均勻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

將有用的資料考量進去之後,如果有些解釋因為與新資訊不盡相符,其機率降低,甚至可以完全排除。如此,後驗機率就變成集中在少數幾個解釋的分布了。

這個故事中,福爾摩斯與華生與亨特小姐在溫徹斯特見面,亨特小姐報告了她在雇主家中的見聞。這些新資料已經足夠讓福爾摩斯把後驗機率分布全部集中在單一解釋上了。他向亨特小姐說:

「當然,只有一個說得通的解釋,你是被請到那裡去冒充某個人,而那個人實際上被囚禁在那間屋子里,這是一清二楚的。至於這個被囚禁的人是誰,我可以斷定就是那個女兒艾麗絲.魯卡斯爾小姐。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她是被說成已經到美國去了。毫無疑問,你所以被選中是因為你的高度、身材和你的頭髮的色澤和她的一樣。好的頭髮被剪掉很可能是因為她曾經患過什麼病,因而,自然也必須要你犧牲你的頭髮。

你瞧見那綹頭髮完全是碰巧。那個在公路上的男人無疑是她的什麼朋友,很可能是她的未婚夫。而且無疑,正因為你穿著那個姑娘的衣服,而且又那麼像她,所以每當他看見你的時候,他從你的笑容中,以後又從你的姿勢中,相信魯卡斯爾小姐確實很快樂,並認為她不再需要他的關懷了。」

當後驗機率百分之百集中在單一解釋上,在福爾摩斯心中,案件已經破了。然而,他仍然需要得到法庭可以接受的證據,那才能將罪犯訴之以法。

二、形上學:邏輯哲學論

推理小說中偵探用邏輯探案,最終還是要上法庭用語言陳述,並接受事實證據的檢驗。看過厄爾.斯坦利.加德納 (Erle Stanley Gardner)《梅森探案集》(Perry Mason)的小說讀者或電視觀眾對這點一定印象深刻。這裡要談的是:推理小說中語言與事實的關係,就是早期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語言與事實的關係。

美國雜誌印刷的“哭泣的燕子案”插圖,佩里·梅森的短篇小說,作者是厄爾·斯坦利·加德納。圖/wikipedia

在《邏輯哲學論》中,維根斯坦主張語言由命題組成,而命題是世界上事實的「圖像」。維根斯坦所謂「圖像」就是「模型」。他在《邏輯哲學論》2.12 寫道:「圖像是事實的模型」。

其實,維根斯坦用「圖像」及「模型」這兩個字來描述命題與事實的對應關係,正來自於法庭上的實際作法。原來他在報上讀到巴黎法庭在審判時使用模型來呈現交通事故現場,便想到可以用圖像與事實的對應關係來描述命題與事實的對應關係。

世界由基本的事實組成,這些基本事實反映在語言中就是他所謂的「原子命題」。在語言中,這些原子命題組成了較複雜的命題。複合命題可以用邏輯真值表來判斷其真偽。

邏輯不但是語言的結構,也是世界的結構。語言中可以用邏輯推導出的命題,在世界上必然也有相對應的事實。反過來說,只有在世界上有對應事實的命題,才是在語言中有「意義」的命題。維根斯坦的這個理論,一般稱作「語言的圖像理論」或「意義的圖像理論」。

《邏輯哲學論》影響了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到今天,社會科學中的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都還是用邏輯推導的命題系統來為人文現象建立模型,並尋求經驗世界的實證。

《邏輯哲學論》中,維根斯坦寫道:

「假設有神創造了一個世界,其中某些命題為真,那祂這樣也就創造了一個這些命題衍出的所有命題皆為真的世界了。依同樣的道理,祂不能創造一個命題『p』為真的世界,而不同時創造這個命題的所有指涉對象。」

——《邏輯哲學論》5.123

這個邏輯世界,就是福爾摩斯推理辦案的世界。福爾摩斯的名言:

「當你把一切不可能的情況都排除之後,那剩下的,不管多麼離奇,也必然是事實。」

——《四簽名》

這就是說經過邏輯演繹確立的假說,必然是案情唯一的解釋。不論這假說有多不可能,也必然可以找到事實證據來支持它通過法庭的檢驗。

這種推理方法當然不是福爾摩斯的專利。雷曼.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透過筆下的偵探馬婁(Marlowe)也說:

「有些事情是事實:在統計的意義上、寫在紙上、錄在帶上、作為證據的事實。而有些事情之所以為事實是因為缺少了它其它的事情就無法解釋了。」

——《回播》

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的《瘦子》也有這一段偵探尼克(Nick)與他太太諾拉(Nora)的對話:

諾拉:「所以你並不確知他搶了威年特?」

尼克:「我們當然知道。不是這樣事情就無法接榫。」

諾拉:「所以你並不確定他——」

尼克:「不要這樣說。我們當然確定。只有這樣事情才能接榫。」

換句話說:推理的結論並不是已知的事實,而只是邏輯推論得到的命題。然而,依據《邏輯哲學論》的形上學,這個命題在世界上必然會有相對應的事實,只有這樣才能跟其它已知的事實「接榫」。「接榫」(click)就是邏輯的連結;少了這個連結,案情就無法解釋。

美國的法庭上,檢察官和被告律師的任務是藉由證人的證詞拼湊足夠的事實證據讓陪審團推論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證人做證前必須宣誓其所做的證詞是「事實、全部的事實、而且只有事實」(”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只有與案情事實相關的證詞才能被法官接受而列入紀錄。檢察官和被告律師交叉詰問證人時,常用是非題的陳述提問,只要證人回答「對」或「錯」,也就是邏輯上的「真」或「假」。這些陳述雖然不是維根斯坦所謂的原子命題,但詰問的目的就是要排比出案情的基本事實,以備最後陳述時用真值表的邏輯推論出複合命題之用。

梅森探案集。圖/IMDb

像《梅森探案集》之類的法庭劇中常可看到檢察官或辯護律師高叫「反對!」(“Objection!”),其理由常是對方的詰問「無能、無關、無重要性」(incompetent, irrelevant, immaterial)。此時法官要判決反對成立(sustained)或不成立(overruled)。

與案情無關的話固然不能陳述,法庭外聽到的話(hearsay),除非是案發過程中自然説出的話(res gestae), 否則也不能作為證據。另外,證人只能陳述事實,不能做邏輯推論;檢察官或辯護律師蓄意引導證人做出結論的詰問也會受到對方的反對。在交叉詰問的階段,邏輯只能由證詞所拚構的圖像「顯示」,不能由檢察官、被告律師、證人口中來「言說」。

在這階段,法庭上的證詞都必須是切合案情、正當合宜、而且法律容許的(pertinent, proper, admissible)。這樣的證詞等同於案情事實:這是語言與事實的對應,而邏輯則是兩者的共同結構。

所有的證人都做了證之後,檢察官和律師會向法官宣稱:「這就是檢方(或辯方)所呈的全部事實了」。這句話的英文是「Thats the prosecutions (or the defendants) case.」。這裡「case」這個字的用法,令人想到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第一句話:「世界就是全部的事實」(“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e case.”)法庭所建構的世界就是與案情相關的全部事實,這些事實在法庭上由證人陳述,再由檢察官及律師在結辯時總結,引導陪審團作出判決。

當案情只有情況證據時,檢察官及被告律師必須要引導陪審團就情況證據做出有罪或無罪的邏輯推論。這個結論就是「榫」,是重建案情拼圖的一個缺片,它必須由邏輯來補足。

三、邏輯的界限

《梅森探案集》影集常見的劇情是:辯護律師梅森相信被告無罪,但在開庭之前他並不知道真兇是誰。他在法庭上與檢察官交叉詰問證人,檢察官當然竭力證明被告有罪;梅森則從證人證詞中尋找破綻。常常有好幾位證人都有殺人的動機,但梅森排除其他人犯案的可能性之後鎖定一人,用犀利的邏輯推出結論:「所以你就是兇手!」嫌犯在邏輯的力量之下只好認罪,案情就破了。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圖/Tse-min Lin

但是辯護律師的職責並不是找出真兇而是說服陪審團被告無罪。如果無法找出真兇,梅森的做法是讓陪審團對被告是真兇的假說起合理的懷疑。依據美國法律,判決被告有罪必須超越合理的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否則便應判被告無罪。什麼是合理的懷疑呢?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The Case of the Shoplifters Shoe)是一篇案情錯綜複雜,而法庭攻防令人著迷的小說。這個案子的關鍵在於梅森對陪審團最後陳述時說的這一段話: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法庭會指示你說:要根據情況證據來判定被告有罪,那些情況不但必須與被告有罪的假說相符合,還必須與其他合理的假說不一致。假如在被告有罪的假說之外還有其它合理的假說可以解釋情況證據,你的責任便是開釋被告。」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圖/Tse-min Lin
《梅森探案集》中的《店賊血鞋疑案》。圖/Tse-min Lin

在這個案件中,檢察官以女性被告的包包裡查獲兇槍、贓物,而且鞋上沾有死者血跡為證,信心滿滿地在法庭傳訊證人,重建案情。梅森卻以巧妙的邏輯推理提出另一個與這些情況證據相符的假說,點出兇手可能是另外一人,而且可以合理解釋為何被告持有所謂兇槍並且鞋上沾有死者血跡。他諄諄提醒陪審團:如果不能排除其它合理的假說,便必須開釋被告。後來陪審團果然判決被告無罪。

推理小說之所以引人入勝,常是因為一個凶殺案的真凶是誰可以有好幾個先驗機率不等於零的合理假說。偵探或法庭只要掌握足夠的事實資料,理論上便能把涵蓋所有可能解釋的先驗機率更新到所有機率集中於單一解釋的後驗機率:此時案子就破了。如果做不到,那表示兇手無法確定,邏輯推理會得到互相矛盾的結論。

維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特別強調:矛盾的命題不是世界的圖像:它不呈現任何可能的事實狀態。互相矛盾的命題,例如「疑犯有罪」和「疑犯無罪」,不可能同時皆真。

「事件或者發生或者不發生,不會有中間路線」。

——《邏輯哲學論》5.143

「矛盾是命題的外部界限」

——《邏輯哲學論》5.153

維根斯坦如是說。但是當我們對基本命題的真假尚不確定時,我們可以對由這些基本命題建構出來的複合命題定出其為真的先驗機率。這些機率的存在並不代表事件可以像「薛丁格的貓」(Schrödingers cat)一樣,又是發生又是不發生。它只是說事實資料不足時,複合命題的真假尚無法確定。當資料足夠時,命題或真或假就只有一種可能了。

《邏輯哲學論》的命題系統不容許有矛盾存在。同樣的,推理小說中的法庭也不容許有矛盾的結論。如果證人的證詞像黑澤明電影《羅生門》那樣四個證人(包括一個鬼)互相不一致,其中必然有人說謊,必須找出說謊者而加之以偽證罪。

然而《邏輯哲學論》並不是只有邏輯實證論。維根斯坦曾經在致出版商的信中說《邏輯哲學論》有兩部分。關於語言之邏輯基礎這部分只是可以寫得出的部分,關於倫理的部分其實更重要,可是不能寫出。這第二部分,通常被視為他的神祕主義。書中神祕主義的一些名言包括:


「只要是可以說的,就可以說得清楚;那些不能說的,我們必須默默地跳過。」

——《邏輯哲學論》序言

「語言的界限意謂我世界的界限。」

——《邏輯哲學論》5.6

「在我們無法言說之處,我們必須沉默。」

——《邏輯哲學論》7

法庭容許的語言是有界限的。

邏輯推理無法破案的時候,偵探必須保持沉默。案子根本上不了法庭,甭說交叉詰問。此時,語言的界限就是法庭世界的界限,「誰是兇手?」(whodunit)將永遠是一個「神祕」(mystery)。

四、結論

維根斯坦「語言的圖像理論」既然是由法庭程序得到的靈感,那麼推理小說中的法庭程序與之契合也就不特別令人訝異了。然而犯罪偵辦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只要跳離推理小說,就知道真實的世界要複雜多了。不但很多犯罪事件找不到疑犯,即使找到疑犯上了法庭,證人的供辭也常支離破碎、互相矛盾而無法重建犯罪事實,對疑犯加以定罪。那麼,難道《邏輯哲學論》對語言和世界的論述有所偏差?

羅素在《邏輯哲學論》的導論中說此書所論述的是理想語言的條件,這個說法,維根斯坦當時很不能接受。然而法庭對證人陳述的規範,正是在刻意形塑「理想語言」的條件。

維根斯坦本人必須要等到他後期寫作《哲學研究》的時候,才點出《邏輯哲學論》形上學的問題:

世界上的事實不能純粹由感官來做客觀的認知,因為感官認知的資料無法避免觀點的影響,而因此陳述出的命題也就無法避免矛盾。

他提出的「鴨兔圖」(duck-rabbit picture)從一個觀點看像鴨子,另一個觀點看像兔子。如果同一物件可以因觀點脈絡不同而呈現不同面向,那如何避免不同證人在法庭上依其所看到的面向作出互相矛盾的陳述?對於後期的維根斯坦而言,矛盾已經不再是邏輯禁忌。

《哲學研究》第二部分,第六節探討的「鴨兔錯覺」。圖/wikipedia

維根斯坦是偵探小說迷,不過沒有他讀過福爾摩斯故事的記載。1949 年,在一個討論偵探小說的場合,他說英國人在這個文學類型的創作上特別有天分。他還特別舉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為例。他認為克莉絲蒂的偵探故事不但情節巧妙,角色更寫得像「真實人物」(real people)一樣帶勁。

但維根斯坦最喜歡的卻是美國冷硬派的偵探小說,特別是較少為人知的諾伯特.戴維斯(Norbert Davis)的小說。他為何會對冷硬派偵探小說那麼入迷?

漢密特出版先驅之作《馬爾他之鷹》的時候,已經是 1930 年了;而戴維斯還要在 1932 年才開始在《黑面具》(Black Mask)雜誌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此時維根斯坦已經告別他失落的歲月,回到劍橋。他也從此開始與羅素漸行漸遠,揚棄羅素抽象的形式邏輯(formal logic),而逐漸發展出他後期建立在「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之上的語言哲學。

此時的他,正要解構自己的《邏輯哲學論》——「意義」不再是基於語言之作為世界現實的「圖像」,而是基於語言之作為生活脈絡中的「遊戲」——不可能會為推理小說中虛構的邏輯實證論著迷。也許他喜歡冷硬派偵探那種在黑暗巷弄穿梭,行動精力充沛、說話酷勁十足的「真實人物」形象,與他語言哲學的轉折有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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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l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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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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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得知「我是誰?」,笛卡兒回答「我思故我在」——《我是誰》
啟示
・2022/11/07 ・2488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世界上的一切都值得懷疑,真的嗎?

難道就沒有什麼是絕對不容懷疑的嗎?因為就算我懷疑一切,我還是不能懷疑「我在懷疑」以及「我是那個懷疑的人」這兩件事啊!

而如果我知道當我在懷疑的時候正在懷疑,那麼我必定想著我在懷疑。也就是說,有一個不容懷疑的確定性,一個高於所有其他原則的首要原則: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當他想到這句話並且脫口而出時,壁爐裡的火還沒熄,但是哲學的世界卻已經完全改觀。

哲學界的革命軍:笛卡兒

這位在三十年戰爭開始時的一個初冬夜晚為哲學帶來革命性改變的人是誰呢?

勒奈.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圖/Wikipedia

他的名字就是勒奈.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他出身於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是位於雷恩(Rennes)布列塔尼省( Bretagne)最高法庭的法官。他的母親於 1597 年(也就是生下他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因此笛卡兒是由外祖母帶大。

8 歲時他進入一所耶穌會學校就讀,雖然這並不是一個好玩的經歷,但是當他 16 歲離開那裡時,已具備了傑出的古典學以及數學知識。

這名天資優異的學生在普瓦捷(Poitiers)大學學習法律,然後申請進入巴黎一所只招收年輕貴族的學院,把錯過的年少生活彌補回來。

他在那裡學習擊劍、跳舞、騎術、社交禮儀和其他不可不學的東西,卻完全不知道要用它們來做什麼。(直到兩年後他才有機會讓其中一項技藝派上用場:他在一場對決中擊敗並刺死了對手。)

22 歲時,他追隨荷蘭統帥莫里斯.馮.歐拉年(Moritz von Oranien)從軍,踏上冒險旅程。他在那期間學到許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至於軍人的生活則乏善可陳。隨後不久,他遊經丹麥和德國,並再次入伍從軍,這次跟隨的是馬克西米里安.馮.拜恩(Maximilian von Bayern)。

笛卡兒參與了這支軍隊攻取布拉格的戰役,並在當地參觀了天文學家約翰尼斯.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的工作室。他頓時清楚自己想成為什麼:一名為黑暗的科學界帶來光明的啟蒙者。

約翰尼斯.克卜勒。圖/Wikipedia

他充滿自信地夢想著一個清晰而符合邏輯和「普遍的方法來探索真相」。而他,笛卡兒,便身負找到這個方法的使命。

想出版《論世界》來完成自己的使命

1620 年 4 月,24 歲的笛卡兒在烏爾姆遇見了數學家約翰尼斯.褔爾哈伯(Johannes Faulhaber)。笛卡兒於反掌之間就解出了一道非常複雜的數學題。他自己曾大言不慚地寫道:那道數學題能讓當代最聰明的人舉白旗投降,而他即將成為能為每個問題找到一個簡單又聰明的解答的人。

笛卡兒在烏爾姆遇見的數學家約翰尼斯.褔爾哈伯。圖/Wikipedia

他在烏爾姆農舍靜思的一年後便放棄了軍旅生活。他到洛雷托(Loreto)去朝聖,並遊歷了日耳曼、荷蘭、瑞士和義大利。他於 1625 年遷往巴黎,結交了當地的知識份子。雖然經常是晚會的座上客,但是他的社交圈並不算大。

5 年以後,他離開巴黎,搬到了繁榮的荷蘭。當時荷蘭正瀰漫著全歐洲最自由的思想和宗教氣氛,而笛卡兒正想利用這個環境來完成構思已久的巨著。他的開始深居簡出,唯一的交流是頻繁的書信,特別是和女士們的信件往來。他一心想完成他的《論世界》,卻並未付梓。

1633 年他得知義大利同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關於宇宙和世界的新科學觀點被教廷駁斥。即使是對於笛卡兒這樣一個相信上帝(一個他試著證明為最高原則的、相對抽象的上帝)的人來說,天主教會還是個危險的敵人。

雖然荷蘭比義大利或法國自由開放,笛卡兒仍然謹慎而迅速地搬家。他發表了關於幾何、代數和物理的文章,並成為極具聲望的數學家。

匿名出版仍難掩鋒芒

直到 1637 年他才發表了那本書,那本在八年前想像整個世界縮小成一個有壁爐的農舍、並想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書。這是一本適合大眾閱讀的小書,名為《論正確運用理性和科學性的真理探究的方法》。

為了安全起見,這本書以匿名出版,不過背後的作者是誰依然很快就流傳開來。笛卡兒享受著來自四方的讚譽,然而他的高傲態度和極度的猜疑,使他在面對任何批評時都非常敏感。

他的下一部思想類似的著作在萊登(Leiden)和烏特勒支(Utrecht)遭受非議,而笛卡兒的猜疑更逐漸擴大成為妄想症。他曾多次考慮搬到英國去,也倉促避走法國,最後於 1649 年冬季應筆友瑞典女王克麗斯蒂之邀來到斯德哥爾摩。

克里斯蒂娜女王(左)和笛卡兒(右)。圖/Wikipedia

然而這次的停留卻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女王堅持要他早上在一間未經預暖的房間裡為她授課。1650 年 2 月,53 歲的笛卡兒終因肺炎病逝。

「我」成為哲學的中心

笛卡兒成就了些什麼?

首先,他提出了一個方法:只有通過一步步滴水不漏的驗證過程證明為無誤的命題,方能接受其正確性。

而他也把「我」作為哲學的中心。如果說從前的哲學家總試著找出世界「本身」是如何的,那麼笛卡兒便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唯有探究出世界在我的思想前面展現何種面貌,才能發現世界「本身」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所知道的世界的一切,並不是透過任何客觀的鳥瞰,而是單單透過我腦中的思想。尼采後來將笛卡兒稱作「只承認理性才是權威的革命之父」。

——本文摘自《我是誰:對自我意識與「生而為人」的哲學思考》,2022 年 10 月,啟示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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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神之時代下,仍敢質疑教會的哲學家:宗教的基礎不是理性,而是無知和情緒──《不馴的異端》
麥田出版_96
・2022/09/03 ・3914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挑戰神的男人:巴頓.斯賓諾莎

根據 17 世紀歐洲各國所簽署的條約以及各種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和解情況來看,因宗教革命的餘波而爆發的歐洲宗教戰爭在當時可能已經結束了。然而,戰爭的影響仍持續了數十年。

當時超級大國(特別是法國、英國、西班牙和荷蘭)之間的宗教分歧皆進一步引發政治對抗,反之亦然。

而對當時的天主教徒、聖公會教徒、路德派教徒和喀爾文派教徒來說,他們唯一的共識就是社會與人們靈魂所面臨的真正威脅來自那些無神論著作,例如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和霍布斯的《利維坦》等作品。

針對那些認為他無宗教信仰、是危險的無神論者、且意圖反對虔誠和道德等等的譴責,斯賓諾莎認為自己能提出一個完整的哲學論述來回應。與《倫理學》一樣,《神學政治論》是斯賓諾莎對「真實宗教」之辯護。

巴頓.斯賓諾莎(Bento de Spinoza)是一位出生於猶太家庭的「無神論」哲學家,透過《神學政治論》批判宗教的本質和制度。圖/Wikipedia

我們隨後將看到,真實宗教原來是一種簡單的道德行為準則,同時這樣的準則能讓我們理解什麼是人類存在的最佳條件以及如何實現這樣的條件。然而,斯賓諾莎沒有透過嚴格的幾何學式論證來建立真實的虔誠的形上學、知識論和倫理學基礎。

他在《神學政治論》中,是用批判性的方法來檢視宗教對他同時代的人來說到底是什麼。他特別關注那些主要的宗教傳統組織。

在他看來,這些宗教組織似乎不是和平和幸福的源頭,尤其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更是衝突和痛苦的根源。

因此與《倫理學》相較,《神學政治論》是一部探討傳統宗教或大眾宗教之歷史、心理、文本和政治基礎的爭議性著作。

斯賓諾莎最感興趣的兩個宗教,當然就是三大亞伯拉罕傳統宗教中的基督教和猶太教。

自從 15 世紀最後一次將穆斯林族群驅趕出西班牙以來,基督教便統治著西歐人民的精神生活與世俗生活。雖然在 17 世紀的大多數時候,許多歐洲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仍然禁止猶太人居住,但在義大利、荷蘭、德國以及中歐和東歐,都有重要的猶太社區。

斯賓諾莎大膽地寫下:因無知而迷信!

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的序言中提供了一個簡短的宗教自然史,並解釋為何這些宗教傳統基本上只是有組織的迷信。在他看來,這些宗教的基礎不是理性,而是無知和情緒,尤其是希望和恐懼的情緒。

宗教的本質和目的,究竟是什麼?圖/elements.envato

自古以來,哲學家和詩人就不斷提及人類在這個世界中生活的特點,也就是命運在人類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生存環境,尤其無法控制好事與壞事降臨到我們身上。我們通常也無法決定是否能從自己依戀的人以及自己珍視的事物中獲得長久的快樂。死亡有時很快降臨,奪走我們心愛之人,而今天獲得的財富或榮譽也很容易就在明天失去。

此外,我們在追求自己設定並希望實現的目標時,往往也會因環境的限制而受挫。總而言之,外在世界往往存在不可預知的無數障礙,使我們無法獲得幸福。

所以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實現與否,經常取決於好運和厄運。就算一個人足夠幸運,能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也不能保證這種滿足感會持續下去。就如同古希臘悲劇家所體認到的,人類的幸福中存在許多運氣成分。

斯賓諾莎認為,我們在面對命運殘酷的追擊時所產生的自然反應就是迷信。只要事情的進展順利,我們就會滿足於依靠自己。一個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足的人,通常不會向超自然的存在尋求幫助,甚至不會向其他凡人尋求幫助。

「神」成為了命運的解答

斯賓諾莎提到:「如果人們能夠完全控制他們所處的環境,或者他們總是好運不斷,那麼他們就永遠不會成為迷信的犧牲品。」但一旦我們的希望破滅、恐懼成為現實,我們陷入無法自己掌控的困境,將很快改變行為模式,想扭轉事態,希望事情再次朝著我們的意圖發展。

當命運向他們微笑,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聰慧過人(即使事實上對世事所知甚少),任何他人的意見都被視為是一種侮辱。但在逆境當中,他們不知道該找誰求助,且會輕易接受任何意見。如此一來,即使是再愚蠢、荒謬或虛榮的建議,他們也會遵循。

斯賓諾莎認為,對命運的不甘、憤怒和恐懼,是人們投向宗教懷抱的原因。圖/elements.envato

對於那些運氣不佳或是懼怕未來的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會成為好運或厄運的預兆,而不尋常的現象則會被用來代表神的仁慈或惡意。

「他們錯誤地認為大自然中含有某些特殊的意義,彷彿整個大自然都將屈從於他們的瘋狂。」在這些人眼中,事件的背後隱藏著某種力量,而且他們只要稍加努力便可以操縱這股力量,甚至認為這代表他們擁有虔誠的心。

因此,他們建議以獻祭來避免即將發生的災難,並發誓能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來。正如斯賓諾莎所說:「恐懼……導致、維持並助長迷信。」同時,恐懼也是「虛假宗教崇拜」的起源。

此外,恐懼和希望的情緒極度不穩定,因此應運而生的迷信也總是不穩定且多變。通常一旦事情再次開始好轉,人們會停止那些改變環境的做法。

宗教行為的最大受益者?是信眾,還是祭司?

從迷信行為中獲益最大的人(先知、預言家、祭司等人)卻會煞費苦心地控制群眾,給予他們一些持續努力的目標。

這些獲益者的主要做法是誇大宗教活動的重要性,並舉行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莊嚴儀式。這些手段將會確保就算人們沒有遭遇困頓,也將持續對神以及在塵世中代表神的神職人員致上應有的敬意(或許後者才更重要)。

最終結果就是出現有組織的教派宗教。

這種不穩定的迷信行為是許多可怕戰爭和動亂的原因,因為……沒有什麼比迷信更強而有力的統治手段了。

人們很容易在宗教的幌子下,將統治者當作神明來崇拜,隨後又把統治者當作人類共同之禍來詛咒和譴責。為了抵制這種不幸的傾向,人們做出巨大的努力,創造宗教(無論其真假)以及華麗的儀式,使其能夠承受任何衝擊,並不斷喚起禮拜者最虔誠的敬意。

在斯賓諾莎眼中,宗教、法典就是一切恐懼的最終結果。圖/elements.envato

最終,迷信被編纂成法典。

而信徒的生活則是一種「受到束縛」的狀態,他們在身體和精神上被迫服從。他們生活在謊言之中,並被阻止(有時甚至是用強迫的手段)自由地做出判斷。

就他們而言,對上帝的奉承取代了真正的崇拜;對錯誤教條的服從取代了對知識的追求;對異議者和非信徒的迫害則取代了思想和行動的自由。

「虔誠和宗教……透過傳播荒謬的神祕故事。那些完全蔑視理性的人拒絕並遠離理智,甚至認為理智是一種自甘墮落。然而,這些人卻被認為擁有神聖之光(這是最不公平的地方)!」斯賓諾莎認為,如果這些自以為虔誠的守護者「真的擁有神聖之光,那麼他們就不會如此沉迷於傲慢的胡言亂語,而會以智慧之心敬拜神明,以愛心(而非以憎恨)引領同伴」。

宗教會帶來什麼後果?

霍布斯曾在《利維坦》中描述宗教的起源。對早已熟悉霍布斯論述的同時代人來說,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的說法大概非常類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兩部作品經常被教會當局一同譴責。

與斯賓諾莎一樣,霍布斯將宗教虔誠的動機定位於人類的非理性情緒(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包括「焦慮」以及在面對不確定未來時的恐懼和希望)和對事件發生背後真實原因的無知。

為了讓人民保持順從與和平,世俗政治領袖和教派宗教領袖經常利用這些情緒來引發迷信信仰和迷信實踐。

事實上正如霍布斯所說,大眾的盲從對於政治統治者來說是件好事,所以他們更願意看到臣民履行宗教義務。

宗教會讓人民無心參與政治事務,也無心仔細檢視國家治理的議題。例如,古羅馬人早就深知「人民相信儀式、祈禱、祭祀和節日可以平息諸神的憤怒。所以,透過這些宗教傳統,統治者可以確保平民百姓在遭遇不幸時,會將過錯歸咎於儀式上的疏忽或錯誤,或是歸咎於自己不遵守宗教律法,不太會反對統治者。

此外,只要人民專注享受那些為了向神致敬而舉辦的節日慶典和娛樂節目,那麼要滿足他們就變得非常簡單。他們也就不會對國家不滿、心懷抱怨或騷動。」  

霍布斯書中的嚴厲批評是針對羅馬天主教。他在《利維坦》的第四部檢視了羅馬天主教的結構和各種儀式,且下了一個頗具煽動性的標題──「黑暗王國」。話雖如此,但是他顯然與斯賓諾莎相似,他鄙視的不僅是天主教,而是所有有組織的宗教。

——本文摘自《不馴的異端:以一本憤怒之書引發歐洲大地震,斯賓諾莎與人類思想自由的起源》,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麥田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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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麥田裡播下了種籽…… 耕耘多年,麥田在摸索中成長,然後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以人文精神為主軸的出版體。從第一本文學小說到人文、歷史、軍事、生活。麥田繼續生存、繼續成長,希圖得到眾多讀者對麥田出版的堅持認同,並成為讀者閱讀生活裡的一個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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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成為世人追捧的「猶太商人」!少年寧願拋棄家業,也要去學哲學──《不馴的異端》
麥田出版_96
・2022/09/02 ・2339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異端哲學家的誕生

1632 年 11 月 24 日,巴頓.斯賓諾莎(Bento de Spinoza)在阿姆斯特丹葡萄牙裔猶太社區一個著名的商人家庭中出生。

雖然巴魯赫.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出生於猶太家庭,他的父親甚至是猶太人公會會長和教會學校校長,但他卻在 23 歲那年就被猶太教會驅逐。圖/wikipedia

這個賽法迪猶太社區是由過去的「新基督徒」所建立(所謂「新基督徒」指的是 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為了逃避西班牙伊比利宗教裁判所的騷擾,許多新基督徒最終在十七世紀初於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北方城市定居。

剛獨立的荷蘭共和國(尤其是最大的荷蘭省)因為其普遍寬容的環境,以及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遠大於對宗教統一的重視),為這些難民提供了重新建立猶太生活、皈依祖先所信仰之猶太教的機會。

雖然荷蘭社會中仍然有一些保守階層叫嚷著要驅逐他們之間的「葡萄牙商人」,但是阿姆斯特丹更開明的政要以及荷蘭社會中許多更開明的民眾,並不願意重蹈西班牙一個世紀前的覆轍,把對荷蘭經濟重要的人口驅逐出去。

畢竟,這群猶太人的生產力和商業人脈為荷蘭黃金時代的繁榮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斯賓諾莎也曾是教會眼中的的乖寶寶

斯賓諾莎一家並不是城市中最富有的賽法迪猶太家族。他們的財富與最富有的荷蘭階層相比顯得微不足道。然而,他們仍然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

斯賓諾莎的父親米格爾是一位乾果和堅果的進口商人,其產品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從他本人的自述以及他在同業中的名聲來看,斯賓諾莎的父親似乎曾經是一位相當成功的商人。

斯賓諾莎(他在猶太教會裡則被稱為「巴魯赫」)肯定是一位智商過人的天才少年,他在猶太社區學校的求學過程中不斷進步,讓他的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

斯賓諾莎從小就展現了過人的天賦。圖/elements.envato

他大概曾在猶太兒童宗教會向著名的祭司學習,例如瑪拿西.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以撒.馮塞卡(Isaac Aboab da Fonseca)和索爾.莫特拉(Saul Levi Mortera)。

以色列是一位有包容力且胸懷世界主義的猶太祭司,他可能是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猶太人;馮塞卡則是有神祕主義傾向的祭司;另外莫特拉是當時宗教會的祭司長,他更傾心於理性哲學,但也因此經常與馮塞卡祭司在卡巴拉哲學(kabbalah)(一種猶太教神祕主義)的議題上產生衝突。

斯賓諾莎也許在學校表現優異,但與人們長久以來的說法相反,他認真學習的理由並不是為了成為一位猶太祭司。事實上,他並未進入更高階的學校課程(高階課程必須修習猶太法典《塔木德》)。

兄長與父親相繼驟逝,只剩下「繼承家業」這條路?

在 1649 年,斯賓諾莎的兄長以撒去世了。由於過往一直是以撒幫助父親管理家族生意,此時斯賓諾莎不得不終止他在學校的課業,接下以撒的工作。

1654 年,斯賓諾莎的父親去世時,就剩下他與另一位身為全職商人的兄長加百列經營家族企業,此時他們的公司稱為「巴頓-加百列.斯賓諾莎公司」。

然而,背負著父親留下的債務,公司在他們兄弟的領導下舉步維艱。畢竟斯賓諾莎似乎不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斯賓諾莎對從商並不怎麼感興趣。

在葡萄牙裔猶太人社區裡,經濟上的成功會帶來地位和聲望,但這些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吸引力。與加百列接手家族企業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分心,漸漸擺脫這些世俗事務,並把愈來愈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他對知識領域的興趣。

擺脫世俗價值,當自己的主人

幾年後,他回顧這段轉向哲學生活的過程時就提到,他愈來愈意識到大多數人(包括他自己)追求的只是虛榮心,而絲毫不重視目標的真正價值:

我的經驗告訴我,所有日常事物都是空虛和徒勞。我認知到,所有引起我恐懼的事物,其本身其實並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因為我的心因其動搖。

我終於下定決心試著尋找是否有什麼東西是真正的善,其本身就充滿能量。

我將拒絕其他事物,只讓真正的善影響我的心。我好奇是否有什麼東西,一旦發現和獲得之後,就會持續帶來最深的喜悅,直到永遠。

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你們有想過這件事的價值是甚麼嗎?圖/WildMediaSK

當然,他並非沒有意識到放棄先前工作而開始這項新事業後所會面臨的風險。

我之所以說「我終於下定決心」,是因為乍看之下,願意為了當下還不確定能獲得的東西,而失去某些確定的東西,這似乎不是明智的決定。

當然,我看到了榮譽和財富所帶來的好處,而且如果我想認真地投身於某種全新且截然不同的事業,就不得不放棄追求那些好處。

如果碰巧榮譽和財富能帶來最大的幸福,那麼我明白自己將與那樣的幸福無緣。

然而,如果最大的幸福並不在榮譽和財富之中,而我卻只把精力用於追求它們,那麼我也一樣會與這種幸福無緣。

在 1650 年代早期到中期,斯賓諾莎下定決心不再將他未來的重心放在進口乾果上,轉而開始追求哲學。從此以後,他要前去探索知識和真正的幸福。

——本文摘自《不馴的異端:以一本憤怒之書引發歐洲大地震,斯賓諾莎與人類思想自由的起源》,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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