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否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醫療人員是如何判斷？區辨診斷的 ADHD 思考決策樹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為什麼「特別」＝不正常？

回想求學過程中，你是否曾煩惱特立獨行的行為會成為老師和同學眼中的「異類」？當社會慣用同一套標準檢視每個人，你我都可能被貼上「污名標籤」。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她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探討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特別在臺灣的教育現場，有一群「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學童，經常被貼上社會加諸的「疾病污名標籤」。一起來認識 ADHD ，聽聽成人患者、家長與老師們的親身經歷，了解他們如何面對污名？怎麼看待正常與異常的界線？

ADHD 學童與教育者會遇到哪些困境？

就讀小學五年級的小曉，外表與一般小女孩無異，卻經常坐立不安、注意力難集中，甚至瞬間情緒崩潰。在班上不只被同學霸凌孤立，還被其他家長視為問題兒童，責備小曉的父母沒有善盡教養義務。

小曉的父親長年在國外工作，導致養育責任、就醫治療的重擔全落在母親薇芳身上。面對女兒一天到晚闖禍，在家又不按時吃藥，母女兩人經常爆發衝突。龐大的身心壓力讓薇芳不禁心想：「如果沒有妳，我是不是能做自己？」

從香港來的新老師保羅試圖幫助小曉融入學校生活、緩解薇芳的壓力，成為母女兩人的避風港，也背負是否因特殊原因而關照小曉的質疑。

電影《小曉》道盡「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 ）學童在臺灣教育環境經常發生的狀況，以及家長與老師面臨的教養與照護困境。

究竟 ADHD 在兒童間的盛行率有多少？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 2022 年發行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顯示， ADHD 在全球兒童中的盛行率推估為 7.2 % 。臺灣 2019 年對全國中小學生進行的抽樣調查研究則發現，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 ADHD 診斷準則（DSM-5）的學生比例高達 10 % 。

換言之，每 100 名學生中約有 10 名有明顯的 ADHD 症狀。面對這麼高的比例，社會大眾對 ADHD 的認識卻不夠普及。究竟 ADHD 有什麼樣的表現？如何協助孩子調整身心狀況、應對治療伴隨的疾病污名標籤？家長、老師等照護者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容易被污名化的「隱性障礙」！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試圖理解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近年來持續探討 ADHD 等「隱性障礙」在教育場域如何被醫療化、標籤化，以及親職角色面臨的各種教養難題。

所謂「隱性障礙」是指：病況模糊、有爭議或不可見，需要精神藥物、心理與特殊教育介入，從而為家長帶來尋求診斷與治療的複雜挑戰。

ADHD 即是一種隱性障礙，對生活的影響通常反映在人際互動與學習表現上，詳細診斷標準可參考臺大神經部衛教說明，主要症狀整理如下：

由於 ADHD 的行為樣態多元、表現程度不一，而且可能隨著成長過程而改善或惡化，讓位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經常面對的難題是：究竟孩子只是不夠努力，還是真的無法控制自己？

這種判斷困難常出現在孩子重新分班、需適應新環境時。大部分老師會先觀察半學期至一學期，如果孩子的行為一直沒有改善，就會試著與家長溝通，評估是否帶孩子就醫檢查。因此，求學階段通常是孩子被診斷出 ADHD 的高峰期。

由於臺灣社會長期缺乏隱性障礙的觀念，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會認為是小孩天性調皮，只要嚴加管教就會慢慢改善，並不會直接想到看醫生，而且民眾普遍對看精神科有不好的觀感。

因此，當老師提議帶孩子就醫，多數家長一時之間可能難以接受，再加上每個家庭具備的文化與經濟資本不同，對親職角色的焦慮程度不一，也進而影響家長選擇的回應方式。

為了深入了解隱性障礙對親職造成的挑戰，曾凡慈訪談了 50 位家中有隱性障礙學童的家長，分別具備不同教育程度、家庭型態、社經地位等條件，並藉由發展「道德工作」概念來考察這種獨特的親職任務。什麼是「道德工作」呢？

道德工作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判斷哪些目標值得追求？怎樣的做法比較適當？又應該相信什麼、感受什麼與做什麼，才算善盡職責？

這對一般父母來說絕非易事，應該讓孩子養成乖巧懂事還是自由自在？要努力培養未來競爭力還是享受快樂童年？一道道選擇題已夠令人煩惱，如果孩子的氣質特殊，情緒行為不符合大部分孩子的常態時，將更難仰賴一套明確的價值指引行事，因此需要透過更加複雜的道德工作來幫自己和孩子應付日常難題。

對孩子有隱性障礙的家長來說，道德工作要處理的問題通常包括：該不該用「病」的框架來解釋孩子的違常行為？如果能治療，什麼才是「應該的」目的？要讓孩子擁有公開的障礙身分，還是盡量隱瞞以避免污名？面對孩子持續表現出失序的狀態，該體諒包容還是嚴格要求？

一起來看看與 ADHD 孩童朝夕相處的家長與老師們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ADHD 學童與其家長面臨哪些選擇？

曾凡慈發現，從親職的角度考量，家長首先須設法釐清問題屬性：究竟孩子的行為是個性、環境或病理所致？才能決定該往什麼方向努力。

承認孩子可能患有 ADHD 是家長要克服的首要難題，尤其在臺灣想獲得特殊教育資源，或讓學校接受孩子的差異、提供相應的對待，通常得先取得醫療診斷，使得就醫並接受藥物治療成為某些家長維護孩子受教權的策略。

緊接著家長要摸索的是，怎麼教導孩子看待吃藥行為可能帶來的「污名標籤」。例如有孩子因為吃藥而被同學取笑，與同學發生紛爭時也常被問「今天是不是沒吃藥」。如果沒有妥善處理，診斷用藥將增加孩子被歧視的風險，也會降低孩子配合治療的意願。

某些家長則教孩子以「尋常化」的態度看待用藥。例如告訴孩子「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點病，像是阿公也每天在吃糖尿病的藥」。或者說吃的是「聰明藥」、「專心藥」，吃藥不代表「有病」，而是能在學校表現的更好。

也有部分家長採取「以醫療模式轉移污名」的策略，讓孩子相信只要「治好」就不會發生污名問題。

例如有的孩子主要是注意力不足（ ADHD 的一種次類型），家長引用醫生的說法向孩子強調「你是注意力不足不是過動」。每當孩子接受積極治療、在學校的表現明顯進步時，家長也會藉此培養孩子有自信的應對方式，下次再被同學取笑時可以勇敢回覆：「我只是注意力不足」、「我現在都好了」。

當然也有比較特殊的案例，曾凡慈訪談的家長中，有位媽媽教孩子不要主動挑釁他人，可是一旦別人欺負到你頭上，就一定要捍衛自己。

例如有人罵孩子吃藥就是神經病，她要孩子大力反擊：「你才有病！又不是你要吃藥，關你什麼事？」雖然這麼做無法改善孩子的人際關係，但曾凡慈指出，我們的社會存在一種奇怪的權力，自以為「正常」的人能隨便對被視為「異常」的人指指點點，這種權力應該被揭露和挑戰：

教養方式沒有絕對好壞，教孩子言語反擊，看似在破壞社會互動秩序，實際上是讓孩子正面回擊污名化背後的權力關係。

環境、家庭、教育現場不同會造成什麼差異？

從事隱性障礙的道德工作時，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家長的教養方式可能因不同的文化和經濟資本而產生差異，這將影響家長與老師的溝通，以及孩子可得到的教育與醫療資源。

例如某些家長比較有能力與老師對等討論，一起摸索出適合孩子的學習方式，也比較有能力爭取醫療資源、進行污名管理。課餘時間還會陪孩子完成課業、調整情緒行為，甚至自費取得其他輔助資源。

其中一位有教育學博士學位的家長令曾凡慈印象深刻。這位母親為了讓患有 ADHD 的孩子得到最佳照護，自行創辦了幼兒園，過程中投入的金錢與時間精力，超乎一般家長所能想像！

然而，並非每位家長都有能力為孩子做那麼多，許多家長可能因工作繁忙、手頭不寬裕，或對 ADHD 等隱性障礙缺乏認知，因而無法長期陪伴孩子、或與老師密切溝通，也沒有餘裕定期請假帶孩子回診。

如果老師跟家長的溝通卡關，又正好遇到老師的教學標準較高，可能會認為只要家長不願帶孩子就醫，就沒有立場對疑似有 ADHD 症狀的學生進行個別調整或導入特教資源，這將導致各方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近期曾凡慈也開始訪問教過 ADHD 學生的老師，希望了解他們遇到的教學難題與處理經驗。

老師的壓力之大在於，既要在教學上符合全班學生對「公平性」的期待，又要對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進行「彈性調整」。如果家長不願讓學生接受診斷，面對看似 ADHD 的學生，究竟要用平常標準要求還是寬容對待？如何避免其他人抱怨老師沒有一視同仁？都將陷老師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面對教育現場因不同理念而產生的紛爭，老師非常需要家長與專家的支持，也需要額外人力幫忙分擔並改善孩子在學校的狀況，否則老師疲於應付、教學品質也難以維持。

曾凡慈訪談的老師們也分享了有助增進教學知能的資源，例如現在的教師研習會將 ADHD 等隱性障礙的基本知識與教學策略納入課程，參加教學互助社群也有助交流在教學現場可應用的實務技巧。

此外，老師們也希望有彈性的人力調度，能適時支援臨時狀況。例如孩子坐不住、或行為失控需要拉開距離時，可以有行政體系的老師陪孩子出去走走、緩和情緒。如何讓專業資源與輔助人力能及時支援教育現場，是日後值得關注的課題。

「可不可以讓我們的差異變成獨特？」

未來曾凡慈也將持續訪談成人 ADHD 患者，了解他們怎麼走過求學與治療階段，怎麼看待自己的身心狀態。訪談過程中發現，雖然成長過程有其艱辛之處，但也出現正向看待 ADHD 的社群。

許多在童年時期被診斷出 ADHD 的孩子已長大成人，並開始透過聚會重新思考 ADHD 對自己的意義，致力推動社會大眾以正向心態看待 ADHD，甚至語帶自信地以「A 咖」自稱！

曾凡慈非常樂見創造正向標籤的行動能延續下去。例如「 A 咖」社群中有人認為 ADHD 就是一種個人特質，有天馬行空的創意、勇於跳脫常軌，擅長抓住大方向且不拘小節。此外，「怕無聊」的個性讓他們幾乎終其一生都在尋求新鮮挑戰，過著樂在學習的精彩人生。

然而，曾凡慈也注意到，部分 A 咖仍需要藥物及諮商資源，協助他們應付大學生活，以及工作職場上更加嚴峻的挑戰。有些人很需要心理師擔任一對一的「 ADHD 教練」，訓練人際相處應對、生活安排與工作規畫，或調適因外在刺激而累積的壓力。

然而，目前心理諮商或治療都所費不貲，如果不住在大都市，相關資源將更難取得，導致他們只能靠自助或社群互助，慢慢摸索自我調適策略，比一般同齡人更加辛苦。

因此，有些成年患者會為了使用校內免費的心理諮商服務，選擇延畢或繼續念研究所，導致出社會的時間往後拖延、影響職涯發展。

我們不能否認病症會為患者帶來應付生活的困難，但隨著隱性障礙逐漸被視為人類行為多元光譜的一環，我們也看到了改變的契機。

曾凡慈期許：「我們不該只想著指認孩子的內在缺失，甚至期待醫師將他們治癒，使他們能適應主流環境。」更該轉向思考的是：

如何支持個別差異，發展有利於所有人的教育文化與社會體系。

最早討論 ADHD 的人是誰？    

先前已知最早關於 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以下簡稱 ADHD）的正式論文是喬治．史提爾（George Still）於 1902 年刊登在《刺胳針》上的三篇文章，裡面提到他的臨床經驗，一共有 43 名兒童，在注意力持續上有嚴重的問題。

他的看法與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致，認為缺少這樣的注意力會造成「道德控制」上的缺陷，這些孩子們被描繪成過度活躍、好鬥、挑釁、抗拒紀律、過度情緒化，對於行為沒有「抑制意志」。在這些看法之中，過度情緒化是最常見、最值得注意的特徵。

除了道德控制這個特別的觀點之外，這樣的描述與 120 年後的我們幾乎相同。現在的 ADHD 難以處理的部分也在於過度情緒化這個點上，這些孩子常常因為一件小事就極端沸騰起來，讓所有接近的人都難以承受。

但在 2001 年時，帕默和芬格（Palmer & Finger）認為最早描述 ADHD 症狀的人應該是蘇格蘭醫師亞歷山大．克萊頓（Alexander Crichton）。克萊頓在 1798 年的醫學教科書中，寫了一篇關於注意力障礙的章節。克萊頓的描述又比史提爾早了 104 年，但從史提爾的三篇文章中，卻未引用克萊頓的文獻。

克萊頓對於注意力的描述是這樣的：

一、它是一個人意識的核心特徵；它是我們選擇將注意力集中的東西。

二、注意力是費力的，而不是自動產生的。克萊頓認為注意力的發生，在於我們刻意想要專注，注意力才可能集中。

三、注意力被視為一種有意志的活動，是個人的積極選擇。許多哲學家解釋注意力代表自由意志，更清楚意味著選擇的自由。這樣的說法也跟現代接近，注意力確實非常耗費能量，我們要持續關注某件事情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來自澳洲藥師的研究，成為目前最早討論者

在彼時，我們以為克萊頓的描述是最早關於 ADHD 的醫療文獻。但神奇的事在 2011 年 8 月發生了，一位住在澳洲布里斯班的藥師約翰．顧爾德（John Gould），寫信給羅素．巴克利。^[1]

顧爾德自稱對於精神醫學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他從傅柯的《瘋狂的歷史》一書中讀到，德國醫師魏卡德（Melchior Adam Weikard）在 1790 出版的醫學教科書《Der Philosophische Arzt》中，已經有注意力缺失的描述。但問題是這些文件只有德文，並未轉譯成英文。

因此巴克利只好聯繫德國醫師彼得斯（Helmut Peters），請他協助將文件轉譯成英文，彼得斯還購買了 1785 年出版的第二版，重複確認所看到的文件。由此確認關於注意力缺失的描述，在德文中首次出版是 1775 年，比克萊頓的文獻早了 23 年。

值得一提的是，魏卡德是一位著作等身的醫師，發表了許多醫學、哲學、心理學主題的著作，他提出了許多關於疾病及治療的例子。因為這樣的背景，他批評落後的神學家，也不相信當時流行的占星術。雖然他自承相信上帝，但他經常批判教堂，晚年甚至公開敵視宗教和教會，而且還拒絕臨終前領受聖禮。

也因為與教會多所摩擦，因此魏卡德在 1775 年出版該醫學教科書第一版時，是匿名出版的。第二版也是照樣匿名（但匿名也沒用，教會還是知道這本書是誰寫的），因為他在教科書中攻擊治療疾病的各種宗教習俗（如巫術、驅魔），當然也引來宗教組織廣泛的譴責。魏卡德被指名道姓地誹謗，朋友們不敢拜訪他，甚至不敢坐在他旁邊。

曾經與魏卡德較為親近的人也因此被迫害，不反對他的人則被視為自由精神和無神論者。魏卡德大學同事的妻子視此為畏途，她看到了魏卡德的遭遇後，有感而發表示「我很高興我的丈夫不會寫作！」（寫到這邊才發現會寫字是多麼大的風險了。我個人戲稱自己是拿筆的丁，常常筆還沒拿好，刀子就先砍過來了。）

當時對 ADHD 的看法以及治療方法與現代類似嗎？

至於魏卡德當時對於注意力缺失的看法也與現代相似，其觀察也非常細膩：「當他們仔細閱讀或討論嚴肅事情時，會像小孩一樣，被一百件小事分心」；「每一個嗡嗡叫的蒼蠅、每一個影子、每一個聲音、對古老故事的記憶都會將他拖離任務進入想像世界之中」。這樣的描述告訴我們，注意力不足的核心症狀經過了 250 年還是沒有改變，這一群人早就存在於世界上了，並不會因為人們的不瞭解而消失。

當然，受限於當時的科學發展，他對於注意力不足的成因與治療方法現在看來是荒誕不羈的。他認為「不良的教養」、「教導的不足」是導致注意力不足的原因（雖然現在有一些外行人也是這樣想的，認為只要好好教導，個案好好學習就可以改正注意力不足的症狀），而疾病的源頭是「感覺神經」與「大腦纖維」太快地被晃動，而導致分心。治療方法是用冷水浴、鋼粉、礦泉水、牛奶、酸水、純金雞納^[2] 、酸、咖啡、香料、熱飲、騎馬、體操等等。

另外，他也認為「年輕人不如老年人專心」、「女人不如男人專心」、「樂觀的人不如憂鬱的人專心」、「法國人不如英國人專心」。除了第一項有研究支持之外，其他三項並無科學實證，甚至可能落入歧視的窠臼之中（得罪女人跟法國人？應該會有排山倒海的抗議聲浪吧）。

無論如何，魏卡德關於注意力不足描述的篇章，確實可成為堅實的證據，證明此文獻為描述 ADHD 最早的醫療文獻。此一年代，距今已經大約 250 年了。

註解

• 註 1：羅素．巴克利（Russell A. Barkley）為知名臨床心理學家，專研 ADHD 超過 30 年，所寫的書《Taking Charge of ADHD: The Complete, Authoritative Guide for Parents》，中譯本為《過動兒父母完全指導手冊》，是 ADHD 領域長年暢銷、必讀之參考讀物，我個人推薦父母必看之書籍也都是推薦這一本。
• 註 2：金雞納樹大家一時可能搞不清楚是什麼東西，它的樹皮、樹根可提煉出奎寧，可做為治療瘧疾之用。很久之前，金雞納樹被視為萬用藥，有「萬病之寶丹、百藥之君長」之美稱，幾乎可說是神藥了。不要講以前，前一陣子新冠肺炎大流行時，就有一群人說奎寧有治療功效，著名的支持者還包括美國前總統川普。不過奎寧已經很確定對於新冠肺炎是無效的，我們應該可以不用跟這種沒有科學證據的風了。

參考資料

1. Barkley, R. A., & Peters, H. (2012). The earliest reference to ADHD i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Melchior Adam Weikard’s description in 1775 of “attention deficit” (Mangel der Aufmerksamkeit, Attentio Volubilis). Journal of attention disorders, 16(8), 623–630. https://doi.org/10.1177/1087054711432309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陳毓豪
• 美術設計｜林洵安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但對於閱讀障礙與過動孩童而言，成績低落、學習不專注是常有的事。大腦研究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背後的成因嗎？「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語言研究所李佳穎研究員，她的專長為神經語言學，透過腦造影技術，探討大腦與語言處理的關係。腦波研究如何幫助我們了解語言學習及認知發展呢？來聽聽李佳穎怎麼說！

解鎖大腦處理語言的奧秘

語言，是人類溝通、學習和知識傳承的基礎，但我們究竟是如何從牙牙學語到熟悉多種語言呢？英文有子音、母音，中文也有不同聲調，大腦怎麼區別不同語音？

這些是「神經語言學」的內容，也是中研院「大腦與語言實驗室」的研究重心。李佳穎研究團隊透過大腦的腦波反應，試圖解鎖大腦與語言處理的奧秘，希望進一步找出影響孩童閱讀發展與注意力障礙的關鍵機制。

「腦波的研究已經一百多年。」李佳穎將腦波原理娓娓道來，「大腦由很多神經元組成，這些神經元透過神經傳導物質及電的作用，相互溝通訊息。」想要研究大腦如何處理語言，一般不是直接把探針插在大腦神經元做侵入式量測，而是讓受試者戴上多個電極的帽子，從頭皮上以非侵入式、不影響大腦運作的方式量測。

腦波觀測就像量測心電圖一樣，只要有兩個電極放在大腦頭皮上，便能量測到隨著時間的電位變化，也就是腦波圖（EEG, Electroencephalogram，以下簡稱腦波）。人類在專注、放鬆、睡眠等不同的狀態下，腦波會呈現出不同的頻率組合。

在研究與臨床上，腦波圖也常被用來計算「事件相關電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了解特定事件（例如認知、語音知覺或閱讀等）是否能誘發出特定的腦波型態。

例如，「新生兒聽力篩檢」就是常見的聽覺事件 ERP 臨床應用。透過量測新生兒接收聲音刺激後， 10 毫秒內的腦波反應，就可以知道寶寶大腦的聽覺反應是否正常、有無聽損。檢查的過程中，新生兒不需要有行為反應，睡覺也沒關係。

腦波不僅可用來解答語言或認知歷程的基本問題，也可應用在臨床或教育上。

檢測嬰幼兒語音知覺的腦波──MMN

從量測到的事件誘發電位，科學家只要知道電位振幅強度、波峰發生時間點以及在頭皮上分布的狀態這三個重要資訊，就可以像氣象局預估地震震央一樣，透過數學模型推估神經元活化的起源（generator），解答語言與認知歷程的問題。

李佳穎團隊解開閱讀障礙與注意力缺損之間的關係，即是使用：聽覺事件相關的腦波 MMN（Mismatch negativity，不匹配負向波）。MMN 是什麼呢？它是大腦偵測到聽覺刺激改變時，會自動產生的電位變化。

試著想像，當你聽到高昂尖叫、低頻狂吼，是不是會有不同感覺？腦波反應也是。當大腦偵測到不同頻率的聲音變化，頻率差異越大，引發的 MMN 負向振幅就會越大，電位變化的時間點也越早。

那麼，MMN 可以發揮什麼關鍵功能呢？MMN 振幅大小和發生時間點，能反應出人類對聽覺差異的自動感知區辨能力。此外，紀錄 MMN 腦波資料時，受測者只需要被動地聆聽，不須對聽覺刺激進行任何行為判斷，因此這個腦波指標很適合用來測試無法配合指令要求的族群，像是嬰幼兒、特殊疾病的族群。

目前， MMN 被廣泛用在嬰幼兒語音知覺發展的研究，而且研究已發現，從嬰幼兒的語音發展及語音知覺表現，可以有效預測這些孩子日後的閱讀能力！

時間一天一天走，語言敏感度一點一點消失

芬蘭曾有一項知名研究，研究者想知道：不同母語的嬰兒，語音區辨力有什麼不同？

研究者以芬蘭與愛沙尼亞的嬰兒來做比較，觀測他們聽到不同語音時的 MMN 腦波振幅，判斷嬰兒對愛沙尼亞語特有母音 [õ] 的辨別能力。結果發現，芬蘭嬰兒在 6 個月大時，雖然生活中不會聽到這個母音 [õ]，仍對它有很好的辨別力。但到了 12 個月大，芬蘭嬰兒對於非母語 [õ] 的辨別敏感度就顯著降低了！這項研究顯示：

即使不是母語會出現的音素，孩子都有與生俱來的辨識力，但這種天賦會逐漸「關上門」。

隨著語言學習的過程，我們對母語中不存在的音素會漸漸失去敏感度。

中文閱讀障礙孩童的關鍵：對聲調變化較不敏感

每種語言具有不同的語音特徵，因此李佳穎實驗室近年也運用 MMN ，探討中文母語者的語音知覺發展，以及檢驗語音改變時，MMN 與中文閱讀能力的關係。

以中文聲調為例，幼童或初學中文做第二語言的外國人，常常分不清楚二、三聲。這是因為二、三聲調的物理屬性（不論是起始頻率或隨時間變化的基頻），比一、三聲的差異來得小。研究團隊也以一三聲、二三聲的 MMN ，觀測不同受試對象的腦波反應。

李佳穎首先以大學生做實驗。比起一、三聲調變化，成年受試者在二、三聲差異變化時，引發的 MMN 振幅較小，發生時間也比較晚，表示成人大腦能順利區辨這些聲調。

不過，對於小學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孩子，一、三聲調 MMN 負向振幅很大，二、三聲調的 MMN 卻是一個正波，顯示他們對二、三聲還沒有自動區辨能力，直到五年級後，才穩定下來。此外，識字量越高的孩子，所測得二、三聲調的 MMN 振幅越負──代表識字量越高，對聲調的敏感度越高。

研究團隊再針對閱讀障礙的孩子進行量測。結果發現，閱讀障礙孩子的 MMN 反應和低年級孩子類似，對二、三聲的 MMN 反應不敏感。這和過去認為，他們是因為看文字、視覺區辨有困難而產生閱讀障礙，有些不同！

閱讀障礙孩子對聲調的敏感度較弱，若用語音來學習文字可能容易卡關。

實驗結果找出了閱讀障礙的學習關鍵，有助於未來鑑別或幫助閱讀有困難的學童。

李佳穎表示，從這些研究發現可知，MMN 能反映大腦對語音的敏感度，並且與閱讀發展息息相關。未來，若能建立區辨中文語音的 MMN 發展資料庫，就可做為早期鑑別語言與閱讀障礙的神經生理指標。

孩子是注意力不足還是閱讀障礙？腦波會說話！

學習障礙的孩子裡，除了閱讀障礙、語言障礙，另一個常見的狀況是：注意力缺失。

許多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孩子，因為注意力不足，常常會伴隨著學習困難；但閱讀障礙兒童跟不上進度，往往也難專注。因此，老師或家長在兩者評估上經常遇到困難。

不過，李佳穎發現，注意力缺失與閱讀障礙的孩子，在偵測聲音刺激變化的腦波反應不太一樣。

偵測聲音變化時所引發的 MMN ，是一個反應大腦自動偵測聽覺訊號差異的腦波成分，這個階段的反應，並不需要注意力的介入控制，也就是發生在前注意力階段（pre-attentive stage）。即使在嬰兒睡覺、孩童看巧虎的時候進行測量，大腦也會自動偵測聲音聲調的變化。

MMN 的腦波振幅出現得比較早，在 MMN 的波形發生後，通常還有另一個腦波成分叫做 P3a， 這是一個在「差異音」出現 300～600 毫秒後所引發的事件誘發電位。P3a 振幅會受到注意力資源分配（例如差異音出現的比例）影響。因此，P3a 反映的是不自主的注意力導引能力。

李佳穎研究發現，在一、二、三聲差異音比例為 0.1：0.1：0.8 的情況下，閱讀障礙的孩子 MMN 指標即出現問題──閱讀障礙孩子「前注意階段」的語音敏感度比較差。但如果是過動兒，MMN 指標跟一般孩子並無差異，主要是 P3a 出現問題──過動兒在「不自主的注意力引導階段」反應較差。

比起一般孩子，過動兒一、三聲的 P300 反應明顯較弱，這也顯示 ADHD 孩子大腦處理注意力的歷程，與正常孩子有所不同。研究也發現，P3a 的振幅與注意力行為評估量表的分數有顯著相關。

總結來說，閱讀障礙的孩童在 MMN 腦波反應，也就是前注意力階段的語音敏感度出現問題。過動孩童的 MMN 反應和一般孩子差不多，但是 P300 反應較弱，也就是處理注意力的歷程比較差。

從 MMN、P300 兩個不同的腦電波成份（component）研究顯示，腦波能反應出大腦內在語言、認知處理歷程。MMN 反應的是聲音敏感度，P300 反應注意力的歷程，對於未來在孩童學習障礙的臨床鑑定上，將提供重要的幫助。

李佳穎希望能持續蒐集更多個案的常模，協助做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閱讀障礙的鑑別診斷，也能進一步做更多不同範疇的臨床應用。

從語言學角度，建議讓孩子提早學習雙語嗎？

全世界的子音和母音有 600 多個，可是每一個語言大約只用到 30 到 50 個語音。我們的大腦神經元在出生後會不斷蓬勃發展，神經元之間的連結也會隨著經驗連結，持續開闢出新道路；但同時，沒有經驗或不需要的神經元也會被修剪掉。

前面提到的芬蘭研究，嬰兒一開始對任何語音差異都能區辨或偵測，但是透過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的學習後，反而逐漸喪失這種能力。這種例子很常見，就像許多講台語的長輩分不出國語的「發生」和「花生」，因為台語沒有ㄈ、ㄏ；日語母語者則是無法區分 r、l；而我們學英文也有極限。

這些例子，都是因為大腦將用不到的神經連結修剪掉，也就是大腦可塑性。

因此，可以提早讓孩童在自然環境中接觸語言，累積經驗值。口語詞彙是閱讀能力的根基，但不管是母語或第二語言，都不用急著讓孩童學習文字。

還沒上學之前，家長可以透過講故事，累積孩童的語音敏感度與詞彙量，作為未來閱讀發展的根基。如果要強調第二語言，也可以在遊戲、自然互動中建立語感，不用一開始就教閃卡、背單字、寫字，因為書寫涉及視、知覺和動作的協調，也與小肌肉發展有關，不必過早介入教導。

對閱讀障礙孩童的家長，有什麼建議？

語言的傳遞有聽、說、讀和寫。文字的發展，讓訊息有不同的溝通模式，也加速了知識傳承。但對閱讀障礙的孩子來說，以文字做為獲取知識的媒介是較困難的。

知識不一定只能透過文字傳播。如果孩子在文字形式的吸收有困難，也可以採用有聲或多媒體等方式來學習或評量，建立信心。他們閱讀能力的發展斜率或許比一般孩子緩慢，但還是會進步。如果因為經常失敗而扼殺了興趣和動機，反而更不利於小孩的學習發展。

上學不只是為了學習文字、閱讀能力，而是幫助孩子獲取知識。閱讀障礙不代表不能學習，更不代表人生是黑白的！許多優秀的人都有閱讀障礙，例如知名歌手蕭敬騰、新加坡前總統李光耀，都是好例子。

我們語言與大腦實驗室也做了好幾組遊戲，希望透過不同的形式，幫助學習困難的孩子，從互動遊戲來累積語言經驗。像是 「注音冒險王」，已經上架 Android 和 iOS 雙平台提供下載。

為什麼會從語言學研究，發展到教育應用？

我原本研究非常基礎的腦神經科學，最大的研究動力是為了滿足學術上的好奇心，原先沒想過會投入臨床或教育方面的應用。

過去，我找了一些閱讀學習困難的孩子當受試者，家長報名很踴躍，因為他們很想知道孩子究竟怎麼了，該怎麼協助。每次實驗後，父母都很關心能為孩子做些什麼。但我發現：我根本沒辦法幫助他們，他們只是來幫我做實驗！

這讓我慢慢思考，只提供施測並不夠，應該想辦法回饋這些孩子和家長。

一開始，我沒辦法直接幫到孩子，所以決定先做出中文的字詞資料庫，提供資源讓特教老師設計學習單。後來，我開始四處演講，分享語言學習、閱讀學習的歷程，漸漸有特教機構和鑑定機構找我協助，也因此跟教育現場的老師有更多互動，更了解不同學習障礙類型的需求及鑑定上的困難。

特教老師很忙，從「知道理論」到「可以使用」也仍有一段距離，所以我們開始進一步規劃輔助教學應用軟體。通常，第一版原型由實驗室自己研發設計，之後再和專業工程師討論，一步步發展。很幸運有長期支持的團隊，讓我們不只做基礎研究，還可以設計免費學習 APP 回饋社會。我也期待有更多生力軍加入大腦與語言實驗室，一起為臺灣的腦科學與教育應用努力。

延伸閱讀

1. 「語言使用」和「大腦」的關係是…？ 專訪李佳穎
2. 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大腦與語言實驗室
3. Cheour, M., Ceponiene, R., Lehtokoski, A., Luuk, A., Allik, J., Alho, K., & Näätänen, R. (1998).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pecific phoneme representations in the infant brain. Nature Neuroscience, 1(5), 351–353.
4. Lee, C. Y., Yen, H. L., Yeh, P. W., Lin, W. H., Cheng, Y. Y., Tzeng, Y. L., & Wu, H. C. (2012). Mismatch responses to lexical tone, initial consonant, and vowel in Mandarin-speaking preschoolers. Neuropsychologia, 50(14), 3228–3239. 
5. Sams, M. (1983). Sequential effects on the ERP in discriminating two stimuli. Biological Psychology, 17(1), 41–58. 
6. Yang, M. T., Hsu, C. H., Yeh, P. W., Lee, W. T., Liang, J. S., Fu, W. M., & Lee, C. Y. (2015). Attention deficits revealed by passive auditory change detection for pure tones and lexical tones in ADHD children.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