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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程度影響人們選擇伴侶的方式

呂明峻
・2012/09/10 ・1074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SR值 543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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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呂明峻

男人和女人在挑選配偶上有著不同的策略,但造成其差異的原因始終不明。典型的解釋是因為兩者的大腦在演化中發展出特定的選擇,但是「心理科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所發行的期刊 ──《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中,有一項新的研究指出,物種演化只是答案的一部份。

為了順利繁衍,女人要盡可能地獲得可用資源來撫育後代,而男人則要盡可能找到多一些具備生育能力的配偶。研究人員過去至今主張,女人較偏好有能力為子女提供資源的伴侶(例如:富有的男人),而男人會選擇看起來生育條件較好的伴侶(例如:年輕的女人),這是因為長期演化的結果使得這些偏好深植在我們腦中。

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生兒育女已經變得不是那麼必要,於是英國約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York)的研究人員Marcel Zentner和Klaudia Mitura提出假設:在擇偶方面的演化偏向,會隨著一國國內性別平等的程度的照比例相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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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tner說:「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兩性在心理能力(mental abilities)的差別──例如數學能力──逐漸在性別平等的社會中消失。」但他和他研究上的同事想要知道,在選擇配偶上是否也能觀察到相同的趨勢。

Zentner和Mitura根據「全球性別落差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 GGI)──一種最近被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採用的度量單位,目的是要消除早期性別平等測量的誤差──將十個國家依性別差距(gender gap)的程度由低(芬蘭)到高(土耳其)排列,讓3,177名受試者完成一項有關擇偶偏好的線上調查。研究人員會以受試者的母語詢問一些特定的擇偶標準(例如薪水或廚藝是否重要)。

根據Zentner的說法,他們發現:由「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樣本所預測的兩性擇偶偏好差異程度,「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最高,而在性別平等的社會中則最低。」

這些結果也被第二種根據8,953位來自31個國家的受試者所進行擇偶偏好的研究證實。同樣地,Zentner和Mitura發現,兩性在性別平等國家中的擇偶偏好差異程度,比起在性別不平等的國家中要來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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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性別平等的趨勢使得兩性擇偶的差異縮小,這些研究指出: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擇偶策略,可能不符科學家原先所想──經由先天設計的。

Zentner說:「這些發現挑戰了部分演化心理學家(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s)先前的主張──兩性擇偶差異是因長期演化的結果深植在男人和女人的腦中。」

但他也提到,物種演化的基礎不該完全被排除在可能原因之外。

「當然,對社會上的變動相對快速地改變行為及態度的這份能力,可能是由演化上為生物預留彈性的機制所驅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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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September 5). Gender Equality Influences How People Choose Thei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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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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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怒飛機上的哭聲和幫助脆弱的嬰兒,都是人類演化後的行為?——《利他衝動》
知田出版_96
・2024/12/09 ・3771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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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與同理心:能激發出援助還是自我關注?

縱貫全文,我們持續主張,苦難演化得十分凸顯、讓我們不能不關注,而且它還得以在子代照護背景脈絡中激發行動。利他反應模型的這項原則,似乎與巴特森(Daniel Batson)和讓.德塞蒂(Jean Decety)以及其他人的普遍觀點互相衝突,後者主張苦難會阻礙援助。

根據同理心──利他行為假設,人們在感到溫暖、柔情、冷靜、關切和慈悲時,會專注關心他人的需求,並提供無私的援助;相反,當發愁、憂心、痛苦、不安和沮喪時,他們就會專注關切自己的需求,並只有在自己的苦難減輕時,才會提供幫助。舉個例子,當實驗室中的學生目睹某人受到痛苦的電擊時,表示感受同理心的觀察者,即便可以離開,也都會伸援,至於感到個人苦難的人,則較少提供幫助,除非他們被迫留下並繼續觀看痛苦的電擊。因此,人們有能力出於無私的原因提供幫助,但可以出於自私的動機行事,以緩解自己的苦難。

我們自己的研究有時確實會披露很棘手的苦難。例如,我們往往會複製出巴特森的發現,遭逢苦難的受害者有可能觸動觀察者的同理心以及負面反應。當人們觀看我們最悲苦醫院患者的錄影時,一部分參與者甚至還表示他們感到驚恐(亦即忐忑、憤怒、驚恐)。這種高度負面的反應還更加引人注目,因為參與者知道,這些是真正的重症病人或末期患者。

因此,當他人表達的苦難會引發多餘的、會感染的負面感受之時,嫌惡反應也就可能因此發生──特別當他們的問題看來很沒有道理或者難以解決。(舉例來說,一位護理師表示,「嗯,對這個問題她打算怎麼辦?」)不過還不算滿盤皆輸,因為比起對快樂的患者,一般人對苦難的患者會看出更多需求、感受更多同理心,並提供更多幫助。不過這種慷慨精神是有侷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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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倘若參與者必須坐下來陪伴患者,而不是只給他們幾塊錢並不做社交接觸,那麼他們就會提高協助快樂患者的相對偏好度。所以,即便苦難肯定帶來嫌惡的知覺和感受,它仍能成功傳達需求並激發反應,而這也正符合它的設計功能。

倘若我們思忖,在任意給定的情境中,利他反應模型的種種屬性如何權衡取捨,也就能預測這類複雜的關係。舉例來說,飛機上有小寶寶啼哭時,人們就會抱怨。這似乎自相矛盾,因為,我們理當演化來幫助那些身處苦難的寶寶。

利他反應受情境權衡影響,飛機上寶寶啼哭引抱怨反映其限制。圖/unsplash

啼哭的力量:無助者需求與觀察者情緒的博弈

然而,這種惱怒和模型相符,因為那些寶寶並不是其他乘客熟悉的或有感情紐帶的對象,他們多數人都相隔太遠,不會陶醉於寶寶的可愛模樣,也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所以幫不上忙。因此「飛機上有小寶寶啼哭」經典案例自然會惹人苦惱──這就證明了聲音很凸顯,激使我們去讓它平息──然而我們沒辦法產生同理心,也幫不上忙,因為欠缺界定親代照護的感情紐帶、熟悉度、專門知識和掌控權,況且社會規範告訴我們,不要去碰陌生人的寶寶,進一步約束自身的舉止。

碰到兒童虐待一類狀況時,這種衝突就變得更嚴重了,這時照護者會抽身或甚至攻擊、傷害他們應該保護的兒童。根據研究,由於苦難是如此明顯、有激勵性,而且不容忽視,於是當苦難或啼哭接連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或好幾天時,人們也就會變得非常煩躁,特別當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之時(好比,由於寶寶罹患腹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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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必須接受培訓,並在這種情況下獲得支持而非遭受懲罰;他們應該能夠讓自己置身激烈情境之外,好讓自己冷靜下來,而且我們需要提供幫助,好讓照護者能夠休息片刻。釀成這種情況的起因,是由於人類演化出的本性是在相互支持的社會性團體生活中養育兒童,然而如今我們多數人所體驗的西方式工業化獨自育兒方式,卻已經與此脫節所致。

與苦難不能激發援助的情況相反,只要觀察者理解狀況,能介入並對他們的反應抱持信心,那麼即便強烈的和嫌惡的苦難,也依然能夠促成援助。哺乳類動物的神經激素壓力反應之所以演化出現,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在工作壓力下能吃餅乾,這種反應的演化,是藉由調動交感和新陳代謝歷程,犧牲了消化和成長等較慢、長期的生理歷程所促成的即時行動。

人們在理解並有信心介入時,即便是巨大的苦難仍能激發援助行動。圖/unsplash

我們的壓力系統經過演化,能在脅迫下最有效地快速反應,好比當觀察者受了壓力驅使,必須迅速採取行動來幫助某人──假定他們知道該怎麼做,也知道分寸。所以,即便苦難線索啟動你的壓力和自主神經系統,當我們無法行動時──強烈激情和不安找不到明確的出口之時──它們就會產生冷漠、紛擾或攻擊行為,因為這些狀態本身就是演化來激發行動。

人們面臨苦難時,若認為自己有可能遭人操控,也會感到矛盾。由於苦難會激發援助行為,人們有時會偽裝陷入苦難來誘發支持,這有可能讓開始懷疑受害者的觀察者感到困窘、惱怒、生氣或反感。舉例來說,赫迪便曾描述,像狨猿和檉柳猴這類合作養育後代的新世界猴,通常會與無助的寶寶分享食物,特別是當牠們乞求食物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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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年輕個體年齡增長獨立生活,成年個體就比較不會與牠們分享食物,而這就會導致年輕個體以愈強烈並引人嫌惡的方式懇求乞討食物,有時訴諸偷竊。這種現象已經在著名的吸血蝠動物模型的利他行為研究中重複驗證,研究發現,成年蝙蝠較少與已經發育超越青少年階段,理當自給自足的蝙蝠分享血餐。

小寶寶確實很無助,起碼在嬰兒早期階段是如此,實在不能認為他們是藉由啼哭來「操控」照護者,起碼不像是幼童、較大兒童和成人那般以刻意的、邪惡的手法來操控。嬰兒有可能「使用」哭聲來激使照護者為他們提供食物、溫暖、撫慰或移除有害刺激物。這是他們溝通需求的僅有方式之一。這些需求有的並不是真的很緊急,不過即便是需求被動照護,好比身體撫慰,也可能影響嬰兒的長期健康和幸福。

例如,寶寶獨自被留在嬰兒床或汽車座椅時,通常就會放聲啼哭,因為他們喜歡照護者充滿愛心的溫暖擁抱。不過這些並不是必須立刻解決的急迫需求(而且就汽車座椅的情況,這說不定正是拯救他們的要素)。

嬰兒以啼哭表達需求,這也是他們唯一與外界的溝通方式。圖/unsplash

即便寶寶使用哭泣來激使我們幫助他們,我想我們都同意,他們並不是刻意密謀對付任何人,而且他們的要求也相當合理──特別是在面對相當惱人的現代裝置之時。因此,寶寶哭聲的真情實意、毫不誇張,未加操控的性質,提供了一種促成行動的誘發刺激,而且就算出自成年人,我們也依然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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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的演化功能:從激發行動到引發嫌惡

人們對於苦難哭聲的音質非常敏感,能區分反映出不同需求的哭聲,好比需要接觸、肚子餓了和疼痛。因此在醫院接受腿部注射的新生兒,所引發的同情比較多,超過在圖書館因無法帶回家的玩具,半哀鳴半啼哭的十八個月大的兒童。後面這樣的哀鳴和啼哭,會讓觀察者感到非常煩躁,他們甚至還可能覺得小孩是在操控而惱火,特別當目標是要取得玩具火車或更多金魚餅乾等獎賞時。然而,聽到新生兒為真正的需求而啼哭時,人們確實會心生同情,這樣的哭聲比較溫和、有規律,並暗示了脆弱的、幼態的、受苦受難和有援助需求的理想組合。

苦難不是單一事物。苦難有多樣化形式和背景脈絡,其中有些有激勵作用,另有些沒有。不過倘若我們從照護無助新生兒的背景脈絡來理解苦難,模式便自然浮現。真正的苦難,肇因於嚴重的急迫狀況,而需要觀察者提供力所能及之幫助的困境是有激勵作用的,而當觀察者不熟悉或沒有形成感情紐帶、不知道該怎麼辦、力有未逮,幫不上忙,或者感覺受了操控,這時苦難就可能引人嫌惡,也不太可能激發援助。

科學文獻有必要更明確地釐清,苦難何時會促使人們走向困難處境,何時則會讓他們遠離,並拿包含利他反應模型屬性的情境(好比受害者與觀察者存有感情紐帶、呈幼態模樣、明顯受苦受難,並需要觀察者力所能及的即時幫助)來與不包含這些屬性的情境進行比對。這些研究將能讓我們就現實世界對苦難之反應範圍方面達成更完整的認識,這類反應並不總是充滿同情,但確實會產生比自我關注更多的可能結果。

——本文摘自《利他衝動:驅策我們幫助他人的力量》,2024 年 11 月,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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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田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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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幸福、希望的緣起──知田出版「環境永續」、「心靈提升」、「自我成長」等類型圖書,探討由個體的轉變進而影響整個群體命運等議題,希望藉由閱讀,以更多元化的角度,讓每一位讀者的心跟著轉動,認識到我們生活在同一顆星球。 已出版:《回到地球》、《人類是五分之四的灰熊》、《利他衝動:驅策我們幫助他人的力量》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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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情緒像過山車?從亢奮到低落,解碼躁鬱症的真實面貌
PanSci_96
・2024/10/12 ・2253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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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正式名稱為「雙向情緒疾患」或「雙極性情感障礙」,是一種讓患者的情緒不受控制地在極度亢奮和極度低落之間擺盪的精神疾病。這樣的情緒變化不僅僅是短暫的起伏,而是持續多天、甚至數週的狀態,對於患者的生活、關係和工作會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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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躁鬱症?

躁鬱症患者的情緒通常經歷兩個極端階段:躁期和鬱期。

在躁期,患者可能會感到無比的精力充沛、自信心爆棚,甚至會有過度樂觀和衝動的行為。然而,躁鬱症不僅僅是「情緒高漲」的表現,在躁期過後,患者往往會經歷嚴重的情緒低谷,進入所謂的鬱期。此時,他們會感到情緒低落、無力感、甚至有自我傷害的傾向。

近幾年大眾逐漸正視精神疾病的影響,許多名人也曾經公開分享他們的躁鬱症經歷,如歌手瑪麗亞.凱莉、演員小勞勃道尼。這些公眾人物的經歷讓我們看到了這種精神疾病的廣泛影響,以及如何對他們的創作、生活和心理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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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鬱症的分類與盛行率

根據跨國研究,不論種族、性別或地區,躁鬱症的盛行率約為 1%,這意味著每 100 人中就有一人可能經歷過躁鬱症的發作。如果將所有的亞型計算在內,終生盛行率甚至可能高達 2.4%。躁鬱症的發病年齡通常集中在 20 至 30 歲之間,超過 70% 的患者在 25 歲前就會出現早期症狀。

躁鬱症依照症狀的不同,還可以分為不同的亞型。最常見的分類是第一型和第二型。第一型躁鬱症的特徵是患者會經歷完整的躁期,通常會影響患者的日常功能,甚至需要住院治療。而第二型躁鬱症的躁期則相對較輕,稱為「輕躁期」,但鬱期仍然會對患者的生活造成嚴重影響。

躁鬱症根據症狀可分為不同亞型,最常見的是第一型和第二型。圖/envato

什麼是「躁期」和「鬱期」?

「躁期」和「鬱期」是躁鬱症的兩個主要特徵階段。

躁期: 許多人對「躁」字的理解常常會聯想到「暴躁」或「焦躁」,實際上躁鬱症的躁期,更多的是情緒高昂、亢奮的狀態。在輕躁期(Hypomania),患者會持續數天感到極度精力充沛,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表現得比平時更有自信和創造力。但問題是,這種情緒亢奮狀態不一定持續太久,躁期可能會逐漸惡化為狂躁期(Mania)。這時,患者的行為可能會變得極端,容易做出無法預測的決定,例如過度消費、縱情娛樂或進行不安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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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期: 在鬱期,患者的情緒和行為完全反轉。他們會感到無精打采、情緒低落,對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勁。這時候,患者的日常活動變得困難,注意力和記憶力也會大幅下降,甚至有自我傷害或自殺的傾向。

從外界看來,躁期似乎是一個非常「高能」的狀態,但實際上,躁鬱症的危險之處正在於它的不穩定性。躁鬱症患者在躁期中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與行為,即使感覺自己處於高峰狀態,這樣的「興奮」很可能會導致衝動行為,如不理智的財務決策或人際衝突。

如何應對躁鬱症?

躁鬱症不僅僅是情緒的擺盪,同時也會對患者的生活產生影響:

  1. 無法控制的躁期時間:躁期的長度和強度不是患者能控制的,患者可能從精力充沛的狀態,轉變為難以收拾的混亂局面。
  2. 鬱期的危險性:在躁期過後,進入鬱期的患者常常因為自責或對前期行為的後悔,而陷入更深的低谷,這增加了自我傷害的風險。
  3. 生活質量下降:反覆發作的情緒擺盪讓患者難以享受生活,甚至對快樂的感受也會變得懷疑和恐懼。
  4. 人際關係受損:情緒極端的變化會讓患者難以建立穩定的人際關係,這對於長期支持系統的建立是巨大的挑戰。
  5. 大腦損傷:每次發作對大腦的損害都是不可逆的,長期下來,注意力、記憶力、甚至思考能力都會受到影響。

治療與日常應對方法

對於躁鬱症的治療,藥物和心理治療是兩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穩定情緒的藥物,如鋰鹽,是控制躁鬱症的重要工具。鋰鹽自 20 世紀開始就被廣泛用於躁鬱症的治療,能有效減少躁鬱症的復發風險。如果患者正處於躁期,醫生還可能會使用抗精神病藥物來幫助控制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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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同樣重要,特別是在症狀穩定後,透過心理治療,患者可以學習如何識別躁鬱症復發的早期徵兆,以及如何調適壓力和情緒。

心理治療可以幫助患者學習識別躁鬱症復發的早期徵兆,並有效調適壓力和情緒。圖/envato

如何支持身邊的躁鬱症患者?

身為躁鬱症患者的家人或朋友,了解如何在不同的情緒階段支持患者是關鍵。在躁期時,避免硬碰硬,而是試著將患者的注意力引導到安全的活動上;在鬱期時,提供非批評的陪伴,讓患者感受到被理解與支持。

躁鬱症是一種需要長期管理的疾病,但這並不意味著生活的希望就此消失。許多躁鬱症患者在接受治療後,依然能過著豐富充實的生活,並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發揮才華,擁有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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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力量下的運動場:男性為什麼在大部分運動中比女性更有優勢?——《運動基因》
行路出版_96
・2024/08/12 ・8527字 ・閱讀時間約 1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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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擇與性擇:決定人類性別差異的雙重力量

大衛.吉里(David C. Geary)在他大辦公室窗台上一本像電話簿一般厚的字典旁,放著一個女性頭骨,她俯視著密蘇里大學的校園。吉里說:「你可以看出它的顱腔很小。」吉里有張瘦削的臉,青綠色的眼珠,額前一綹灰白鬈髮看上去有點像個問號,為他的臉賦予一股好問的氣息。他開玩笑說:「她的腦大概只有我們的三分之一那麼大,所以她得待在字典旁邊,勤加練習。」吉里指的是他的「露西」頭骨等比縮小模型,而露西(Lucy)正是現代人著名的阿法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祖先,她的骨頭是在衣索比亞發現的,年代距今 320 萬年前。

吉里花很多時間思索大腦。他是認知發展心理學家,研究生涯主要投入於理解孩童如何學習數學,而這讓他從 2006 年到 2008 年進入布希總統召集的「全國數學顧問小組」(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他在性別差異研究方面也是活的資料庫。

吉里從 1980 年代還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讀研究所時,就對人類性別差異的演化很感興趣,但考慮到生物性別差異(至少是那些超出生殖器以外的差異)的研究,本質上經常引起焦慮,吉里等到獲得終身教職之後,才開始發表人類演化方面的研究結果。接著他就爆發了。他和人合寫出一本厚達千頁的教科書,這僅僅彙集了過去一百年關於性別差異(從出生體重到社會態度)的每一項嚴肅科學研究的結果。

吉里對運動界最有趣的貢獻,是 550 頁的大部頭書《男性、女性:人類性別差異的演化》(Male, Fema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 Differences),雖然他在我出現在他辦公室門口之前,可能還沒有這麼認為。這本書是把針對人類性別差異做過的所有研究納入性擇架構的第一本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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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首先闡明了「性擇」的原則,不過比起他的另一個獨創概念「天擇」,性擇得到的主流大幅報導少了許多。天擇指的是人類 DNA 當中,應自然環境而留存或拔除的改變;而性擇是指由於競爭擇偶,而廣傳或消亡的那些 DNA 的改變。性擇是人類大部分性別差異的源頭,對理解人類運動能力至為重要。

性擇是人類多數性別差異的源頭。 圖/envato

在兩性的身體差異當中,男性通常比較重、比較高,手臂和腿相對於身高來說比較長,心臟和肺也比較大。男性慣用左手的機率是女性的兩倍──這在一些運動項目上是優點。〔3〕男性脂肪較少,骨密度較高,攜氧紅血球較多,骨骼較重而能支撐更多肌肉,而且臀部較窄,因此跑步更有效率,跑跳時受傷的機會減少──譬如前十字韌帶撕裂傷,就很常發生在女運動員身上。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人類學兼解剖學教授布魯斯.拉提摩(Bruce Latimer)說:「女性骨盆較寬,與膝蓋的角度就比較大,所以會浪費很多力氣去壓縮髖關節,這對前進沒有幫助。……骨盆越寬,浪費的力氣越多。」

兩性在身體方面極明顯的一項差異在於肌肉量。男性身體內任何一塊空間裡堆積的肌纖維比女性多,而且上半身的肌肉量比女性多出 80%,腿部則多 50%。這意味著兩性上半身的肌力相差了三個標準差。也就是說,若從街上拉一千個男性,有 997 人的上半身會比普通女性強壯有力。

吉里說:「上半身的肌力差異,就跟你在大猩猩身上看到的差不多。差異非常大。大猩猩是人類近親當中雌雄差異最大的,雄性的體型大約是雌性的兩倍大,所以體型大小的差異比人類大,但上半身力氣的差異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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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大猩猩相似的原因,正反映性擇如何塑造出人類(與大猩猩)的運動能力。倘若你想了解某物種的雄性或雌性體型是否比較大、是否比較孔武有力,那麼這個訊息特別有用:哪個性別的潛在繁殖率較高

由於懷孕期和哺乳期很長,雌性大猩猩大約每四年才會產下一隻小猩猩。雄性大猩猩會建立並捍衛自己的妻妾群,所以潛在繁殖率高出許多。但每出現一隻妻妾成群的雄性大猩猩,就會有幾隻雄性大猩猩完全沒有繁殖機會,以致牠們要為多隻雌性激烈競爭,而這種「雄性間競爭」屬於搏鬥,至少是裝作要搏鬥的架勢,於是天擇就會凸顯讓大猩猩看起來比較會打架的表徵。吉里解釋說:「雌性有較高繁殖率的那些物種,情況就反過來了,雌性的體型會比較大,也比較具攻擊性。」負責照顧卵的雄海馬會偏好壯碩的雌海馬,就不令人意外了。

在更難靠體力巡邏保護的競爭區域,如天空,雌性的擇偶眼光就更加重要,這時天擇會凸顯一些像鳥羽顏色鮮豔動人、求偶鳥鳴聲悅耳等雄性表徵。但對於主要在陸地上生活的靈長類動物,如大猩猩和原始人類,肉搏戰可能就很重要,而演化彰顯了蠻力。

這一切都蘊涵了某些與人類有關、關於我們這種地球上的靈長類動物、特別是跟男性有關,而且不太討喜的看法:男性身上選出某些表徵的目的,是讓他們能夠弄傷、殺死或者至少威嚇彼此,而且最有辦法弄傷、殺死或威嚇其他男性的男性,有時會利用這份成就和多位女性成為配偶,生下許多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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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的分量證實了上述這兩個含意。在狩獵採集社會中,約有 30% 的男子在搏鬥或打劫中死於其他男子之手,而且搏鬥或打劫經常是為了爭奪女人。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著作《人性中的良善天使》,談的是人類暴力的歷史與暴力在現代社會的減少。他在談到自己這本書時便說:「結果發現(湯瑪斯.)霍布斯是對的。在自然狀態下,人的生命是汙穢、野蠻、短暫的。」

至於第二個含意,即我們的祖先會爭奪多位配偶,從遺傳學證據來看是不容置疑的。由於父親的 Y 染色體 DNA 只會傳遞給兒子,只有母親會傳遞「粒線體 DNA」,所以我們可以分頭上溯母系和父系的祖先。世界各地的研究結果都很清楚:不論科學家朝哪裡看,我們的男性祖先都少於女性祖先。要孕育出目前的世界人口數,需要的亞當比夏娃少了許多。(在某些情況下居然明顯如此:有 1,600 萬個亞洲男性〔即世上男性人口的 0.5%〕有一部分的 Y 染色體幾乎相同,遺傳學家認為這可能來自以后妃上百人著稱的成吉思汗。)

在雄性間有激烈競爭的物種和靈長類身上,看得到另一個模式:對搏鬥很重要的體能,會透過青春期在雄性身上增強。對於迅速發育中的成年動物或成人,青春期凸顯了其在繁殖上很快就會需要的特質。因此,如果揮拳、擲石塊等運動特徵對繁殖很重要,就會在青春期增強。同樣的,男性完全遵循暴力的靈長類模式。女孩發育得比較早又快,男孩的青春期又晚又長,所以有更多時間成長,他們的運動能力也在這段期間爆發。

青春期的劇變:為什麼男孩在體能上後來居上?

男孩和女孩在十歲以前身體很相似,女孩長得比較高,已經有稍多的體脂肪,但一些運動特徵在男女孩身上幾乎無法區分開來。十歲男孩和女孩的最快跑步速度幾乎一致,直到十四歲之前還是相近,而當男孩到十四歲時,就很像服了天然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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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歲時,已經拉開的投擲差距會變成顯著的鴻溝。男孩發育出更強壯的手臂、更寬闊的肩膀;到十八歲時,普通男孩的投擲距離可以達到普通女孩的三倍遠。成年男性還會發展出比男孩和成年女性更難擊倒的特徵:有比較重而可以保護眼睛的眉弓,且下顎增大,讓臉部在承受重擊時更有回復能力。玻璃做的下巴顯然不符合男性祖先的條件。

睪固酮在男性青春期急劇分泌,也會刺激紅血球生成,因此男性可用的氧氣比女性多,這也讓男性對疼痛比女性不敏感〔4〕──就像接受睪固酮注射的動物和人一樣。

在青春期之後,男女的體能差異開始出現。 圖/envato

接近十四歲左右,普通女孩逐漸逼近她生涯中的最快速度了。還未進入青春期的九歲男孩和女孩,短跑項目的分齡世界紀錄幾乎不相上下,這個年紀在運動方面的性別差異沒什麼生物學上的理由。然而過了十四歲,這些紀錄就不再屬於同一個運動世界了。〔5〕

在某些情況下,進入青春期的女性,其某些運動特質會變得更糟。由於雌性素導致脂肪堆積在變寬的臀部,大多數女孩在垂直跳項目上會停滯不前或退步。就連最瘦的馬拉松成年女子選手,努力減掉大約 6% 到 8% 的體脂肪,還是男子選手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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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奧運選手所做的研究都顯示,女運動員在某些項目的重要特徵,就是她們不像其他女性發育出較寬的臀部。如果女子體操菁英選手的身高或臀部突然明顯增長,她們的運動生涯高峰可以說就結束了。體型大小增加得比肌力快,攸關空中動作的動力體重比(power-to-weight ratio)就會朝錯誤的方向發展,她們在半空中做旋轉的能力也是如此。

據稱,在二十歲時女性體操選手就過了顛峰期,而男性體操選手仍處於生涯初期。國際奧會在確定女子體操選手董芳霄比最低參賽年齡十六歲還小兩歲之後,取消了中國隊在 2000 年雪梨奧運時奪得的女子體操團體銅牌。我們很有把握,在男子體操比賽中絕對不會看到類似的造假醜聞。如此說來,有些女運動員具備的優勢,來自某些更常見於男性身上的特徵,例如低體脂肪、窄臀等。

現在看來,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時,女性在田徑運動方面之所以趕上男性的主要原因,以及《自然》期刊上的論文並未說明的原因,在於她們都只是透過注射睪固酮,來彌補所欠缺的 SRY 基因。從 1960 年代開始,冷戰競賽擴及運動場,有計畫地給女孩用禁藥(往往是在她們渾然不知的情況下),在像東德這樣的國家很普遍。

從那個時代起,最需爆發力的比賽項目的頂尖參賽女性情況變得更糟,舉例來說,女子組推鉛球的前八十名紀錄,就有七十五個是在 197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創下的,而且多半來自中東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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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女性運動員身上許多優勢,在男性運動員身上更容易出現。圖/envato

第八十個成績是東德選手海蒂.克里格(Heidi Krieger)擲出來的,數十年後她在法庭上作證,說東德有系統地讓女性使用禁藥。那時她的身分已變成安德列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er),由於使用大量類固醇(睪固酮的結構類似物)以致身體變得男性化,她最終選擇像男性一樣生活。時至今日,幾乎所有女子組短跑和爆發力型項目的世界紀錄,都是在 1980 年代創下的,這證明了男性荷爾蒙對女性選手具有強大效應。

使用禁藥的極端時代一結束,有和沒有 SRY 基因的人之間的成績差距,就重新拉開了。現在我們很清楚,在大部分運動項目中,男性勝過女性的遺傳優勢非常強大,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把男女分開來。

西北大學費恩柏格醫學院(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臨床醫學人文與生物倫理教授、運動性別檢測史權威愛麗絲.德雷格(Alice Dreger)告訴我:「在運動方面把女性區隔開來,是因為許多項目中最優秀的女子選手,無法跟最優秀的男子選手競爭。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沒有人願意說出來。基於我認為的各種好理由,女性的身體構造就像某類殘疾人士。」

判斷誰能獲准進入該類別,在 2009 年世界田徑錦標賽時是一大難題,當時800公尺賽跑的南非年輕黑馬卡絲特.賽門亞(Caster Semenya),回頭朝肌肉發達的肩膀後方望了一眼,就一路領先到底,奪得世界冠軍。賽門亞的對手在全球媒體上嘲笑她。決賽中名列第五的俄羅斯選手瑪莉亞.薩維諾娃(Mariya Savinova)語帶譏諷說:「你們看看她。」她指的是賽門亞的窄臀和宛如鎧甲般的軀幹。然而,光看著她是看不出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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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錦標賽後,有報導指稱賽門亞有隱睪,沒有卵巢或子宮,而且有高濃度的睪固酮。(賽門亞未曾證實該報導或做出回應。)如果屬實,那麼應該把她歸入哪個類別?耶魯大學小兒科學教授麥倫.吉內爾(Myron Genel)表示,若想開始按照特定生物表徵來細分運動類別,「就必須進行像『西敏寺狗展』這樣的國際比賽,每個品種都有專屬的競賽。」西班牙跨欄選手馬丁內茲-帕提尼奧有 Y 染色體也有 SRY 基因,但由於她對睪固酮的作用不敏感,所以最後獲准參加女子組競賽。

2012 倫敦奧運前夕,由於賽門亞一例持續引發爭議,國際田徑總會和國際奧會宣布,將採睪固酮濃度作為性別判斷依據。不單要測分泌的睪固酮量,還要測身體能夠利用的量。

睪固酮濃度值並非連續的。典型女性體內的睪固酮濃度為每公合(deciliter,一公合等於 100 毫升)血液低於 75 毫微克,男性一般是在 240 到 1,200 毫微克之間,因此男性濃度範圍的最低值,仍比女性的最高值高出 200%。2011 年,全美大學體育聯盟經某個贊同全美女同志權益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Lesbian Rights)的智囊團指導,決定凡是接受變性手術成為女性的男性,都必須停賽一年等睪固酮濃度下降,才可以加入女子隊伍。

睪固酮的威力:它如何讓男性在運動中佔據優勢?

由此可以看出,大家已把睪固酮視為男性運動能力優勢的根源。不過,它可能不是唯一的源頭。我訪談研究雄性素不敏感症候群女性患者的內分泌學家時,他們全都認為,像馬丁內茲-帕提尼奧那樣染色體為 XY,卻根本無法利用睪固酮的女性,在體育圈裡的人數超出人口比例,而非低於比例。

1996 年亞特蘭大夏季奧運,即進行口腔擦拭取樣檢測的最後一屆奧運,發現 3,387 名參賽選手中有 7 位女性(大約是 1/480),帶有 SRY 基因且患有雄性素不敏感症候群。據估計,雄性素不敏感症候群的典型發生率,介於 1/20,000 和 1/64,000 之間。

五屆奧運會中,平均每 421 名女性參賽者,就有 1 人經判定有 Y 染色體,因此在世界最大的運動競技舞台上,患有雄性素不敏感症候群的女性人數大幅超出人口比例。如此說來,除了睪固酮,帶來優勢的東西也許和 Y 染色體有關。

患有雄性素不敏感症候群的女性,四肢的比例往往比較像男性,她們的手臂和腿相對於身體的比例比較長,平均身高也比一般女性高個十公分。譬如身高一米八的巴西排球選手、2000 年奧運銅牌得主艾麗卡.寇因布拉(Erika Coimbra),就是少數幾位患有雄性素不敏感症候群,而且名字被公開的運動員。(我訪談過的其中兩位內分泌學家說,在模特兒界,染色體為 XY 的女性也有人數遠多於典型發生率的現象,因為她們除了身高很高又有雙長腿外,外形上往往也非常女性化。在個人醫療資料不幸在媒體上曝光之前,高金髮的寇因布拉有「巴西芭比」的稱號。)

染色體為 XY 且對睪固酮不敏感的女性,身高之所以增高可能是成長期延長所致,因為她們沒有聽從荷爾蒙的停止訊息,也可能是 Y 染色體上會影響身高的基因導致的。多一個 Y 染色體的男性往往長得很高,國際高個子俱樂部(Tall Clubs International)裡身高最高的會員戴夫.拉斯姆森(Dave Rasmussen)有 221公分高,他就是染色體為 XYY 的男性,他父母親的身高分別是 193 公分和 175公分。

《英國運動醫學期刊》曾有篇論文指出,染色體為 XY 的女性人數超過人口比例,這個現象僅僅「觸及體育界雙性人問題的表面」。休士頓的內分泌科醫生傑夫.布朗(Jeff Brown)就在幫助一些最優秀的美國運動員(他的病人總共奪得十五面奧運金牌),他治療過許多患有局部 21-羥化酶缺乏症(partial 21-hydroxylase deficiency)的女性奧運選手,這種疾病會在家族中擴散,導致睪固酮分泌過量。〔6〕據布朗估計,這種病症在女性運動員當中的人數嚴重超出人口比例。布朗說:「問題可能是,那會不會讓她們比沒有此病症的人更有優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那是老天賜予的。……我在跳躍運動員、短跑及長跑選手當中都看過這種疾病。」

沒有哪位科學家能夠聲稱,自己了解睪固酮對個別運動員有何確切影響,不過 2012 年有一項研究,花了三個月追蹤包括田徑和游泳等多項運動的女運動員,結果發現,菁英級競技者的睪固酮濃度,一直維持在非菁英級的兩倍以上。而且還有具渲染力的趣聞軼事。〔7〕

五十五歲的醫學物理師喬安娜.哈珀(Joanna Harper)生為男兒身,後來轉變成女性,而且恰好也是全美成績優異的分齡賽跑選手,她在 2004 年 8 月開始,用荷爾蒙療法抑制體內的睪固酮,身體轉變成女性之後,她就像任何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一樣,開始收集數據。哈珀認為她會逐漸變慢,但意外發現自己在第一個月結束前已經越跑越慢,越變越虛弱無力。

她說:「我在跑步時沒覺得不同,但就是不像以前那麼快。」哈珀在 2012 年奪得全美 55 至 59 歲組越野跑冠軍,不過年齡和性別分級的成績標準卻顯示,哈珀如今身為女性的表現,與過去身為男性的表現具同樣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女身哈珀相對於女性而言的表現,和轉變前相對於男性的表現一樣好,但是遠比她自己的高睪固酮前身跑得慢。

哈珀在 2003 年以男子的身分,在波特蘭主辦的赫爾維提亞半程馬拉松(Helvetia Half-Marathon)以 1 小時 23 分 11 秒完賽,而於 2005 年以女子的身分在同個比賽中跑出 1 小時 34 分 01 秒的成績,男身哈珀的完賽時間比女身時間每英里快了大約 50 秒。她也收集了其他五名從男變女的賽跑者的數據,發現全都顯示她們的速度大幅減慢。有位跑者連續十五年參加同一個 5K 賽,前八次以男性的身分,後七次是在進行過睪固酮抑制治癒後以女性身分參賽;結果,男性身分的成績始終在 19 分鐘以內,女性身分一直超過 20 分鐘。〔8〕

為何女性在耐力賽中仍然可以勝過男性?

因此,男性典型的荷爾蒙模式(高睪固酮)、骨架(身高較高、肩膀較寬、骨密度較高、手臂較長、臀部較窄)和基因(SRY 及其他基因),能夠賦予某些運動優勢。那麼接下來就有個有趣的演化問題,即:為什麼女性還會擅長運動?

女性在某些運動項目上,仍有其天生優勢。圖/envato

就像男性祖先,我們的女性祖先也需要夠擅長運動,才能長途跋涉、背孩子和木柴、砍樹、挖塊莖。不過,女性不太有機會打鬥、奔跑,或是由爬樹等費力的活動去練就出上半身的肌力。吉里和其他幾位科學家告訴我,女性擅長運動的部分原因,或許是男性也擅長運動。

想一想類似的問題:為什麼男性有乳頭?答案是因為女性有乳頭,所以男性也有。乳頭對於女性成功繁殖是絕對必要的,而在男性身上又沒什麼害處,沒有非捨棄不可的天擇壓力。哈佛大學人類學家丹.李伯曼(Dan Lieberman)研究的,是肌耐力跑(endurance running)在人類狩獵和演化上的作用,他就曾告訴我:「男性和女性不能完全分開來設計,不能像訂紅色或藍色車子那樣訂製我們。我們的基本生理特性大致相同,只有一點點差別。如果女人不需要跑步,你就可以辯稱她們的腿部不需要充當彈簧的跟腱,但這要怎麼辦到?你必須讓某個性別失去跟腱。」相反的,自然界替人類保留了一套系統,讓荷爾蒙能夠選擇性地啟動基因來達成不同效果,而不是讓大量基因產生變化。

男人和女人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基因,但那些很小的基因差異,如 SRY 基因,會引發大量的生理結果,這會導致比賽場上的龐大差距,而不僅僅是影響身高、四肢長度之類的明顯固定特徵。男性的肌肉在舉重時增長得比女性更快,心臟對肌耐力練習的反應也比女性大又快。所以,Y 染色體上有一些小小的 DNA 差異,最後會影響此人的可訓練性(trainability,指目標能力因訓練而進步的幅度)。

而且影響其人是否為可造之才的,不只有這條染色體上的基因。

——本文摘自 大衛・艾普斯坦(David Epstein),《運動基因:頂尖運動表現背後的科學》,2020 年 12 月,行路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註解:

  • 慣用左手的人很少,所以對手不常面對左撇子,腦中的對應身體動作資料庫也就很淺陋,套用科學家的話來說,這就給了左撇子「負頻率相依優勢」(negative frequency dependent advantage)。以 1980 年莫斯科奧運花式擊劍賽為例,進入決賽的六個人全是左撇子。法國科學家夏洛特.弗里(Charlotte Faurie)和米榭爾.雷蒙(Michel Raymond)分析了徒手搏鬥較多的土著社會中,左撇子比例較高的情況,他們和其他研究者假設,天擇把左撇子視為一種搏鬥優勢而留下了一些人,特別是男性。
  • 認為女性因為要經歷分娩過程而比男性更能忍受疼痛,這種看法是個迷思,針對該主題做過的每項研究都反駁了這個論調。女性對疼痛比較敏感,成為慢性疼痛病患的機率更大。
    不過,女性在臨近分娩時的確對疼痛變得比較不敏感。
  • 400 公尺短跑紀錄:
    九歲男孩:1:00.87 十四歲男孩:46.96
    九歲女孩:1:00.56 十四歲女孩:52.68
  • 布朗也在男性病患身上看過局部 21- 羥化.缺乏症,但效果沒那麼引人矚目。布朗表示,大體來說,菁英運動員的內分泌系統與大多數成年人明顯不同。他說:「運動員有各種獨特的特徵,就荷爾蒙環境而言,他們就生得跟我不一樣。」
  • 研究運動員和睪固酮的生理學家克里斯提安.庫克(Christian J. Cook)說:「有個正在浮現的模式是,頂尖級的瞬間爆發力型菁英女運動員,睪固酮濃度往往和男性比較相近……那些女性往往很有本事藉由訓練增添爆發力。」庫克在 2013 年所做的小型研究發現,睪固酮濃度較高的女運動員,會比睪固酮濃度較低的夥伴選擇更劇烈的肌力訓練。
  • 我跟哈珀初次進行訪談,是為了 2012 年《運動畫刊》的文章〈跨性別運動員〉,這篇報導是我和帕布羅.托雷(Pablo S. Torre)一起寫的。我和帕布羅還採訪了凱.阿倫斯(Kye Allums),他曾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女子籃球隊員,也是史上第一位公開跨性別的 NCAA 一級男籃球隊選手。為了變成男性之身,阿倫斯最近開始注射睪固酮。他說他的手腳和頭部已經有所增長,聲音越來越低沉,開始長出少量鬍子,而且能夠跑得更快。醫學研究已經在病患身上發現,睪固酮的施打劑量,與增加的肌肉量和肌力之間有相依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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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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