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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生的刀下突然醒來?透過腦波,精準掌握麻醉的劑量——《麻醉之後》

臉譜出版_96
・2020/09/30 ・2062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530 ・七年級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 作者/凱特.科爾-亞當斯 (Kate Cole-Adams) ;譯者/ 呂奕欣

讓病人睡著是一回事,知道病人睡得多深又是另一回事。

要麻醉到什麼程度才夠?

早期的衡量方式是依據醫師能看見的跡象而定。一八四七年,約翰.斯諾 (John Snow,1813~1858,英國內科醫師,是麻醉學與公衛領域的先驅) 醫師提出乙醚麻醉的五個觀察等級,首先是欣喜 (exhilaration,也就是多話期) ,之後漸漸移向第五期(雖然最好永遠不要達到),也就是呼吸變慢、停止,進入死亡。

以手術而言,通常第三期已經足夠。

「這時自主動作會停止,在吸進麻醉氣體時,眼睛固定往上凝視,這時病人就能避免心靈受創的風險。」

醫師會依據病人的狀況判定麻醉觀察等級。圖/Pixabay

隨著新的藥物與氣體出現,監測法也在經年累月中改善。久而久之,複雜精密的儀器出現,可衡量體內的狀態,例如心率、血氧值,如此醫師能更能掌握病人的狀況。

時至今日,這五個連續期依然是許多麻醉醫師用來瞭解麻醉術的重要參考,也仍然是瞭解病人麻醉深度的實際指引。

這些指引有時稱為麻醉階段 (plane) 。事實上,這是依照可觀察到的身體跡象而定:病人聽到自己的名字時是否有回應,捏的時候會不會醒,醫師碰觸睫毛時會不會受到驚嚇。

五個連續期是麻醉醫師了解麻醉深度的重要指引。圖/Pexels

麻醉醫師面對「病人突然清醒」的威脅

在麻醉的早期發展階段,主要目標是確保醫師不會對病人施打過高的劑量。到了二十世紀中期,由於藥物與給藥方式的進步,焦點已經轉變。雖然仍有死亡風險,但已大幅降低,而麻醉醫師面臨的挑戰變成要確保病人確實失去意識

第一次和肌肉鬆弛劑有關的術中醒覺正式案例,是在一九五〇年發生。十年後,一項研究指出,術中醒覺的機率為百分之一點二,令人提高警覺。當然許多案例並沒有通報。

術中醒覺成為麻醉醫師的新課題。圖/giphy

因此,研究人員仍在尋求測量(無)意識的方法。在六〇年代中期,一位現在很知名的麻醉醫師發展出一種技術,測量病患肺部的麻醉氣體濃度,至今依然有許多人奉為圭臬。

到了八〇年代,依據身體自主神經系統(無意識且自動的)壓力跡象的量表出現了,能評估血壓、心率,及手術過程中病人臉頰偶見汗水與眼淚滑落,醫師稱之催淚作用。

但到那時,英國醫師維權聯合會 (Medical Defence Union) 不時聽到病人抱怨,他們在手術過程中是醒著,有時候還會疼痛。

當醫生正要摘下你的右眼時,你突然醒來

一九九八年一月,美國音樂家卡羅.維爾 (Carol Weihrer) 為了眼部手術而進行麻醉,而醫師正要摘除出現病變的右眼時,她醒了過來。維爾可怕的案例轟動一時,她提到自己對於所發生的事多麼驚慌,以及她在動手術之前與手術期間企圖向醫師溝通,卻徒勞無功,這些都有明確紀錄。

維爾估計,她在兩個小時四十分鐘的手術時間都醒著。她感覺到眼球從眼窩被挖出來,以及剪斷視神經纖維。

「再也沒有比那幾秒更黑暗的經驗,」她在二〇〇四年的一場會議中說道。

維爾在一九九九年開始推動「預防麻醉醒覺運動」(Anaesthesia Awareness Campaign),提高醫界對這問題的重視,也保護每年數以萬計,甚至數十萬在術中醒覺的病患。

現在,麻醉研究者開始探尋大腦本身,尋找可能的指引。

從「腦波」可以看見病人的麻醉狀況?

十九世紀後半,科學家已注意到兔子、狗與猴子腦部有節奏的電活動。接下來一個世紀,人類腦電圖開始發展。

監測腦波,成為麻醉醫師判斷病患的狀況的依據。圖/Pixabay

腦電圖是將電極片貼在頭皮上,記錄裡頭的活動,有點像把耳朵貼在牆壁上的一片玻璃來竊聽。這資訊並不完整,因為竊聽到的是最接近頭顱的電子訊號,但已足以分辨通稱為「腦波」的不同波段。

腦波會轉譯成彎彎曲曲的變化,包括醒來時尖起的波段,及沉睡或無意識時低而緩慢的起伏。邁爾斯就是利用腦電雙頻指數電極片,測量這些電壓波動。這些儀器的測量基礎在於,雖然醫師不清楚麻醉藥劑如何運作,但他們確實知道麻醉藥劑會改變腦電活動

——本文摘自《麻醉之後:揭開醫學中最奧妙難解、無人能清醒述說的感官與認知祕密》, 2020 年 8 月,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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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譜出版有著多種樣貌—商業。文學。人文。科普。藝術。生活。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他要的書,每本書都能找到讀它的人,讀書可以僅是一種樂趣,甚或一個最尋常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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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劑補好新冠預防保護力!防疫新解方:長效型單株抗體適用於「免疫低下族群預防」及「高風險族群輕症治療」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3/01/19 ・287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年歐盟、英、法、澳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針對台灣主流病毒株 BA.5 及 BA.2.75 具保護力。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3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藥名Evusheld
長效型單株抗體
Molnupiravir
莫納皮拉韋
Paxlovid
倍拉維
Remdesivir
瑞德西韋
作用原理結合至病毒的棘蛋白受體結合區域,抑制病毒進入人體細胞干擾病毒的基因序列,導致複製錯亂突變蛋白酵素抑制劑,阻斷病毒繁殖抑制病毒複製所需之酵素的活性,從而抑制病毒增生
治療方式單次肌肉注射(施打後留觀1小時)口服5天口服5天靜脈注射3天
適用對象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18歲以上)的輕症病患。發病7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孩童(年齡大於28天且體重3公斤以上)的輕症病患。
*Remdesivir用於重症之適用條件和使用天數有所不同
注意事項病毒變異株藥物交互作用孕婦哺乳禁用輸注反應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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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開刀時,大腦的同理心訊號超弱?別緊張!同理心是可以調節的——專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鄭雅薇
PanSci_96
・2023/01/10 ・4050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你有想過可以透過腦波,研究人類的同理心是怎麼運作的嗎?

小時候老師常說,「人之初,性本善」,這件事的真假可以透過科學驗證嗎?(摸摸自己的良心,就問你怕不怕)

讓我們從「社會認知神經科學(Social Neuroscience)」出發,或許可以給你一個想像不到的答案。

什麼是「社會認知神經科學」?

2000 年,美國心理學家 John Cacioppo 開始研究人類的「寂寞感(loneliness)」,專注於討論寂寞感對人身心健康的影響。「社會神經科學(Social Neuroscience)」、「社會認知神經科學(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一詞也因此誕生,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就此展開。

美國心理學家 John Cacioppo,開創了社會神經科學的領域。 圖/wikmedia

近似於認知神經科學( Cognitive Neuroscience),都是研究人類的心智,惟社會認知神經科學特別聚焦於「社會(social)」上,探討社交互動時人類心智的運作。

因為社會互動的複雜性,這也是一門跨領域的學科,範圍包括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哲學,或甚至數學或醫學等。

如何看到「同理心」?同理心研究的起源

人類對於同理心的好奇心一直沒有停過,但同情心沒有實體,他深藏在我們的內心,科學家要如何才能測量跟觀察呢? 2004 年,德國心理學家 Tania Singer,想到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來「看」同理心。

德國心理學家 Tania Singer,開啟了透過腦神經網絡研究同理心的先河。 圖/wikipedia

有別於以往用問卷去蒐集相關的資料,為了要有明顯的實驗標的,研究團隊選擇用「痛(pain)」這個刺激,並找來他們認為同理心最強的實驗人選——大學裡熱戀中的女生。他們請受試者躺在 fMRI 裡,先想像自己被電,再來看著幾何圖形想像自己的男朋友被電。

Tania Singer 等人觀察到,受試者想像自己被電,與想像男友被電時,腦中有部分重複產生反應的區域,前腦島(anterior insula)與前扣帶皮層(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她認為那就是人類的「同理心」。

但是他們也同時發現,當受試者想像他人被電時,大腦中感覺皮質,並沒有像自己被電時一樣產生反應。因此他們認為,當我們面對他人疼痛時,只能同理他的難過感受,並沒有辦法同理他的疼痛強度。

雖然這樣的結論,還有很多待討埨的地方,但  Tania Singer  用「痛」做的研究成為了一個很好的範例。科學家們受到啟發後,開始進行各種觀察自我疼痛與他人疼痛之間大腦反應的實驗(開始到處戳人)

編按:之後,發表在《Nature Neuroscience》的義大利的團隊,利用穿顱磁刺激儀(TMS,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重新去驗證看見他人疼痛時,感覺皮質是否真的不會參與?

這次他們直接讓受試者看到別人被針扎,以及被棉花棒碰一下。結果發現當受試者看到別人被針扎時,大腦的感覺皮質產生的電位下降比較大,相對于棉花棒,電位變化就沒有那麼大。代表我們對於他人的疼痛程度,還是可以同理的。

導致兩個實驗結果不同的影響原因,有可能是 Tania Singer 是請受試者看著符號想像別人被電,而並非真實到看被刺痛的影像。

這些看到他人疼痛,就會產生反應的腦區,就是人類平常處理同情心的地方嗎?但我們的大腦中,其實並沒有特定的區塊專門處理同理心。

這些看到他人疼痛,就會產生反應的腦區,就是人類平常處理同情心的地方嗎?但我們的大腦中,其實並沒有特定的區塊專門處理同理心。圖/pixabay

大部分人都會直覺性的認為,大腦的每個部分都有特定的作用,各司其職,但可惜事實往往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首先因為實驗中大部分都是用痛覺的刺激來做實驗,所以研究人員也就不約而同看到這些位置。這背後代表了,這些區域的工作可能也包含了我們對痛覺的反應與處理。

再者,人類的大腦功能多樣,但大小有限,所以每個腦區其實都是多工的。因此在研究中也會發現,這個腦區可能同時處理社交互動、決策,或者情緒之類的。

除了以上這 2 個原因之外,或許我們還需要問問「同理心是什麼?」

共感=同理心嗎?「情感同理心」與「認知同理心」

2006 年,有科學家發表了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這個詞 ,表示大腦中的前運動皮質與頂下小葉(Inferior parietal lobule)這兩塊偏管理動作的腦區,在看到別人做動作的時候也會有反應,就像兩個小朋友在玩模仿遊戲(Mirror game)一樣。

在看到別人做動作的時候也會有反應,就像兩個小朋友在玩模仿遊戲一樣。圖/giphy

有許多人也認為,鏡像神經元的機制可以完美的解釋,為什麼人可以理解另外一個人,甚至人與人之間是因此才有辦法進行社交互動。

但也有另一派人認為不是如此,他們太小看人類了,人沒有那麼簡單,同理心也應該是更為複雜的機制。

因此目前世界對於同理心的解讀分成了兩派,一個就是傳統上的「情感同理心」,或者稱之為共情。另外一派則認為同理心的機制應該更加複雜,在情感同理心之外,應該還有「認知同理心」參與,幫助人類設身處地推論、解讀他人的狀態,這背後也隱含了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縮寫為 ToM),對方的行為、意圖與心理都是理解的範圍。

同理心的機制,真的就是上面這樣了嗎?鄭雅薇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另一個答案。

醫護人員的「同理心」比較弱?

一開始,鄭雅薇教授找來了針灸科醫師為實驗對象——一個常常在扎人與看別人被扎的職業,她發現當受試者在工作時,他的前腦島與前扣帶皮層都沒有太大的反應,有反應的反而是負責控制的前額葉。

這代表醫療人員比較冷血,沒有同理心嗎?

其實並沒有,因為醫生填同理心的自評量表結果,與控制組是一模一樣的。這表明醫療人員也是充滿同理心的,只是他在面對專業時,必須收起自己的同理心。

針灸科醫師在工作時,他的前腦島與前扣帶皮層都沒有太大的反應。圖/elements

所以,「同理心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嗎?」從這個問題出發,鄭雅薇教授發現了在腦神經網絡中,也就是認知同理心與情感同理心之間存在一套調控機制。

為了更深入了解同理心的調節機制,鄭雅薇教授將研究對象的範圍擴大,從針灸科醫師延伸到護理師,發現了環境是一重要影響因素。當在醫院工作時,共情反應通常較低,但回到家後,共情的反應比較大。

鄭雅薇教授認為,認知同理心會去控制我們,在面對不同環境、不同對象的情況下,表現出不同的同理心的反應。比如當護理師在幫病人打針時,為了不讓自己過度共感而妨礙工作,她必須要把同理心收起來。同樣的,當外科醫師在幫病人開刀時,要是太過同理對方的感受,手術刀會更難劃下去。

從鄭雅薇教授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情心的運作其實比你想像的更複雜。 圖/鄭雅薇教授提供

相反的,若是病人在恢復室內,還沒有完全恢復,如果醫師沒有設身處地去理解他可能哪裡有狀況,有時候就會忽略掉身體出現的一些狀況。或者是身心科醫師,如果他沒有十足的同理心,會很難偵發掘到病人非常微細的一些變化。

由此可見,同理心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反射,背後隱藏一串複雜的調控機制。

但既然同情心如此複雜,需要認知同理心與情感同理心互相配合,那如果有人缺少其中一項會怎麼樣呢?

情感同理心是天生,但認知同理心是後天養成

從發展的角度,鏡像神經或者是情感同理心那一塊,我們一出生就有了。比如說,醫院的育嬰室如果有一個小孩哭,很快其他小孩也會哭成一片。但認知同理心的發展比較慢,因為其中還包含了心智理論,所以通常在 3 歲後才會慢慢發展成熟,有時候甚至到 10 歲才能趨於發展成熟。

醫院的育嬰室如果有一個小孩哭,很快其他小孩也會哭成一片。圖/elements

過去有許多人認為自閉症就是缺乏情感同理心,因此社交能力不好,眼睛也會不看人,或是目光接觸時會非常閃爍。鄭雅薇教授為此研究,結果發現自閉症患者是有情感同理心的,反而甚至有點太過。

跟健康組比起來,自閉症的情感同理心沒有什麼不同,但相對他的認知同理心是有困難的,所以他才會刻意去迴避別人的情感與眼神,因為少了認知同理心的調控,他人的情感對他而言會是無法承受之重。

既然缺乏認知同理心,會產生類似自閉症患者的反應。那缺乏情感同理心呢?

如精神變態、冷血殺手(psychopathy),是他無法將對方的痛苦與自己的痛苦連結,因此他對他人的遭遇比較冷感。在情感同理心缺乏的情況下,他們在認知同理心往往表現的很好。等於他雖然無法同理你的感受,卻能清楚知道你的處境。這也導致他們冷血,在傷害別人甚至是犯罪時,冷血,難以產生罪惡感。

但這不代表對痛覺比較不敏感的人,或者情感同理心較低的人就會缺乏同理心。有研究團隊就針對天生沒有痛覺的人實驗,發現他們的情感同理心反應雖然比較低,但在認知同理心上反應比較高。這也代表,情感同理心並非是認知同理心的基礎,這之間互相機制相當複雜。

透過腦波看一看,原來同情心這麼複雜

從整個同情心的運作機制來看,並不是只有「看到你哭,所以我哭」這麼簡單,後面其實還隱藏著一套後天發展的心智理論存在。情感同理心與認知同理心的相互作用,才是形塑我們同情心的核心,也才能讓我們在感知這個世界的同時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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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突然陷入沉睡,數月甚至數年不醒?醫生判定為放棄生存症候群——《謎病睡美人》
麥田出版_96
・2022/12/10 ・2870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就此陷入沉睡

如同我在報紙上讀到的女孩蘇菲,二十多年來,瑞典零零星星有數百個孩子陷入沉睡,諾拉和赫蘭便是其中之二。

延伸閱讀:明明身體沒問題,卻一直醒不過來?不該再被誤解的功能性神經症狀障礙——《謎病睡美人》

昏睡病的病程緩慢,不易察覺,這場大流行正式的醫學報告最早出現在二○○○年代初。病童一開始是變得焦慮和憂鬱,接著行為逐漸改變:先是不再和其他孩子玩,一段時間之後甚至不再玩耍。他們變得愈來愈退縮,最後沒辦法上學。他們話愈來愈少,最後不再開口,只躺在床上。

當他們進入最深的沉睡期,便不再進食,不再睜眼,完全不動,對家人和朋友的鼓勵毫無反應,似乎也感覺不到疼痛、飢餓或不適。

簡言之,他們不再與世界互動。

病童做了全面檢查,結果無一例外,全部正常。圖/Envato Elements

最早出現症狀的那些孩子曾入院,醫生給他們做了電腦斷層掃描、血液檢查、腦波檢查,甚至做腰椎穿刺抽脊髓液檢查。結果無一例外,全部正常。

儘管這些孩子對外界毫無反應,腦電圖卻像健康人一樣出現「醒—睡」週期。情況最嚴重的一些孩子轉入加護病房,由醫護人員嚴密觀察,但還是沒人能喚醒他們。

因為查不出病因,醫院能提供的幫助十分有限。他們用鼻胃管為孩子餵食;物理治療師每天為他們活動關節,確保呼吸道暢通;護理師也定時為他們翻身,免得他們因為長期不動產生褥瘡。最後,住不住院對他們來說差別不大,許多孩子被帶回家中由父母照顧。

孩子的年紀從七歲到十九歲都有,較為幸運的沉睡數月,更多人過了數年才醒過來,其中一些直到現在仍未清醒。

昏迷?沉睡?還是放棄生存

這病症是何時出現的,以前從未遇過,所以也沒人知道該怎麼描述它。稱之為「昏迷」,似乎不盡正確:昏迷指的是陷入深層的無意識狀態,但一些孩子好像還是察覺得到周遭變化,檢查顯示他們的大腦對外界刺激有反應。

稱之為「沉睡」,也不太對:睡眠是自然的,但這些孩子並非如此,他們怎麼也叫不醒。

最後,瑞典醫生群決定用「淡漠」(apathy)來形容這種症狀。依瑞士精神病學家卡爾.雅斯培的定義,「淡漠」是沒有感覺、無意行動,苦樂無動於中,全然不受情感或其他事物所動。醫生群認為這個描述符合他們見到的狀況。

幾年後,「淡漠」成為正式的醫學名稱——瑞典文 Uppgivenhetssyndrom 字面意義是「放棄」,中文譯為放棄生存症候群(resignation syndrome)。

醫生群將這種症狀形容為「淡漠」,正式名稱為放棄生存症候群(resignation syndrome)。圖/Envato Elements

站在諾拉床邊,我覺得這個名稱不失精準。奧爾森醫生掀開諾拉的洋裝,露出她的腹部,讓我看她緊身褲裡還包了尿布;諾拉毫不抗拒這侵犯之舉。她一隻手垂在床邊,狗過來用鼻子拱她的手,她還是沒有反應;奧爾森醫生輕壓她的腹部,拿聽診器聽,接著又聽聽她的心臟和肺部。不論是檢查、奧爾森醫生的親切閒談、屋裡的陌生人,還是狗在房內走來走去,統統沒有引起任何一點反應。

現代醫學的運作邏輯

奧爾森醫生不時轉頭對我說檢查結果。

「心率九十二,偏高。」

我聽了一陣不安,又難過起來。我也覺得九十二偏高,不像沒有情緒、超過一年文風不動的孩子的心率。這個數值顯示她處在情緒激發狀態——換句話說,和淡漠恰恰相反。心率是由自律神經系統控制的,不受意識操控。副交感神經在我們休息時將呼吸和心跳放慢;交感神經系統在危機時啟動戰或逃機制,加快心跳以準備行動——諾拉的身體在準備什麼呢?

奧爾森醫生捲起諾拉的袖子量血壓,她還是動也不動。

「一百,七十一。」奧爾森醫生對我說。這倒是孩童休息時的正常數值。她抬起諾拉的手讓我看看它多麼無力,她一鬆手,那隻手臂就直直落回床上。我看過一些奧爾森醫生的報導,她曾把冰袋放在這些孩子的皮膚上,看看他們會不會有反應。

我也看過報紙上的一張照片,一名放棄生存症候群的病童敞著的肚子上放了一包冷凍蔬菜。

我讀醫學院時學過,疼痛刺激是評估病人有沒有意識的標準程序;但我現在不這樣做了,因為我漸漸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殘酷檢測。所以,我很高興奧爾森醫生並不打算為我再做一次這種測試。孰料她轉向我,要我為諾拉做些檢查。

我遲疑了,我是醫生沒錯,但我不是諾拉的醫生。我向諾拉的母親望了一眼,她還是站在床尾。我們兩人語言不通,之前短短的幾句對話都是透過奧爾森醫生。她似乎很高興我來訪,但我多希望能不經轉傳直接和她聊聊。我們圍在床邊的一群人語言太多,彼此之間的關係又各有不同,我很難捉摸房裡的氣氛。

透過各式檢查,希望能為診斷增添分量。圖/Pexels

奧爾森醫生挑挑眉毛問我:「不然妳來這裡做什麼?」

問得好,一時之間,我也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在這了。在執業生涯中,我其實見過不少和這兩個孩子有點類似的病人;她們哪一點特殊到讓我覺得非跑這一趟不可?我本來到底想得到什麼?

奧爾森醫生用拇指輕輕撥開諾拉的眼瞼,諾拉的眼睛上翻,只看得到眼白。「貝爾現象。」奧爾森醫生說。

貝爾現象是閉眼時的正常反射動作:眼球會在眼瞼閉上時向後翻。但奧爾森醫生是刻意撐開諾拉的眼睛,不讓她閉上,所以我看到的是這孩子抗拒睜眼的證據。她的眼球之所以後翻,是因為她正試圖讓眼睛闔上。這到底是無意識的反射動作,還是諾拉其實是更主動地抗拒溝通呢?

「試看看嘛。」奧爾森醫生進一步慫恿我:「妳才是神經科醫生,對吧?」

我想起我為什麼會來這裡了。奧爾森醫生是已經退休的耳鼻喉科醫生,她亟欲幫助這兩個孩子,多給這家人一些支持。她歡迎我來訪,是因為我是神經科醫生,她希望我能解幫助她們,好像諾拉不吃不動躺在床上一年半這事本身,還不夠奇特到讓她得到需要的幫助。找神經科醫生這種腦部疾病專家來看看,說不定能為診斷添點分量——至少奧爾森醫生希望如此。

這便是現代醫學的運作邏輯:疾病(disease)才能引人矚目,病症(illness)如果不能找到證據證明它是疾病所致,就不會受到關注。
所以在醫學疑難雜症中,心理問題、心身症、功能性疾病是最不受重視的。

——本文摘自《謎病睡美人》,2022 年 11 月,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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