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仙人掌

前陣子有則新聞，大意是在說，綜藝天王吳宗憲又被媒體提問他旗下藝人兼好友的辛龍在喪妻之後的近況。

吳做了大概以下回應，他表明「有給他最後通牒，本來要他今天帶女兒來探班，但還是比較困難一點。」，並開始接者說：「孩子還包著尿布，未來還很長，一定要走出來，不可以窩在那裡。」

最後開始以自身作為「克服難關的例子」，說自己是「帶子郎」接著說：「我比他辛苦多了，最困難的時候，一個人要帶 4 個孩子，還要照顧爸媽，養家活口，我都走過來了，他要加油。」

貿然要求「結束悲傷」，只會帶來更大的傷害

以上的言論可看出一番好意，他是想讓正在歷經喪妻之痛的辛龍趕快恢復一些往日的社交、工作，另外他也常常打電話關心這位好友。

但我看到這裡，覺得其實以心理諮商與輔導學門來看，有些態度是比較偏向負面教材的。而我相信很多人在陪伴正在經歷重大失落事件的朋友，也常常用這樣的「鼓勵」方式做處理，要求當事人趕快「節哀」、「重回正軌」、「這樣悲傷是沒用的，想想你還在世的家人與朋友」等等。

然而這樣的勸告，不太能幫助當事人走過傷痛，因為任何的悲傷復原與療癒理論，都奠基於當事人體驗、接受悲傷為基點。例如 Worden 四個哀悼任務模式、Rando 三期 6R 悲傷復原任務。

• 延伸閱讀：悲傷不是盡頭，只要你願意繼續向前走！淺談悲傷五階段

強制要求當事人「結束悲傷」，通常是無法達到真正克服傷痛，更可能導致當事人封閉自己的心靈，使得悲傷帶來的強烈情緒無法釋放。以榮格等心理動力學說來看，重大的失落事件，會成為一種經驗創痛時刻的意象，稱為「情結」，若我們將此感覺與記憶冰凍起來，它會被我們埋藏在無意識之中，進而導致人格的僵固或是經由心理防衛機制轉化成其他問題行為。

如何陪伴悲傷？先破除四大迷思

李佩怡老師在其合著的《導引悲傷能量：悲傷諮商助人者工作手冊》中寫到，在悲傷治療團體中，參加者往往會對悲傷有的四大迷思。我認為其實這不只那些參加者會有的迷思，更可能是社會大眾普遍的看法，在這裡一併幫大家整理，讓我們一起破除這些對悲傷的迷思吧！

1. 悲傷痛苦在喪禮完畢後，就應該結束
2. 時間會療癒悲傷，因為你會漸漸淡忘你所失去的
3. 失去我們所愛的家人，你我悲傷都一樣
4. 悲傷無用論

從上述可以得知，我們對於悲傷的看法從時間上、功用上、型態上是有偏見的。我們認為悲傷的時間要短、功用無用、大家的悲傷都一樣。

然而悲傷治療大師 Worden 表明，我們每個人的悲傷反應、療癒時間，每個人會因以下情況而有所不同：

1. 與逝者間依附品質
2. 逝者死亡形式
3. 過去的生命史與家庭史
4. 人格因素
5. 社會支持
6. 其他的壓力等影響

綜合來說，可以以辛龍為例子，像是他與妻子鶼鰈情深，如同吳宗憲在新聞受訪所言「這件事情需要更長的時間，甚至是一輩子，我們也羨慕有這樣的真愛在。」這樣如此深厚的依附情形，自然難以接受另一伴離世的事實，如同自己的世界崩裂一般。

此外，妻子離世的事情被鎂光燈聚焦、又有一名愛女的情緒與生活需要照顧，自然形成一股壓垮人的龐大壓力。這些必然形成一個漫長的療癒之路。

做個真誠的陪伴者：樸實、謙卑、耐性

西雅圖大學教授 G.Kunz 提出過治療者所應具備的三個倫理責任：樸實、謙卑、耐性。

我想身為每一個陪伴在苦難者身邊的人，都需要這三項，畢竟阿德勒也曾說過：「助人就是穿著他的鞋陪他走一段。」也就是說，我們對於那些心裡痛苦的人，要尊重他的療癒步調、方式，畢竟是穿者「對方的鞋」，陪對方走「他自己的路」，而對於經歷重大悲傷者更該如此。

參考資料

1. 李玉嬋等合著《導引悲傷能量：悲傷諮商助人者工作手冊》，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 悲傷不是盡頭，只要你願意繼續向前走！淺談悲傷五階段，泛科學
3. 李琇婷、呂旭亞〈悲傷剝奪概念簡介：談諮商師的悲傷剝奪經驗 ：談諮商師的悲傷剝奪經驗〉，台灣心理諮商季刊
4. 李佩怡〈生命整合之道－榮格思想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提供的洞見（二）〉，諮商與輔導月刊，天馬文化
5. 吳宗憲自封帶子郎 最後通牒辛龍走出來，中國時報

•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達文西留下的大批手稿能在當時發表，人類的科技發展，能提前半個世紀！
• 針孔成像原理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被發現，歷久彌新，不必對焦，無論遠近都能有較為清晰的成像。
• 昆蟲的生命極其短暫在生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牠們維持地球生態平衡與食物鏈有極大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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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說話有什麼難的？語言學家是在研究什麼？》
• 作者 / 顧可漢｜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說話是複雜且精確的動作

當你說你是語言學家的時候，人們通常會很困惑，有人可能以為你會說很多種語言，有人可能覺得你對非標準的說話方式很感興趣，這都代表人們很難把語言視為一個物件：一個需要了解更多的物件。人們會覺得，你說一些事，我聽懂了，還有什麼好多說的？

說話或許是個不費力、不須多做解釋的活動，然而這樣的想法完全忽略了其中生理與認知的複雜性。跳探戈、彈小提琴、花式溜冰這些生理活動都不比說話複雜，說話牽涉到 100 多種以上的肌肉，交互使力造成的一系列快速且精確的動作。我們都沒有察覺到我們在幼兒時期累積了廣大的語言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內隱的（tacit），也就是不易覺察到的，卻造成我們即使不知道詞性、句法等規則，依然可以說出完美的句子。

語言學家解析語言的結構

語言學家嘗試解析語言的文法，通常他們會專門研究文法的特定面向，如，音韻學、構詞學、句法學……。現存最古老的文法紀錄是 2500 年前由波你尼（Pāņini）編寫的梵語語法，包含了句法、構詞、音韻等層面。

每個語言學家研究的語言範圍都不盡相同，有的只研究相近的語言，有的研究一些差異頗大的語言，以了解它們的異同。

語言學家還會聚焦在一個特定的語言特質，接著比較這個特質在一大群語言中如何表現，也就是類型學（typology）。

如果語言學家研究的是一個尚未被記錄的語言，設法按照語言學的科學標準描述這種語言，並將其口頭和書面文學形式記錄下來，甚至為這種語言編撰辭典和語法書，這種研究稱為「語言檔案編制」（language documentation），很可能會占去研究者大半的人生。

音韻學家則聚焦在語言的語音結構，除了建立語言的語音庫藏，他們還會查究音節、字、句子如何組成。

社會語言學家探討的是社會、地理等因素如何造成語言差異，他們也試圖追蹤語言變化在音韻、構詞、句法等層面如何發生。就像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語言的演變」那一段提到的，這種研究屬於「差異社會語言學」（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語意學：不僅要考慮文法，還要考慮語境

語意學研究的則是語言的意思。在英文，單詞的意思通常與句子的意思有所區別。「意思」（meaning）這個字其實不好定義，比如說英文的「school」（學校）是一個有教育功能的建築物，但當有人說「The school is closed.」（閉校了），這時他指涉的是處理教學計畫的組織；而在「The school had a good influence on its pupils.」（學校對學生有良好的影響）這樣的句子，指涉的事物比較偏向教學的方法；若是在「The school unanimously agreed.」（整校一致同意），代表的是跟學校有關的學生與老師；不過也有只指涉一些學生的時候，如：「Our school came second in the chess tournament.」（我們學校在西洋棋賽得了第二名）；如果有人跟我說「The school of life is life itself.」（學習就是人生），那我會理解為他在闡述「學習的經驗」。

綜合上述可知，一個詞可以有許多引申含義，不過究竟他們是如何被文法規範，依然不清楚。詞意事實上大部分反映著一個人的生活經驗，也就是「對世界的了解」。語意學家的工作之一便是分辨什麼是文法語意（grammatical meaning），什麼是語用語意（pragmatic meaning），也就是語境對語言含義產生的影響。

句法，也就是句子的文法。句法結構定義句子裡有不同位置讓字詞可以填入，且讓彼此之間有不同的語意關係。這也就是為何「John kissed Mary.」（約翰親了瑪莉）及「Mary kissed John.」（瑪莉親了約翰），只要交換了「John」與「Mary」的位置，意思就截然不同，即便它們的句法結構與用的字都一模一樣。不過句法也會受到語用的影響，像是「policemen are getting younger.」（警察越來越年輕了），由於沒有比較的子句「than X」（比……），因此一定要應用語用的知識來讓句義完整。有了「policemen」，聽者會知道這句話是限於警察間的比較，那可能就是不同梯次上任的警察，此句應該就是指每年都有新進警察，畢竟沒有一個人會隨著時間而越來越年輕。

語言中的聲音辨識

流利說話時，每秒大約會說三個字，而且還能準確地在腦裡從三萬多字中挑出需要的字，說話者是如何這麼快找出這些字的？聽者又是如何這麼快辨識出他們聽到的是什麼？

Pim Levelt在荷蘭紐梅因馬克斯普朗克心理語言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in Nijmegen）至今已 35 年，啟發了許許多多的心理語言學家，他致力於解答人類說話時「文字提取」（word retrieval）的謎團，發現語意相近的語境，更能增加說話者找到單字的速度，另外發音相似的字也能增加找字速度，也就是說語意與發音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它們各自都對文字提取有幫助（facilitation）的效果，而且類似效果在任何語言都看得到。

另外，不同語言辨識聲音的方法都不盡相同，這是因為每個語言常用的聲音、音韻規則都不同。例如說話時聽到的聲音是像這樣：[mɛərihædəlɪtllæmuːzfliːswəzwaɪtəzsnəʊ]，中間沒有停頓，但這串東西其實只是「Mary had a little lamb whose fleece was white as snow」（瑪莉有隻毛似白雪的小羊）。英文是一個有重音的語言，開頭是重音的單字數量大概是非重音開頭的三倍，字詞辨識（word recognition）大部分是依賴找到字詞的開頭，因此在英文，透過重音，能最快在像上述的一串聲音中辨識出字詞，其他的語言也有類似這樣的常見規律性。很明顯，這也是為何外語學習者常常會覺得很難理解學習中的外語。

承上，這也帶到最後的主題：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分為母語及其他額外的語言習得。兒童語言習得的研究，都是在追蹤兒童如何發展出他們的語言感知偏差（perceptual bias），隨著孩童長大，他們會越來越聚焦在語言中區分語意的不同聲音，並忽略不會造成感知差異的不同聲音。

當然，兒童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與新學習的語言有不同的感知偏差，造成了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眾所皆知的「轉移」（transfer）效果。例如講西班牙語長大的孩子，實際上聽不出來英文中「cut」和「cat」之間的區別，因為母音 [ʌ] 和 [æ] 在他的母語裡是屬於同一個感知類別。缺乏語言差異的覺察意識，很可能造成戲劇性的效果。例如在香港，人們去做禮拜唱聖歌時，會唱著「我的豬」，但他們其實是想唱「我的主」，使得孩子們得憋著咯咯笑。唱聖歌時，不同音節的音調必須是平穩的，也就是說不能讓音高升高或下降，但很不巧的，粵語剛好有揚升調：[zye35]（主），以及高平調：[zye55]（豬）。

結語

語言能力在智人的基因中出現，造成了我們與其他物種有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大部分的情況這都是無法預測的，在家附近圈養一小群雞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會想像得到，在 1 萬 2 千年後，牠們會變成 249 億隻雞。因為人類的天敵，像是獅子與老虎，從我們的棲息地中消失了，我們不再將自己視為居住在全球生態系統中的一份子，目前的大流行病算是提醒了我們，人類依然與病毒共存在同一個棲息地。我們的科技發展提供了大眾能獲取的龐大資訊，但我們沒有想到錯誤資訊也會大量產生，亦沒有發覺國家機關可能會審查正確資訊與散播錯誤消息，甚至搜集我們希望保密的資訊，進而潛在地威脅到我們的自由。

儘管對一般人來說，將人類語言視為可用科學方法檢視的物件可能有些困難，但語言已被證實是一個複雜的現象。研究的領域也擴散到各個面向，例如我們如何習得一個語言？語言如何變化？語言跟群體的文化有何關聯？我們如何發音？我們如何解讀聽到的聲音？還有我們如何習得另一個語言，以及這兩個語言在腦裡有何相互作用？

對大部分的語言學家而言，研究重點是語言的結構，也就是文法，它規範著詞句的型態，以及它們的發音與音韻變化。根本的議題並不只有定義結構的構成，還要考慮跨語言間的差異，以及在這些不同文法中的所有元素。隨著現存 7000 種語言之中有一大部分在漸漸消失，使得記錄並分析尚未記錄下來的語言這件事十分緊迫。如此龐大數量的語言，相較之下，語言學家的數量稍嫌不足，加上能提供資金的科學機構間也普遍沒有意識到這個情況的緊迫，共同導致了目前這個令人擔憂的局面。

•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達文西留下的大批手稿能在當時發表，人類的科技發展，能提前半個世紀！
• 針孔成像原理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被發現，歷久彌新，不必對焦，無論遠近都能有較為清晰的成像。
• 昆蟲的生命極其短暫在生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牠們維持地球生態平衡與食物鏈有極大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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